的”草地上的午餐”。
我說了來自外部的危險。
來自内部的危險也一樣。
如果我對來自外界的意外防護得好好的，誰又能料到我是不是會因為一次突然出現在我内部的意外，因為某種内部的災禍，即在為撰寫這部作品所需的好幾個月過去之前使我不得不放棄利用這個恩惠呢？
過一會兒，當我經過香榭麗舍，走在回家的路上，誰又能對我保證說我不會遭受有一天下午落到我外祖母頭上的那種災難呢？那天下午，也是在香榭麗舍，她帶我出來散步，沒想到那竟是她最後的一次散步，在這種一無所知中，我們的一無所知中，時針指到了她不知道的這個點上，當即，脫鈎的發條就敲響了喪鐘。
也許當第一記鐘聲已在醞釀之中的時候，對于這記鐘聲敲響前那一分鐘已快走完的恐懼，也許對将在我大腦裡啟動的這一擊的恐懼（這種恐懼就是對即将發生之事模模糊糊的感知），就象動脈血管抵禦不住前處于不穩定狀态的意識中的大腦的一種反應，有些受傷者，盡管醫生和生存的欲|望都在竭力欺瞞他們，仍然有可能清醒地意識到死亡的降臨，接受死亡，說：”我要死了，我已經作好了準備，”
并且寫下給他們的妻子的訣别。
而這确實也是件怪事兒，它以一種我絕對想不到的形式，發生在我開始撰寫我這部著作之前。
有一天晚上我出門去，人們覺得我臉色*比從前還好，因為看到我居然還完美地保留着我那一頭黑發而感到驚訝。
然而在下樓時，我有三次差點兒摔倒在地。
那次出門總共不過二小時，可當我回來的時候，我感到自己不再有記憶、思維、力量，已失去任何存在。
人們就算來看我，奉我為王或者抓住我、逮捕我，我都會一聲不吭地聽之任之，眼睛也不睜開，就象坐船橫渡裡海、暈船暈得昏天黑地的人，你就是對他們說要把他們抛進大海，他們也不會稍稍表示一下反抗。
嚴格地說我并沒有病，可我覺得自己什麼事都幹不成了，就象有些老年人會碰上的，前一天動作還挺靈活，自從大腿骨折或拉了次肚子後還能在床上過一段時期，可是這段時期或長或短已經隻能是從此勢如破竹的死亡的準備階段了。
以前，我曾去參加那種被稱作野蠻人宴會的城裡的午餐，在這些宴會上男子們穿一身白，女士們則半裸着身子，戴着羽飾，對他們而言種種價值全都被推翻了，如果有人答應而沒來吃飯，或者直至上烤肉的時候才姗姗來到，那他就象是犯了科作了案。
罪孽比大家吃飯時輕聲談到的例如新近作古者的傷風敗俗之舉還嚴重。
唯一可以不來的理由是死亡或沉疴不起，但要及時通知說人已奄奄一息，以便邀請第十四位來賓，這個我還在我身上保留着他的重重顧忌，但已失去了他的記憶。
相反，另一個我，那個構思了他的作品的我卻在回憶着。
我曾接到莫萊夫人的一份邀請并得知薩士拉夫人的兒子死了。
我決定從這段時間中抽出一個小時向莫萊夫人表示歉意和向薩士拉夫人表示慰唁。
過了這段時間我會再也說不出一句話，舌頭僵硬得象我臨終時的老外婆，牛奶都吞不下去。
可是才過了片刻，我便忘了我自己該做什麼。
忘得好，因為我著作的記憶正警戒着，它将利用轉歸于我的殘存時間奠定我剛着手的基礎。
不幸的是，我剛拿起稿本準備寫作的時候，莫萊夫人的請柬掉出來，落在我面前。
當即，那個健忘的、然而對這一個具有壓倒優勢的我，象參加城裡午餐的所有那些謹小慎微的野蠻人都會做的那樣，推開稿本，給莫萊夫人寫信（再者，如果莫萊夫人得知我把答複她的邀請看得重于我創造者的工作，她還會十分器重我的）。
我複函中有一個詞使我蓦然記起薩士拉夫人失去了她的兒子，我給她也寫了封信，就這樣，為了顯得禮貌周全和顧重情義這種矯作的義務而犧牲了現實的職責之後，我精疲力盡地倒下了，我阖上雙眼，隻好渾渾噩噩地再過它一個星期。
如果說我的這種勞而無功的義務–我準備為此犧牲真正職責的那些義務才幾分鐘就統統從我的腦海裡冒将出來的話，我有所建樹的想法卻一刻也沒離開過我的心頭。
我不知道那會不會成為一座教堂，讓信徒們能在教堂裡漸漸地學習真谛和發現和諧、大全景，或者那會是永遠不可能進出的地方，象建造在海島頂巅的德落伊教①祭司的紀念碑。
然而我已決定為此奉獻出那些仿佛在依依不舍地離我而去的力量，依依不舍仿佛就為了讓我有時間在修完周圍的通道後關上”墓門”。
不用多久我就能拿出幾幅草圖來了。
這些草圖誰看了都莫名其妙。
即便是那些對我的真理感知、對我希望過後能镌刻在神廟裡的真理感知抱有好感的人都看不懂，他們祝賀我用”顯微鏡”發現了那些真理，其實恰恰相反，我用了一台天文望遠鏡才隐隐瞥見一些實在很小的東西，之所以小是因為它們距此遙遠，它們每一個都是一個世界。
就是在我求索偉**則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