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喬治·菲貢三十五歲，這時他獲得減刑釋放。
在十八歲到三十五歲之間，他在監獄裡度過十四年又七個月。
在他的故事裡總有點什麼始終讓我受不了，那就是他的結局，他的死。
我這裡是舊事重提，想講講這個人。
當菲貢獲釋得到自由之後，曾經有幾個星期是幸福的。
突然一下，又出了問題。
有一天，煩惱降到他頭上，從此不論在哪裡總是糾纏不去。
一點辦法也沒有。
一直到他死，死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是讓警察局把他處死的。
菲貢是因為絕望才死的，他知道被捕坐牢這種事轉移到監獄以外，釋放對于他一無所用，也沒有可能向沒有進過監獄的人講這種事，監獄，這種剝奪，就是這麼一回事。
菲貢從弗雷納監獄出來，即陷入無法改變的孤獨之中。
我們聽他談，談幾個小時，幾天幾夜但是我們激動情緒一過，這個總在糾纏菲貢的故事也就從我們這裡煙消雲散，這種情況他并不是不知道。
因為親身經曆其事的人與聽他講的人兩者之間無疑必須有生活上的共同點才行，譬如工作，職業，道德，所從屬的政治，等等。
菲貢，他一直在寫一本關于監獄的書，如果是那樣，他的讀者也必須是他認識的監獄裡的犯人。
監獄與自由生活之間盡管有關連，但沒有共同點，相似性，甚至相去甚遠。
以至睡眠也各不相同，閱讀也是相異的。
如果說菲貢是幸福的，那是在他坐牢的時候，他在監獄裡曾經擔任圖書管理人，籌劃寫一本關于牢房有如侵入私室進行盜竊的書。
寫這樣一本書，在他看來就必須改變社會。
菲貢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