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4年6月把《情人》交給子夜出版社。
接下來我制作了一部影片，其後影片開拍，再後着手寫《痛苦》，後來我就病了。
《痛苦》出版的那一天，我住在醫院裡，揚給我帶來普瓦羅-德爾佩什①的評論，當時我正在進行人工呼吸。
這一次我心智喪失有一個星期之久，和85年4月那一次一樣。
我發發乎把一個年輕女護士殺掉。
劇情十分明确：那天晚上，一方面揚回到家中，我把我的幾個指環交給他帶走，以免在醫院被竊，這類事是經常發生的。
我對他說，就這樣吧，晚上，揚就去我家，帶着指環，就住在那裡了。
到了半夜，女護士本應前來給我治療的，可是沒有來。
我等她一直等到淩晨兩三點鐘。
接着，神志不清了，事情卻是一清二楚的，無可置辯，是肯定的：這個女護士和她的幾個所謂同事一起到了聖伯努瓦街，殺死揚，奪去我的指環。
①普瓦羅-德爾佩什，法國批評家。
天亮以後，我打開病房的窗子，我喊我要殺人，快來人。
沒有動靜。
後來有人告訴我，說我叫，聽是聽到的。
我又大喊大叫，我還不停地央求，毫無反應。
第二天清晨，護士來了，我躲在床單下拿着一把刀，這刀是我從家裡帶來的。
女護士驚呼叫人。
我同時也狂叫，我要死了，有人殺我。
來了一個護理。
他被吓壞了。
猛撲到我身上，把刀奪走——我也劃傷了。
由此開始，我相信我“知道”醫院的那些“醫生”把我給劫持了。
大概經過幾個小時，我和他們談判，說他們如何取得贖金，電話打給誰，報一個數目不要太大，必須按照我在這項罪惡買賣的行情價值幾何定出相當的數目。
所有這些胡話，現在已經記不太清，但可以稱奇的是那種邏輯非常清楚，指環與謀殺是貫穿情節。
我就是被這種邏輯明顯性牢牢釘死脫身不得。
肺氣腫發作，也會引起錯亂：大腦缺氧，就要出軌，神經錯亂。
在我發病前一個星期，醫院裡還有一個青年，他整整一個下午充當一場足球賽的裁判。
後來給他輸氧，就平服無事了。
醫生對他說出的一套諺語笑了很久。
可是，我害怕，非常怕。
别人對你講你自己，講你在心智喪失情況下說了什麼做了什麼，那是非常可怕的。
酒精中毒谵妄，在治療過程中，我記不清了，隻記得很少一點。
我在昏迷狀态下是說過朝話，不過，我常常是昏迷幾秒鐘。
相反，治療後出現的幻覺我卻記得十分完整。
幻象出現，就是在美國醫院開始的。
《印度之歌》變成了一條船。
無所謂，就在這裡再重複一遍。
上尉的女人住在對面屋頂壁爐煙囪上。
她是金發女人，色澤紅潤，有兩個藍眼睛。
她僅僅把頭伸出在煙囪之外。
上尉與她相距有兩米，在另一個壁爐的煙囪裡。
他和他的女人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