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道四年，禮部員外郎李焘言：“《統元曆》行之既久，與天不合，固宜；《大衍曆》最号精微，用之亦不過三十餘年，後之欲行遠也難矣。
抑曆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
仁宗用《崇天曆》，天聖至皇佑四年十一月日食，二曆不效，诏以唐八曆及宋四曆參定，皆以《景福》為密，遂欲改作。
而劉羲叟謂：“《崇天曆》頒行逾三十年，所差無幾，讵可偶緣天變，輕議改移？”又謂：“古聖人曆象之意，止于敬授人時，雖則預考交會，不必吻合辰刻，或有遲速，未必獨是曆差。
”乃從羲叟言，複用《崇天曆》。
羲叟曆學為宋第一，歐陽修、司馬光輩皆遵用之。
《崇天曆》既複用，又十三年，治平二年，始改用《明天曆》，曆官周琮皆遷官。
後三年，驗熙甯三年七月月食不效，乃诏複用《崇天曆》，奪琮等所遷官。
熙甯八年，始更用《奉元曆》，沉括實主其議。
明年正月月食，遽不效，诏問修曆推恩者姓名，括具奏辨，得不廢。
識者謂括強辨，不許其深于曆也。
然後知羲叟之言然。
願申饬曆官，加意精思，勿執今是。
益募能者，熟複讨論，更造密度，補治新曆。
”緣焘嘗承诏監視測驗，值新曆太陰、熒惑之差，恐書成所差或多，見譏能者，乃诏諸道訪通曆者。
久之，福州布衣阮興祖上言新曆差謬，荊大聲不以白部，即補興祖為局生。
初，新曆之成也，大聲、孝榮共為之。
至是，大聲乃以太陰九道變赤道别演一法，與孝榮立異于後。
秘書少監、崇政殿說書兼權刑部侍郎汪大猷等言：“承诏于禦史台監集局官，參算明年太陰宿度，箋注禦覽詣實。
今大聲等推算明年正月至月終九道太陰變赤道，限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具稿成，至正月内，臣等召曆官上台，用渾儀監驗疏密。
”從之。
五年，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程大昌、侍禦史單時，秘書丞唐孚、秘書郎李木言：“都省下靈台郎充曆算官蓋堯臣、皇甫繼明、宋允恭等言：‘厥今更造《乾道新曆》，朝廷累委官定驗，得見日月交食密近天道，五星行度允協躔次，惟九道太陰間有未密。
搜訪能曆之人補治新曆，半年未有應诏者，獨荊大聲别演一法，與劉孝榮《乾道曆》定驗正月内九道太陰行度。
今來二法皆未能密于天道，《乾道》太陰一法與諸曆比較，皆未盡善。
今撮其精微，撰成一法，其先推步到正月内九道太陰正對在赤道宿度，願委官與孝榮、大聲驗之。
如或精密，即以所修九道經法，請得與定驗官更集孝榮、大聲等同赴台，推步明年九道太陰正對在赤道宿度，點定月分定驗，從其善者用之。
’大昌等從大聲、孝榮所供正月内太陰九道宿度，已赴太史局測驗上中旬畢，及取大聲、孝榮、堯臣等三家所供正月下旬太陰宿度，參照覽視，測驗疏密，堯臣、繼明、允恭請具今年太陰九道宿度。
欲依逐人所請，限一月各具今年太陰九道變黃道正對赤道其宿某度，依經具稿，送禦史台測驗官不時視驗，然後見其疏密。
”
裴伯壽上書言：
孝榮自陳預定丁亥歲四月朔日食、八月望月食，俱不驗。
又定去年二月望夜二更五點月食九分以上，出地複滿。
臣嘗言于宰相，是月之食當食既出地，《紀元曆》亦食既出地，生光在戌初二刻，複滿在戌正三刻。
是夕，月出地時有微雲，至昏時見月已食既，至戌初三刻果生光，即食既出地可知；複滿在戌正三刻，時二更二點：臣所言卒驗。
孝榮言見行曆交食先天六刻，今所定月食複滿，乃後天四刻，新曆謬誤為甚。
其一曰步氣朔，孝榮先言氣差一日，觀景表方知其失，此不知驗氣者也。
臣之驗氣，差一二刻亦能知之。
《紀元》節氣，自崇甯間測驗，逮今六十餘載，不無少差，苟非測驗，安知其失？凡日月合朔，以交食為驗，今交食既差，朔亦弗合矣。
其二曰步發斂，止言卦候而已。
其三曰步日躔，新曆乃用《紀元》二十八宿赤道度，暨至分宮，遽減《紀元》過宮三十餘刻，殊無理據。
而又赤道變黃道宿度，婁、胃二宿頓減《紀元》半度。
在術則婁、胃二宿合二十八度，婁當十二度太，今新曆婁作十二度半，乃棄四分度之一。
室、轸二宿虛收複多，少數變宿，分宮既訛，是以乾道己醜歲太陽過宮差誤。
其四曰步晷漏，新曆不合前史。
唐開元十二年測景于天下，安南測夏至午中晷在表南三寸三分，新曆算在表北七寸；其鐵勒測冬至午中晷長一丈九尺二寸六分，新曆算晷長一丈四尺九寸九分，乃差四尺二寸七分，其謬蓋若此。
其五曰步月離，諸曆遲疾、朏朒極數一同，新曆朏之極數少朒之極數四百九十三分，疾之極數少遲之極數二十分，不合曆法。
其六曰步交會，新曆妄設陽準、陰準等差，蓋欲苟合已往交食，其間複有不合者，則遷就天道，所以預定丁亥、戊子二歲日月之食，便見差違。
其七曰步五星，以渾儀測驗新曆星度，與天不合。
蓋孝榮與同造曆人皆不能探端知緒，乃先造曆，後方測驗，前後倒置，遂多差失。
夫立表驗氣，窺測七政，然後作曆，豈容掇拾緒餘，超接舊曆，以為新術，可乎？
新曆出于五代民間《萬分曆》，其數朔餘太強，明曆之士往往鄙之。
今孝榮乃三因萬分小曆，作三萬分為日法，以隐萬分之名。
三萬分曆即萬分曆也。
緣朔餘太強，孝榮遂減其分，乃增立秒，不入曆格。
前古至于宋諸曆，朔餘并皆無秒，且孝榮不知王處讷于萬分增二，為《應天曆》日法，朔餘五千三百七，自然無秒，而去王樸用秒之曆。
臣與造《統元曆》之後，潛心探讨複三十餘年，考之諸曆，得失曉然。
誠假臣演撰之職，當與太史官立表驗氣，窺測七政，運算立法，當遠過前曆。
诏送監視測驗官詳之，達于尚書省。
時談天者各以技術相高，互相诋毀。
谏議大夫單時、秘書少監汪大猷、國子司業權禮部侍郎程大昌、秘書丞唐孚、秘書郎李木言：“《乾道新曆》，荊大聲、劉孝榮同主一法，自初測驗以至權行施用，二人無異議。
後緣新曆不密，诏訪求通曆者，孝榮乃訟阮興祖緣大聲補局生，自是紛紛不已。
大聲官以判局提點曆書為名，乃言不當責以立法起算。
不知起曆授時，何所憑據。
且正月内五夜，比較孝榮所定五日并差，大聲所定五日内三日的中，兩日稍疏。
繼伯壽進狀獻術，時等将求其曆書上台測驗，務求至當，而大聲等正居其官，乃飾辭避事，測驗弗精。
且大聲、孝榮同立新法，今猶反複，苟非各具所見，他日曆成，大聲妄有動搖，即前功盡廢。
請令孝榮、大聲、堯臣、伯壽各具乾道五年五月已後至年終，太陰五星排日正對赤道躔度，上之禦史台，令測驗官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