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定維揚曰《淮海濁》，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荊州曰《皇威暢》，取蜀曰《蜀山邃》，取廣南曰《時雨霈》，下江南曰《望鐘山》，吳越獻國曰《大哉仁》，漳、泉獻土曰《讴歌歸》，克河東曰《伐功繼》，征澶淵曰《帝臨墉》，美仁治曰《維四葉》，歌中興曰《炎精複》，凡十有四篇，上于尚書省。
書奏，诏付太常。
然夔言為樂必定黃鐘，迄無成說。
其議今之樂極為詳明，而終謂古樂難複，則于樂律之原有未及講。
其後，朱熹深悼先王制作之湮泯，與其友武夷蔡元定相與講明，反覆參訂，以究其歸極。
熹在慶元經筵，嘗草奏曰："自秦滅學，禮樂先壞，而樂之為教，絕無師授。
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知其說，而不知其為阙也。
望明诏許臣招緻學徒，聚禮樂諸書，編輯别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阙。
"後修禮書，定為《鐘律》、《樂制》等篇，垂憲言以贻後人。
蓋宋之樂議，因時疊出，其樂律高下不齊，俱有原委。
建隆初用王樸樂，藝祖一聽，嫌其太高，近于哀思，诏和岘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比舊樂始和暢。
至景祐、皇祐間，訪樂、議樂之诏屢頒，于是命李照改定雅樂，比樸下三律。
照以縱黍累尺，雖律應古樂，而所造鐘磬，才中太簇，樂與器自相矛盾。
阮逸、胡瑗複定議，止下一律，以尺生律，而黃鐘律短，所奏樂聲複高。
元豐中，以楊傑條樂之疵，召範鎮、劉幾參定。
幾、傑所奏，下舊樂三律，範鎮以為聲雜鄭、衛，且律有四厘六毫之差，太簇為黃鐘，宮商易位，欲求真黍以正尺律，造樂來獻，複下李照一律。
至元祐廷奏，而诏獎之。
初，鎮以房庶所得《漢書》，其言黍律異于他本，以大府尺為黃帝時尺，司馬光力辨其不然。
鎮以周鬴、漢斛為據，光謂鬴本《考工》所記，斛本劉歆所作，非經不足法。
鎮以所收開元中笛及方響合于仲呂，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
光謂此特開元之仲呂，未必合于後夔，力止鎮勿奏所為樂。
光與鎮平生大節不謀而同，惟鐘律之論往返争議，凡三十餘年，終不能以相一。
是時，濂、洛、關輔諸儒繼起，遠溯聖傳，義理精究。
周惇頤之言樂，有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鹹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
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
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後世禮法不修，刑政苛紊，代變新聲，導欲增悲，故有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不複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
程頤有曰："律者，自然之數。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
尺度權衡之正，皆起于律。
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秬黍之比也。
律取黃鐘，黃鐘之聲亦不難定，有知音者，參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
"
張載有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弦絕，木氣盛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
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深厚者能知之。
"此三臣之學，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
熹與元定蓋深講于其學者，而研覃真積，述為成書。
元定先究律呂本原，分其篇目，又從而證辨之。
其黃鐘篇曰：
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
黃鐘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
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先，不可得而見。
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
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
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權衡于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損益焉。
（其《證辨》曰：古者考聲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鐘也。
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
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适為準，莫若且多截竹以拟黃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内，每差一分而為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圍徑如黃鐘之法焉。
更疊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
苟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為黃鐘者信矣。
黃鐘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
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
晉氏而下，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至王樸專恃累黍，金石亦不複考。
夫金石真僞固難盡信，而秬黍長短小大不同，尤不可恃。
古人謂'子谷秬黍，中者實其籥'，是先得黃鐘而後度之以黍，以見周徑之度，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于黍也。
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亦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于秬黍，斯得之矣。
"）
《黃鐘生十一律篇》曰：
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醜、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
陽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陰數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
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位以居其沖。
其林鐘、南呂、應鐘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鐘、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陽自然之理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