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一
夫天有五氣以育萬物，木德以生，金德以殺，亦甚盭矣，而始終之序，相成之道也。
先王有刑罰以糾其民，則必溫慈惠和以行之。
蓋裁之以義，推之以仁，則震仇殺戮之威，非求民之死，所以求其生也。
《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遠罪，導以之善爾。
唐、虞之治，固不能廢刑也。
惟禮以防之，有弗及，則刑以輔之而已。
王道陵遲，禮制隳廢，始專任法以罔其民。
于是作為刑書，欲民無犯，而亂獄滋豐，由其本末無序，不足相成故也。
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歲時躬自折獄慮囚，務底明慎，而以忠厚為本。
海同悉平，文教浸盛。
士初試官，皆習律令。
其君一以寬仁為治，故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
獄有小疑，覆奏辄得減宥。
觀夫重熙累洽之際，天下之民鹹樂其生，重于犯法，而緻治之盛于乎三代之懿。
元豐以來，刑書益繁，已而憸邪并進，刑政紊矣。
國既南遷，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頗專行，而刑之寬猛系乎其人。
然累世猶知以愛民為心，雖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遺意蓋未泯焉。
今摭其實，作《刑法志》。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别有《敕》。
建隆初，诏判大理寺窦儀等上《編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條，诏與新定《刑統》三十卷并頒天下，參酌輕重為詳，世稱平允。
太平興國中，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
鹹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條，诏給事中柴成務等芟其繁亂，定可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條，準律分十二門，總十一卷。
又為《儀制令》一卷。
當時便其簡易。
大中祥符間，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條。
又有《農田敕》五卷，與《敕》兼行。
仁宗嘗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诏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
鹹平之所删，太宗诏令十存一二，去其繁密以便于民，何為不可？"于是诏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取《鹹平儀制令》及制度約束之在《敕》者五百餘條，悉附《令》後，号曰《附令敕》。
天聖七年《編敕》成，合《農田敕》為一書，視《祥符敕》損百有餘條。
其麗于法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有六。
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七十有一。
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
既頒行，因下诏曰："敕令者，治世之經，而數動搖則衆聽滋惑，何以訓迪天下哉？自今有司毋得辄請删改。
有未便者，中書、樞密院以聞。
"然至慶曆，又複删定，增五百條，别為《總例》一卷。
後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十有七條，《一路敕》千八百二十有七條，《一州》、《一縣敕》千四百五十有一條。
其麗于法者，大辟之屬總三十有一，流之屬總二十有一，徒之屬總百有五，杖之屬總百六十有八，笞之屬總十有二。
又配隸之屬總八十有一，大辟而下奏聽旨者總六十有四。
凡此，又在《編敕》之外者也。
嘉祐初，因樞密使韓琦言，内外吏兵奉祿無著令，乃命類次為《祿令》。
三司以驿料名數，著為《驿令》。
琦又言："自慶曆四年，距嘉祐二年，敕增至四千餘條，前後牴牾。
請诏中外，使言《敕》得失，如天聖故事。
"七年，書成。
總千八百三十四條，視《慶曆敕》，大辟增六十，流增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
又配隸增三十，大辟而下奏聽旨者增四十有六。
又别為《續附令敕》三卷。
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外。
熙甯初，置局修敕，诏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議更定，擇其可恒采者賞之。
元豐中，始成書二十有六卷，複下二府參訂，然後頒行。
帝留意法令，每有司進拟，多所是正。
嘗謂："法出于道，人能體道，則立法足以盡事。
"又曰："禁于已然之謂敕，禁于未然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
修書者要當識此。
"于是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為敕。
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
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
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凡五卷，有體制模楷者皆為式。
元祐初，中丞劉摯言："元豐編修敕令，舊載敕者多移之令，蓋違敕法重，違令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德。
而有司不能推廣，增多條目，離析舊制，因一言一事，辄立一法，意苛文晦，不足以該事物之情。
行之幾時，蓋已屢變。
宜取慶曆、嘉祐以來新舊敕參照，去取删正，以成一代之典。
"右谏議孫覺亦言煩細難以檢用。
乃诏摯等刊定。
哲宗親政，不專用元祐近例，稍複熙甯、元豐之制。
自是用法以後沖前，改更紛然，而刑制紊矣。
崇甯元年，臣僚言："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
今引例破法，非理也。
"乃令各曹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
尋下诏追複元豐法制，凡元祐條例悉毀之。
徽宗每降禦筆手诏，變亂舊章。
靖康初，群臣言："祖宗有一定之法，因事改者，則随條貼說，有司易于奉行。
蔡京當國，欲快己私，請降禦筆，出于法令之外，前後牴牾，宜令具錄付編修敕令所，參用國初以來條法，删修成書。
"诏從其請，書不果成。
高宗播遷，斷例散逸，建炎以前，凡所施行，類出人吏省記。
三年四月，始命取嘉祐條法與政和敕令對修而用之。
嘉祐法與見行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輕。
紹興元年，書成，号《紹興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記者亦複引用。
監察禦史劉一止言："法令具在，吏猶得以為奸，今一切用其所省記，欺蔽何所不至？"十一月，乃诏左右司、敕令所刊定省記之文頒之。
時在京通用敕内，有已嘗沖改不該引用之文，因大理正張柄言，亦诏删削。
十年，右仆射秦桧上之。
然自桧專政，率用都堂批狀、指揮行事，雜入吏部續降條冊之中，修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