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性的遊記，其中固然有以生動的比喻、形象的拟、親身的感受寫景狀物；同時還有在此基礎上生發而出的雄辯的駁論，透辟的說理。
全文如行雲流水，文理自然，姿态橫生，很能代表蘇轼散文文、情、理并茂的特點。
作者在文中強調耳聞目見進行實地考察的重要，反對主觀臆斷，草率盲從，這是科學的、重調查研究的态度。
但是也流露出封建士大夫沾沾自喜于一得之見（也表現在他對漁工舟師師的輕視上）的弊病。
後人也有以山上有洞，形如覆鐘非議他的。
如清俞樾在《春在堂随筆》卷七中記載他的親家彭雪琴侍郎曾“語餘雲：湖口縣鐘山有二，一在城西，濱鄱陽湖，曰上鐘山，一在城東，臨大江曰下鐘山，下鐘山即東坡作記外。
……餘居湖口久，每冬日水落，則山下有洞蜒如龍，峭壁上皆枯蛤粘著，宛然鱗甲。
洞中寬敞，左右旁通，可容千人。
最上層，則昏黑不可辨，燭而登，其地平坦，氣亦溫和，蝙蝠大如扇，夜明砂積尺許。
旁又有小洞，蛇行而入，複廣，可容三人坐，壁上镌‘丹房’二字，且多小詩，語皆可喜……蓋全山皆空，如鐘覆地，故得鐘名。
上鐘山亦中空，此兩山皆當以形論，不當以聲論。
東坡當日，猶過其門，而未入其室也。
”早在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羅洪先生在《念庵羅先生文集》卷五《石鐘山記》中就得出過這樣的結論。
他們于冬春江水下落時，進山調查，得出正确的結論，而蘇轼在農曆六月，江水上漲、山門被淹時探山，未能進山深入考察，結論難免片面。
盡管如此，他的《石鐘山記》仍不失不為一篇景、情、理俱佳的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