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前文所說，我的童年是在伊豆的小山村裡和阿葉姥姥一同度過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幾乎沒有多少與父母有關的記憶。
無論是關于父親還是關于母親，印象比較深刻的事大都發生在小學六年級以後。
阿葉姥姥是在大正九年（1920年）的一月去世的，那時我正在念六年級，而且還有三個月就要從小學畢業了。
按計劃，學校一畢業我就要搬去父親當時的任地浜松，到那裡去念中學。
這個安排我早已知曉，阿葉姥姥也是清楚的。
也就是說，就在我和阿葉姥姥在土倉中共同生活的漫長歲月接近尾聲的時候，就在我倆朝夕相處的日子隻剩最後三個月的時候，阿葉姥姥突然患上了白喉，在病床上苦熬了十來天便撒手人寰了。
與此同時，我也得了感冒，發着高燒，被送去了本家的二樓上養病。
阿葉姥姥的葬禮那天，我隻能在本家二樓的窗前，目送着送葬的隊伍漸行漸遠。
我的高燒還沒完全退，一下床便像踩在棉花上一樣渾身無力。
所以，我既未見過阿葉姥姥病中的模樣，也未見過她的遺容。
我簡直無法相信，送葬隊伍最前端那幾個人擡着的靈柩裡，就躺着阿葉姥姥的遺體。
本是一月下旬，正是最冷的時候。
那一天卻沒有一絲風，冬日的陽光靜靜地灑在每一個人身上。
雖然事先知道我父母的安排，但是真的要我離開土倉，從此和阿葉姥姥分隔兩地各過各的，無論是對我還是對她來說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也許正是因為不想面對這個難題，阿葉姥姥選擇在我倆即将分離之前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我遠遠地朝着阿葉姥姥的靈柩低下了頭，雖然沒有哭出聲，卻早已淚流滿面。
後來離開窗邊回到了床上，我也仍然任由淚水流個不停。
阿葉姥姥的死，就發生在我倆即将不得不分離的時候，一想到這一點，我更是悲痛難忍。
十三歲的我，已經完全能體會出這意味着什麼。
就在前一年，年輕的小姨媽阿町剛剛去世。
也就是說，我在兩年之内接連失去了兩位親人。
阿町要麼是在她的婆家，要麼是在她丈夫的任地去世的。
收到訃告時，我始終半信半疑，反而并沒有感到特别悲傷。
阿葉姥姥下葬的這天，是我第一次為别人的死而流淚。
阿葉姥姥去世後不久，我便轉去了浜松的元城小學念書。
中學的入學考試近在眼前，我的父母覺得，哪怕隻有幾天，多少感受一下大城市的小學的氛圍也是好的。
隻可惜，我那一年卻沒能考上浜松的中學，隻得去師範學校的附屬小學再讀一年。
我從小就不擅長考試，考高中也考了好幾年。
中學第四年沒能考上山形高中，第五年又沒考上靜岡高中，又複讀了一年這才考上了四高。
四高畢業後考大學，又沒能如願考上九州大學的醫學部，沒辦法隻好去法學部跟讀混了兩年，最後才好不容易考入了京都大學的文學部。
并且，别人念三年就能畢業，我卻花了整整四年。
這麼算起來，我在考學上足足比别人多費了五年的時間，其中的第一年，就是在小學升初中時浪費掉的。
或許是因為和阿葉姥姥在土倉度過的那八年，也就是我從五歲到十三歲的那八年，日子實在是過得太悠閑了吧。
不過嘛，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總之後來，我上了師範學校的附屬小學的高年級。
為了升初中而做了複讀生的那一年，我是和家人一起生活的。
所以，我關于父母的所有記憶，大緻都是從再次備考初中的這一年開始的。
隻可惜，第二年我剛考上浜松中學，父親就随部隊開赴西伯利亞去了内陸，一年後才回來。
回來沒多久，又被調去了台北出任衛戍醫院院長。
因為這個原因，我又再次與家人分離，被送到離老家更近的沼津去上中學了。
父母認為，今後父親的職務和任地定會經常變動，與其跟着他走南闖北不停轉學，還不如直接轉去沼津中學穩定下來，也多少離老家近一些。
這也正合我的心意。
這樣一來，我在浜松中學統共隻讀了兩年，這兩年是和家人一起生活的。
不過，其中一年父親不在身邊，家裡隻有我和媽媽及弟妹。
此後的中學生活，我就一直與家人聚少離多，大都是自己照顧自己。
總的來說，我的整個童年及青少年時期，似乎都與其樂融融的家庭生活無緣。
而且，青少年時期多少還能搜尋到幾段關于父母的記憶，至于幼年時期，這樣的記憶就更是微乎其微，而且不知何時早已變得模糊不清了。
記得兒時，我曾趴在故鄉老屋的古井邊上往裡瞧。
後來回想起當時奇妙而難以言喻的感受，我還曾賦詩一首。
記得當我趴在古井邊往裡看時，在背後扶住我的應該是母親，不過也不敢肯定。
我問了母親，她當然已經不記得還有這麼回事，自然也給不了我答案。
說起童年時期關于父母的回憶，大多是這樣的情況。
關于父親，我的記憶中還有這樣一個片段：在不停晃動的夜班列車的車廂裡，我和父親相對而坐。
這是哪一年的事，那是開往何方的列車，我都已經不記得了。
隻記得年幼的我曾跟着一身戎裝的父親乘坐過一次夜行的火車。
父親還健在的時候，我曾問過他這件事，父親卻說：&mdash&mdash是嗎？還有這樣的事？真是一點也不記得了。
我也問過母親，她也沒能給我一個确切的答案。
然而，我敢肯定的是，記憶中的這個片段絕不是夢境與現實的錯亂。
在兒時的衆多記憶中，這個片段是極具真實感的。
一身戎裝的父親在我對面的椅子上和衣而卧。
父親當時身着軍裝，我們定然坐的是二等車廂。
我也曾懷疑是卧鋪車廂，不過那時候是否已經有卧鋪還是個問題。
列車不知停在了哪個站，為了給我買盒飯，父親下車去了站台。
我留在車上，透過車窗看到了父親的身影。
深夜的月台冷冷清清，一個人影也見不着，隻有遠處有兩三個列車員的身影在晃來晃去。
我和父親所在的那節車廂好像停得離站台較遠，隔着空蕩蕩的站台能看到對面有一幢像座倉庫似的大房子。
借着月台上幾盞裸露的燈泡的微弱光線，父親沿着月台朝列車的尾部走去。
等待父親回來的這段時間裡，我一直坐立不安。
過了一會兒，父親終于回來了。
他遞給我一盒飯和一瓶茶水就回到方才的座位上躺下了。
父親還把一塊浸濕的手絹搭在額頭上，可能有點發燒。
僅有的這一點殘存的記憶，令我每每回想起來，隻感到一陣難以言狀地哀愁，更能體會出一種父與子之間所特有的
無聲而深沉的愛。
不過，這也許并不僅僅是多年後的我對遙遠記憶中的一幅畫面所産生的感受，而更像是獨自行走在月台上的父親的身影在當年年幼的我心中所發的觸動。
在關于那一夜的遙遠記憶被喚醒的同時，那顆深受觸動的幼小心靈也幡然蘇醒了。
父親從東京軍醫學校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去靜岡。
這次旅行也許就發生在我們正準備從東京搬去靜岡的時候。
這樣的話，那天晚上隻有兩種可能：恐怕因為什麼緣故，要麼是父親帶着我先行一步，要麼是母親他們先去了靜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