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拉羅什富科公爵、阿古爾親王和貝裡公爵，在聖西門的筆下是同自己的仆人們一起生活的，而仆人們則從他們身上刮到一大筆錢，他們同仆人們一起打牌，那些大貴族去拜訪他們時，看到他們同仆人們親密無間地坐在一起打牌或喝酒，感到十分尴尬。
絮比安補充道：”這主要是為了使他避免麻煩，因為正如您看到的那樣，男爵是個大孩子。
現在他在這裡想要什麼就有什麼，即使這樣，他有時還要淘氣。
象他這樣慷慨，在現在這時候往往會出事。
有一天，男爵答應把許多錢送給一個旅館服務員，不過要他到男爵家裡去，不就把他吓得要死？（到男爵家裡，多不謹慎！）這小夥子喜歡的隻是女人，當他了解要他幹的事時，才放下心來。
他聽到答應給他這麼多錢，還以為男爵是間諜。
但當他知道要他出賣的不是自己的祖國，而是自己的肉體時，他才感到松了口氣，這件事也許不大道德，但風險卻比較小，而且幹起來更加容易。
”我聽着絮比安的話，心裡在想：”德·夏呂斯先生不是小說家或詩人，多可惜呀！不是為了描寫他将會看到的事，而是一個夏呂斯對性*欲的态度，會使他周圍的人議論紛紛，迫使他嚴肅地對待生活，并把感情置于快感之中，使他不會停止、固定在一種對事物諷刺和外在的看法之中，并在他身上不斷接通痛苦的電流。
當他作出愛情的表示時，即使沒有進監獄的危險，也幾乎每次都要受到當衆侮辱。
”打耳光不光是教育孩子的方法，而且是教育詩人的方法。
絮比安為男爵安排的這幢房子，大大減少了風險，至少是（因為總得擔心警察的搜查）對于某個個人所冒的風險，而要是在街上，男爵對這個個人的情緒就會心中無數。
如果德·夏呂斯先生是小說家，這幢房子對他來說将會是一種不幸。
但是，德·夏呂斯先生在藝術上隻是個業餘愛好者，并沒有想到要進行寫作，也不具備寫作的才能。
①加爾默羅會是中世紀天主教四大托缽修會之一。
該會靠募款為生，戒律嚴格，鼓勵聖母崇拜。
②《街頭賣藝人》是（1831）法國作家泰奧菲爾·迪梅桑（1780�）的三幕喜劇。
“另外，我是否要向您承認，”絮比安接着說，”我對于得到這類收入并沒有很大的顧忌？人們在這兒幹的事，我不能再對您隐瞞我是喜歡的，是我生活中的愛好。
然而，幹人們并不認為有罪的事而得到收入，難道是要禁止的？您讀的書比我多，您也許會對我說，蘇格拉底認為不能用教書來賺錢。
但是，在我們的時代，哲學教師們并不是這樣認為的，那些醫生、畫家、劇作家和劇院經理也不是這樣認為的。
您别以為幹這行接觸的隻是些流氓。
當然，這種機構的經理就象隻大母雞那樣，隻接待男人，但接待的是各種各樣傑出的男人，在社會地位相同的情況下，這些人一般屬于他們這行中最敏銳、最富有同情心、最和藹可親的男人。
我可以肯定地對您說，”這幢房子很快就會變成一個思想事務所和一個新聞社。
”但是，我親眼看到的德·夏呂斯先生挨打的情景，仍然萦回在我的印象之中。
老實說，如果真正了解德·夏呂斯先生，了解他的自豪，他對社交界樂趣的厭煩，他那種十分容易變成對最下等、最壞的男人的恣意縱情的任性*，人們就會十分清楚地知道，一個暴發戶得到一大筆财産感到心花怒放，是因為有可能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一位公爵，并邀請幾位殿下同自己一起打獵，而德·夏呂斯先生擁有這麼多财産感到心滿意足，則是因為他可以控制一個乃至好幾個機構，其中經常有一些他喜歡厮混的男青年。
為此他也許并不需要有惡習。
他是這麼多大貴族的繼承人，他們是王族成員或公爵，聖西門告訴我們，他們不同任何”有稱号的”人交往，而是把時間花在和仆人們打撲克上，并且把大筆大筆的錢送給仆人！
“在目前，”我對絮比安說，”這幢房子并非如此，它比瘋人院還要瘋，因為關在瘋人院裡的瘋子發瘋就象演戲那樣，是真實的再現，是顯而易見的事，而它簡直是個魔窟。
我過去象《一千零一夜》裡的哈裡發那樣，認為可以及時趕到去救一個挨打的人，而我現在親眼看到的，卻是另一個《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變為現實，在這個故事裡，一個女人變成了一條母狗，就自願叫别人打她，以便恢複原形。
”絮比安聽了我的話，顯得非常局促不安，因為他知道我看到了男爵挨打的情景。
他一時間默不作聲，而我叫住了一輛路過的出租馬車；然後，他突然靈機一動，他在恢複本相時所具有的這種機靈，常常使我感到驚訝，這時他就象在我們那幢房子的院子裡碰到弗朗索瓦絲或我時那樣，說出一番極為美妙的話來：”您談到《一千零一夜》中的許多故事，”他對我說，”但是，我知道其中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同一本書的書名并非沒有關系，那本書我好象是在男爵那兒看到的（他指的是拉斯金的《芝麻與百合》的一個譯本，譯本是我寄給德·夏呂斯先生的）。
如果您什麼時候有興趣，譬如在某一天晚上，想要看的話，我不說有四十個，但有十來個小偷，您隻要來這兒就行了；要想知道我是否在這兒，您隻要看一下上面的窗子，我把自己的那窗小窗開着，裡面點着燈，就說明我已經回來，可以進來了，這就是我的芝麻。
我說的隻是芝麻。
因為關于百合，如果您想要的是百合，那就到别處去找。
”他象海盜那樣指揮着貴族顧客和一幫青年，所以有點不拘禮節，這時他相當放肆地對我行了禮，準備同我告别，隻聽到一聲巨響，但炸彈爆炸前并沒有發過警報，于是他建議我暫時和他留在一起。
不久就開始了攔阻射擊，射擊是如此猛烈，使人感到德國飛機就在旁邊，就在我們的頭頂上。
片刻之間，街道變得一片漆黑。
隻是在有時，一架飛得相當低的敵機照亮了它想扔炸彈的那個點。
我無法再找到自己的路。
我想起了那一天，就是我去拉斯普利埃的時候，我碰上了一架飛機，如同遇到了一位使我的馬匹直立起來的天神。
我心裡在想，要顯現在碰上的話就會不一樣，惡的天神就會把我殺死。
我加快步伐，以便避開它，猶如被怒潮追逐的旅客，我在那些漆黑的廣場中兜圈子，再也無法從裡面走出來。
最後，一片火光照亮了我的路，我終于找到了自己的路，然而炮聲仍在不斷地劈啪作響。
但是，我的思想已經轉向另一個物體。
我在想絮比安的房子，它現在也許已化為灰燼，因為當我剛走出那幢房子時，一顆炸彈落在離我很近的地方，對于那幢房子，德·夏呂斯先生原可以預蔔先知地寫出《索多瑪》，就象以同樣的預蔔先知，或者在火山爆發、已經釀成災害的初期，龐培城那個不知名的居民所寫的那樣。
但是，對于前來尋歡作樂的人們來說，警報和哥達式轟炸機又有什麼關系？我們愛情的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