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點不如意，就打我幾個嘴巴子。
有時候我跑到街上，可是我能往哪兒逃呢？苦水能向誰吐呢？母親離我有四十俄裡，再說她那兒也沒有我安身的地方……在廠裡也一樣。
管事的是老闆的弟弟。
這個畜生專愛拿我開心。
有一回，他指着牆角放鐵匠爐的地方，對我說：‘去把那個鐵套圈給我拿來。
’我跑過去，伸手就拿，哪知道鐵圈剛從爐子裡夾出來，打完了，扔在地上的，看着是黑的，手剛碰上，皮都燙掉了。
我痛得大哭大叫，他卻在那兒哈哈大笑。
我實在受不了這種折磨，就跑回母親那兒去了。
可她也沒地方安頓我，隻好又把我送回德國人那兒。
一路上她光是哭。
到了第三年，他們開始教我一點鉗工技術了，但是還照樣打我。
我又跑了，一下子跑到舊康斯坦丁諾夫，進了一家灌香腸的作坊。
在這個作坊整天洗腸子，像條狗似的又過了不到兩年。
後來老闆耍錢把家當輸得精光，四個月不給我們工錢，不知道溜到哪兒去了，我就離開了那個鬼地方。
我搭上火車，到了日美林卡，下了車就去找活幹。
感謝機車庫的一個工人，他很同情我。
他聽我說多少會點鉗工，就說我是他的侄子，央求上司把我收下。
他看我個子高，給我報了十七歲。
就這樣，我給鉗工打下手。
後來我轉到這兒來幹活，已經有九個年頭了。
我過去的情況就是這樣。
在這兒的這一段，你們全都知道。
”
阿爾焦姆用帽子擦了擦前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現在，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也是最難講的事要說，不能等着别人發問。
他緊皺着濃眉。
繼續講下去：“人人都會問我，為什麼革命烈火剛燒起來的時候，我沒有成為布爾什維克？對這個問題，我能說些什麼呢？說老吧，我還早着呢。
我隻能說，我是今天才找到自己的這條路。
我有什麼可隐瞞的呢？以前就是沒有看清路。
早在一九一八年，舉行反德大罷工的時候，就應該走上這條路。
有個水兵，叫朱赫來，跟我談過不止一次。
直到一九二○年，我才拿起槍來戰鬥。
後來戰争結束了，白匪給扔進了黑海。
我們就轉回來了。
我成了家，有了孩子……一頭鑽到家務事裡去了。
現在，我們的列甯同志逝世了，黨向我們發出了号召，我回頭看看自己的生活，看清楚了我一生中缺少的是什麼。
單單保衛過自己的政權是不夠的，我們應該一緻動員起來，接替列甯，把蘇維埃政權建設成鐵打的江山。
我們都應該成為布爾什維克——黨是我們的黨嘛！”
阿爾焦姆結束了自己樸實而又極其真誠的發言，他為自己那不尋常的措詞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同時像從肩上卸下了重擔似的，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提問題。
“也許，有人想要問點什麼吧？”西羅堅科打破了沉默。
會場裡的人晃動起來，但是暫時還沒有人說話。
一個下了機車就來開會的、黑得像甲蟲一樣的司爐幹脆利落地喊道：“還有什麼可問的？難道咱們還不了解他嗎？把黨證給他就得了。
”
矮壯的鍛工基利亞卡又熱又緊張，臉漲得通紅，他用傷了風的沙啞聲音說：“這種人是不會出岔子的，他會成為一個堅強的同志。
表決吧，西羅堅科！”
後面共青團員座席上站起一個人來，由于光線很暗，看不清是誰，他說：“讓柯察金同志說說，他為什麼讓土地纏住了，種地會不會使他喪失無産階級意識。
”
會場上掠過一陣輕輕的、不以為然的議論聲。
有個人出來指責那個小夥子說：“講簡單點，别跑到這兒來賣弄……”
阿爾焦姆打斷他說：“沒關系，同志，這小夥子說得對，我是叫土地纏住了。
這是實在的，不過我并沒有因為這個把工人階級的良心扔掉。
從今天起就一刀兩斷。
我一定把家搬到工廠附近來，住在這兒更牢靠些。
要不然，那塊地會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
阿爾焦姆看見會場上舉起很多手臂，他的心又哆嗦了一下。
他感到渾身輕松，挺胸闊步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身後傳來了西羅堅科的聲音：“一緻通過！”
第三個走上主席台的是勃魯紮克。
波利托夫斯基的這個沉默寡言的老助手，早就當上司機了。
他介紹了自己勞苦的一生，快結束的時候，講到了最近的感受。
他說話聲音很低，但是大家都聽得很清楚。
“我有義務完成我兩個孩子沒有完成的事業。
他們犧牲了，可并不是為了讓我躲在房後去哭。
我還沒有補上他們犧牲的損失。
這回領袖的逝世打開了我的眼界。
過去的事情大家就不要問我了，真正的生活打現在起重新開始。
”
勃魯紮克回憶起往事，心緒很亂，憂傷地皺着眉頭。
會上沒有人向他提出任何尖銳的問題，就一緻舉手通過他入黨了。
他的眼睛立刻閃出了光彩。
斑白的頭也擡了起來。
讨論接收新黨員的大會一直開到深夜。
隻有那些大家熟悉的、經過生活考驗的、最優秀的分子，才被吸收入了黨。
列甯的逝世促使幾十萬工人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領袖的去世沒有造成黨的隊伍渙散。
一棵大樹，它的巨大的根子深深地紮在土壤裡，隻削去它的頂端，它是不會死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