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作詩痛挽，其句雲：
開箧猶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雲。
三年下第曾憐我，一病無醫竟負君。
邺下才人應有恨，山陽殘笛不堪聞。
他時瘦馬西州路，衰草寒煙對落曛。
那第五句“邺下才人”是指誰而言呢？正是以曹子建來比拟雪芹。
我們中華文化史，論人論文，特别講究這個“才”字，這是文化學術界要注意探讨的一個巨大的課題，如今隻說“才”的代表人物，端推曹子建。
這一點，是自古同然，從無争議的。
因為從南朝的大天才詩人起，便許他獨占了“八鬥才”之美譽。
我們第一流驚才絕豔的詩人李義山說“宓妃留枕魏王才”，這也是獨以“才”字評于子建。
以後，“潘安般貌，子建般才”成了小說戲本裡的“标準語言”。
這隻要不拿“陳言套語”的眼光去看待，就會深體其間的重要涵義了。
曹子建在邺都（今河北臨漳地），于西園與諸詩人聚會，其時有應玚、徐幹、劉桢、阮瑀、王粲等，号稱邺中七子——即是敦誠所說“邺下才人”之義。
這實際上乃是後世吟盟詩社的先河。
子建作《洛神賦》，應玚作《正情賦》，他們把漢代的“類書”式鋪叙性的大賦變為抒情詩性的短賦，連同五言詩，為文學史開辟了一條重要無比的發展道路。
中華的詩史，雖說要以《詩經》《楚辭》為始，但那實在都與風流文采一路有别。
可以說，曹子建等“西園才子”，才是中華詩史的源頭、正脈。
這條脈，縱貫了數千年之久，不曾中斷，關系之钜，略可見矣！
敦誠挽吊雪芹，用了“邺下才人”一詞，他雖然是以同姓同宗相為比拟之旨，但無意中卻道着了我們文化史上的這一條脈絡：若論文采風流這個類型的天才文學人物，正以子建為先驅，而以雪芹為集大成，為立頂峰，為标結穴！
《紅樓夢》有多方面的意義和内涵，但它的文采風流的這一文化特征，識者道者極少。
講中華民族的文化，而不能認識這一重要特征及其脈絡源流，便不免令人欲興寶山空入——至少也是買椟還珠之歎了。
我們文化史上，論文論人論事，都講才、學、識、德，兼者為難，而才則居首。
才之與材，有同有異，有合有分，所以不能完全代用（舉一個有趣的例：“詩才”與“詩材”，絕不容混）。
對于《紅樓夢》來說，雪芹明白地記下了一句話“女子無才便有德”（注意：坊本妄改“有德”為“是德”），這意思極為明顯，就是那時候人，正統觀念，是把“才”與“德”看作“對立物”的！才，本來是極可寶貴的質素，可是一有了才，便容易受大人先生的“另眼看待”，加之白眼，予以貶詞。
雪芹一生遭此冤毒——其實，子建又何嘗不是如此！千古才人，多被誣蔑為“有文無行”者，才之“過”也！
然而，在《紅樓夢》中，李纨是自幼奉守“女子無才便有德”的青年孀婦，但是題出“文采風流”的，卻正是她。
這件事，雪芹或許是寓有深意的吧。
涉及這些，便絕不是文學史的小範圍所能解說的，所以要講清《紅樓夢》，非從文化史與國民性的大角度大層次去深入檢讨不可。
要說的難以盡表。
真是“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此種怅憾之懷，大凡執筆為文者，定都會有同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