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
他說：“你坐過來吧。
”我回頭看，身後無人。
斷定了他是在跟我說話。
我猶豫。
“你還是坐過來吧！列車從新疆開入甘肅的時候，有一個人喝醉了酒，把那幾排座位吐得哪兒都是……”他始終微微地笑着，目光也始終望着我。
我早已嗅到了一股難聞的氣味兒，隻是不清楚發自于何處罷了。
他既給了我個明白，我當然不願繼續在那兒坐下去了。
我起身向他走過去時，他用手指着我說：“你的手絹！”
而我說：“不要了。
”我本打算像他一樣站在過道裡，但是他請我坐在他的座位上。
他一路從新疆坐過來；他說他腿坐腫了，甯肯多站會兒。
那兒的人們都在打撲克，沒誰注意我們。
他又說：“我知道你是誰。
我上初中的時候作文挺好的，經常受到老師的稱贊。
那時候我以為我将來也能……”我小聲請求說：“那就當你不知道我是誰，好嗎？”他點了點頭，又問：“你看的是什麼？”我說：“《讀者》。
”
我看《讀者》曆來被不少知識分子恥笑。
他們認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是不應看《讀者》這麼“低”層次的刊物的。
但我以我的眼，在中國知識分子們認為是“高”層次的刊物上，越來越看不到對另一半中國的感受了。
那另一半，才是中國的大半！并且，每每因而聯想到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的詩句——“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
挂卷長林梢，雖高，不也還是茅嗎？我倒甯願入塘坳。
畢竟和泥和水在一起，可以早點兒漚爛，做大地的肥料。
年輕的民工聽了我的話，點了點頭。
于是我們一個坐着，一個站着，聊了起來。
他說這一車次是“民工車”，也可以說是西北農民工們乘的“專列”，票價極便宜。
在高峰運載季節，有時超載百分之一百幾十。
因為它實際上已經等于是一次民工專列了，不是民工的人們，是不太願意乘坐這一車次的……
他說這一節車廂有人吐過，有一股難聞的氣味，所以才有幾排空座。
說别的車廂裡，沒票站着的人照例很多……
忽然一陣煤灰飄飛過來，我趕緊閉上眼睛低下頭去；擡起頭時，身上落了一層。
年輕的民工身上也落了一層黑白混雜的煤灰，他卻懶得撫一下；笑笑，說車上燒水的不是電爐，仍是大煤爐，顯然又有乘務員在捅火了……
他說，他心情很不好——他本在新疆打工來着，同村的人給他傳了個信兒，有一個省的煤礦急需采煤工，于是他匆匆前往。
去晚了怕就沒有缺額了。
說一個多小時以前，他透過車廂望見了他的家園——西線鐵路旁的一個小小的自然村……
他說，他的父親幾年前死于礦難；幾年前死一個采煤的農民工，礦主才補償給一萬多元錢。
他說他沒下車回家去看一看，也是因為怕見了母親不知該怎麼說；他說家裡隻有母親、妹妹和爺爺。
爺爺已經老得快幹不動地裡的活兒了；而妹妹，患着精神病……
我，竟尋找不到一句适當的話可以對這個年輕的農民工說。
連一句安慰他的話也尋找不到……
“現在，死一個礦工，真的補償給二十萬嗎？農民采煤工和正式的礦工，都能一律平等地補償給二十萬嗎？……”
我從他的話中，聽出了他對平等的極強烈的要求，以及對二十萬人民币的極強烈的渴望。
“這……我不是太清楚……也許……是的吧……可是現在，礦難發生的次數太頻繁了，你最好還是不要去……非去……沒有比當采煤工掙錢更多的活了嗎？……”我語無倫次，反問着不是人話的話。
“還用問嗎？對我們，那是肯定沒有的喽！”不知何時，玩撲克的都不玩了，都在注意聽我和那年輕的農民工的談話了。
“我記得有一份報上登過賠償的數額……”“一條農民采煤工的命是賠償二十萬的，這肯定沒錯！”“你怎麼能那麼肯定？是法律條文了嗎？什麼時候公布過了？”“不會二十萬那麼高吧？現如今車禍撞死一個農民，法院一般不是才判賠償幾萬嗎？”“那是車禍，和采煤不同的。
目前正是國家發展需要煤的時候，所以咱們的命也就比以往值錢多了！……”
“會不會一個省一個價呢？”年輕的農民工說，他和他們是一起的，都是要去同一個省的礦區的。
有的是打工時認識的工友，有的是在這一次列車上認識的。
他毫不客氣地将别人拽了起來，自己坐在騰出的座位上了。
接着又說：“但願我們去的地方，一條命也值二十萬元……”
被他拽起來的民工說：“有人倒下去，那就得有人補上去，好比沖鋒陷陣，得有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的精神！”那樣子，那語氣，很是光榮，還有點兒悲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