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賦予它的意義上，作為心靈的青年，作為自發的行為，作為生命的信仰和丢勒之穿行在死神和魔鬼之間的騎士
” “那法國呢，這個主教座堂國，它的一國之君曾經号稱是全體基督徒的國王，而且這個國家還出了像博絮埃
幾個世紀以來，法國一直受到曆史的垂青，成為歐洲範圍内負有反基督教使命的大國。
而德國則正好相反，對此，萊韋屈恩，如果你還是阿德裡安·萊韋屈恩的話，你是會有所感觸的，也就是說：你太冷漠了，所以你少年老成，你太聰明了，所以缺乏虔誠之心。
憑着聰明，一個人也許能在教會裡騰達，但在宗教裡卻幾乎是不可能的。
” “多謝，德意志林，”阿德裡安笑了起來，“你，用宗教改革之前的德語，正如艾倫弗利德·庫姆甫所說的那樣，把你的想法直言不諱地告訴給了我。
我有一種預感，我即便是在教會裡也不會騰達，但可以肯定的是，沒有教會我也成不了神學系的學生。
我也知道，你們之中最有才華的人，全都讀過克爾凱郭爾，全都把真理、包括倫理的真理搬進主觀，反對随波逐流。
但我卻是不可能和你們一起搞極端主義的，再說了，你們的極端主義肯定也是不會長久的，這種極端主義是大學生的通行證，而你們學着克爾凱郭爾的樣子，把教會和基督教分開，對此我也不敢苟同。
在我看來，今天世俗化了的、市民化了的教會，仍然還是一座秩序的堡壘，一個服務于宗教生活的執行客觀懲戒、疏導和阻止的機構，沒有它，宗教生活就會陷入主觀主義的荒蕪和神的權力的混亂，成為陰森恐怖的幻想世界，成為惡魔的海洋。
把教會和宗教分開，意味着放棄把宗教性的東西從瘋狂之中分離出來……” “啊，聽哪！”好幾個人同時說道。
可是： “他是對的！”發布這樣的坦率聲明的是馬特烏斯·阿爾茲特，人稱“社會醫生”，因為社會是他的熱情所在，他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他常常引用歌德的話說，基督教是一場政治革命，但這場革命卻失敗了，成為了道德的。
他現在也說，基督教必須重新成為政治的，也就是社會的：這是真正的和唯一的懲戒宗教的手段，至于宗教的退化危險，萊韋屈恩剛才已經作了相當不錯的描述。
宗教社會主義，與社會相連的宗教，要的就是它，因為，找到正确的聯系，是一切事物的關鍵之所在，而神控的責任必須和社會的責任，和承擔上帝提出的社會完善任務的義務結合起來。
“你們相信我好了，”他說道，“這一切全都取決于一個負責任的工業民族，取決于一個國際性的工業國家的成長，這個國家有朝一日将形成一個真正完善的歐洲經濟社會。
所有的創造沖動都由它而起，并且現在也已經漸露端倪，不單是為了一個新的經濟組織的技術發展，不僅是為了對這些自然的生活聯系來一個徹底的大掃除，也是為了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 我是按照這些年輕人的原話進行複述的，他們用的都是文绉绉的術語，然而，他們絲毫沒有意識到這種語言的矯揉造作；相反，他們用起這種矯揉造作來還滿心歡喜和得意洋洋得很呢，他們娴熟地知足地把踩着高跷的刁鑽苛求彼此抛來抛去，自然而然得很哪。
“自然的生活聯系”和“神控的責任”，就是這類的忸怩作态；他們完全可以說得簡單一些，但那樣的話，就不是他們的神學科學的語言了。
他們喜歡提“本質問題”，喜歡說“神聖空間”或“政治空間”，或者說“學術空間”、“結構原則”、“存在的對應”等等。
德意志林現在也兩手交叉抱着後腦勺地提了一個本質問題，是關于阿爾茲特的經濟社會的生物起源的。
他說，這不是别的，隻可能是經濟理性，而也隻有它才能在經濟社會裡得到體現。
“但我們必須清楚的是，馬特烏斯，”他說道，“經濟社會組織的社會理想産生于一種具有啟蒙意義的獨立思想，簡言之，産生于一種還根本沒有被高于和低于理性的巨大威力所控制的理性主義。
你以為從人的純粹的認識和理性中就能發展出一個公正的秩序來，你在這裡把‘公正’和‘有益于社會’相提并論，而且，你認為，從中将會産生新的政治秩序。
但經濟空間卻是完全有别于政治空間的，而從經濟的功利思想到關乎曆史的政治意識，這中間根本就沒有直接的過渡。
我不明白，你怎麼可以連這一點都認識不到。
政治秩序關系到國家，而國家是一個不由功利來決定的政權和統治形式，當然，其他的不同于企業家代表和工會秘書所熟悉的特質，如榮譽和尊嚴，也會在這裡得到體現。
對于這樣的特質，我親愛的朋友，經濟空間的人們并沒有帶來存在所必要的對應。
” “啊，德意志林，瞧你說的，”阿爾茲特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