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讓它快來吧！别無希望，别無念想，别無所求。
那種和盎格魯撒克遜人媾和的呼聲，那種繼續單方面反擊洶湧而至的薩爾瑪特人
—— 這就是眼下我撰寫這部生平的背景。
我想，我應該再把這個背景給讀者作一個勾勒。
就我的叙述的背景本身而言，當我把我的叙述向前推進到那個時候的時候，我在這一章的開頭其實就已經先用“落入外人之手”這個措辭對它的特點進行過說明了。
“落入外人之手是很可怕的”，這個句子及其所表達的那種苦澀的真實，在那些崩潰和繳械投降的日子裡，常常引起我的深思，也常常讓我分外沉重：為什麼呢，因為我是一個德國男人，盡管我所受到的天主教傳統的熏陶使得我與世界的關系不乏某種世界主義色彩，然而，姑且先把這種色彩放在一邊不說，我另外對于我們民族的特殊性，對于我的國家在個人生活方面所具有的特點，對于這個國家的思想觀念，以及這種思想觀念作為人性的斷裂，是如何一步步戰勝其他無疑也是享有同等權利的人性的變形而開始立足，并且，這種思想觀念又是如何隻有在獲得一定的外在威望的前提下，在一個正派誠實的國家的保護下才能立于不敗之地，凡此種種，我的感觸簡直是太深切了。
一場生死攸關的軍事失敗，其令人震驚的新穎之處就在于，通過一種，首先也是受語言制約的、外來的意識形态，通過對這種意識形态的聽之任之，來克服這種觀念，來對這種觀念進行有形的反駁，然而，又正是由于這種意識形态是外來的，所以，它顯然是不能給那個自身的本質帶來任何好處的。
這種恐怖的經曆是何滋味，上一次戰敗的法國人可是品嘗到了的，當時，他們的談判代表，為了使勝利者的條件提得不至于太苛刻，就對我們部隊進駐巴黎的那份光榮，lagloire
那是1870年，法國議會當時在商讨此事時甚至是驚恐地把聲音壓得很低很低的。
議員們個個感到憂心忡忡，他們很想搞清楚，無條件地敗在一個不知光榮為何物的對手手下意味着什麼…… 在長達四年的時間裡，那種雅各賓加清教徒式的美德粗話已經推翻了那些“表示贊同的人們”的戰争宣傳，成為了通行的勝利語言，在這樣的時候，我常常就會想起上面那件事情來。
我認為同時得到了證實的是，從投降到純粹的退位和到作出這樣的提議：既然戰敗國那方面已是束手無策，那就請戰勝國隻管按照自己的意思來接管它好了，這中間的距離其實并不遙遠。
這樣的躁動四十八年前的法國是很熟悉的，而我們現在對此也并不感到陌生。
然而，這樣的躁動正在遭到拒絕。
戰敗者終究逃脫不了必須對自己，不管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負責的義務，即便是有外來牽制的情況發生，那也隻是為了防止革命，防止舊的權威謝幕之後所爆發的填補真空的革命，不至于發展到連戰勝國的資産階級秩序都會一并受到威脅的極端地步。
因此，公元1918年，西方列強之所以停戰之後繼續維持封鎖，其目的就是為了控制德國的革命，不讓它偏離資産階級民主的軌道，以防止它演變為俄國無産階級的模式。
因此，戴上了勝利桂冠的資産階級帝國主義開始不厭其煩地警告人們提防“無政府狀态”，不厭其煩地再三斷然拒絕同工人和士兵委員會以及類似組織進行談判，不厭其煩地反複許諾說，隻和一個穩固的德國締結和約，隻有一個這樣的德國才會有活路。
我們當時所擁有的政府竟然也服從了這種家長式的指揮，喜愛國民大會而反對無産者專政，而且還聽話地一口回絕了蘇聯人的提議，即使這些提議涉及糧食供應。
如果可以的話，我在此還想補充一點，即我說這些話，目的并不是單純為了讓我自己感到滿意。
誠然，作為一個懂得節制、有教養的人，我對激進的革命和下層的專政确實懷有一種本能的驚恐，它們在我看來就是無政府狀态和暴民統治，總之就是對文化的摧毀，除此以外，我很難再把它們想象為别的什麼。
盡管如此，我卻常常會回想起那則荒誕的趣聞，内容說的是那兩個由大資本出錢扶持的歐洲文明大救星，一個德國的，一個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