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的，手拉着手地穿行在佛羅倫薩宮，參觀這個其實根本不是他們應該參觀的地方，其中的一個還拍着胸脯對另一個打保票說，所有這些“輝煌燦爛的藝術珍寶”，倘若不是上天通過降大任于他們倆來阻止布爾什維主義的話，恐怕是早就被布爾什維主義毀于一旦了——每當我回想起這則趣聞，我對暴民統治的理解就會得到新的修正，在我這個德國市民看來，同這幫人渣的統治相比，下層的統治簡直就是一種理想狀态，而現在來進行這樣的比較已經是可能的了。
據我所知，布爾什維克主義從未摧毀過藝術品。
相反，倒是那些整天叫嚷着要保護我們不受布爾什維克主義侵犯的家夥，摧毀藝術品倒是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這夥人的一項重要任務。
他們踐踏精神産物的興趣——這種興趣所謂的暴民統治是絕對不會有的——不是差一點也就殃及本書主人公阿德裡安·萊韋屈恩的作品了嗎？他們的勝利和那種曆史賦予他們的，按照他們卑鄙無恥的野心來随意安排這個世界的權力，不是差一點就要把他的作品的生命力和不朽給剝奪掉了嗎？
事實上，早在二十六年前，對于那些資産階級雄辯家和所謂的“革命之子”的這些自以為是的美德說教，我這心裡其實就已經感到極為反感了，而且這種反感甚至超過了我内心對于天下大亂的恐懼，這就使得我非常向往那些前者正好一點也不向往的東西：就讓我們的戰敗了的國家倚靠它的難兄難弟，倚靠俄國吧——為此我甚至都準備容忍，乃至贊同這種志同道合的協作可能帶來的社會巨變。
俄國革命讓我深受震撼，它的原則之于那些迫使我們就範的大國的原則所具有的曆史優越性在我看來是毋庸置疑的。
從此，通過這段曆史，我就學會了用另外一種眼光來看待當時那些制服了我們的勝利者，這些勝利者接下來又将通過和東方的革命的結盟而再度成為勝利者。
真的：資産階級民主的某些階層，無論是在過去還是在現在，似乎都具備接納被我稱為人渣統治的條件——他們願意同這種人渣統治聯合，以勉強維持他們的特權。
盡管如此，從資産階級民主裡還是湧現出了這樣一批領袖，這些人，跟我這個人文主義之子在看法上特别一緻，全都認為這種統治是人類能夠并且可以承受的最後極限，并且，他們還發動起全世界追求民主的人們展開針鋒相對的殊死搏鬥了。
無論怎樣對這些人表示感謝都不為過，這證明，西方國家的各種民主制度，即使它們的機構再怎麼不合時宜，它們的自由概念同新事物和必然性相比再怎麼頑固不化，但是，它們從本質上講所奉行的卻依然是人類進步的路線，所堅持的依然是使社會日臻完善的良好意願，而且就其本性而言，它們依然還是有能力去革新、修複，去返老還童，去朝向更适宜于生命的狀态過渡的。
——
所有這些都是順便提及而已。
在這部傳記的這個部分裡，我現在正在回憶的是那個君主制軍事國家權威的喪失，這種喪失早在失敗日益臨近之時就已經開始大踏步加速，并随着失敗的到來而最終完成，這個軍事國家曾經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它的崩潰，它的謝幕，以及在持續困乏、貨币貶值愈演愈烈的情況下所出現的那種散漫的讨論和自由的遐想的狀态，某種寒酸的和不該有的對資産階級的獨立性的授權，一個如此長久地接受紀律約束的國家結構解體為一個個由沒有了主人的臣仆所組成的大辯論群體。
然而，這并不是一個十分令人感到惬意的景象，如果要我來描述一下，我作為純粹被動的旁觀者參加當時成立的某些“精神工作者委員會”以及類似的組織在慕尼黑各家賓館大堂舉行的集會所獲得的印象的話，我根本就無法不用“尴尬”二字。
假如我是一部小說的叙述者，我就要把這樣的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比如說，會冒出個把純文學作家來，不無優美地，甚至是一笑就露出兩個小酒窩地大談“革命和人類之愛”這樣的主題，從而以此煽動起一場自由的，太過自由的，雜亂和混亂的，以最為罕見的、隻在遇到這樣的機會時才會出來露一小會兒臉的那類人，小醜、癫狂症患者、幽靈、不懷好意的破壞分子和末流哲學家們為參與主體的讨論——假如我是一部小說的叙述者，我就要，也就是說，把這樣一個茫然不知所措的和無可救藥的委員會集會，通過我費死力地拼命回憶，向讀者作一個盡可能形象清晰的描繪。
我記得，當時與會的人們紛紛發言支持和反對人類之愛，支持和反對軍官，支持和反對人民。
一個小姑娘朗誦了一首詩；一個穿軍灰色軍裝的士兵好不容易才接受了勸阻，沒有繼續把他的一份稿子念到底，這份稿子以“親愛的男女公民們”開頭，如果聽之任之的話，無疑會占用一整夜的時間；一個惡毒的候選人無情地譴責所有在他前面發言的人，認為這次集會沒有提出一個真正有價值的意見——等等。
聽衆喜歡用叫喊聲打斷台上的發言，他們的表現是鬧哄哄的、幼稚的和粗野的，主持人則是無能的，現場氣氛則是可怕的，結果為負數。
我環顧四周，一再地問自己，是不是隻有我一個人感到難受，最後，我終于因為能夠離開會場，來到空曠的馬路上而感到高興，而這時的馬路上，有軌電車已經收班好幾個小時，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