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更為耐人尋味的則是，藝術家小說和德國小說之前始終是平行展開，隻是到了全書末尾緊接萊韋屈恩葬禮的最後一段，一直藏而不露的作者才第一次意味深長地将二者的内在關聯特别挑明：“德國，它的面頰現出肺病患者的潮紅，它那時正陶醉在放蕩的凱旋的巅峰，正準備借助一個條約的力量去赢得全世界，它以為它可以守約，它于是用它的鮮血簽署了這個條約。
今天，它正在傾覆，它已經被惡魔纏身，它的一隻眼睛被它的一隻手蒙住，它的另一隻眼睛在盯着恐怖發呆，它每況愈下，從絕望走向絕望。
它會在什麼時候抵達那深淵的底部呢？什麼時候才會否極泰來，從最後的絕望中生發出一個超越信仰、承載希望之光的奇迹呢？一個孤獨的男人正在這裡雙手合十地祈禱：願上帝寬恕你們可憐的靈魂吧，我的朋友，我的祖國。
”（674） 不是直接講述阿德裡安的生平，而是專門安排一個人來講，這是托馬斯·曼在小說形式方面所堅持的一個基本思想。
托馬斯·曼希望通過這樣一個較為健康明朗的叙事者來平抑小說内容的過于陰森病态。
事實上，蔡特布羅姆不僅是叙述者，同時也是重要的男二号。
蔡特布羅姆青年時代持民族主義思想，認為德國“突破”（412）成為世界大國是值得追求的宏偉目标。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民主的、人道主義的基本信仰才開始逐漸在蔡特布羅姆身上占據上風。
前法西斯的慕尼黑克利德威斯圈子的反共和思想及其讨論，蔡特布羅姆也是以一種搖擺模糊的态度參加。
在第三帝國，他的自由主義雖使他免受反猶主義幹擾，卻并不能完全令他和沙文主義的各種變種劃清界限。
托馬斯·曼在對蔡特布羅姆這個人物進行塑造時，雖然也融入自身思想發展的相關成份，但更多的還是嘗試把他塑造為一種人道主義的代表。
不過，正如有評論家所指出的那樣，這僅是一種局限于被動反抗的人道主義，并不具備旗幟鮮明的道德使命感，一個典型特征就是叙述者放棄在政治上明确表态，如1944年春炸毀出版社區的盟軍對萊比錫的空襲是否應該，蔡特布羅姆用的便是“不敢對此妄加判定”（340）的回避策略。
四、德國曆史災難的心理學解釋 托馬斯·曼認為德國的命運是一種受到詛咒的命運。
在1945年完成的《德國和德國人》這篇政論文章中，托馬斯·曼大談“德意志‘内心性’的曆史”
托馬斯·曼在文中同時還以一個德國的“辯護士”
托馬斯·曼對于自己不顧當時嚴峻時局仍然為德國說話的後果是很清楚的，在《德國與德國人》的開篇他便直言不諱地這樣點明道：“鑒于這個不幸的民族對世界幹下的難以啟齒的傷害，純粹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處理這個對象，這恐怕會給人造成幾乎是不道德的印象。
”
德國如此迫切需要的恩寵，我們大家全都需要。
”
小說裡的兩個重要人物蔡特布羅姆和萊韋屈恩都是對德國的譬喻性的拟人化，前者代表陳腐而軟弱的文化庸人，後者則代表天才而冷酷的藝術家，兩者均象征着同一個遭遇了魔鬼的德國。
最早對此提出批評的評論家之一凱特·漢姆布格爾就認為，托馬斯·曼從音樂的魔性力量中，從德國人的不問政治的内心性中推導出萊韋屈恩的命運，在《浮士德博士》中對魔鬼的沉迷超過一切理性，這勢必給人造成一種政治理性面對納粹政權毫無辦法，樂觀向上的人道主義并不能抗衡一個惡毒和野蠻的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