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浮士德博士》發表以來至今，均不斷有研究者在持續關注隐藏于小說的這種心理學解釋模式後面的宿命論色彩以及與之相應的政治冷漠态度。
他們認為，由于小說傳遞出這樣一種信息，即“曆史仿佛是一種普遍的、強制性的必然結果，從而給人以一種解脫的感覺”，所以使得小說“在戰後的德國”受到“熱烈的歡迎”。
不僅如此，阿爾特教授在此基礎上還更進一步尖銳指出：“《浮士德博士》裡雖然談到德國人的命運，但卻沒有談到大屠殺。
猶太人物隻是以諷刺漫畫和扭曲變形的方式被表現為陰險地代表着前法西斯思想的狂熱主義分子布賴薩赫爾，以及必然服務于那種猶太人都是善于做生意的暴發戶和吹牛皮的空談家俗套的音樂經紀人費特爾貝格。
對于猶太民族的苦難，這個多聲部的文本沒有給出一個聲部，也沒有給出一個音區。
提請注意這一點，倒并不是要暗示那種‘反猶主義指責’，當年托馬斯·曼一聽到這種指責就立馬予以了反擊，而是要考慮到一個空白，這個空白似乎比叙述者蔡特布羅姆那帶有聖經色彩的熱烈比喻更加意味深長。
”
作家憑此技巧可以強化藝術的整體性意識，取得美學意義上的刺激與挑釁，讓讀者感到震驚，讓不同領域的真實同時得到體驗并通過連接各種不同的行為和意識層面來激發聯想。
在《浮士德博士的形成》中，托馬斯·曼特别指出自己在《浮士德博士》中運用了“蒙太奇技術”
而根據相關研究，托馬斯·曼的蒙太奇其實就是兩大類：把真人、真事和真實的環境植入小說和大量征引各類文獻，同嚴格意義上的文學蒙太奇技法及其作用存在一定出入，但從較為寬泛的意義上來講則又并非不可。
關于浮士德、勳伯格，本文其他地方已經有所提及，在此不再贅述。
下面主要考察一下後面三個的情況。
首先，阿德裡安人生旅途上的重要幾站就同托馬斯·曼自身的經曆相符：如阿德裡安離開慕尼黑去羅馬，繼而又轉到帕萊斯特裡納，并在帕萊斯特裡納的那個石頭廳裡賣身投靠魔鬼，這裡正好也是托馬斯·曼當年創作自己的第一部人生之作的地方；而阿德裡安從帕萊斯特裡納返回德國時所下榻的吉澤娜旅館也就是托馬斯·曼當年從意大利返回時所住過的鄰近慕尼黑凱旋門的那同一家。
除了精确到細節的經曆上的一緻外，尼采的絕大部分思想和觀念也都滲透到了小說的字裡行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