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自己的好惡與利益，與真實會有很大差距。
隻有朝鮮君臣，才是最為可信的當事人。
他們的言語之中，應該會有最客觀、最真實的信息。
在七月二十六日，朝鮮國王李昖和尹鬥壽在義州的東軒宮内，進行了一場意味深長的對話。
敬業的朝鮮史官把這番對話完全記錄下來，讓我們來看其中最重要的一段：
李昖：天将打了敗仗，卻把屎盆子扣到咱們頭上，真不幸啊。
尹鬥壽：咱們管糧船的軍官，沒有及時跟進，參與戰鬥；帶兵的将領，也是裹足不前，也難怪人家生氣。
李昖：你說的帶兵者，是節度使嗎？（指李薲）
尹根壽：平壤之戰，祖承訓把我軍分成五隊，與他們一起行動。
可到了城下，已經跑光了四隊。
李昖：我靠，看來祖總兵的憤怒，是有道理的啊。
李薲這臭小子難辭其咎。
尹根壽：不能處罰李薲，應該懲罰的是那四隊帶隊的軍官。
其中一個已經逮到了，叫金應緘，已被杖責。
李昖：監兵使怎麼不告訴我？
尹根壽：他們也不知道。
李昖聽到這裡，不再細問，君臣二人開始聊别的事情。
随後李昖傳谕備邊司，說要懲罰那四哨半路逃亡的朝鮮軍将領，備邊司的人卻說：“我們也這麼覺得，但是怕攪擾了軍政，所以就暫停了。
李昖聽完以後，回答道：你們說有道理，慢慢來吧（《宣祖實錄》壬辰年七月二十六日）從此再無下文。
從這段君臣之間的對話，我們可以了解到一些以往被有意無意忽略的真相：
原來在祖承訓進兵之時，負責接濟明軍糧草的朝鮮部隊根本不敢靠近，全都躲得遠遠。
祖承訓在報告中關于糧草的指責，根本不是抱怨糧秣不足，而是在批評運補部隊不能緊跟作戰部隊——如果運補部隊不肯上前，就算糧食再如何豐富，一粒也送不到作戰部隊嘴裡，和斷糧豈非毫無區别？
李薲麾下的作戰部隊，更加不争氣，還沒開打便已跑了五分之四。
如此之高的逃亡率出現在正規軍身上，實在令人無語。
說實話，這種作風才象是真正的李薲——那個在臨津江上臨陣脫逃的李薲。
相比之下，那個臨危不懼搏殺賊寇數十人的“李薲”，顯得太過虛假了。
至此已經很明顯了，祖承訓所謂“爾國将官，不此之思，管兵管糧管舡諸臣，皆落後不肯上陣，獨驅吾兵犯賊”的控訴，并非推诿之辭，而是實打實的怨憤之語，與朝鮮君臣的每一點都能對上。
連李昖都不得不承認，祖承訓應該生氣，憤怒有理。
還有一點。
祖承訓之所以急匆匆趕往平壤，是因為得到情報說城内兵少。
這條“平壤無兵”的情報，最早來源，根據《寄齋史草》記載，是順安郡守黃瑗。
而《宣祖實錄》裡記錄尹根壽與楊紹勳對質的時候。
楊紹勳質問說這條情報的來源，尹根壽的回答是：具體數字是節度使（李薲）說的。
楊紹勳問有無證據，尹根壽拿出了李薲的報告。
李薲當時以節度使的身份駐紮在順安附近，而黃瑗不過是個地方郡守。
象平壤城内兵力多寡這種重大軍情，必然是李薲代表軍方經手，由他出面提交報告給朝廷。
李薲是個畏敵如虎的懦弱之輩。
他提供的平壤城情報，究竟有幾分可信，實在堪憂。
事實證明，這份情報錯的離譜。
小西行長在平壤城的兵力，與祖承訓總兵力相當，甚至還要略微高一些。
如果祖承訓能夠早一天得知日軍的實際兵力，便不會如此魯莽地沖進平壤城内。
結果我們看到，祖承訓提出的五條敗戰責任，“弓手犀利”是真實存在的；“糧秣不繼”、“情報不準”、“朝軍不配合”三條，也全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全跟李薲息息相關。
而朝鮮君臣這場對話洩露出的信息，還遠不止這些。
朝鮮君臣談到李薲時，顯得相當忌諱。
尹鬥壽勸阻李昖不要對李薲進行懲罰，甚至連那四隊逃跑的将領，都沒被責難。
對這些人的軍法處置，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進行，連朝鮮自己的監兵使都不知道。
這太奇怪了——處罰敗戰将領，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恰好就在同一時期，李朝朝廷集中處理了一批無能之輩，如江東守灘江金億秋、王城灘守将吳應鼎、樸錫命、閫帥（指地方将領）李潤德等人，皆因為未戰先逃、臨戰驚潰的罪名，或被收監，或被懲處。
（《宣祖實錄》二十五年八月三日）
李薲的表現和罪名，跟這些人差不多。
為何處理他們時痛下殺手，處理李薲卻搞得神神秘秘，諱莫如深呢。
更奇怪的是，處理到最後，李薲居然安然無恙，還升了官當了巡邊使，繼續在前線統兵，其他四名副将也毫發無傷。
敗戰之後，不降反升，這隻有兩種可能：若不是上級被蒙蔽，便是身負着什麼重大秘密，迫使上級用官位來封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