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兇手為什麼會在支隊周圍遊蕩才值得奇怪。
”彬反複地看屍檢照片——這是我最看不得的，“尾随嗎？”
“尾随警察？”
“這和警察身份不一定有關系，就好像兇手選擇目标和左右撇子關系不大一樣——她就是右撇子。
”彬把一張照片舉到嘴邊，仿佛能嗅出上面的血腥味，“咱倆出事那天晚上，我話說了一半：這個性掠奪者，有至少兩種行為模式。
”
我順着他的思路梳理：“警察與妓女，低風險被害人與高風險被害人——他攻擊兩種完全不同類型的被害人。
”
“用了兩種模式。
”
“攻擊随機遇到的高風險被害人時，他是獵食者；攻擊長期作為性幻想對象的低風險被害人時，他是潛行者[均為連環殺手行為類型分類名詞。
獵食者：在接觸被害人時立即展開攻擊行為的連環殺手，作案通常無計劃性的。
潛行者：亦稱刺客人格型連環殺手，會在選定侵害目标後對其進行跟蹤并盡量逐漸接近，一旦出現合适的時機，就會迅速展開攻擊，其作案預謀性強，屬于連環殺手中最危險的類型]。
就是說——”
“池姗姗那案子你們抓錯了人，但不代表找錯了方向。
”
“兇手是曾經出現在小姜和池姗姗生活中的人，兇手認識她們！”
“我大概隻能看出這麼點兒眉目。
”彬把照片塞進案卷，然後整本遞給我，“剩下的就是你們的工作了。
比對這兩個低風險被害人生活中的交集，多留意細節：她們有沒有在同一家影樓拍過藝術照？會不會都常去同一家快餐店？用的是不是同一個牌子的化妝品？是否在同一個地産項目看過房？保險代理人是同一個嗎？……以支隊擁有的資源，應該不難查到。
”
“現在就辦！”我拿起手機，發現電池空了，便從口袋裡翻出備用電池替換，嘴裡還念叨着，“小姜這孩子太軸，扭頭往隊裡，或者哪怕是往大街上跑，沒準都能有機會活下來……媽的……”
彬若有所思地輕聲道：“換你，會跑嗎？”
“換我？我他媽上去剝了丫的皮！”
“不，我是說，即便排除憤怒的情感因素，你會跑嗎？”
“呃？哦……”将一幹陪練打得東倒西歪後，熊熊怒火依舊煎熬着我的大腦，想跳出來做理性思維還很難，“大概，不會吧。
”
“面對兇徒，一般人都會選擇逃跑。
”
“我不會。
”
“她也一樣。
”
“就因為我們是警察？所以特有神聖的使命感？”
“背對他，你是獵物；轉身面對，你是對手。
或戰或逃，生死一念間……人對命運的選擇，源自根深蒂固的性格。
”
“你是覺得，因為小姜這孩子軸，所以才會選擇拼死一搏？”
“不。
”彬拍拍我的手背，“我隻想說，她是個好警察。
”
托了某個不知名的外出納涼的大爺大媽的福——當他們繪聲繪色，甚至是添油加醋地向兒女或鄰居講述案發現場的景象時，大概不會想到，半個中國在一天之内遍傳“女警在公安局門口慘遭殺害”，自己便是始作俑者。
網絡信息時代的今天，光纖的傳播速度令北京警察的公信力一時間直跌谷底。
也是，警察自己都成了泥菩薩，何談庇佑衆生？
令人意外的是，袁适主動承擔了對案件定性出現錯誤的責任。
據說，他在電話會議上坦承兇手應該不止一人，且是否專門尋找左撇子實施侵害亦值得商榷，先前給出的“畫像”存在明顯纰漏，并直接導緻分局刑偵支隊未能合理調配資源，跟進排查。
老白的态度則簡單得近乎蠻橫：撤我可以，等案子破了，貶我當平頭老百姓都行！
結果，市局誰的賬都沒買：啥都甭扯，限期破案！
人手有限，保護彬的民警被撤回。
彬攜依晨搬去與父母同住。
袁适帶着四名助手加入專案組，我被臨時選定為專案組副指揮劉強的助理，兩個地區隊的人馬及從派出所抽調的二十名民警被劃入組内。
分局局長發話：全局上下，無條件配合刑偵支隊工作。
市局禦批：技術隊及法醫隊優先處理與專案有關的勘驗，且視情況需要，可專線聯絡并調度市特警防暴隊協助抓捕。
兇手一定不理解：殺警察，等于給自己判了死刑。
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是強大的。
不到一周，專案組已完成排查上千人次，走訪地區擴散至朝陽、西城、豐台、石景山四個區，所有案發地點也布置了專人二十四小時值守——這是袁适提出的建議。
雖說國外多起案例都出現過連環殺手回到作案現場緬懷的記錄，但我對此沒抱什麼太大希望。
本是無心插柳，卻沒想到長出了椰子樹。
那天下午，我開小差跑到支隊門口，聽取楊延鵬打探到的新情報。
“唯一的記錄是宋德傳與彭康做過旅伴。
”楊子從包裡抽出張名單，“九四年前後，聖雷森基金會曾經派遣過赴柬埔寨的傳染病研究與醫療援助團隊。
人道主義萬歲！”
名單上列着十個名字：孟京濤（領隊）、宋德傳、馬席嶺、華美瑤、陳娟、凱特·迪克斯、許東方、彭康、高建隆、顧帆。
“啊——這上面可以劃去五個死人，除了你知道的那倆，其他都是在柬埔寨擱車的：高建隆被流彈爆頭，陳娟和許東方死于傳染病。
”
“剩下的人呢？”
“不清楚。
我可以再查。
”
“都是中國人？”
“有一個是華裔美國人，基本都算是吧——你要這麼說是有點兒蹊跷，美國佬派個愛心大使團去老少邊窮地區搞慰問，幹嗎攢幫華人？沒準兒有名堂。
别忘了，這支隊伍的直線老闆可是軍火販子。
”
“美國和柬埔寨關系很暧昧嗎？”
“美國跟誰關系不暧昧啊。
再說了，這幫人去慰問的又不是柬埔寨官方……”
“啊？”
“哦，可能不重要，就是他們去接觸的是紅色高棉。
”
“什麼棉？”
“補補國際時事吧老兄，省得說什麼你都不知道。
紅色高棉原名‘赤柬’，是一九六〇年左右興起的極左勢力，而且是武裝勢力，九八年正式向政府軍投降。
”
“有點兒印象了，是那個搞過什麼S21集中營殺了兩萬多人的勞什子玩意兒吧？”
“托士楞隻是其中一處，兩萬也就是個零頭不到。
”
“你剛提醒我說這隊人的老闆是軍火販子，什麼意思？”
“這還看不出來？”
我把名單疊好揣進兜裡：“假借醫療援助之名進行軍火走私？是不是有什麼免檢的綠色通道？”
“醫療團隊嘛，該不該叫白色通道啊……反正我也是出于好奇查了查：九四年前後，無論是聖雷森中心還是聖雷森基金會，倒是不曾出現過大筆的資金往來記錄——除非錢都打到開曼群島某個賣麻辣燙大媽的賬戶上了。
這隊人肯定不全是白求恩，沒準兒是先遣的談判人員或是去派發免費的試用品……總之，九四年的紅色高棉已是苟延殘喘，日薄西山，要想東山再起，軍火販子應當是非常受歡迎的座上貴賓。
”
“這恐怕就是聯系所在了。
”
“什麼聯系？”
“你上次告訴我說那種叫‘虎咬’的技巧，不是國外極左勢力人士的摯愛嗎？這紅色高棉不就是極左勢力？”
“呃——很遺憾，我不得不沉痛地告訴你：他們的軍隊不流行這門兒手藝。
我也注意到了，所以特别去查過。
”
“繼續跟進。
我去找名單上的其他人聊聊，有沒有更詳細的……”正說着，駛來兩輛警車，前面的那輛在門外停了一下，張祺從副駕的窗口探頭，朝我喊了句什麼。
我示意讓楊延鵬等一下，走上前問道：“什麼？”
聽到張祺的回答後，我第一反應是：難道今天是四月一号？而後面那輛押運車裡的情形，則抹殺了所有惡作劇的可能。
我慌忙撥通了彬的電話：“哪兒呢？”
“機場高速。
”電話的信号不太好，“剛送走爹娘，怎麼了？”
“依晨呢？”
“她看家。
找我有事？”
“不對，她不在家。
”我望着車中那個纖細的女孩，百思不得其解，“她剛剛出現在許春楠遇害的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