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在變，所以治國方針也要變。
即使在不同的曆史階段，其治國方略也得适應當時社會發展的變化。
昔先王當時而立法度，臨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理，事适其務故有功。
今時移而法不變，務易而事以古，是則法與時詭，而事與務易，是以法立而時益亂，務無而事益廢。
此聖人之理國也，不法古，不修今，當時而立功，在難而能免。
[秦孝公用衛鞅。
鞅欲變法，孝公恐天下議己，疑之。
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
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于世；有獨智之慮者，必見教于人，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見于未萌。
人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禮。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
聖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
因人而教，不勞而功成。
緣法而理，吏習而人安。
”衛鞅曰：
“龍之所言，世俗之言。
常人安于習俗，學者溺于所聞。
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與論于法之外也。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
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杜贽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
法古無過，修禮無邪。
”衛鞅又曰：“治代不一道，便國不法故。
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
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
”孝公曰：“善。
”遂變法也。
]
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固其時而建功立德焉。
[孟子曰：“雖有磁基，不如遇時；雖有智慧，不如逢代。
”範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
”《語》曰：“聖人修備以待時也。
”]
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義，五伯用權智。
”[說曰：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義；賞善誅惡，朝諸候，朝事，謂之王；興兵衆，立約盟，以信義矯代謂之伯。
文子曰：“帝者，貴其德也；王者，尚其義也；霸者，迫于理也。
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
”議曰：夫建國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
]
五帝以上久遠，經傳無事，唯王霸二盛之類，以定古今之理焉。
[秦漢居帝王之位，所行者霸事也。
故以為德之次。
]
【譯文】
從前先王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建立政治制度，根據當時的任務制定政策，制度和政策與當時的實際情況和任務相符合，國家才能治理好，事業才會有成績。
形勢和任務變了，制度和政策還要死搬已經過時的那一套，使制度與時代、任務與政策脫節，這樣一來，即使有好的制度和法規，也是勞而無功，徒增混亂。
所以聖人治國，一不法古，二不貪圖一時之宜。
因時變法，隻求實效。
這樣，遇到煩難也容易解決。
[秦孝公既用衛鞅，想要變法，又怕天下議論自己。
衛鞅說：“疑惑不決的行為沒有名聲，疑惑不決的事情沒有功績。
且有高于常人的行為，本容易為俗世所反對。
有獨特見識的計謀，必為人民所低毀。
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聰明的人，卻能預見未來的事情。
行事的開始，不可與人民共謀，而隻可與他們共享事業成功的快樂。
能談論至德要道的人，不與世俗合流；能建立偉大功業的人，不與衆人共謀。
因此聖人隻要可以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效法舊制度；隻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禮教。
”孝公說：“很好！”甘龍說：“不對！聖人是不改變民俗來教化的，聰明的人是不改變舊法來治國的。
能依照民俗來教化的，不費力就能成功；能依照舊法來統治的，官吏習慣而人民安适。
”衛鞅說：“甘龍所說的，是世俗之言。
常人苟安于舊世俗，學者拘泥于舊見聞。
以這兩種人來做官和守法都還可以，但卻不可以用以議論舊法以外的新事物了。
三代不同禮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律，而各成霸業。
聰明的人能制作新法，愚笨的人卻受制于舊法。
聰明的人能變更禮教，不聰明的人就要被禮教拘束。
”杜摯說：“新法利益不及舊法百倍就不變法，新器功用不及舊器十倍就不換器。
”衛鞅說：“治世不是隻用一種方法，利國不必效法古制度，所以商渴、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統治天下，夏桀、商纣不革新禮教而亡國。
反對古制度不一定應該受非議，遵循古禮教也不值得多誇獎。
孝公說：“鞅說得很好！”于是決定了變法。
]
由此可見，象商鞅這些人，都明白要想建功立業，富國強兵，必須順應時代，跟上時代。
否則隻能被時代淘汰。
[孟子說：“既使有肥沃的土地，也不如按季節種莊稼；既使有智慧，也不如趕上好時代。
”範蠡說：“節令不到，就不能強迫禾苗生長；事情不經過研究，不能強求成功。
”《論語》說：
“聖人平時就把一切都準備好，隻等待時機的到來。
”]
怎麼知道這樣做才是正确的呢？桓範說：“三皇（神農、女娲、伏羲）
時代的特征是以道治理天下，五帝（黃帝、颛顼、帝喾、帝堯、帝舜）是用德化育天下，三王（大禹、後稷、文王）用仁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