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低不同。
孟子這裡所列舉的，就是幾種不同的從政品格。
“君人者”專以阿談逢迎為務，盡妾婦以道，是宦官寵臣之列。
“安社稷者”是忠臣，不過，一朝天子一朝臣，忠也往往有愚在其中。
“天民者”替天行道，不限于一國一君，如伊尹、姜太公之類。
“大人者”有聖德感化萬物，領袖群倫，正己而天下平，是堯舜禹湯文武等人中龍鳳，百年難遇一二。
孟子顯然是贊賞“天民”，尤其是“大人”這樣的聖賢級人物的。
但不知他會把孔子和他自己放在哪一個等次上？事關聖人，他既沒有說，我們也不好主觀臆斷，妄加揣測了罷。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①，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②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
【注釋】
①故：事故，指災患病喪。
②怍（ZUo）：慚愧。
【譯文】
孟子說：“君子有三大快樂，以德服天下不在其中。
父母健在，兄弟平安，這是第一大快樂；上不愧對于天，下不愧對于人，這是第二大快樂；得到天下優秀的人才進行教育，這是第三大快樂。
君子有三大快樂，以德服天下不在其中。
”
【讀解】
一樂家庭平安，二樂心地坦然，三樂教書育人。
朱熹《集注》引林氏的話說：‘此三樂者，一系于天，一系于人，其可以自緻者，惟不愧不作而已。
”
也就是說，一樂取決于天意，三樂取決于他人，隻有第二種快樂才完全取決于自身。
因此，我們努力争取的也在這第二種快樂，因為它是屬于“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的範圍，而不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的東西。
（見本篇13·3）
“俯仰終宇宙，不樂複何如？”（陶淵明）
俯仰無愧，君子本色。
君子之樂，莫過于此。
當然，作為教書先生，孟子還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樂。
如果我們不是教書先生，那除了一樂家庭平安，二樂俯仰無愧之外，還該三樂什麼呢？或者，時代進化了，還有沒有四樂、五樂呢？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君子所性，雖大行①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②，見于面，盎③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
【注釋】
①大行：指理想、抱負行于天下。
②睟（sUi）然：顔色潤澤。
③盎（ang）：顯露。
【譯文】
孟子說：“擁有廣闊的土地、衆多的人民，這是君子所想望的，但卻不是他的快樂所在；立于天下的中央，安定天下的百姓，這是君子的快樂，但卻不是他的本性所在。
君子的本性，縱使他的抱負實現也不會增加，縱使他窮困也不會減少，因為他的本分已經固定。
君子的本性，仁義禮智植根于内心，外表神色清和潤澤，呈現于臉面，流溢于肩背，充實于四肢，四肢的動作，不用言語，别人也能理解。
”
【讀解】
治國平天下是人間的賞心樂事，也是儒學外治（與内修相應）的最高境界。
但對于真正的君子來說，窮達都是身外事，隻有仁義禮智根于心，清和潤澤顯于外才是本性所在。
孟子所描述的，是一個胸懷高遠，雍容大度的儒雅君子！外在形象與内在靈魂統一，表裡如一，通體流溢着生命的光輝。
想來，即便在儒教中，這也不過是一個理想人物罷了！
因為他已超越了治國平天下的境界，就像尼采筆下的查拉圖斯特拉，站在高高的山上，睥睨着人類。
但他不是超人，因為他并沒有離開人間，沒有上過查拉圖斯特拉那座山。
孟子曰：“易其田疇①，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食之以時，用或禮，财不叮勝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大，無弗與者，至足矣②。
聖人治天下，使有寂票如水火。
寂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注釋】
①易其田疇：易，治，耕種；田疇，田地。
②矣：這裡的用法同“也”
【譯文】
孟子說：“搞好耕種，減輕稅收，可以使老百姓富足。
飲食有一定時候，費用有一定節制，财物便用之不盡。
老百姓離開了水與火就不能夠生活，可是，當有人黃昏夜晚敲别人的門求水與火時，沒有不給與的。
為什麼呢？因為水火都很充足。
聖人治理天下，使百姓的糧食像水與火一樣充足。
糧食像水與火一樣充足了．老百姓哪有不仁慈的呢？”
【讀解】
這一段與孔子“先富後教”，以及孟子自己在《滕文公上》裡論述“有恒産者有恒心”的思想是相通的，而與《大學》所論“德本财末”，孔子所論“放于利而行，多怨”，（《論語·裡仁》）以及孟子自己所論“以義治國，何必言利”（《粱惠王上》的觀點則有些不同。
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反映出儒家學說在政治和經濟問題上的矛盾和困惑。
“先富後教”、“有恒産者有恒心”和這裡所說的“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都表現了儒學抓經濟基礎的一方面，而“德本财末”、“放于利而行，多怨”，以及“何必言利”的觀點則表現了儒學重政治，重教化的一方面。
孔子也罷，孟子也罷，儒家先賢們的确在不同的時候和不同的場合下有不同的側重和說法。
所以，我們可以把以“德本财末”和“先富後教”為代表性說法的兩種思想看作是儒學在治國問題上的一對矛盾對立範疇。
至于這一對矛盾對立的範疇是否得到過“統一”的解決，從理論上看，儒家的先賢們似乎沒有作過這方面的專門論述，而我們的感覺，他們總的傾向上還是更偏重于政治，偏重于教化方面的。
從實踐上看，在不同的時代，不用的社會時期内，情況有所不同。
但總的說來，政治與經濟作為對立統一而又相輔相成的兩極，對它們的不同側重似乎貫穿了中國社會曆史發展的各個階段。
直到今天，我們不也還在探讨這個問題嗎？從“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又要“談政治”，使我們感到，政治與經濟的關系，的确是我們怎麼也擺脫不了的一對矛盾對立而又應該得到統一的施。
至于怎樣來使它們得到統一，則是一個非常複雜、因而不是我們這裡可以置一辭的問題了。
當然，從這一章，我們也可以看到，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