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太子朝夕相處。
所以太子見到的是正直無私的行為，聽到的是正直無私的言談，行的是正道，因為前後左右都是品行端正的人。
一個人習慣了與正人君子相處，自己也會不知不覺地走上正道，就象生長在齊國的不能不使用齊國高雅的語言一樣；習慣了與奸邪小人相處，就象生長在楚國的人不能不使用楚國粗俗的語言一樣。
“秦王讓趙高輔導太子胡亥學習判案，耳濡目染的不是殺人、割鼻就是夷滅三族。
所以今日即位，明天就用活人做靶子練習射箭。
忠言規勸的說是诽謗，為他深謀遠慮的說是妖言惑衆，把殺人當做割草玩一樣。
難道胡亥天生性惡嗎？不是，是因為教導他的知識都不是正理。
”
晉惠帝的太子司馬通犯了罪，校尉閻纂上書說：“我常常想，遹長期生活在深宮中，沉緬富貴尊榮，憑着先帝創造的條件，生活優越，父母嬌寵。
為他選擇老師時，我見都是選自名門望族的富貴人家，很少有來自寒門的有學問、有情操的讀書人，或者有漢武帝做太子時衛绾、周文那樣的好老師，和剛正不阿的汲黯、鄭莊那樣的好輔臣。
這樣一來，太子遹就無法學到忠孝之道。
古代的禮儀規定：太子要以士人的交際方式與民衆平等相處。
這樣做的目的是讓他知道貧賤之後方可做貴人。
如今他自己毀了東宮，也傷了國家元氣，其所以到了這種的地步，不單單是太子的罪過。
諸王子的導師、友人和來往的文人墨客也都是出身豪門，和這些人相處，怎麼會互相切磋、有所教益呢！現在太子遹言語悖逆，接受懲罰的時候，仍然格守做兒子的規矩，還可以考慮重選師傅，令其改過自新。
選配遊藝談學方面的師友，應當是出身寒門，學問和品行都卓然自立的人，以及經曆過艱難困苦而名聲、行為清廉正直的人，使之與太子相處、遊學，杜絕他與皇親國戚的戚纨绔子弟和輕薄賓客交往，隻讨論古今孝子如何事奉雙親、忠臣如何報效朝廷，以及知過即改的道理，使他聽到的都是為善之道。
恐怕隻有這樣，才是萬全之策。
”
由此看來，對太子的教育，必須選品學皆優的人擔任，這對于國家來說是最重大、最迫切的問題了。
]
【按語】
宋、齊二代的五個廢帝是指劉宋王朝的前廢帝劉子業，後廢帝劉昱；南齊郁林王蕭鸾、東昏候蕭寶卷與齊和帝蕭寶融。
這幾個皇位繼承人的共同特點是荒唐淫亂，嗜殺成性。
比如，宋前廢帝劉子業，天塌下來他都不管，殺人之外就是醉生夢死，淫穢宮帷。
他愛讓王妃、公主、郡主等人入宮脫得赤條條的，在他面前排列成一隊粉團陣，再強令左右與之追逐作樂，如若不從，就殺其全家。
又如後廢帝劉昱，殺人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大樂趣。
他經常動用擊腦袋、錘陰囊、剖腹心等酷刑，有時一天受刑的就有數十人之多。
他看到殺人後伏屍流血便十分開心，一天看不上這種種慘狀，就悶悶不樂。
有一次，他用鐵錘把一個人的陰囊打破，身邊有人見此情景皺了一下眉頭，他發現後悖然大怒，讓這人立正站定，袒露上身，用短矛刺穿其肩胛。
還有一次，他聞到身邊一侍從有大蒜味，竟要剖腹察看。
凡此種種，不勝贅述。
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這些人不單是一個“沒有人君尊嚴”的問題，實際上其中大部分屬于精神錯亂型的人。
比如齊東昏侯蕭寶卷，為了讨愛妃的喜歡，把閱武堂改名芳樂苑，并在裡面按市場的樣子建造店鋪，自己打扮成商人大聲叫賣。
他讓愛妃當市場總經理，自己當夥計。
還在苑中開渠引水，在岸邊設立肉鋪，自己操刀賣肉，讓愛妃賣酒。
當時有民謠唱道：“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
這些身為九五至尊的人，行為乖張，各有怪癖。
有的嗜酒如命，有的豪賭成癖，有的好偷，有的愛塗脂抹粉、身着女裝招搖過市，有的好花樣翻新地瞎折騰..總之，烏煙瘴氣，不成體統就是了。
後人在考察這些亡國之君的人格形成原因時，看到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青少年時代的教育失誤。
他們無一不是從小養尊處優，隻知玩樂，有如白癡。
為其選擇的師友都是名門望族的權責，加之大都是在殺人如麻的環境中長大，所以連起碼的做人規矩都不懂。
然而由于封建社會“父傳子，家天下”
的政治體制，國家最高權力的繼承人又隻能在這極其有限的小圈子裡指定或選擇，因此太子的教育就成了關系到國之興衰成敗的大問題。
這裡作者提出的教訓雖然是針對太子教育一事，但其觀點對今人仍感困擾的子女教育亦不無啟迪。
歸納古人有關教子經驗的總結，主要有三點：一是擇師要得人，二是交友要慎重，三是先卑方能後尊。
梁元帝聰明才學，克平禍亂，而卒緻傾覆。
何也？[元帝，梁武帝第七子，名繹，為荊州刺史。
破侯景，都荊州，為西魏萬紐于謹來伐，執帝害之。
]
虞南曰：“梁元聰明伎藝，才兼文武，仗順伐逆，克雪家冤，成功遂事，有足稱者。
但國難之後，傷夷未複，信強寇之甘言，襲褊心于懷楚，蕃屏宗支自為仇敵，孤遠懸僻，莫與同優，身亡祚滅，生人塗炭，舉鄢、郢而棄之，良可惜也。
”
[議曰：《淮南子》雲：“夫仁智，才之美者也。
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智者，知人也。
愛人則無虐刑，知人則無亂政。
此三代所以昌也。
智伯有五過人之才而不免于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秦者，不知賢也。
故仁莫大于愛人，智莫大于知人。
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不免于亂矣。
”
或曰：“周武之雄才武略，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盡其兵算，必能平宇内，為一代之明主乎？”
虞南曰：“周武骁勇果毅，有出人之略，觀其卑躬曆士，法令嚴明，雖勾踐、穰苴無聞淤天下。
此猛将之任，非人君之度量也。
”
由此觀之，夫撥亂反正之主，當先以收相獲将為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
故劉向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
伎藝善戰，何益哉？”]
【譯文】
梁元帝蕭繹聰明博學，平定禍亂，最終還是國破家亡，為什麼？[元帝是梁武帝蕭衍的第七子，名繹，官拜荊州刺史，曾平定大将軍侯景的叛亂，以荊州為都城。
西魏萬紐于謹入侵梁王朝，被俘後，于謹用土袋将其壓死。
]
虞世南說：“梁元帝天資聰睿，書畫術數，無一不通，可以說是文武全才。
他憑借順利的形勢讨伐逆賊，雪洗梁簡文帝被殺的國恥家仇，因功成名就而繼位，确有可稱道之處。
然而在國難之後，創傷還沒有恢複的情況下，相信強敵西魏的甜心蜜語，因偏愛江漢而留戀不去，棄置了建康故都，把兄弟子侄都打發到偏遠的地方，人為地使手足成了仇敵，一旦有事，都在孤獨偏遠之地，不能與他分憂。
結果是身亡國滅，生靈塗炭，把河南和湖北全部放棄，确實讓人歎惜。
”
[《淮南子》說：“仁和智，這是最美好的才能！仁的意思是愛人；智的意思是知人。
愛人就不會采用暴虐的刑罰；知人就不會導緻國家的混亂。
這就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
智伯有五種過人之處，仍然避免不了被人殺害，原因就在于他不愛人；齊王建有三種過人之處，仍然被秦人俘虜，餓死在共邑（今甘肅泾川北），原因就在于他不知賢任能。
所以說，仁最關鍵的是愛人，智最關鍵的是知人，這二點不首先具備，即使明察聰慧，靈敏機智，還是不能避免國破家亡。
”
有人問：“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身先士卒，可惜在位十年，隻活了三十六歲。
假如壽命再長些，讓他充分發揮其軍事謀略，他一定能統一天下，成為一代明主嗎？”
虞世南說：“周武帝骁勇無敵，果斷剛強，謀略超人，看他鼓舞士氣能纡尊屈貴，領兵打仗号令嚴明，相比之下越王勾踐和齊國大将穰苴都比不上。
這都是勇猛的大将所應有的特征，還不具備做皇帝的氣量。
”
由此看來，撥亂反正的領袖人物，首要的是應當收服将相之才以為己用，這才是最根本的。
不能單靠一人善戰去打天下。
正因為此，劉向才說：“知人是王者之道，知事是臣者之道。
多才多藝，英勇善戰，能有多大益處呢？”]
【按語】
曆史上許多皇帝的不幸不在于他們的個性，恰恰在于他們做了皇帝——
把他們根本不會使用的最高權力給予了他們。
權力，是一根其妙無比的魔杖；政治，是一門超越世俗任何藝術的最高藝術。
光有權力欲的人，很可能隻成為卑鄙的政客，但真正偉大的政治家其德才必須超越任何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
曆史上的不少帝王，按其素質如果放在适宜的領域，很可能會成為有益于國家、民族的專家、學者，然而曆史的誤會偏偏讓他們當了皇帝，結果給人民和自己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梁元帝蕭繹隻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
史載蕭繹幼年聰睿俊朗，天姿英發，5歲即能口誦《曲禮》，六歲時為父皇作詩曰：“池萍生已合，林花發稍稠。
風入花枝動，日映水光浮。
”成人後博覽群書，下筆成章，文不加點。
軍旅書翰，策令诏诰，都是自己親自揮毫，從不假人之手。
他平生著述頗豐，先後撰寫編著《金樓秘訣》、《古今同姓名錄》、《江州記》等書籍四十二種，共七百多卷。
他還精通書畫，自畫孔子象，并作贊語，自己書寫，世稱三絕。
他如改行當藝術家，也許會名垂後世，然而作為皇帝，卻被後人當鹹了反面教員。
遺憾的是類似蕭繹的悲劇在中國後來的曆史上依然俯拾皆是。
隋炀帝且不說，宋徽宗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史載，宋徽宗趙佶天資甚高，可是他對皇室欽定的儒家經典和史書一概不感興趣，但對筆硯丹青、騎馬踢球卻樂此不倦。
高俅就是因踢得一手好球而受到他的寵幸才日見重用的。
趙佶對書畫的嗜好到了瘋狂的地步，他在宮中專門設立了一個禦前書畫所，由著名書法家米芾等人掌管，裡面收藏了數以千萬計的珍品，古代的鐘鼎有一萬餘件，全都是商周奏漢之物。
在他貯藏文房四寶的大硯庫中，光端硯就有三千餘枚。
他命人将曆代著名書畫家的資料加以整理，編寫成《宣和書畫譜》，為後世美術史研究留下了珍貴的史科。
他還對所藏古代青銅器進行考證、鑒定，親自編撰了《宣和殿博古圖》。
他決心要在繪畫領域“雄冠天下”，置朝政于腦後，用整整三年的功夫臨摹了宮中所藏的漢代毛延壽等37位名家的全部傳世佳作。
在書畫造詣上，他也的确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如他自成一體的“瘦金書”，不能不說是千古一絕。
除花石奇物、園林鳥獸、書畫飲宴外，趙佶還有一好，即所謂“微服潛行”——偷偷溜出皇宮去逛妓院。
雖然宮中嫔妃數以百計，但他為之傾倒的卻是青摟粉娃，特别是自從見到京師名妓白牡丹李師師後，趙佶簡直到了神魂颠倒、如醉如癡的地步。
為此鬧得滿城風雨，京都嘩然。
作為一國之主的皇帝到了這種地步，亡國喪家是必然的了。
公元1126年，金兵攻陷汴京，先後将趙佶和他的兒子宋欽宗趙桓虜掠至金國都城大定府（令遼甯甯城西），不久父子二人和一同被虜掠到北地的臣民九百多人又被遷到韓州，金朝給他們撥了十五頃地，讓他們耕種自給，直到父子二人老死于此。
如果說趙佶本應是個傑出的藝術家的話，那麼明嘉宗來由校卻是一個好本匠。
朱由校人很聰明，手也很巧。
他平生最愛搞土木建築和木工制作，全套木工活他無一不精，油漆一行亦極奇巧。
凡是他見過的木器用具、亭台樓閣，一看便能制作。
他酷愛營造，常在宮中親自動手建造回廓曲室，手操斧鋸，興緻盎然。
可他又喜厭不恒，造好後隻要有一點兒不順眼的地方就毀掉重造，常常是造了毀，毀了造，忙得不亦樂乎，廢寝忘食。
朱由校尤其擅長的是精緻的雕刻。
他做的硯床、梳匣皆是自己雕刻、自己油漆，五彩絢麗，工極奇妙。
他雕刻的八幅屏，在不足一尺的天地裡花鳥魚蟲、人物走獸，無不栩栩如生。
來由校沉緬于木工制作，根本不理朝政，文武百官有時三年也見不上他一面。
明代為禍最烈的魏忠賢充分利用了他的昏庸，在想幹什麼傷天害理之事時，專揀他忙于木工活的時候去請示彙報，每次，來由校都極不耐煩地揮揮手說：“你看着辦吧！”久而久之，明朝實際上成了魏忠賢的天下。
諸如此類的可笑人物在我國的曆史上不勝枚舉。
平心而論，也很難指責這些被強人所難地推上帝王寶座的人。
如果讓他們自由選擇所喜愛的事業，也許都會成為有益于社會的人才，都會對人類的文明建設做出有益的貢獻。
然而曆史和體制都不允許這樣做。
因此這種現象應該說是曆史的誤會，體制的悲劇。
後齊文宣帝，狂悖之迹，桀、纣之所不為，而國富人豐，不至于亂亡。
何也？[宣帝名洋，後齊高歡第二子，受後魏禅也。
]
虞南曰：“昔齊桓奢淫亡禮，人倫所棄，假六翮于仲父，遂伯諸侯。
宣武帝鄙穢忍虐，古今無比，委萬機于遵彥，保全宗國，以其任用得才，所以社稷猶存者也。
”
[議曰：殷有三仁，太康有五弟，亦皆賢者而國為墟，何哉？
鬻子曰：“君子與人之謀也，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見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也。
故虞公不用宮之奇謀，賊于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于智氏。
天下之國，莫不有忠臣謀士，但在用于不用耳。
苟為不用，反贻君誤賢，人君子安能救敗亂乎？”]
【譯文】
南北朝時北齊的文宣帝高洋沉緬酒色，恣意淫暴，他的瘋狂錯亂的行為，連夏桀、纣王都不去做。
然而能國富人豐，沒有引起國亂人亡，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