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心髒像在敲鼓一樣。
她比他想象的要老一些，三十五六歲，濃妝豔抹，比他高了足足六英寸，但部分是因為她穿着高跟鞋的緣故。
剛才當她在前面領他進走廊時，從那拖地睡袍下的臀部寬度來看，她塊頭很大。
她轉身把他引進客廳時，衣袍前襟敞開了一下，露出了裡面鑲有紅邊的黑色尼龍胸衣。
她讓門開着。
房間中家具簡陋，似乎隻有很少的幾件個人用品。
那女人朝他露出了鼓勵的微笑。
“你把我的小禮物帶來了嗎，亨利？”她問他。
塞缪爾·納特金點點頭，把褲袋裡的二十英鎊紙鈔遞給她。
她接過錢，塞進梳妝台上的一個手提包裡。
“坐吧，别不好意思，”她說，“沒必要緊張的。
現在，你要我幹什麼呢？”
納特金坐在一張單人沙發的邊緣，他感覺自己嘴裡就像是塞滿了快幹水泥。
“這很難解釋。
”他咕哝着說。
她又笑了。
“用不着害羞。
你想做什麼？”
他猶豫不決地告訴了她。
她沒有表現出驚訝。
“沒事，”她輕松地說，“許多男士都喜歡那種事情。
現在，脫下外套、長褲和鞋子，然後跟我去卧室。
”
他按照她說的做了，跟着她再次走過廊道進入卧室。
房間裡的燈光出人意料地明亮。
進屋後，她關門上鎖，把鑰匙放進睡袍口袋，然後脫下睡袍，挂在門後。
三天後，一個普通的牛皮紙信封投遞到了阿卡西亞街二十七号。
塞缪爾·納特金在前門的蹭鞋墊上把它與其他郵件一起撿起來，拿到早餐桌上。
一共有三封信：一封是萊蒂斯姐姐寫來的，一封是家政公司的盆花賬單，第三封信件是個牛皮紙信封，上面的郵戳是倫敦，信是寫給塞缪爾·納特金的。
他毫無疑心地打開，以為是一份商業廣告，但不是。
當六張照片掉出來、正面朝上攤在桌上時，他迷惘地盯着這些東西，愣住了。
當他終于明白過來時，迷惘立刻變成了極度的恐懼。
這些照片，無論是清晰度還是焦距都很差勁，但它們足以說明問題。
每張照片上都能清楚看見那女人的臉，在至少兩張照片上，他自己的面孔也清晰可辨。
他慌忙去看信封裡面，想知道還有什麼，但信封裡面已經空了。
他把六張照片都翻過來，但背面什麼信息也沒有。
信息都在正面，是黑白的圖片，沒有文字。
塞缪爾·納特金陷入了恐慌。
他把照片塞到壁爐旁邊的地毯下，發現那本雜志還在那裡。
他一轉念，便把全部東西拿到外面，在車庫後面燒了，又用鞋跟把灰燼踩進潮濕的泥土裡。
回到屋裡後，他想請病假在家裡待一天，但又意識到這會引起萊蒂斯的懷疑，因為他身體完全正常。
他急忙把她的信送到樓上，撤下她的早餐盤子，匆匆去趕開往倫敦的火車。
他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凝視着車窗外面，心中還是一團亂麻。
他努力想把早晨的恐慌理出一個頭緒。
在過了新克羅斯站時，他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是我的外套，”他喘着氣，“外套和錢包。
”
老福格蒂正低頭研究七個字母的填空，他搖了搖頭。
“不行，”他說，“字母太多了。
”
塞缪爾·納特金悲哀地注視着窗外，倫敦東南部的郊區慢慢被火車甩到後面。
他不習慣這種事情。
整個上午，一種冰冷的恐懼始終攥着他的胃，他根本無法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
午飯時，他試着撥打薩利給的電話号碼，但已經打不通了。
他坐上一輛出租車，去貝斯沃特的那個地下室公寓，但門上挂着鎖、釘着木條，在與人行道齊平的欄杆上挂着“出租”的牌子。
下午三四點鐘時，納特金先生意識到，即使去報警，也沒什麼意義了。
幾乎可以肯定，雜志社給那個廣告回信的地址，一定是一所早就搬空的住宅，無法追查。
貝斯沃特的那個地下室公寓很可能是以假名按周租用的，如今人早就搬走了。
那個電話号碼可能屬于某個人，但那人會說，最近一個月他出門在外，回來時發現門被撬了，此後常常接到找薩利的電話，這使他自己感到莫名其妙。
再過一天，那人也會消失。
他回家後，萊蒂斯比以往更牢騷滿腹，埋怨說來了三個電話，都指名道姓要他接聽，打攪了她下午的休息。
這可不妙。
剛過八點鐘，第四個電話來了。
塞缪爾·納特金從椅子上蹦起來，留下萊蒂斯一個人看電視，自己走到門廳去接電話。
他很緊張，讓電話鈴響了好幾聲後才拿起話筒。
是一個男人的聲音，但很模糊，好像有手帕捂在話筒上似的。
“納特金先生？”
“是的。
”
“塞缪爾·納特金先生？”
“是的。
”
“或者也可以叫你亨利·瓊斯？”
塞缪爾·納特金的胃在上下翻騰。
“你是誰？”他問道。
“名字并不重要，朋友。
你早上收信時看到我的小禮物了嗎？”
“你想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