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是工作需要，讓我服從分配。
”
“是不是你沒有揭發我？沒有和我劃清界限？是我株連了你？”
“我不能這麼想，首長也别這麼想……”
過了半天，張敬懷“唉”了一聲。
他已經無能為力了。
張敬懷換上便衣的第三天，就到省委報到了。
省委書記楊同理，還專門開了一次常委會。
楊書記向常委們介紹了新來的省委副書記，稱他為“張敬懷書記”，并表示熱烈歡迎。
楊同理書記說：“張敬懷書記，是從部隊來的，部隊在革命化方面，是我們地方的榜樣。
張書記來我們省委，會給我們這個領導班子，帶來革命化的思想作風。
”
張敬懷絕對相信，省委領導層都會知道，他是因為“沾”了彭德懷問題的“邊”，被調到地方的。
這是些客氣話而已。
在座的常委們熱烈鼓掌。
會上研究常委們的工作分工。
張敬懷說：“我剛剛到地方，什麼情況也不了解。
目前想搞點調查研究，是不是暫時不要給我分配什麼具體工作了？”
楊同理書記說：“在工作中熟悉情況嘛。
”
大家議論結果，讓張敬懷分管“文教”這一攤。
張敬懷隻好接受了。
經過一個短時間的體驗，他發現同志們對他還是很親切的，并沒有誰“歧視”他。
他也知道，地方上在那次“反右傾”鬥争中，也曾經定了一大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人還從側面對他表示同情，這使他得到許多安慰。
會後，省委辦公廳單主任找他請示：他作為一位省委書記，沒有從部隊帶來秘書，單主任提出，由辦公廳物色幾個秘書人選，由張書記決定。
對配秘書的事，從張敬懷和畢秘書的關系，他越來越感到選擇一個秘書，需要十分慎重。
他說：“不忙，不忙。
我剛剛來，工作也不會太多，等有了合适的人選再說吧。
”
張敬懷現在的首要任務，是調查研究，了解情況，開任何會議他幾乎都是一言不發。
他每次下基層，辦公廳都是從政策研究室臨時給他抽調一個秘書。
又是每一次換一個人，他觀察這些人中，沒有一個可以做他的秘書的。
張敬懷的思想、感情、性格以至作風、氣質，是他們這一代人在當時的特殊曆史、生活經曆鑄造成的：就是他對政治、對社會問題的特别敏感。
随着時間的推移，“反右傾”的後遺症，很快便暴露出來了。
從“大内參”不斷透露的情況看，那套極左路線在實踐中所造成的危害，越來越清楚了。
餓死人的消息在内部刊物有越來越多的報道。
河南省有的地方，由支部書記集體組織出外讨飯，全國的浮腫病患者，據不完全統計，以億人的數目計算。
這時，他想起了他換便衣那天，畢秘書的一句非常具有哲理性的語言：“當真理被權力愚弄了的時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黨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公共食堂被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在“大躍進”中盲目招工中，下放到農村兩千萬人，被“敢想敢幹”破壞了的各項制度，逐漸恢複。
那種“革命浪漫主義”所宣傳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呔，我來了！”為求實作風所代替。
到了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工作會議之後，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和各條戰線紛紛制定“小憲法”式的工作條例：“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手工業三十條”，“文藝八條”等等，陸續出台。
張敬懷理所當然地想：是因為極左路線那一套在實際工作中碰了壁，吃了苦頭，“物極必反”的規律起作用了，雖然誰也不那麼說，實質上是糾正極左的錯誤。
在各種會議上都提倡調查研究，政治空氣開始松動。
在“反右傾”運動中定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陸續“平反”，摘“帽子”。
人們開始敢于講些真話，反映真實情況了。
這時，張敬懷不斷深入到各市、地、縣、公社，了解情況。
原來他覺得自己對地方情況不熟、不懂，不敢具體抓工作，現在開始進入他的副書記角色了。
可是，為他配秘書的事，一直沒有找到合适的人選。
雖然單主任為他找了好幾個，沒有一個是他中意的。
他選擇秘書的條件主要有兩條：一是品質好，一是文筆有才氣。
品質好的标志是敢于講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文筆好的主要标志是，有文采，文字表達能力強，根據他的意圖起草各種稿子，不用自己再大改。
有一天，辦公廳秘書處送來一大堆文件，有一份省報剛剛出版的内部刊物，名叫《求實》，實際上是一份供省委領導看的“内參簡報”，他先浏覽了目錄，有一篇标題《最常說的，最難做的》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饒有興趣的讀着。
那文章一開頭的幾句，就頗具理論色彩。
文章說：
“實事求是，是我們的工作方法，實事求是，是我們的工作作風，實事求是，是我們制訂一切政策、方針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