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個看上去很有趣，也就是說，看上去稀奇古怪的人是用來消解她心中的粗暴與狂蕩情緒的最少人數。
帕蒂·拉倫這輩子可能隻讀過十本書，其中一本就是《了不起的蓋茨比》。
你猜她怎樣看自己！和蓋茨比一樣着了魔。
當宴會開到深夜時，倘若月亮升得很晚，可又大又圓，她便會操起那支啦啦隊的小喇叭，就在半夜，吹起撤退号，你可千萬别告訴她這時吹撤退号不是時候。
不，州警是不會喜歡我們的。
他們同飛機駕駛員一樣小氣。
得不到什麼好處，他們才不會舍得掏腰包呢。
像我們這麼鋪張浪費非激怒他們不可。
此外，頭兩年夏天，可卡因就放在桌上的一個碗裡。
帕蒂·拉倫喜歡站在門口迎接來賓，把手放在屁股上，站在充當攆走搗亂分子角色的那個人身邊（幾乎總是有個本地小夥子喜歡幹這種活）。
帕蒂·拉倫是那種能夠充分利用陌生人的女人。
我們家的門都給擠壞了。
專捉毒品犯的便衣警察所吸的可卡因絕不少于到場的任何一個吸毒者。
然而，我不能裝出私下裡我對那碗可卡因仍處之泰然的樣子。
因為關于能不能把可卡因擺在明處這件事，我同帕蒂·拉倫曾争吵過。
我覺得，帕蒂的毒瘾比她自己所認識到的還要嚴重。
如今，我恨透了那些白玩意兒。
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便是我做白雪生意那一年——我因為販毒罪到監獄裡轉了一圈。
不，州警不可能太喜歡我。
可也很難相信，在這冰冷的十一月的下午，他們會聚在一起對我那一小塊大麻地施行精神報複。
要是在夏日的狂亂之中這倒有可能。
去年夏季，正是烤人的八月，我得到一份令人恐懼的秘密情報，說大搜查已迫在眉睫，我冒着中午的炎熱跑到特普羅（人們通常認為，中午割大麻是件很粗魯的事，這将使大麻精神分裂），把大麻割倒，然後很荒唐地花了一夜時間（不得不解釋一下，那天晚上我沒參加什麼宴會）用報紙把新割的大麻包好，存放起來。
我既沒割好、包好，也沒保存好。
所以，我可不相信雷傑西對我那長了一年的大麻質量的奉承話（也許帕蒂·拉倫偷偷塞給他的是幾支卷得很好的泰國大麻煙，她蒙他說這是我們家種的）。
我九月份剛割的那茬大麻同樣有股味，我稱之為心理差别。
它聞上去有股子特普羅的森林與沼澤地氣味，盡管如此，我仍舊相信它是我們這個海岸小鎮所特有的“霧狀”植物。
你可能抽上一千支，也不會明白我說的是什麼意思。
但我确實是以優越的條件來種大麻的。
如果誰想享受享受與死者交談那種富于幻想色彩的浪漫情趣或至少是品嘗品嘗死人向你低聲輕訴的奇異滋味，那請抽上幾口我種的大麻煙吧。
我認為這應當歸之于多種因素，其中之一便是，特普羅那裡的森林常常鬧鬼。
幾年前——從現在算有十幾年了——一個年輕的葡萄牙小夥子在普羅文斯敦殺死了四個姑娘，肢解了她們的屍體，然後把她們埋在那片地勢低窪的森林中的幾個不同地方。
那幾個死去的姑娘和她們那冰冷麻木、殘缺不全、充滿怨氣的樣子總是十分清晰地懸浮于我的腦際。
我記得，今年我割大麻——這次我又是匆忙草率地幹完的，因為一股飓風（後來，它轉向了海面）正要向我們襲來，不錯，這股狂風的确是風力很猛——是在九月中旬悶熱、陰沉、狂風将至的一天。
可怕的大浪拍打着普羅文斯敦的防護大堤。
鎮上的人都忙着釘防暴風雨的窗子，我卻正在八英裡以外的特普羅森林裡揮汗如雨，就像一隻被圍在一群發瘋了的甲蟲中間的沼澤地大耗子。
多麼富有複仇色彩的惡劣天氣啊！
我記得，我以儀式上所必需的耐心割着每一棵大麻，在割刀作用到我胳膊上的瞬間，我努力感受這種植物的生命。
大麻被割倒後就走完了它生命途程的一半。
現在，它的精神存在将取決于它的同随便哪個準備抽它的人——惡人、歹人、喜歡冥想的、滑稽的、好色的、大徹大悟的或愛搞破壞的——交流能力。
實際上，在割大麻時，我就試圖來一次徹底的反思，但（這也許因為甲蟲狂暴、恐慌或飓風将至的緣故吧）還是匆忙草率地割完了事。
我不由自主地用刀在根上亂砍了一通，然後又急急忙忙地把它們收攏到一起。
作為補償，我盡量細心地晾曬了它們，又将地下室裡一個從未用過的櫃子拿來當臨時烘幹室。
在那混濁的空氣中（我曾在櫃裡放了幾碗面堿，以防它變潮），大麻獲得了真正的休息機會，在那兒它們能夠躺上幾個星期。
我把葉子和嫩芽撸下來，放到裝咖啡的小廣口玻璃瓶中，而後再壓上一個紅色橡膠墊兒（我嫌惡用尼龍袋或塑料袋裝這樣精美的東西）。
但抽它們時，我發現每支大麻煙裡都有收割時那股子狂暴勁兒。
我和帕蒂争先恐後地去彈奏令人作嘔的新曲調——我倆一會兒感到嫌惡，一會兒感到嗓眼兒火辣辣地疼。
盡管如此，那次收割的大麻（我習慣于稱它飓風頭）還是開始對帕蒂的大腦産生了有些言過其實的影響。
帕蒂·拉倫認為，她有一種通靈的力量。
我們應當相信她，她有通靈力量這一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