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現代關于希臘文化的第一次也是最好的闡述。
編輯的原則
在準備布克哈特演說的這個選譯本的過程中，我們需要銘記在心的是，它來源于一系列演說，而不是一本書。
我們所使用的文本是一百年以前（1898&mdash1902年）布克哈特的侄子雅各布·奧芮編輯的。
頭兩卷是由布克哈特本人審校過的手稿本；此後的部分是以他對不同課程的注釋和他的聽衆的筆記為基礎；這種情形尤其适合于第四卷，我們幾乎要完全依賴于演說的聽衆，沒有作者的手稿。
奧芮是一位具有高度責任心的古典學者和教師，有人描述他每天大約7點鐘起床以後就躲到他的位于花園中的涼亭裡，整理他叔叔的手稿直至11點鐘，然後進城去。
然而，正如布克哈特所言，演說筆記就像是一塊地毯的内裡，線頭和基本的圖形看得見，但是最初設計的生動的細節則丢失了。
在大學和瑞士科學委員會的支持下，關于希臘文化演說的一個新的學術版本在巴塞爾的布克哈特檔案館開始了準備工作；它将在下一個十年問世。
[31]這個版本的編輯原則與後來彼得·甘茨所編輯的關于曆史研究的演說是一緻的&mdash&mdash也就是展示出布克哈特的注釋和那些他的不同版本的聽衆筆記的原文的副本，而不是一個經過整合的和便于閱讀的文本。
這個過程的最後一個程序是，就像奧芮所做的那樣，我們大家再次聚集在涼亭的桌子邊，把所有掌握到的資料擺在面前（可能還會多一些），但與他面對着同樣的問題&mdash&mdash如何通過不同的版本去重新建構他的叔叔在一系列的場合中所确實發表過的演說。
我們缺少了一個基本的佐料，那就是他所喜愛的侄子暨文獻編輯者所擁有的對布克哈特精神的洞察，他親耳聆聽過他叔叔的演說。
由于這個原因，盡管我們對演說的理解和對布克哈特思想的闡發可能會有所深入，但我們還是相信雅各布·奧芮的文本是不可取代的。
[32]
在選譯的過程中，就像我在上面所描述的那樣，我們試圖發掘出布克哈特曆史觀當中真正的原創性。
為了遵從現代讀者和出版者的需要，我們認為最好把布克哈特自己對年輕朋友的建議銘記在心：
最後，不要超過一卷，要記住，在作者的精神和思想上的貢獻完全可以用四五頁紙就可以表達清楚的情況下，而你和我卻不得不面對新的三卷本的專題著作或傳記文學的時候，必然會産生一種無言的絕望。
因為這個原因，我們隻從最初的兩卷中選出了最重要的部分，選擇出布克哈特的思想中最具有原創性和帶有結論性的部分呈現給讀者，分布在這四卷當中。
因此，具體來講，我們從第一卷中選出了最前面的八十頁内容，其中包括導言，關于希臘人和他們的神話的第一章，以及第二章中關于城邦的普遍特征的第一個部分；有一些遺憾的是，我們省略了有關政治的其他内容，包括關于城邦（包括雅典和斯巴達）的曆史發展的長篇叙述，以及政治思想和希臘一體觀念的起源的部分。
從第二卷開始，我們完全省略了宗教和崇拜的讨論，隻收錄了關于希臘生活的基本特征的第五章。
整個第三卷（關于藝術和文學）也全被省略了。
這個譯本的核心内容是第四卷&ldquo曆史發展中的希臘人&rdquo中的系列肖像，幾乎全部被翻譯過來，隻省略了布克哈特在&ldquo賽會和殖民者&rdquo一章中關于殖民時代的描述（實際上這一部分僅給人以古物學的興趣，因為這幅圖畫在本世紀被考古學大為改觀了），關于希臘化時代的人的部分大多也出于同樣的原因被省略了；我們還去掉了其餘文獻中的幾個主要的段落，大多是扼要的和重複的比較材料的列舉，對讨論沒有什麼幫助。
從已出版的文本的注釋中，我們選出了布克哈特最有趣和最有代表性的意見，以及主要的參考資料。
跋
布克哈特最令人愉快的作品之一是他的最後一部著作，是他在去世之前寫好，并留下遺願在死後出版的。
它是一本關于他最喜愛的藝術家魯本斯的散文集，布克哈特十分恰當地把他視為一位快樂的天才，他以其能夠給同時代的人帶來快樂的本領度過了富足和成功的一生，他沒有把幸福的秘密錯誤地當作世俗的成功，而是把他對家庭和對妻子的愛放在公衆生活之上。
盡管他終身未婚，但孤身一人的布克哈特卻在他的親戚、朋友和教師工作的小圈子中十分快樂。
他能夠理解希臘人的悲觀主義；但他也對他的這位藝術英雄身上體現出來的美、智慧和幸福充滿熱愛。
《魯本斯》既是一本晚年的著作，也是一本充滿了滿足感的著作；布克哈特自始至終都是一位善于嘲諷和沉思的曆史學家，是一個
置身于潮流之外而找到了阿基米德支點（Archimedianpoint）的人，能夠&ldquo在精神上取得勝利&rdquo。
那些這樣做的人都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布克哈特能夠做到這一點）或許非常偉大。
他們在回顧那些不得不身陷奴役中的人們的時候，不可抑制地充滿了悲憫之情。
因此，在工作的最後，在告别這樣一位終身的朋友和老師的時候，我們希望，在他去世的一百周年之際，我們已經部分地完成了布克哈特自己在給他的一位老友寫的最後一封信中所表達的遺願，他在最後的病痛中這樣寫道：
現在，再見了，繼續好好地對待你年邁的&ldquo導遊&rdquo；我們的生命如此經常地以一種友好的方式一次次交錯；在我死後，花一點時間（不要很多）想着我；據說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工作！
奧斯溫·穆瑞
[1]有一篇關于當代巴塞爾文化的精彩的通論性文章，即高斯曼（L.Gossman）的《巴塞爾，巴霍芬和十九世紀下半葉對現代性的評價》（Basle，BachofenandtheCritiqueofModernityintheSecondHalfoftheNineteenthCentury），載JournaloftheWarburgandCourtauldInstitutes，48，（1984），第136&mdash185頁。
[2]關于布克哈特的最好的傳記是凱吉（W.Kaegi）的《雅各布·布克哈特傳》（JacobBurckhardt,EineBiographie）（巴塞爾，1947&mdash1982），共七卷。
布克哈特的書信引自馬科斯·布克哈特（MaxBurckhardt）編輯的《雅各布·布克哈特書信集》（JacobBurckhardt,Briefe）（巴塞爾，1949&mdash1994），共11卷；對于這些書信，有一個好的選譯本，即杜魯（A.Dru）翻譯的《雅各布·布克哈特書信》（TheLettersofJacobBurckhardt）（倫敦，1955），我在引用了杜魯譯文的同時，也參考了他在這本書的前言中關于布氏生平的精彩簡潔的讨論。
《世界曆史沉思錄》（WeltgeschichtlicheBetrachtungen）我使用的是1962年達姆施塔特（Darmstadt）的版本，英譯本《曆史的反思》（ReflectionsonHistory）使用的是倫敦1943年的版本。
[3]第9頁；另外，他還說過：&ldquo我們應該對現在的報紙和小說對人們心靈的吞噬持有保留态度&rdquo，見《沉思錄》，第13頁；《反思》，第96&mdash97頁。
[4]這一評論引自海因裡希·沃夫林的日記，見《書信》，第32頁；我沒有找到原文，但可以參看他與布克哈特的私人關系的記述，見沃夫林的《藝術史的觀念》（GedankenzurKunstgeschichte）一書（1941年，第2版），第135&mdash163頁。
[5]古奇（G.P.Gooch）《十九世紀曆史學和曆史學家》（HistoryandHistoriansintheNineteenthCentury）（第2版，倫敦，1952），第529頁；我沒有找到這句話的出處。
[6]《君士坦丁大帝時代》（TheAgeofConstantinetheGreat），哈達斯（M.Hadas）翻譯（倫敦，1949）。
[7]文化史的觀念可以追溯到伏爾泰的《風俗論》（EssaisurlesMoeurs）。
關于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的産生及其與思想史（Geistesgeschichte）的關系，英語世界最好的介紹是E.H.Gombrich的《文化史探尋》（InSearchofCulturalHistory），載IdealsandIdols，（牛津，1979），第24&mdash59頁。
[8]《曆史論文集》（HistorischeZeitschrift）（1959），第3&mdash4卷。
[9]參看赫伯特·巴特菲爾德（HerbertButterfield）的經典著作《輝格黨對曆史的解釋》（TheWhigInterpretationofHistory）倫敦，1931。
[10]黑格爾的《曆史哲學》的惟一&ldquo完整的&rdquo翻譯就是西布裡（J.Sibree）的譯本；關于它的不充足，參看杜坎·福布斯（DuncanForbes）為尼斯伯特（H.B.Nisbet）的著作《哲學史演講錄簡介》（IntroductiontotheLecturesonthePhilosophyofWorldHistory）的英譯本寫的導言。
[11]尼采，《不合時宜的思想》（UnfasionableObservations），R.T.Gray翻譯，斯坦福，1995，第143頁。
[12]參看摩米裡亞諾，《古典主義的新道路》（NewpathsofClassicism），載StudiesonMordernScholarship（加利福尼亞，1994），第223&mdash285頁。
[13]G.Walther，《尼布爾的勇氣》（NiebuhrsForschung）（法蘭克福，1993）；參看我為《牛津大學史》（TheHistoryoftheUniversityofOxford）寫的一章，第六卷，第一章（牛津，1997），第520&mdash542頁。
[14]關于這些演說文本發展細節以及雅各布·奧芮所起到的作用，現在可以參看彼得·甘茨為《雅各布·布克哈特，超越曆史研究》（JacobBurckhardt,ÜberdasStudiumderGeschichte）（慕尼黑，1982）所寫的序言。
由于甘茨的版本沒有提供一個完整的文本，我還是繼續參考了傳統的德文文本（參看注釋2）。
[15]甘茨，第35頁；參看18f.。
關于一般性的問題參看海福特裡希（E.Heftrich）的演說集，《黑格爾和雅各布·布克哈特》（HegelundJacobBurckhardt）（法蘭克福，1967）。
[16]《沉思錄》，第2頁；《反思》，第15頁；來自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TheWorldasWillandRepresentation），E.F.J.Payne翻譯（紐約，1966），第2卷，第38章，第439頁。
[17]就我所知，關于布克哈特和尼采思想上的關系，最好的論述是K.Löwith的《布克哈特，曆史中間的人》（JacobBurchhardt,DerMenschinmittenderGeschichte）（盧塞恩，1936；斯圖加特，1984），第一章；另見1940年第一次出版的反納粹的著作，A.vonMartin，《尼采和布克哈特》（NietzscheundBurckhardt）（第4版，慕尼黑，1947）；還有ErichHeller的文章，&ldquo布克哈特和尼采&rdquo（BurckhardtandNietzsche），載《拒絕繼承的心靈》（TheDisinheritedMind）（劍橋，1952）。
[18]給C.vonGeersdorff的信，7..11.1870：第107号，見《尼采通信集》（NietzscheBriefwechsel），克裡（G.Colli）和蒙提納瑞（M.Montinari）編輯，第二卷，第一章（柏林，1977），第155頁；同時引自布克哈特的《書信》，第23頁。
[19]分别搜集起來的這些書信都被彙集在一本書裡，即薩裡斯（E.Salis）的《雅各布·布克哈特和尼采》（JocobBurckhardtundNietzsche）（巴塞爾，1938），第207&mdash229頁。
[20]尼采，《偶像的黃昏》（TwilightoftheIdols）（Harmondsworth，1968），第63頁。
[21]然而，在關于曆史研究的演說的一個晚近的版本中，布克哈特顯然受到了《悲劇的誕生》的影響。
其中，布克哈特提到&ldquo悲劇從音樂精神中神秘地産生出來&rdquo，提到在這個過程中狄俄倪索斯所起到的作用。
這部分的寫作一定在1872年1月這本書出版之前；參看甘茨，第289頁；凱吉，6.1.119f.；《沉思錄》，第55頁；《反思》，第69頁。
在注釋中也提到尼采，第422頁下注釋122。
另見Salin前引書，第96&mdash106頁。
我沒有看過K.Joël的《作為曆史哲學家的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BurchhardtalsGeschichtsphilosoph）（巴塞爾，1918）。
[22]德文是Dilettantismus：《沉思錄》，第16頁；《反思》，第30頁。
[23]最有力的說明就是阿德金斯（A.W.H.Adkins）的《成就與責任》（MeritandResponsibility）（牛津，1962）一書。
[24]H.Gelzer的《作為一個人和教師的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talsMenschundLehrer），載《著作選集》（AusgewähltekleineSchriften）（萊比錫，1907），第297頁。
[25]維拉莫威茲的著作《希臘悲劇》（GriechischeTragödie）（柏林，1899），第二卷前言，第7頁。
[26]見《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至維莫·弗裡斯書信全集，1887&mdash1904》（TheCompletelettersofSigmundFreudtoWilhelmFliess1887&mdash1904），由馬森（J.M.Masson）編輯并翻譯（哈佛，1985），第342頁。
[27]《沉思錄》，第64頁；《反思》，第78頁。
這段關于希臘的文字标題為&ldquo由國家決定的文化&rdquo；它反映了本傑明·貢斯當（BenjaminConstant）在他的著名演說《關于古代希臘人和現代人的自由的比較》（OntneLibertyoftheAncientGreekscomparedwiththatoftheModerns）（1819）中表達出的觀點，見我的文章《自由和古代希臘人》（LibertyandtheAncientGreek），載J.A.Koumoulides編輯的《好主意》（TheGoodIdea）（紐約，1995），第33&mdash55頁。
[28]參看伽瓦恩特卡（W.Gawantka）的存在争議的著作《所謂的城邦》（DiesogenanntePolis）（斯圖加特，1985），第一章，認為布克哈特應該對這一非法實體的産生負有責任。
[29]見M.S.Silk和J.P.Stern的《尼采和悲劇》（NietzscheonTragedy）（劍橋，1981）。
[30]參見我的文章《理性的城市》（CitiesofReason），載穆瑞（O.Murray）和普萊斯（S.Price）編輯的《從荷馬到亞曆山大的希臘城市》（TheGreekCityfromHomertoAlexander）（牛津，1990），第1&mdash25頁。
[31]我要感謝弗裡茨·格拉夫（FritzGraf）教授和雷恩哈特·布克哈特（LeonhardBurckhardt）博士，他們負責編輯這個新的版本。
另外參看塞布爾（M.Seiber）的《曆史研究》（Studistorici），38（1997），第91&mdash105頁。
[32]參看H.R.Trevor-Roper的評論，TLS，*1982年10月8日，第1087&mdash1088頁。
*即《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imesLiterarySupplement），多刊布有影響的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