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是的，相信我。
我了解這些人（Jeconnaiscesgens）。
在我的晚年我需要和平。
[24]
按照他的意願，他在為毀滅掉他的演說做準備：
由于現代的書商會想到在他們的出版目錄上印上已經去世的教授的演說手稿以便吸引讀者，這樣，不成熟的和準備性質的手稿中的觀點就會借此公之于世，随後筆記本肯定會被銷毀：
(這些包括古代曆史的演說）
另一方面，雅各布·奧芮的希臘文化史可以當作個人的财富被保存下來，既包括整體内容的一個詳細的計劃，也包括前半部分（手寫頁）的展開，條件是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印制出版。
布克哈特是對的；事與願違，當他的演說最終還是開始陸續出版的時候，行會的主席烏裡克·封·維拉莫威茲&mdash莫蘭多夫，在1899年勃然大怒地寫道：
如果在這裡我不能夠指出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希臘文化史》&hellip&hellip并不是一本學術著作的話，我就是一個懦夫&hellip&hellip這本書沒有說出有關希臘宗教和希臘城邦的任何值得一讀的東西，原因隻是在于它忽視了學術界最近五十年在資料、史實、手段和方法上所取得的成就。
布克哈特筆下的希臘已經不存在了，其中的那些仍然屬于古典審美主義者們的觀點，要是在五十年前的話，他早就對他們發起恰如其分的攻擊了。
[25]
其他人緊随其後：朱利烏斯·博羅克（JuliusBeloch）寫道：&ldquo一個聰明的半瓶子醋的業餘愛好者為半瓶子醋的業餘愛好者們寫的一本書&rdquo；蒙森說：&ldquo這樣的希臘人從未存在過。
&rdquo但是，對于普通的讀者來說，這本v書卻取得了即刻的成功；正處于發現俄狄浦斯情節的門檻的弗洛伊德在1899年1月寫信給他的同事弗裡斯，說&ldquo它為我提供了一種意想不到的參照物&rdquo[26]。
當然，在一定意義上，專家們是對的；即使在演說最初發表的時候，它們就是建立在布克哈特個人對于文獻的閱讀和年輕時對于知識手冊的掌握的基礎上；它們沒有考慮到最近的發現，最引人注目的是碑銘和紙草。
&ldquo他把他的關于希臘人的知識建立在他們所寫的東西的基礎上，而不是德國教授們在最近的四十年内對他們的論述的基礎上。
&rdquo二十年以後，這部在尼采時代寫成的作品似乎被再次折舊了。
那麼，它又是如何浮出水面成為19世紀最偉大的文化史著作，成為現代社會對希臘人最令人信服的畫像的呢？這個問題的答案一方面在于它是布克哈特所開創的文化史的新方法論原則的一個範例，另一方面則在于布克哈特本人通過反思所擁有的對希臘文化本質的洞察力。
這些希臘文化史的演說牢固地建立在演說中所确立的曆史研究的原則的基礎之上。
這些材料圍繞着一個由以下九個部分組成的架構組織起來，其中前八個部分是在政治、宗教和文化三種力量之間進行分配的：
第一卷：1.希臘人和他們的神話
2.國家和民族
第二卷：3.宗教和崇拜
4.對未來的探詢
5.希臘生活的基本特征
第三卷：6.美術
7.詩歌和音樂
8.哲學、科學和修辭學
第四卷：9.曆史發展中的希臘人
因而，現在前三卷的這種劃分與布克哈特關于三種力量的有意識的分類是基本一緻的。
第一卷的第一部分是關于希臘價值觀和希臘神話的意義這些傳統問題，體現出一種常識和對很多狂熱理論的漠然處之的一種使人耳目一新的結合，這些理論充斥在他們的研究中（現在仍然如此）。
第二個關于政治的部分論述城邦的性質及其在王政、貴族和僭主時代的發展，以讨論兩個發展完備的城邦&mdash&mdash斯巴達和民主雅典&mdash&mdash達到高潮。
就像在《文藝複興》一書中那樣，他在政治方面把國家刻畫成一件有體系可循的&ldquo藝術品&rdquo，從根本上說是一種與其他的力量以及個人的發展相敵對的力量；布克哈特以這些問題的讨論作為結束，即關于希臘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學的起源，希臘人的一體的觀念，以及對蠻族世界的優越感。
對&ldquo城邦&rdquo的整幅描繪是消極的和具有諷刺意味的，表達了布克哈特對政治力量的厭惡和害怕，也表明他認識到了政治生活對于希臘人所具有的極端的重要性。
&ldquo權力從本性上說就是邪惡的，不論由誰來使用它&rdquo；城邦（polis）是一件具有強制力的萬能工具，被理想化之後成為宗教和法律，是一種沒有辦法逃脫的存在，一座受難之城（cittàdolente）。
甚至文化也不能使個人得到解放：
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國家決定和控制的，不論是在積極的還是在消極的意義上，因為它要求每個人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成為一名公民。
每個個體感到城邦就生活在他的身體裡。
然而，這種城邦的至高無上性從根本上與現代的國家權力的至高無上性是不同的，後者隻要求每個人保護好自己的财産，而城邦卻要求每個人為之服務，因此要插手很多事務，現在這些事務都留給個人和私人作出決定。
[27]
這種态度使得他對雅典民主的描述令人極其反感：民衆領袖操縱大衆的能力成為可以想像出來的政治權力中最危險的和最專橫的形式。
在這樣一種法律隻是大衆願望表達的制度下，獻媚者們的惡毒和随意的告發大行其道，這導緻了一種持久的社會狀态，這種狀态就像是法國大革命期間曾經暫時存在過的恐怖政權那樣，在那時，大衆手中的權力成為絕對的，可以任意将沒收财産、侮辱、剝奪公民權、流放和死刑強加給他人，相對于民衆（demos）的意志，個人沒有任何權利可言。
在他對希臘政治生活的描述中，有兩點應該強調。
第一，是布克哈特首先提出了作為希臘人獨有的社會組織形式的城邦的現代概念，進而進一步明确了它在哪些方面不同于其他類型的&ldquo城市&mdash國家&rdquo（citystate）組織。
[28]早先的讨論既沒有把城邦與其他的小型政治組織進行比較，也沒有從根本上界定古代和現代世界的差别。
因此，布克哈特是後來所有試圖對希臘政治生活中的個人進行研究的先行者，不論我們是否同意他的描述。
與此前的曆史學家相比，第二個明顯的突破是布克哈特的一種看待問題的方式，即對偉人重要性的忽視。
伯利克裡、德摩斯提尼、腓力二世、亞曆山大大帝隻是他們時代的代表：在布克哈特的視野中，偉人從曆史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作為一個整體的一種文化的無形運動。
因此，如果抛開他對希臘政治生活的重要性的反對态度，可以說，布克哈特是第一位揭示出政治在希臘生活中所占據的中心位置的學者，是他奠定了希臘政治和政治制度研究的現代理念的基礎。
在涉及宗教的第二卷，他以變形的現象作為開始，這一現象是以所有的自然界都充滿了神靈為基礎的，接着再讨論作為一種多神體系的希臘人的神祇觀，以及英雄崇拜和神谕崇拜這些獨特的希臘現象。
在這裡，盡管他的描述很有趣，但缺乏真正的洞察：它過于依賴文獻，而忽視了儀式，對于宗教體驗的深度關注不夠，稍後，在1894年，尼采的朋友艾爾文·羅德（ErwinRohde）在他的著作《精神》（Psyche）一書中對這些體驗作出了描述，隻提到了一本布克哈特或許會表示好感的書。
但是，布克哈特無條件地相信，&ldquo希臘人和羅馬人的世界完全是世俗化的&rdquo，希臘宗教從屬于其他兩種力量：
那個世界的宗教主要由國家和文化來支配。
它們是國家和文化的宗教，神祇是國家和文化的神祇，然而國家并不是一個神權政體；因而，在這些宗教中是沒有祭祀集團的。
實際上，就他自己而言，布克哈特的冷嘲熱諷和宗教熱情的缺乏造成了他自身和研究對象之間的一種距離，隻是偶爾為真正的洞察力的閃光所緩解&mdash&mdash在他描述德爾斐的時候，說到它偉大的建築是由戰争的勝利者用戰利品捐助建造的，&ldquo尤其是，這些不朽的希臘博物館受到希臘人的憎恨，因為這些最傲慢的藝術品使相互仇殺所造成的苦難成為永恒。
&rdquo
在第五部分，他結束了關于宗教的讨論，用一種令人神往的和極具創造性的方式描述了&ldquo希臘生活的基本特征&rdquo，與希臘理想的傳統圖畫完全相反，故意描繪出一幅希臘人的消極畫像，這是一群充滿謊言、背叛、殘忍和仇恨的人，這樣一種道德規範的基本特征與宗教相分離，與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背道而馳，與現代的私人和公共生活的道德觀念完全不能相容：
在希臘人當中&hellip&hellip道德在實際生活當中獨立于宗教，很可能與國家的理想聯系得更為緊密。
這與尼采在《悲劇的誕生》和其他地方所表現的對希臘人的看法存在一種緊密的聯系；然而，尼采是想把希臘人看成是他的非道德的新崇拜的楷模，而布克哈特隻是想證明，希臘人的道德規範與我們的完全不同，因而我們不應該把希臘人理想化。
這一部分以對希臘悲觀主義的描述作為結束，内容包括身為希臘人所背負的可怕的負擔，他們對生活的絕望，以及他們對自殺的迷戀。
這裡再次表現出與尼采的《悲劇的誕生》中所描述的希臘人的一種聯系。
實際上，二者都以叔本華的著名的觀點作為出發點，即悲觀主義是人類文化的一種創造力的源泉，這種看法本身就是從文藝複興的憂郁情緒以及天才的憂郁者身上生發出來的。
但是叔本華相信，是信奉禁欲主義和值得贊賞的獨身信條的基督教堅決主張對生存意志（live-to-will）的拒斥，因而它成為現代悲觀主義的濫觞：早先的人們（甚至猶太人，他們偶爾也會偏離有關人之堕落的信條）都天生具有一種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
這就産生了一個尤其是與希臘悲劇的起源相關的問題：人類面對神的意志顯得無能為力，悲劇是這樣一種悲觀主義世界觀的表達嗎？它本身并不關心人類的道德和人類的苦難&mdash&mdash抑或可以把希臘悲劇看成是人之困境的一幅樂觀主義的圖景，一種更高形式的&ldquo歡慶&rdquo？這就是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提出的第二個看法；對他來說，希臘人的&ldquo歡慶&rdquo是一個事實，他存在于狄俄倪索斯式的情感力量當中，這種力量與悲劇中的阿波羅式的或理性的力量相融合，在面對人類的災難時用來維護生命。
基本上就是這種似是而非的見解使尼采的觀點&mdash&mdash即悲劇是人類意志的勝利&mdash&mdash在現代世界極具影響力。
[29]
布克哈特沿着另外一條道路又前進了一步，把希臘人自身視為叔本華絕望的悲觀主義圖景的制造者和受難者。
作為一種對悲劇的看法，這或許缺少尼采傳統所到達的深度，後者把悲劇看作是兩種相反力量的一種調和；但是，他的理論并不建立在一種文學風格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希臘人對于人類幸福和生命自身的短暫本質的整體看法的基礎上。
他看到，希臘人所提出的真實的問題和真正的收獲在于他們不能夠接受一種有任何意義的死後的存在，這就使得此生的快樂和痛苦變得如此強烈，甜蜜和苦難都是如此不能忍受，他指出：
&hellip&hellip希臘人的宗教，對人性和個體的限度具有明晰的洞察力，隻預見到一個充滿色彩的世界的到來，在它上面沒有花多少心思，把末世學（eschatology）作為一個自然的問題留給了哲學家。
一個人如果把生活僅僅看作是對未來存在的一種準備的話就很容易承受它；真正的悲劇基于這樣一種認識，那就是未來是不存在的，隻有超越于個人體驗的現在的延續。
因此，基督教不再成為悲觀主義的緣由，人類困境的悲劇在于必須接受此時此地的絕對性。
對于希臘世界的所有宗教的力量，布克哈特筆下的希臘人是第一個理解什麼是現代意義上的人的民族，隻活在現在，對未來不抱任何希望。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希臘人仍然能夠為我們提供一種如何生活的楷模，超越道德與希望。
在這一分析中布克哈特把叔本華的觀點發展成為一種對希臘文化的持久力量的解說；在對希臘道德的闡述中，他揭示出了我們和希臘人之間的基本區别，在他對希臘悲觀主義的闡述中，他展示了為什麼偏偏是希臘人表達出了西方文化中人的基本困境。
在第三卷關于希臘文化中的藝術的部分，布克哈特是最為因循守舊的：在這裡到處充滿了老調，不願意對哲學手冊中的分類和他年輕時的充滿理想主義的演說進行重新思考，或者完全接受尼采關于古代和現代藝術形式之間關系的新發現和新觀點。
《悲劇的誕生》中的圖景消失了，布克哈特仍然停留在把希臘文學和藝術視為永恒的範本的審美主義觀點的限度上，并未把它們和創造它們的社會聯系起來。
除了他在審視希臘藝術、文學和科學時闡發的思想之外，這個部分沒有能夠提供任何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新見解，這使我們記起，它的演說課程的一個目的就是&ldquo使人們掌握一些必不可少的架構，不論它們将來進一步學習什麼課程都不會漫無目的&rdquo。
第四也是最長的一卷，由一個關于&ldquo曆史發展中的希臘人&rdquo的單一部分組成，它标志着布克哈特方法的一個重要的新起點。
在觀念的層面上，這個部分與在他的關于曆史研究的演說的後半部分試圖回答的問題相對應&mdash&mdash即如何把這三種力量結合在一個作為整體的社會文化的畫卷當中，并且能夠對這些文化單位在時間中如何變化和發展作出解釋。
布克哈特展示了一系列的&ldquo希臘人&rdquo（Greekman）的肖像（或&ldquo希臘人&rdquo［theGreeks］，基于現代的看法，我們不再翻譯&ldquo人&rdquo［Mensch］的概念，當然，在德語中已經沒有了獨特的詞性的涵義）。
希臘人曆史發展的五個相繼的階段被确定下來，即英雄時代，殖民和賽會（就是我們所說的古風時代）時代，公元前5世紀，公元前4世紀和希臘化時代。
這一系列肖像是用實例具體分析三種力量之間互動關系的複雜過程的一個不懈的和成功的嘗試，這種互動的關系在他關于曆史研究的演說的核心部分當中曾有所描述。
有關曆史研究的演說的最後一個問題是如何解釋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的發展過程；在關于希臘文化的演說中沒有直接提到這個問題。
反之，每幅獨立的畫像卻包含了走向下一個階段的要素，從而表明了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的自然的運動過程。
在布克哈特的與曆史社會相關的行為理論的闡發中提出的最為重要的問題，可能就是這種架構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功地解決其理論所提出的問題。
但是，與布克哈特在先前的演說中所作出的種種努力完全相反，就像在他的另外一些曆史著作中所做的那樣，在這裡他似乎決心避免采取簡單的解決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他再次拒絕接受依賴于偉人的力量來推動曆史前進的看法。
對布克哈特來說，伯利克裡和亞曆山大大帝不能解釋任何事情：
當知識可以更為自由地傳播，這種看法就得到了廣泛的認同，那就是偉人應該與其時代的精神和文化之間建立一種自覺的關系；某個亞曆山大就應該有一位亞裡士多德這樣的老師。
布克哈特關于希臘文化的演說因而在兩個問題上顯得十分重要。
第一，在這些演說中，布克哈特運用并舉例說明了他專門為文化史研究所提出來的理論上的分類。
實際上，它們成為了他尋找一種新的曆史研究方法的努力的最終表現形式，這種方法正是建立在他對文化和社會制度構成方式的深思和理解的基礎之上。
在一個文化史的重要性最終被認識到的時代，從福柯（Foucault）開始，在曆史學界對精神曆史的研究和一些新趨向出現的時候，回顧這種類型的曆史探究的幾乎被人們遺忘的奠基者所做的工作就顯得十分重要。
因為，正是布克哈特推翻了曆史實證主義，面對曆史事實的相對性，确認由事件構成的曆史學是沒什麼意義的。
第二，在精心描繪一幅新的希臘文化的圖景&mdash&mdash這幅圖景是建立在他對其他曆史時代所獲得的洞悉的基礎上&mdash&mdash的過程中，布克哈特不可避免地對古典學的傳統分類進行了重新的思考，就像尼采所作的那樣。
這種反思與他對&ldquo光榮屬于希臘&rdquo的看法的嘲諷和超脫相結合，使他能夠确認那些希臘文化最重要的方面，這些方面至今仍然是當代希臘研究的核心問題。
它們包括希臘人的生活中&ldquo政治力量&rdquo的首要地位，它賦予希臘社會一種政治理性的模式，這種模式在其他的文化中是不存在的：當然，布克哈特并非&ldquo城邦&rdquo概念的發明者，但他揭示了它的意義，并把它帶入了讨論的中心。
[30]他還看到了希臘生活中競賽的、競争的一面所具有的根本性的重要意義，尤其是在古風時代，而且一直貫穿于希臘道德和社會曆史的全過程。
他确認了希臘悲觀主義的獨特性質，以及它與希臘人的生命體驗的張力之間的關系。
他用他對很多特殊方面的敏銳的洞察力持續不斷地、具體而微地為我們帶來驚喜：例如，在經過幾年的對希臘飲酒習俗的意義的研究之後，我記起了他的著作中的幾段話，這些段落共同構成了對宴飲（symposion）現象的第一次嚴肅的分析。
以這種和其他的很多方式，布克哈特不斷地使我們感到驚訝：他的著作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