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和方法不論在書本上還是在課程上都不再夠用了。
這給予了我們更大的自由。
幸運的是不僅僅是文化史的觀念，而且還有學術實踐活動（同時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都正處于一種變動的狀态當中。
研究文化史的一個最大的益處就是，與通常意義上的叙述事件的曆史學相比，很多确定無疑的更為重要的事實凸現出來&mdash&mdash那些事件通常是不确定的，自相矛盾的，被渲染過的，或者是希臘的天才們的謊話，完全是想像和自娛的産物。
與此相比，文化史卻擁有一種根本上的确定性，它大部分是由一種無意的、超然的，甚至是偶然的方式傳達的材料所組成的；它們在無意之中暴露了它們的秘密，甚至是通過看上去自相矛盾的虛假的裝飾，這些裝飾與它們試圖記錄和裝點的材料的具體内容完全沒有關系，因而對文化史家來說具有雙重的意義。
這種曆史研究的目标是已經逝去的人性的内核，描述他們的人生态度，他們的希望、思想、洞察力以及能夠做什麼。
在這一過程中，它将達到那些持久的東西，最終這些持久的東西比那些短暫的東西要偉大和重要得多，品質比行動更偉大，更有意義；因為行動隻是相關的内在能力的特殊表達，這種内在的能力總能複制出這樣的行動。
那麼，欲求和臆想與事件同等重要，觀念與所作所為同等重要；因為時機一到，這種觀念就會以行動的方式表達出來：
我曾經試圖探索其内心最深處的那個人，
在其所有的願望和行為中向我展現出來。
[1]
即使一個已經被記錄下來的事件并未真的發生，或者并不像人們所報道的那樣發生，但認為它确實發生過的看法已經通過論述的典型性保留了其價值；在希臘的傳統中有很多這樣的記載。
實際上，或許從這些典型的陳述當中顯現出的持久的東西就是這些古物最真實的&ldquo實際内容&rdquo，甚至比這些古物本身更加真實。
通過它我們認識到了永恒的希臘人，認識到整體的結構而不是某個單一的要素。
&ldquo但是以這種方式我們不僅看不到獨立的事件的叙述，甚至不再能夠看到個體！文化史就隻成為一個沒有偉大人物的故事，這些偉大人物的傳記可是占據了絕大部分希臘的曆史！&rdquo
他們還是将會給予足夠的空間；實際上，并不是通過講述他們一生的故事，而是把他們當作是那些精神事物的展示者和見證人。
僅僅在講到某一特定現象時才偶然提到他們的做法并不是對他們不敬；因為他們将作為這種現象的表達或者高潮，作為對這一偉大事件進行回顧的主要見證者而被提到。
确實，對他們生平的描述将被犧牲掉，但是基本的史實，比如文化史的那些基本内容，就會比特例顯得更為重要，經常發生的事情就會比獨一無二的事情更為重要。
文化史還有一個更大的益處，那就是它可以把很多事情放在一起進行考察，并根據各種史實在比例上的重要性來突出重點，無須面面俱到，這通常是古物學家和批判的曆史學家所犯的錯誤。
這種曆史更關注那些能夠與我們自身的思維方式形成一種聯系的事實，可以喚醒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回應，不論這種回應是産生于這些事實與我們之間的親和力還是疏離感。
曆史的碎石被丢棄在了一邊。
另一方面，把文化史所面臨的困境擱置在一邊忽略不計也是錯誤的。
其事實的确定性有一部分被那些在另一個方面威脅着我們的研究的巨大幻象抵消了。
我們怎樣知道什麼是持久的和典型的東西以及什麼不是呢？隻有長期的和廣泛的閱讀才能确認這一點；同時，很多具有深刻意義的東西會被忽視，而僅僅把重點放在偶然性的東西上面。
在閱讀的過程中，研究者碰巧看到的每一個字可能是沒有意義的，但卻是極其引人入勝的，這将依賴于當時的情緒和警醒或疲勞的狀态，尤其取決于這項研究所達到的成熟的程度。
所有這些隻有在對不同風格和類型的希臘文獻進行長期的閱讀之後才能夠得到自我調整。
這一階段的加倍努力恰恰會使需要抵達的預期目标誤入歧途；細緻的傾聽和平穩的工作節奏反而是更好的成功之道。
我們還必須承認，在一些領域文獻過于豐富，從過去直至今天，由于在選擇哪些東西進行研究的時候表現出的完全的武斷性，曆史學家總是不可避免地受到責備。
而且，與文化史的方法相符的事實陳述帶來了一系列與傳統的叙述曆史事件的史學非常不同的問題。
首先，後者隻能按照前後順序來講，叙述一個漸進的發展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