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cute）所說的那樣。
曆史學家們跟随再保險條約、德奧同盟、三國同盟、摩洛哥危機、巴爾幹紛争等一系列蜿蜒曲折的事件，在其中苦心尋找根源。
這些研究當然是必要的，我們後來者也非常感激這些學者，但他們的工作已經完成。
戰争爆發時，俄國外交部長謝爾蓋·薩索諾夫（SergeiSazonov）在一系列調查之後終于大喊：&ldquo夠了！别再羅列年表了！&rdquo我是站在他這邊的。
《大國政治》式的處理辦法已經用盡，而且，這種辦法也有誤導作用，它使我們更容易去相信一個膚淺的幻想：&ldquo他們&rdquo&mdash&mdash愛惹麻煩的政客總是戰争的元兇，而&ldquo我們&rdquo&mdash&mdash無辜的群衆，僅僅是被誘導、利用的。
這種印象是錯誤的。
&ldquo一戰&rdquo的所謂外交起因隻是病人的體溫表，它無法告訴我們是什麼引起發燒的。
要調查根本的原因、深層的力量，我們必須從整個社會體系入手，努力探索是什麼在推動着人們。
我試圖關注社會，而不是國家。
強權政治和經濟競争盡管重要，卻不是我的課題。
本書所述的年代，首先是人類曆史上發展速度最快的一個世紀的頂峰時期。
好戰意志在拿破侖戰争中最後一次井噴，此後工業和科學革命轉變了整個世界。
走進19世紀的人們僅使用人力和畜力，輔以風力和水力，這同進入12世紀甚至公元1世紀相比，沒什麼不同。
但從19世紀進入20世紀的人們，運輸、交流、生産、制造及武器研制的能力卻因為機器的能量而翻了幾千倍。
工業社會給予人新的能量和新的領域，但與此同時也累積了新的壓力：貧富差距拉大，人口不斷增長、城市擁擠，階級、群體間矛盾激化，人與自然分離，個體工作缺乏滿足感。
科學給予人新的福祉與新的眼界，卻帶走了對上帝的信仰和對所知體系的确定性。
告别19世紀時，人們的憂慮與安定一樣多。
盡管世紀末（findesiècle）常常意味着頹廢，但實際上，世紀之交的社會卻迸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