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最後一個正常運轉的貴族政府于1895年6月在英格蘭成立。
當時，英帝國正處于巅峰，大獲全勝的保守黨所組成的内閣也符合帝國光彩奪目的形象。
内閣成員代表了這個國家的大地主們，世代承襲對國家的統治。
作為上等公民，他們覺得有捍衛國家利益、管理國家政事的義務。
他們的統治正是出于義務、傳統和習慣&mdash&mdash以及他們所理解的，與生俱來的合法權利。
擔任首相的是位侯爵，祖上有一對父子曾依次做過伊麗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的首席大臣。
戰争大臣也是位侯爵，他次一級的男爵爵位可以追溯到1181年，曾祖父曾是喬治三世時代的首相，祖父曾為三個君主的六個内閣服務過。
樞密院議長是一位在十一個郡内擁有18.6萬英畝（約7.5萬公頃）土地的公爵，祖上從14世紀就在政府供職了。
他自己也在下議院工作了34年，曾三次拒絕擔任首相。
印度事務大臣的父親是位公爵，其祖傳宅邸是蘇格蘭王羅伯特·布魯斯在1315年授予的，他有四子同時在議會任職。
地方政府委員會的主席是一位傑出的鄉紳，有個做公爵的連襟、做侯爵的女婿。
他祖上有人做過查理二世手下的倫敦市長，自己當議員也有27年了。
大法官的姓氏是由征服者威廉的諾曼底追随者帶到英國來的，8個世紀以來這個家族堅持不接受爵位。
愛爾蘭總督是位伯爵，也是威靈頓公爵的侄孫及大英博物館的世襲理事。
這屆内閣中還包括了一位子爵、三位男爵及兩位準男爵。
六個下議院議員中，有一位是英格蘭銀行的董事；有一位鄉紳的家族從16世紀起就在議會中代表同一個郡；作為下議院領導人的那位是首相的外甥，繼承了400萬英鎊的蘇格蘭遺産；還有一位值得注意的内閣成員是鳥巢中搗亂的杜鵑，他是來自伯明翰的制造商，被普遍認為是英格蘭最成功的人。
除去财富、頭銜、大片土地和名門世家以外，用一位自由黨人的話來說，新的政府還擁有令反對派自由黨抱憾的&ldquo豐富人才和驚人能力，強大到令人難堪的地步&rdquo。
他們安穩地栖息于權力的寶座，在下議院選舉中占據多數，還永久地擁有上議院的多數席位，占了五分之四。
連這位反對派也承認，保守黨的地位&ldquo無懈可擊&rdquo。
為這個政府增色的，還有1886年因為反對格萊斯頓先生堅持愛爾蘭自治而退出自由黨的輝格派貴族。
這些人多半是大地主，同他們的保守黨親兄弟一樣認為與愛爾蘭的聯合神聖而不可侵犯。
在德文郡公爵、蘭斯頓侯爵和約瑟夫·張伯倫先生的帶領下，他們直到1895年仍保持獨立；當他們加入保守黨時，為了彰顯結合二者的政策，兩個集團以統一黨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
除了張伯倫之外，這個聯盟表明，幾個世紀的血統和經驗、擁有土地和統治是分不開的。
自從撒克遜人的首領集合，在第一次國民大會上給國王提建議以來，英格蘭的地主們就開始派遣成員去議會，并在各自的郡内擔任郡長、治安法官、民兵長官。
他們在對大片土地的占有中學習了統治的經驗，然後，就像海狸築壩一般，毫無疑問且無可規避地承擔起對國事的管理。
這是神授的任務，是他們注定的使命。
但威脅還是來了。
來自底層日漸嘈雜的抗議聲；來自反對黨中的激進派，談論着要給土地的自然增殖征稅；來自贊成地方自治的人，想把為英格蘭貢獻頗多收益的愛爾蘭島分離出去；來自工會主義者，探讨在議會中的工人代表，要求罷工的合法權利，不然就要幹擾經濟力量的自由；來自想把财産國有化的社會主義者與想廢除财産的無政府主義者；來自新興的國家和海外的陌生挑戰者。
隆隆的響聲還很遙遠，但它發出了令台上的統治者不得不聽的音符&mdash&mdash變革。
穩固地紮根于變革之路，謹慎、精明地操縱時局，又對維護現有秩序充滿信心的是這樣一位貴族：他是牛津大學的終身校長，兩度掌管印度事務部，兩度任外交大臣，而如今第三次擔任首相。
他就是羅伯特·阿瑟·塔爾博特·加斯科因-塞西爾（RobertArthurTalbotGascoyne-Cecil），索爾茲伯裡勳爵（LordSalisbury）。
在他的家族譜系中，是第九代伯爵、第三代侯爵。
索爾茲伯裡勳爵既是他所屬階級的化身，又是一位非典型的代表，當然，作為特權階級的成員，他才有資格與衆不同。
他身高6英尺4英寸（約1.93米），年輕的時候又瘦又難看，佝偻且近視，頭發的顔色比一般的英國人要黑很多。
如今65歲的他，年輕時瘦削的身材已發福，肩膀變得寬闊許多，佝偻卻顯得更厲害了，他那沉重的光頭加上滿面卷曲的花白胡子似乎給肩膀增加了不少負擔。
他郁郁寡歡，極度聰明，有夢遊的習慣和他自稱為&ldquo神經風暴&rdquo的突發性抑郁症。
他說話刻薄不得體，心不在焉，厭煩交際，喜歡獨處，頭腦敏銳，生性多疑，思考積極，被稱作是&ldquo英國政壇的哈姆雷特&rdquo。
他淩駕于慣例之上，拒絕在唐甯街居住。
他笃信宗教，愛好科學。
每天早飯前都要去家中私人禮拜堂祈禱，還在家裡搭建了一個化學實驗室，進行獨立的科學探索。
他利用哈特菲爾德的河流建造了一個發電站給他的莊園供電，甚至沿着家裡的橫梁布線，建成了英國第一個電氣照明系統。
當電線閃光、劈啪作響時，他的家人會往上面扔坐墊，然後繼續談話和争論，這已成為塞西爾家的習慣動作了。
索爾茲伯裡勳爵不喜歡運動，也甚少關心人。
高度近視更使他疏遠了與别人的聯系，有一次他沒認出自己内閣的一名成員，還有一次沒認出自己的管家。
布爾戰争快結束時，他拿起一張愛德華國王的簽名照，沉思一陣後說道：&ldquo可憐的布勒（指戰争開始時的總司令），把那兒搞得一團糟。
&rdquo還有一次，他把一個頭銜稍低的貴族當成了陸軍元帥羅伯茨，與其就某軍事問題交談了很長時間。
至于上流英國人的另一自我、最親密的伴侶和長久的挂心之物&mdash&mdash馬，索爾茲伯裡勳爵根本不屑一顧。
馬對他而言&ldquo不過是個代步工具，而馬本身還是很不方便的附屬品&rdquo。
他對捕獵也毫無興趣。
議院閉會時，他既不去北方曠野獵殺松雞，也不去蘇格蘭森林跟蹤鹿隻。
當禮節要求他去巴爾莫勒爾堡（Balmoral）侍候皇族時，他不願散步并&ldquo斷然拒絕欣賞風景和鹿&rdquo，維多利亞女王的私人秘書亨利·龐森比（HenryPonsonby）爵士這樣寫道。
他要求龐森比把他在那座陰暗城堡的房間溫度保持在華氏60度以上，不然他就要去法國度假；索爾茲伯裡勳爵在裡維埃拉的博利厄有一棟别墅，那裡可供他操練流利的法語并沉醉于《基督山伯爵》中。
他告訴大仲馬的兒子，這是唯一一本能讓他忘掉政治的書。
他對運動的認識僅限于網球，但年老時，他發明了自己的鍛煉方式，即清晨在聖詹姆士公園或家門口騎三輪車。
他在哈特菲爾德莊園内特地為這項運動鋪設了水泥路。
此時的他會戴一頂墨西哥闊邊帽，穿一件中間有洞的無袖短披風，打扮得像個教士。
陪伴他的年輕馬車夫會把他推上小山丘，然後下坡時&ldquo跳到車後&rdquo，把手搭在首相的肩上。
于是鬥篷飛揚，車輪飕飕，越蹬越遠。
位于倫敦北方20英裡（約32千米）的赫特福德郡的哈特菲爾德，是塞西爾家族300年來的家。
詹姆士一世在1607年把它交給他的首相羅伯特·塞西爾&mdash&mdash索爾茲伯裡伯爵一世，以交換他所喜愛的塞西爾家族的另一處産業。
伊麗莎白女王曾在此處度過童年，這也是她得知繼承王位的消息後第一次開會議事的地方。
當時，她任命威廉·塞西爾（伯利勳爵）為國務總監。
宅邸内的&ldquo長廊&rdquo有着雕刻精美的鑲闆牆和金箔天花闆，長達180英尺（約55米）。
以黑白相間的大理石地闆命名的&ldquo大理石禮堂&rdquo像珠寶箱一般熠熠生輝，有着手繪、塗金的天花闆和來自布魯塞爾的織錦。
紅色的&ldquo詹姆士國王客廳&rdquo挂滿了肖像畫家羅姆尼、雷諾和勞倫斯為塞西爾家族成員所作的全身畫像。
藏書室從地闆、走廊到天花闆擺滿了一萬卷由皮革和犢皮紙裝訂的書冊。
其他的房間裡保存着傳說中寄給蘇格蘭女王瑪麗一世的銀匣子信箋、西班牙無敵艦隊的铠甲、被砍頭的國王查理一世的搖籃，以及詹姆士一世和喬治三世的肖像。
外面是紫杉樹籬，修剪為雉堞狀的城垛模樣，以及令散文作家皮普斯驚歎的花園：他從未見過&ldquo這麼多美好的花，醋栗和肉豆蔻一般大&rdquo。
門廳上懸挂的是滑鐵盧戰役中繳獲的旗幟，這是威靈頓公爵的禮物。
他是位常客，對首相之母&mdash&mdash第二代侯爵夫人十分崇拜。
為了表示對她的尊敬，威靈頓公爵穿着畫有哈特菲爾德獵犬的狩獵衣征戰。
侯爵夫人一世的肖像畫是約書亞·雷諾茲爵士（SirJoshuaReynolds）畫的。
這位侯爵夫人直到85歲去世前仍在打獵。
那時已半盲的她被捆在馬鞍上，由馬夫陪伴，後者的任務是在馬匹接近栅欄時大叫&ldquo跳啊，該死的！夫人，跳啊！&rdquo
正是這位不同尋常的人恢複了塞西爾血統的元氣。
在伯利勳爵和他的兒子之後這個家族就沒能再青出于藍了。
相反，據一位塞西爾家族的後代所說，後繼世代的普遍平庸僅被&ldquo極其愚笨&rdquo的情況打破過。
不過，第二代侯爵的确是個精力充沛、很有本事的人。
強烈的公共責任感使他在19世紀中葉的幾個保守黨内閣供職。
他的次子羅伯特·塞西爾1895年當選首相。
而他又陸續生了五個出人頭地的兒子。
其中一個當了将軍，一個成了主教，一個是國務大臣，一個是牛津的下議院議員，還有一個，通過在政府任職，自己赢得了貴族頭銜。
被塞西爾家族的紀錄所感動的伯肯黑德勳爵贊歎道：&ldquo人和馬差不多，說起來都有遺傳的規律在起作用。
&rdquo
早在1850年的牛津，同伴們就認為當時還年輕的羅伯特·塞西爾終有一天會成為首相，盡管他的觀點十分強硬&mdash&mdash或許，不容妥協的姿态正是他成為首相的原因。
一生中，他從未想過克制自己的觀點。
他年輕時的講話就十分刻毒、傲慢；迪斯雷利也說，塞西爾不是&ldquo字斟句酌的人&rdquo。
&ldquo索爾茲伯裡&rdquo成了政治上言行魯莽的代名詞。
他曾把愛爾蘭人比作非洲土著，說他們沒有自治的能力；某個印度出生的議會候選人被他稱為&ldquo那個黑人&rdquo。
對于莫利勳爵來說，讀塞西爾的演講詞是一種享受，因為&ldquo這其中定有一處極其魯莽的言辭值得銘記&rdquo。
這些是否偶然得來已無從證實，因為索爾茲伯裡勳爵演講時不帶筆記，要講的内容已經在他的腦中組織好了完美清晰的句子結構。
在那個年代，演講的藝術被視為政治家的必備工具，對着稿子講話的人都是可悲的。
索爾茲伯裡勳爵說話時，&ldquo每個句子似乎都不可或缺、清楚明白，對他的論點極為重要，就像身體對于運動員一樣&rdquo，一位同道如是說。
在公衆面前，對着一群他毫不關心的人講話，索爾茲伯裡是笨拙的。
但在上議院和同僚對話時，他卻如魚得水，應對自如。
他聲音洪亮，間或改變語調，從冰冷的嘲諷到令人畏懼的挖苦。
當一位新近加封的輝格黨成員走上上議院的講壇，做華而不實、裝腔作勢的演說時，索爾茲伯裡問邊上的人說話者是誰，對方耳語着告之身份後，卻得到響亮的回答：&ldquo我還以為他死了呢。
&rdquo聽别人講話很容易令他厭倦，一無聊他就開始抖腿，似乎是在抱怨：&ldquo什麼時候才能結束呢？&rdquo還有的時候，他會從地上擡起腳跟，不停地抖動膝蓋和腿，一次可持續半小時。
如果在家中被訪客打擾了清閑，他甚至會抖得震動地闆，令家具嘎嘎作響。
而在議院，坐在他前面的同事抱怨這種抖動令他們産生暈船的感覺。
假如腿是閑着的，他修長的手指又會動起來，不斷地旋轉或反轉裁紙刀，咚咚咚地敲擊膝蓋上的文身或椅子的扶手。
他從不外出吃飯，除了在他倫敦阿靈頓街的房子裡舉行的一兩次政治招待會、偶爾參加哈特菲爾德的遊園會外，也沒什麼娛樂活動。
他不去保守黨的官方俱樂部卡爾頓，而去一個叫青年卡爾頓的地方，那裡為他單獨提供了午餐桌，藏書室裡還挂了不少巨大的告示牌，上面寫着&ldquo保持安靜&rdquo。
他從早飯後工作到淩晨1點，吃完晚飯又返回辦公桌前，仿佛又開始了新的一天。
他衣着乏味，經常還很邋遢，褲子和背心都是沉悶的灰色，外面套的呢絨長禮服卻油光锃亮。
不過雖然在衣着方面不太在意，他對修胡子卻特别講究，會在理發店的座椅上細心指導理發師：&ldquo這裡再刮一點兒就好了&rdquo，于是，&ldquo藝術家及其創作對象對着鏡子凝視良久，品評成果&rdquo。
索爾茲伯裡盡管伶牙俐齒，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私下裡和身份相當的同輩交流時，卻頗有個人魅力，用其中一位同輩的話來說就是：&ldquo很懂處世之道。
&rdquo他很關心黨務細節，甚至不惜為此犧牲孤傲。
有一次他竟接受衆議院領袖的邀請，參與為保守黨支持者舉辦的傳統晚宴，這令所有人震驚。
他提前要求對方提供每個客人的詳細資料。
在晚宴上，首相憑借對輪流栽種和畜牧業的專業知識傾倒了他的鄰座&mdash&mdash一位有名的農學家。
之後他又依次和每個客人愉快交談。
快要走時，他還把私人秘書叫了過來說：&ldquo我覺得該做的都做了，除了你跟我說的那個做芥末的人，我沒找到他。
&rdquo
就連他政治哲學上的死對頭格萊斯頓也承認他是&ldquo私下裡的謙謙君子&rdquo。
的确，此時的他既讨人歡喜又有同情心，與公共生活中的形象判若兩人。
索爾茲伯裡并不關心公衆對他的看法，因為在他看來公衆是無知的，他們的觀點自然也毫無價值。
他完全忽視公衆，既沒有也不試圖培養那種會被冠以&ldquo梅花J&rdquo、&ldquo暈神&rdquo、&ldquo大長老&rdquo[1]之類的昵稱的，令政治家為普通人所熟知的親民風格。
各類報紙，就連《笨拙》[2]雜志上都隻叫他&ldquo索爾茲伯裡勳爵&rdquo，除此之外别無其他名稱。
他毫不掩飾自己對群氓的厭惡，&ldquo下議院也不例外&rdquo。
自從進了上議院，他就再沒有聽過下議院的辯論，哪怕是在貴族旁聽席上；也沒有與下議院的成員聊過天。
要是在上議院的講話中不得不提到下議院的某個人，他的腔調就會充滿高傲的蔑視。
從下議院來聽演講的訪客把這種表演當作消遣。
單單是這種外表上的姿态，就暴露了他内心強烈的權貴優越感。
其實他對頭銜并不敏感，也懶得理睬榮譽或表彰。
隻是作為塞西爾家族的成員，作為更優越的階級的一員，他全身的每個細胞裡都有種與生俱來的對統治能力的意識，沒有任何理由，也沒有任何人，可以使他就這份生來的權利做出讓步。
按照慣例，他23歲時以世襲貴族的身份，從家庭掌控的選區經過毫無競争的選舉進入下議院，在那兒服務了15年，5次代表同一選區都沒有遭遇競選，然後又是27年的上議院生涯，如此一來，他在争取選票方面沒什麼個人經驗。
他覺得自己不是對人民負責，而是為人民負責，負責照看、管教他們。
他不會尊敬比他地位低的人，隻尊敬比他還要高的&mdash&mdash君主。
他深深敬畏比他大10多歲的維多利亞女王，既作為她的臣民，又作為男人對她獻上騎士精神。
即使他無法在巴爾莫勒爾堡掩飾自己的厭倦，為了女王，他也不至于表現得粗魯或唐突。
相應的，女王對他充滿信任，也去哈特菲爾德拜訪。
正如她向卡朋主教所說的那樣：&ldquo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即便不是最高，也是我最信賴的幾個首相之一。
&rdquo迪斯雷利也無出其右。
&ldquo腿腳總是不便&rdquo的索爾茲伯裡是唯一被女王邀請落座的人。
矮小而年邁的女王與高大魁梧、漸顯老态的首相，這兩個除了強烈的統治欲外毫不相似的人，竟也相互取得了對方的尊重與敬意。
索爾茲伯裡對待不重要的國事就像對衣着一樣，态度比較随意。
有一次，兩個名字相似的神職人員出現在某教區主教的候選人名單上，索爾茲伯裡選了沒有被坎特伯雷大主教推薦的那一位。
當這件事被人傷心地提起時，首相說：&ldquo哦，我肯定他也能當個好主教。
&rdquo他隻把心思花在重要的事情上，而對于他來說，最重要的莫過于維持貴族的影響和行政權了。
這不是為了維護貴族自身的利益，而是因為，他相信這是維系整個國家的唯一要素，用以對抗正在崛起的、把國家&ldquo分裂為一大堆充滿敵意和猜疑的碎片&rdquo的民主力量。
在他看來，階級鬥争和對宗教的漠視是最大的弊端。
因此，他仇視社會主義。
主要倒不是因為它威脅财産，而是它鼓吹階級鬥争以及它的基礎&mdash&mdash唯物主義。
這在索爾茲伯裡看來是對精神價值的诋毀。
他并不否認社會改革的需求，但認為改革可以由各個現有政黨的相互作用、相互施壓來實現。
比如，追究雇主工傷責任的&ldquo工人補償法令&rdquo就是在他的支持下，于1897年通過的。
該法令因為私有企業的幹涉，曾遭到某些保守黨成員的指責。
但對于任何為增加群衆政治力量而設計的提案，他都要與之一戰。
當他還是次子，沒有繼承侯爵頭銜的希望時，他就在《季度評論》上接連發表了将近30篇文章，以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當時尚處19世紀60年代初，他才30多歲。
對擴大投票權的新改革法案的呼聲不斷上揚，其時身為羅伯特·塞西爾勳爵的他持反對意見，宣稱保守黨有責任保護有産階級的特權，因為這是對抗數量衆多的平民們的&ldquo唯一堡壘&rdquo。
擴大選舉權不僅意味着給工人階級帶來在議會裡的發聲權，在他看來，這種聲音會因為人多勢衆而主宰一切，這是&ldquo大衆們本不該有的能量&rdquo。
他譴責自由黨人逢迎工人階級，&ldquo好像他們與其他的英國人不同&rdquo，其實不同之處隻在于他們受過更少的教育，擁有更少的财産，而&ldquo與财産數量成反比的是濫用選舉權的概率&rdquo。
他認為民主的運作會損害自由，因為在民主制度下，&ldquo熱情不是例外而是規則&rdquo，而讓&ldquo頭腦不習慣思考和不受紀律去學習&rdquo的人去實施冷靜而有遠見的政策&ldquo是絕對不可能的&rdquo。
他寫道，在窮人中擴大投票權而對富人多收稅，會導緻權力和責任的完全分離，&ldquo所有的稅金富人繳，所有的法律窮人定&rdquo。
他不贊成政治平等。
有為數衆多的平民，也有&ldquo天賦的&rdquo領導者。
&ldquo财富總是必須的，有的國家也看重出身。
社會團體在情緒正常時，會仰仗那些擁有超群智力和文化的人來進行支配和管理。
&rdquo這些人有閑暇和财富，&ldquo因此他們的鬥志不會被貪婪所污染&hellip&hellip他們符合貴族最原始和最好的定義&hellip&hellip重要的是，國家的領導者應當從他們當中産生&rdquo。
而且作為統治階級，&ldquo他們特别适合當領導，當然也就有充分的權利獲得政治優勢&rdquo。
因為笃信這種&ldquo上等人合适&rdquo的理念，當1867年保守黨政府擁護賦予城鎮工人投票權、使選民人數翻番的第二次改革法案時，37歲的索爾茲伯裡怒氣沖沖地離開了内閣。
雖說進入内閣還不到一年，但他拒絕與在他看來背棄保守黨信條的人為伍。
這場幹淨利落的黨派逆轉是迪斯雷利策劃的，目的在于&ldquo打擊輝格黨&rdquo、應對現實，克蘭伯恩勳爵（1865年，羅伯特·塞西爾勳爵在他哥哥去世後繼承了克蘭伯恩勳爵爵位）卻對此深惡痛絕。
盡管這麼做可能會自毀前程，他還是辭去了印度事務大臣的職位，并在議院發表了尖刻而嚴厲的演說，譴責黨魁德比勳爵（LordDerby）和迪斯雷利的政策。
他請求黨員們不要為了政治優勢而做出最終會消滅他們階級的事。
&ldquo社會團體的财富、智能和活力給予了你們權力，使你們為國家而自豪，也使得議院的抉擇至關重要。
而這個權力會從數量上被徹底壓倒。
&rdquo雇主和雇員發生利益沖突時，問題就會産生，要解決隻能靠政治力量，&ldquo然而在那樣的政治沖突中，對抗的雙方是占壓倒性多數的雇員和孤立無援的絕望雇主&rdquo。
後果是，&ldquo這個迄今為止為國家的偉大和繁榮貢獻良多的階級的力量，會被大幅削減甚至毀滅&rdquo。
一年後他的父親過世，他以第三代索爾茲伯裡侯爵的身份進入了上議院。
到了1895年，上述風波過去了将近30年，他的原則卻一點兒都沒變。
不相信變化和進步，也不相信未來會比現在更好，他緻力于以&ldquo無情的尖酸&rdquo來維持現有的秩序。
他認為&ldquo頭銜原本就是權力的象征，沒有權力的頭銜是赝品&rdquo，因而他堅信，在他有生之年掌管英國時，會抵抗針對當時仍是顯而易見的階級象征的貴族的再次進攻。
他對迫近的敵人保持警惕，反抗着即将到來的時代。
民主的壓力開始包圍，但尚未徹底封鎖。
寇松勳爵（LordCurzon）形容他是&ldquo英國上層與衆不同、強壯有力、不可思議、才華橫溢卻不願合作的重荷&rdquo。
索爾茲伯裡侯爵的過多深思和遠見并沒有打擾統治階級的普通成員，他們并不太擔心未來；因為當下很令他們愉快。
盡管屢受攻擊，時有微隙，但特權時代在19世紀末期，在維多利亞女王的統治下，似乎仍會長久持續。
對于特權階層而言，生活看上去&ldquo安全而舒适&hellip&hellip和平在土地上根深蒂固&rdquo。
毫無疑問，威廉·哈爾考特爵士在1894年提出的預算案讓不少人心驚膽戰。
這項預算案是格萊斯頓不太合格的繼承人羅斯伯裡勳爵（LordRosebery）任首相時，由自由黨通過的。
它引入了遺産稅，更糟的是，遺産稅的征收還是分等級的：對于500英鎊的産業增收1%，而超過百萬英鎊的産業就要增收8%。
所得稅也從原來的每英鎊交1便士增加到了8便士。
盡管為了減輕打擊、均攤負擔，該預算案也對啤酒和烈酒征稅，也就是說不繳納所得稅的工人階級也要對國家收入做出貢獻，但這并沒有消除遺産稅的咚咚鼓聲。
以至于第八代德文郡公爵（DukeofDevonshire）預測了一個時代的來臨：他在查特沃斯（Chatsworth）那樣的大莊園因為&ldquo無情的民主财政&rdquo而不得不被取締，而且，他會&ldquo在有生之年見證這個事件&rdquo。
但1894年還發生了一件更大的事，彌補了保守黨在預算案上的損失&mdash&mdash那就是格萊斯頓退出議會以及政壇。
年逾八旬的他最後一次推行愛爾蘭自治的努力在上議院失敗了。
那一次上議院前所未有地聚集了一大幫貴族，怒氣沖沖地投反對票。
他不可挽回地分裂了他的政黨，已經85歲的他，也走到了事業的盡頭。
次年選舉保守黨大獲全勝，人們普遍感到愛爾蘭自治&mdash&mdash用《泰晤士報》的話說&mdash&mdash&ldquo那顆威脅到整個政治生命有機體的、格萊斯頓所播撒的病菌&rdquo總算被去除了，至少現在英國可以安頓下來，明智地關注和平與商業。
&ldquo主導的影響力&rdquo（dominantinfluences）安全無恙地重掌政權。
奇怪的是，&ldquo主導的影響力&rdquo并非保守的《泰晤士報》的原話，而是格萊斯頓自己的。
他也出身于擁有土地的貴族家庭，他從沒有忘記這一點，也不曾丢棄與生俱來的意識&mdash&mdash财産就是責任。
他在哈登（Hawarden）擁有7000英畝土地、2500個佃戶，每年的地租收入在1萬到1.2萬英鎊之間。
在一封給孫子的信中（他的孫子是這份産業的繼承人），這位大革命者力勸晚輩收回前人因為債務而丢失的土地，重振哈登作為郡縣&ldquo領導力量&rdquo的昔日榮耀。
因為，正如他所說：&ldquo失去主導的影響力是一個社會無法承受的。
&rdquo沒有哪個公爵能把話說得更好。
這正是保守黨地主們的意見，他們是格萊斯頓的死對頭，卻又在骨子裡和他擁有共同的信念：封地所有權使貴族&ldquo特别适合&rdquo（superiorfitness）作為國家的領導者，而國家也需要他們。
這一信條和新興的美國所流行的理念完全相反：在那裡，出身貧寒反而是額外的優勢；隻有白手起家的人才别着能力的徽章，生活安逸者更有可能愚蠢或邪惡，甚至兩樣都占。
而一代又一代的英國政府都是由有産階級掌權，英國人當然也就認為長期維持的教育、舒适和社會責任感是自然的營養品，哺育着&ldquo特别适合&rdquo的領導者。
正是這樣的條件使他們得以勝任管理者的職責。
沒有别的地方像英國一樣視政府工作為正當和最高尚的紳士職業。
為當大臣的叔父做私人秘書可以是嚴肅的從政訓練，也可以是一位紳士合宜的消遣，正如肖伯格·麥克唐納爵士（SirSchombergMcDonnell）所做的那樣。
他是索爾茲伯裡勳爵的私人秘書，也是安特裡姆伯爵（EarlofAntrim）的兄弟。
外交也是值得追求的事業，特别是對于有才能的人而言。
達弗林和阿瓦侯爵（MarquessofDufferinandAva）在1895年擔任英國駐法大使時，自學了波斯語，并在他的日記中記錄，那一年除了讀完11部希臘語的阿裡斯托芬戲劇外，還背誦了波斯語字典中24000個詞條：&ldquo其中8000條記得很熟，12000條還不錯，還有4000條差強人意。
&rdquo在護衛隊、輕騎兵或槍騎兵等精英團從軍也被有權勢的人所接受，盡管這往往更能吸引意志稍顯薄弱者。
不那麼富裕的人去了教會或海軍；律政和新聞是赢得權力必需的職業。
但議院是做&ldquo特别适合&rdquo練習的首選場所。
隻有取得議院的席位，才能在以後取得内閣的席位。
進入内閣後，權力、影響、樞密院資格、退休後的貴族爵位都可以獲得。
由235位各界精英組成的樞密院盡管是禮儀性質的，卻是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地位象征。
貴族爵位仍是個魔法鬥篷，可以将一個人從群體中區分出來。
内閣官邸乃衆人垂涎之所，幕後操作緊張激烈，不為外人道。
每次政權交替，最吸引英國社會注意力的便是組閣的複雜小步舞。
俱樂部、會客室叽叽喳喳，幫派、聯盟分分合合，赢家戴着好運的冠冕，驕傲浮現。
這項獎賞需要辛苦、長時間的工作，但部門運作的知識卻很少用到。
大臣不會親手做事，他的任務是看着别人把事做完，和他管理莊園沒什麼不同。
細節問題諸如小數點&mdash&mdash用财政大臣蘭道夫·丘吉爾勳爵（LordRandolphChurchill）的話說&ldquo那些該死的點&rdquo&mdash&mdash不值得他關切。
索爾茲伯裡勳爵的政府成員大部分（但并非全部）擁有世襲的土地、财富和頭銜。
他們從政不是為了物質利益。
确實，在他們來看，公共事務應當由（用索爾茲伯裡勳爵的話說）不受&ldquo肮髒的貪欲所影響&rdquo的人來管理，這麼做必要且正确。
作為議員的事業&mdash&mdash當然是沒有薪水的&mdash&mdash賦予人的是榮譽而非利益。
下議院是首都、帝國和整個社會的中心，同席之人乃王國俊才。
引領他們至此的不僅是抱負還有責任，更何況，這也是期望之中的事。
父親在議院，兒子就跟着來了，往往還同時任職。
1895&mdash1905年擔任下議院代理議長其後又升任議長的詹姆斯·羅瑟（JamesLowther）家族作為威斯特摩蘭郡選區的代表差不多已經有6個世紀。
他的曾祖父和祖父在議會各待了半個世紀，他的父親也有25年。
郡縣的代表往往住在方圓70英裡（約112千米）聞名的&ldquo那座房子&rdquo[3]家族在此聞名了幾百年，他從出生起就是候選人。
因為候選資格、選舉，以及選舉獲勝後管理選區的所有花銷都要由議員承擔，代表人民出席議會這項特權便被限制在了可以負擔得起的階層。
1895年下議院的670名議員中，有420名是有閑的紳士、鄉紳、官員和律師。
他們中的23人是世襲貴族的長子，除此之外還有數不清的次子、兄弟、表親、侄子和叔舅，包括斯坦利勳爵（LordStanley），十六代德比伯爵的繼承人，他是排在公爵之後英國最富有的貴族。
作為次級政府督導，斯坦利不得不在投票時站在走廊門前，脅迫或哄騙在場的議員表決。
但他自己卻不被允許進入議院履行這項職責。
用一位旁觀者的話說，他看起來就像是&ldquo一個上流社會的仆人&rdquo。
看着&ldquo這位名字具有偉大曆史感、腰纏萬貫的繼承人做一件近乎低賤的工作&rdquo，更證實了貴族的政治責任感，以及政治生涯的誘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