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金、邵可侶、格雷夫、弗雷等人的著作，盡管他否認無政府主義者是不分青紅皂白，吞下這些理論家的全部或任一部分思想的&ldquo盲目信徒&rdquo。
但在解釋選擇終點咖啡館的原因時，他一下子與其他人區别開來。
他說，到這裡來的人&ldquo都是那些對既有秩序滿意的，那些資産和國家的雇員和幫兇&hellip&hellip那些月薪300至500法郎的小資産階級，比他們的主人還要反動，仇恨窮人，站隊到強者的一邊。
他們就是終點咖啡館和其他大咖啡店的主顧。
現在你知道我為什麼要在這裡下手了吧&rdquo。
在法庭上，他被法官譴責危害無辜生命時，他冷漠而高傲的答案應該被文在無政府主義的橫幅上。
他說：&ldquo沒有一個資産階級是無辜的。
&rdquo
至于&ldquo與行動宣傳脫離的&rdquo無政府主義領袖，比如克魯泡特金和馬拉泰斯塔在拉瓦尚爾事件中的表現，亨利說：&ldquo試圖在理論家和恐怖分子中劃出微妙界限的人，他們是懦夫&hellip&hellip我們帶來死亡的人知道如何接受死亡&hellip&hellip我不是你們要殺的最後一個。
你們在芝加哥、在德國、在赫雷斯、在巴塞羅那、在巴黎都殺了不少人，但有一樣東西你們無法摧毀：無政府主義。
&hellip&hellip它是對既有秩序的暴力反抗。
它的結局會要了你們的命。
&rdquo
亨利自己堅定地接受了死亡。
甚至刻薄的克列孟梭在1894年5月21日的處決現場都覺得感動和不安。
他看見亨利&ldquo像受折磨的基督一樣的臉，慘白得可怕，充滿無法消解的仇恨，試圖将知識分子式的驕傲強加在他孩童般的身軀上&rdquo。
這個死囚盡管身被束縛，仍然走得很快，踏上斷頭台，環視四周，用那沙啞的聲音忍不住叫道：&ldquo鼓起勇氣來，同志們！無政府主義萬歲！&rdquo社會交給亨利的答案在那個時候的克列孟梭看來是&ldquo殘暴的行為&rdquo。
下一次打擊接踵而來。
這是法國系列中的最後一次，受害者也是最重要的人，盡管殺手不太引人注意。
1894年6月24日，裡昂，訪問當地舉辦的世博會的總統薩迪·卡諾被一位年輕的意大利工人刺死，後者大聲呼喊着：&ldquo革命萬歲！無政府主義萬歲！&rdquo總統當時乘坐着敞篷車穿越人群，對護衛說，允許願意過來的人們靠近他。
所以，當一個拿着卷起來的報紙的年輕人在第一排向前擠的時候，警衛沒有制止他。
他們以為報紙裡包的是花，其實是一把匕首。
年輕人猛力刺向總統，刀刃深入下腹6英寸（約15厘米）。
卡諾三個小時之内去世。
他的妻子在第二天收到一封襲擊前寄出的信，收信人是&ldquo卡諾寡婦&rdquo，附上了拉瓦尚爾的照片，以及一行字&ldquo他的仇報了&rdquo。
殺手是一個面包師的學徒，還不到21歲，名字叫桑托·卡斯裡奧（SantoCaserio）。
他生于意大利，在政治動蕩的米蘭與無政府主義組織結識。
18歲時，他因為向士兵散發無政府主義傳單而獲刑。
追随着焦躁不安、惹是生非的人物，他漂流到瑞士，繼而是法國南部的賽特（Cette）。
他在那裡找到工作，并加入了當地名為&ldquo橡樹之心&rdquo（LesCoeursdeChêne）的無政府主義組織。
他正思索着瓦揚事件以及總統拒絕給其緩刑的時候，從報紙上讀到了總統即将來裡昂訪問的消息。
卡斯裡奧決定立即開始一項&ldquo偉大的行動&rdquo。
他請了假，并要來被拖欠的20法郎。
他用這些錢買了匕首，登上去裡昂的火車。
在那裡，他跟着人群，尋找下手的機會。
接下來，在警方和法庭的控制下，他很溫順，保持微笑和平靜。
他蒼白的、相當平常的溫和的臉，在一位記者眼中像是&ldquo擦滿白粉的醜角皮埃羅，被兩隻倔強的藍眼睛照亮。
可憐的胡須的陰影裝飾着嘴唇，好像長那裡令它覺得很抱歉&rdquo。
在審訊和判決的過程中，他一直保持平靜，相當理性地談論他所着迷的無政府主義原則。
他描述自己的做法是蓄意的&ldquo宣傳行動&rdquo。
他唯一一次的感情表示是在提到母親的時候。
他和他母親的感情很深，流亡在外時一直定時通信。
獄卒在8月15日處決的那一天，把他叫醒，他啜泣了一陣，但在去斷頭台路上就再沒做聲了。
當他的脖子架在台子上時，他咕哝了一句話，有些人認為是傳統的&ldquo無政府主義萬歲！（Vivel&rsquoanarchie）&rdquo，而其他人則認為是&ldquoAvoeninen&rdquo，這在意大利倫巴底方言中的意思是&ldquo我不想&rdquo。
無政府主義殺掉法國總統之時，它在法國的運動到達了頂峰，此後，突然與政治現實和工人運動的實際情況面對面的無政府主義退卻了。
然而，一開始，無政府主義看起來會迎來殉難或者宣傳的大好時機。
政府決定向冒犯者開炮，在8月6日上演了一場大型審判，針對30個最有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以此證明理論家和恐怖主義者之間存在密謀。
但是為大衆所知的恐怖主義者已經被處決了，政府能抓到的隻有三個差不多是&ldquo強盜&rdquo的人，沒有一個是拉瓦尚爾一類的。
至于無政府主義的領袖們，愛理塞·邵可侶已經離開法國，但他的侄子保羅·邵可侶和讓·格雷夫、薩巴斯蒂安·弗雷以及其他人還在被告席上。
沒有政黨或法人機構作為被告，公訴方就像缺乏犯罪事實一樣艱難。
盡管如此，它指控所謂&ldquo宗派&rdquo以破壞國家為目的，通過宣傳鼓勵偷竊、搶奪、縱火和謀殺，&ldquo在行動過程中，宗派的成員按照各自的性情和設備互相合作&rdquo。
可能是害怕弗雷難以抗拒的演說能力，說話的隻有公訴方，幾乎沒有允許被告人開口，有限的幾次開口也令公訴方後悔不已。
第一個稱贊印象主義的藝術評論家費利克斯·費内翁（FelixFenéon）也在被告席，主持審判的法官說：&ldquo有人看見你在路燈後和無政府主義者談話。
&rdquo
&ldquo能告訴我嗎？尊敬的法官，&rdquo費内翁回答說，&ldquo路燈後具體是在哪裡？&rdquo
由于沒有與行為相關的證據，陪審團宣告除了三個強盜以外的所有人無罪。
隻有那三人被判了刑。
法國人再一次顯示了他們的常識。
陪審團理智的判決使無政府主義失去了一場轟動一時的訟案（causecélèbre），但它的衰落還有更重要的原因。
無政府主義被自身造成的無力感困擾，它無法引起注重實際的法國人的興趣。
恐怖行為結不出果實，這一點已經被克魯泡特金、馬拉泰斯塔、邵可侶甚至約翰·莫斯特認識到了。
在尋找其他方式推翻國家的過程中，他們總是被自身固有的悖論絆倒：革命需要組織、紀律和權威，無政府主義不允許這些元素出現。
它自己也開始意識到這一尴尬的處境。
1896年在倫敦成立的社會主義第二國際因為無政府主義團體拒絕接受政治行動的必要性而開除了他們。
後者于是在1900年的巴黎自行成立了一個代表大會。
他們努力達成一個同志們都能接受的聯盟方式，但所有的提案都被一心信奉單純目标的讓·格雷夫否決了。
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嘗試在1907年的阿姆斯特丹，一個短命的國際事務局宣告成立，但是因為缺乏支持，很快終止運行。
但無政府主義對權威的拒絕仍然有一種悲劇意義。
正如接受耶稣會教育的薩巴斯蒂安·弗雷在某個認清現實的瞬間所說，&ldquo所有革命的結局都是新的統治階級的重現&rdquo。
在此期間，另一種現實主義者開始與工人運動妥協。
法國工人階級想要的是每天工作8小時，不是議會的炸彈，或被刺殺的總統。
但正是無政府主義的行動宣傳使他們認識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以及為之奮鬥的必要性。
因此拉瓦尚爾成了他們的英雄，大街小巷都是關于他的歌曲。
自巴黎公社的大屠殺以來，法國無産階級就處于屈從的狀态；正是無政府主義把他們扶了起來。
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在于集體行動，于是在1895年&mdash&mdash最後一次暗殺（attentats）的次年&mdash&mdash成立了ConfédérationGénéraleduTravail（CGT），即法國總工會。
對于受自身悖論困擾、充滿挫敗感的無政府主義者們，該聯盟有着強大的推動力。
他們一個接着一個加入工會，把他們的信條，隻要能用的，都帶進來。
這一無政府主義理論和公會實踐的結合被稱為工團主義（Syndicalism），來自法語表示工會的詞&ldquosyndicat&rdquo。
盡管讓·格雷夫之類&ldquo純粹&rdquo的極端主義者回避這種更改過的形式，法國的無政府主義卻得以在1895年至1914年繼續發展。
它的教義是通過大罷工進行直接的行動，它的新領袖是喬治·索列爾（GeorgesSorel）。
在他的旗幟下，大罷工将取代行動宣傳。
索列爾認為，隻有在工人階級發展了自身的奪權意識時，才能推翻資本主義。
訓練培養革命意志的方式是使用暴力。
工團主義者繼續抵制國家以及任何想與其合作的人，比如社會主義者。
就像無政府主義的前輩一樣，他們也對折中的改良措施不屑一顧。
罷工就是一切，沒有其他。
他們保存了以往運動的精力，卻丢掉了靈魂中那驚人而瘋狂的獨立性。
在西班牙，無政府主義的死亡循環還遠沒有結束。
1896年6月7日，巴塞羅那在歡慶聖餐節，一枚炸彈投向宗教遊行的隊伍中，當時這個隊伍正在主教和巴塞羅那司令官的帶領下進入教堂的大門。
炸彈的目标&mdash&mdash教會和軍隊的兩位代表安然脫險，卻另有11人緻死，40人受傷。
場景血腥恐怖，堪比3年前的歌劇院屠殺。
無政府主義者成功地讓整個西班牙陷入恐慌，除了天不怕、地不怕的首相安東尼奧·卡諾瓦斯·德爾·卡斯蒂洛（AntonioCanovasdelCastillo）。
1895年被召回，繼續第五次任期的卡諾瓦斯&ldquo出身貧寒&rdquo（當時的表述如此），在工程界、新聞業、外交界打拼，扶搖直上，競選進入國會，最終登上保守黨的權力頂峰。
他是1874年王政複辟的政治臂膀。
除了從政，他還寫詩，做文藝評論，為西班牙黃金時代的作家卡爾德隆（Calderón）立傳，編纂十卷本的西班牙史，還擔任皇家曆史學會的主席。
他收藏繪畫、稀有瓷器、古錢币和手杖，住在馬德裡一處奢侈的宮殿，總是身穿黑衣，和弗雷克一樣，從不佩戴庸俗的珠寶。
在共和黨眼中，他是反動的化身；在其他人看來，他是當時最有能力的政治家。
無論怎樣，他被公認是唯一一個可以團結整個保守黨，并穩定古巴殖民地形勢的人。
雖然他規劃了一套古巴自治的方案，但也派出了魏勒（Weyler）将軍平定叛亂。
與前任的自由黨首相相比，卡諾瓦斯手腕很硬，他的做法也開始産生效果。
無政府主義者對卡諾瓦斯下毒手，并不會感到良心不安。
在他的批準下，大規模的逮捕開始了。
超過400人被投入監獄，政府也和往常一樣，利用這個借口打擊政權的所有敵人，不管是無政府主義者、反教會者，還是加泰羅尼亞的共和黨人。
蒙特惠奇山監獄又一次傳來絕望的呼喊，緊随其後的是總檢察長可怕的報告，要求在84位受指控的犯人中至少有28人被判死刑，審判在軍事法庭進行。
西班牙議會在歌劇院事件後通過了一道法令，所有涉及炸藥的案件都由軍事法庭受理，并對有罪的人判處死刑。
至于通過演講、文章和圖片宣傳暴力的人，則被判處終身監禁。
審訊在蒙特惠奇山的石牆後進行，隻有軍事人員才準許出席。
對外宣布的判決隻有8人判處死刑，其中4人緩刑，4人處決；76人判處監禁，刑期從8年到19年不等，其中61人被放逐到裡奧德奧羅（RiodeOro）&mdash&mdash西班牙的魔鬼島。
與此同時，外界聽說了關于1893年蒙特惠奇山虐囚的第一手報告。
加泰羅尼亞人士、巴塞羅那理工學院院長特裡達·德爾·馬莫爾（TarridadelMarmol）因自由主義言論遭到逮捕，他題為&ldquo西班牙調查&rdquo（LesInquisiteursdel&rsquoEspagne）的報告1897年發表于巴黎，引起驚駭和抗議。
這篇文章還包含了一封求助信，是死去的獄友在行刑前所作，寫給&ldquo地球上所有好人&rdquo。
信中寫到他是如何在深夜被從牢房押到懸崖，獄卒以槍相逼，要挾他重複軍官說的所有話。
他拒絕這麼做，于是獄卒上前擰他的生殖器官，而後回到監獄，拷問還在繼續。
他被吊在牢房中10小時，還被強制步行了5天。
&ldquo終于，我按照他們的要求表态，在脆弱和膽怯之際簽下了認罪書。
&rdquo
一段時間過後，到了1897年8月。
卡諾瓦斯首相到巴斯克山區的溫泉療養所聖阿蓋達山度假。
在他享受平靜時光的中途，注意到一位金發年輕旅客，此人舉止得體，以帶意大利口音的西班牙語向他禮貌地緻敬。
卡諾瓦斯對他産生了好感，便問秘書是否認識這個年輕人，随後得知他是以意大利《人民報》（IlPopolo）駐外記者的身份登記的。
一天早上，首相和夫人坐在陽台看報紙，這位年輕的意大利人突然出現，從口袋中掏出左輪手槍，離卡諾瓦斯有3碼（約2.7米）遠的距離，當場殺死了他。
卡諾瓦斯夫人受憤怒和悲傷的刺激，沖向拿着手槍的人，用手中的扇子向他的臉打去，哭喊道：&ldquo殺人犯！刺客！&rdquo
&ldquo我不是刺客，&rdquo這名意大利人斷然回答，&ldquo我是無政府主義同志的複仇者，和夫人您無關。
&rdquo
逮捕和審訊後得知，他的真名是米歇爾·安喬裡羅（MichelAngiollilo）。
他在意大利軍隊服役時曾因為三次不服從上級遭到處罰。
複員後他當了印刷工，這個行業和無政府主義走得很近，也許無政府主義者總是和印刷品尋找聯系，不然就是和印刷品的聯系會導緻無政府主義。
無論怎樣，安喬裡羅很快就因為印刷颠覆性文獻被判處18個月的監禁。
1895年，他在馬賽和一些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建立秘密出版社失敗後，來到了巴塞羅那，又在聖餐節爆炸事件後離開。
他遊蕩于比利時，然後是倫敦，為了殺掉&ldquo下令大規模拷問和處死無政府主義者&rdquo的西班牙首相，他在倫敦買了把左輪手槍。
回到西班牙後，他在馬德裡跟蹤過卡諾瓦斯，但沒有找到下手的機會，于是跟着他來到聖阿蓋達山。
接受軍事法庭審訊一周後，他試圖闡發無政府主義原則，卻被法庭責令保持沉默，他喊道：&ldquo我必須為自己辯護！&rdquo法庭不予理睬，沒給他說話的機會。
在絞喉的刑場上，他拒絕宗教儀式，始終沉着冷靜，臨危不懼。
歐洲的新聞業沸騰了，強烈要求齊心協力鎮壓&ldquo瘋狗&rdquo一般的無政府主義。
當時人們感到，失去卡諾瓦斯這樣地位的人，對于西班牙一定意義重大，紐約的《國家》甚至認為這是西班牙的&ldquo國難&rdquo。
後來的事實表明，他的死屬于那種導緻曆史事件發生決定性轉變的意外事件。
卡諾瓦斯死後，自由黨人成功上任。
當時，報業巨頭赫斯特（Hearst）制造的反對&ldquo屠夫&rdquo魏勒的狂野号叫正響徹美國[8]。
自由黨政府很快退縮了，就在快要恢複秩序的當口，魏勒将軍被調離，于是古巴暴動急遽再起，為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們提供了故意制造美西戰争的借口。
如果卡諾瓦斯還活着，這個借口将不會存在。
他的死确實事出有因，但其後3年内發生的三起死亡事件中的兩起則完全沒有任何道理。
它們部分是無政府主義宣傳所暗示的産物，更多原因則在于無政府主義的行為使得當時群情嚣然，刺客獲得英勇的惡名，這成了心智不健全者的麻醉品。
首次死亡事件發生在1898年9月10日，日内瓦勃朗峰橋（QuaiMontBlanc）的一艘大湖汽輪上。
這是緻命的彙合點，兩個在真實世界中毫無關聯的人相遇在瘋狂的一刻，就像一道閃電奪去小孩的性命一樣，無法用常理解釋。
這兩人中的一位是奧地利皇後伊麗莎白，佛朗茲·約瑟夫皇帝之妻，另一位是流浪的意大利工人路易吉·路切尼（LuigiLucheni）。
伊麗莎白堪稱歐洲最美麗而又最憂郁的皇室成員。
16歲即結婚加冕，到了61歲仍然為了逃離忐忑的靈魂，煩躁不安地在各處遊蕩。
她以可愛的相貌，1碼（約0.9米）長的金發，修長的身姿和流動的步伐聞名于世。
她是&ldquo魅力的化身&rdquo，光耀會場；但同時也受&ldquo舞會頭痛&rdquo的折磨，在公衆場合必須以扇遮面。
羅馬尼亞王後卡門·西爾瓦（CarmenSylva）說她是&ldquo仙女的孩子，長着看不見的翅膀，一旦覺得世界無法忍受，就飛到别的地方&rdquo。
她創作浪漫的詩篇，還見證自己的兒子結束生命的過程，那是19世紀最傷感、最悲劇的自殺事件。
她的表兄&mdash&mdash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因為發瘋投水自殺；她丈夫的哥哥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在墨西哥被憲兵隊槍殺；她的妹妹在巴黎一場義賣會失火時被燒死。
&ldquo我強烈地感受到生命的重負，&rdquo她在給女兒的信中寫道，&ldquo沉重得像身體的疼痛，我甯願死掉。
&rdquo她會突然沖到英格蘭或愛爾蘭，在獵場最易出事故的地段橫沖直撞，騎馬翻越籬笆。
在維也納，她訓練自己表演最危險的馬戲團馬術。
她時不時采取瘋狂的節食措施，每天的營養僅限于一個橙子或一杯牛奶。
當她體質差到無法騎馬打獵時，她又沉溺于疾走的狂歡，一次走上6到8個小時，沒人能跟得上她的步伐。
她要找的東西很簡單&mdash&mdash&ldquo我渴望死亡&rdquo，在抵達日内瓦前的4個月，她在信上如此告訴女兒。
9月9日那天，她造訪了阿道夫·德·羅斯柴爾德男爵夫人（BaronessAdolfedeRothschild）的湖邊别墅。
這個偏遠的私人園林裝點着馴服的小豪豬、奇異的鳥和黎巴嫩雪松，是一個令人陶醉的去處。
第二天，在離開賓館前往大湖汽輪的路上，意大利人路切尼正等着她。
這個從洛桑來的年輕人最近作為可疑人物被通報給警察。
他因為建築工傷住院治療，醫院的勤雜工在他的包裹裡發現了寫有無政府主義歌曲的筆記本，裡面還畫了一根寫有意大利語&ldquoAnarchia&rdquo[9]字樣的短棒，畫的下方用意大利語寫着&ldquo獻給翁貝托一世&rdquo。
瑞士警方早已習慣了各種對社會不滿的激進分子以及流亡者，并不認為有足夠的理由逮捕或監視路切尼。
據他和醫院勤雜工所說，他的母親18歲時懷了私生子，自行前往巴黎，在那個擁有纭纭百萬衆生的城市生下了兒子。
回到意大利後，她把孩子丢在帕爾馬的貧民院，自己消失去了美國。
她的兒子9歲就在意大利鐵路打零工，按日計酬。
後來，他入伍意大利軍隊騎兵隊，表現良好，被升為下士。
1897年退伍時，他既沒有存款也沒有前途，便跟随原來的上尉阿勒岡王子（Princed&rsquoAragona）當男仆。
在加薪的要求被拒後，他氣憤地離開了。
後來，他又要求回來工作，卻因為太不服從管理、不适合做家務活而遭到拒絕。
懷恨在心又失去工作的路切尼開始讀起了《鼓動者》（L&rsquoAgitatore）、《社會主義者》（IlSocialista）、《前進》（Avanti）等革命報刊和小冊子，這些刊物當時的主題是德雷福斯事件表現出的資産階級社會的堕落本質。
他們宣稱，隻要有一個參孫[10]，就能一拳打倒整個國家。
現在到達洛桑的路切尼向他以前在騎兵團的戰友寄去這些剪報，附着他自己寫的評論。
當論及一位在争吵中被殺的工人時，他和朋友說道：&ldquo啊，我太想去殺個什麼人了。
但一定要是重要人士，能在報紙上看到的。
&rdquo他參加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的集會，一起激烈讨論策劃震動世界的英雄事迹，當時意大利國王翁貝托是最受歡迎的謀殺目标。
此同時，瑞士報紙刊登了伊麗莎白皇後即将訪問日内瓦的消息。
路切尼想買一把短劍，但是身上的錢還不夠12法郎。
于是他在家用锉刀自制了一把匕首，小心地打磨光滑，放進木柴制作的手柄中。
當皇後和她的女侍臣辛塔蕾伯爵夫人（CountessSztaray）走向勃朗峰橋時，路切尼擋住了她們的去路。
他舉着手沖過去，停下來仔細看了陽傘下的人，确認了皇後的身份，然後把匕首刺向她的心髒。
她4小時後去世。
路切尼被兩個憲兵捉住，這個偉大的瞬間被一位機警的帶着相機的過路人捕捉了下來。
照片上的他愉快地走在逮捕他的兩人之間，臉上浮現着滿意的笑容，幾乎是自鳴得意的嬉笑。
在警察局，他熱切地描繪行動和準備，後來得知皇後已死時，表示&ldquo很愉快&rdquo。
他宣稱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他的作為是自己主動，沒有受任何團體或政黨的指使。
被問起為什麼殺死皇後時，他回答：&ldquo這是與富人和權貴鬥争的一部分&hellip&hellip下一個目标是翁貝托。
&rdquo
他在獄中給瑞士總統和報紙寫信，宣告他的信條和即将到來的國家的垮台。
他的簽名是&ldquo路易吉·路切尼，無政府主義者中最危險的一個&rdquo。
在給阿勒岡王妃的信中，他說：&ldquo我的案件可與德雷福斯案件相比。
&rdquo然而，路切尼愚蠢而狂妄的背後隐藏着理念的光芒。
他也在信中告訴王妃，他在活着的25年中體驗世界，&ldquo從未感到過如此滿足&hellip&hellip因為他的作為讓世界知道，我們離新的太陽照耀全人類的日子不遠了&rdquo。
日内瓦禁止死刑，所以路切尼被判處無期徒刑。
12年過去後，一次與警衛的争執導緻路切尼被關禁閉。
他用皮帶上吊自盡。
皇後死後的一個月裡，大張旗鼓去耶路撒冷朝聖的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是當時歐洲最耀眼的統治者。
警察抓住了路線圖上所有的無政府主義者，在亞曆山大捕獲的一名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此人有兩枚炸彈、一張去海法的車票，謀殺德皇的意圖顯而易見。
但德國皇帝無須害怕自己國家的無政府主義者，因為德國僅有的以及最後出現的激進分子是兩個預謀刺殺他祖父的人。
除此之外，德國的無政府主義者都隻能算理論家，除非他們逃亡美國。
巴枯甯鄙夷地說過，德國人與無政府主義合不來，因為他們太崇拜權力，&ldquo他們既想做主人又想做奴隸，而這兩種身份無政府主義都拒絕接受&rdquo。
刺殺法國總統、西班牙首相、奧地利皇後，以及刺殺德國皇帝未遂的殺手都是意大利人。
在意大利内部，一個叫皮耶特羅·阿西爾裡托（PietroAcciarito）的無政府主義鐵匠在1897年的一天試圖刺殺翁貝托國王。
他揮動匕首沖向翁貝托的馬車，像卡斯裡奧刺殺卡諾總統一般。
但國王在面對類似職業傷害時比卡諾機警多了：他往邊上一閃，躲過一擊，對他的随從聳聳肩說，&ldquo工作還是有危險的&rdquo（Sonogliincertidelmestiere），并命令車夫繼續前進。
阿西爾裡托告訴警察，他更想&ldquo刺穿那隻老猴子&rdquo&mdash&mdash教皇利奧十三世，但是進不了梵蒂岡。
于是他選擇了排在教皇後的下一個禍害入手。
對社會構成的憤怒在下層階級沸騰，而上層階級無力抵抗這些攻擊，事實已變得越來越明顯。
警察照例一廂情願地查找&ldquo陰謀&rdquo，抓獲了六名所謂阿西爾裡托的幫兇，最後證明沒有任何一個與他有關。
團體或政黨的陰謀是可以處理的，裡面總有通風報信的人，但是孤身作戰的老虎突然一躍，又怎麼防範的了！
問題太嚴重了，以至于意大利政府于1898年11月在羅馬召開了一次警察和内政官員的國際會議，讨論解決方法。
秘密會議持續了一個月卻毫無對策，除了一個令人欽佩的負面結果&mdash&mdash比利時、瑞士和英國拒絕放棄提供庇護的傳統，不同意将無政府主義嫌疑犯轉交給原籍國家。
在接下來的1899年，意大利爆發了由谷類進口稅引起的面包暴動，這在無政府主義者看來，是國家壓榨窮人的又一表現。
盡管政府加緊鎮壓，軍隊和人民發生流血沖突，暴動仍然向南北蔓延。
在米蘭，有軌電車被掀翻當作路障，市民用石頭砸向武裝警察，女人們卧軌以阻止載有軍隊的列車開過來。
政府宣布圍城，在整個托斯卡地區戒嚴。
輿論認為革命終于來了，于是成千上萬的意大利工人從西班牙、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