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和法國南部趕回國參加。
往米蘭增派了半支軍隊之後，政府才重新掌控局面。
所有的社會主義和革命報紙都被查禁，議會也休會了。
盡管政府成功重建了秩序，這種秩序也隻是表面上的。
一位并不惹人讨厭的君主突然之間發現自己必須主持混亂的局面。
他英勇頑強，白色的八字須有點兒吓人，此外并不比薩伏伊王室的任何人更有當國王的才能。
翁貝托非常喜歡騎馬和打獵，完全不受藝術影響（他的王後負責贊助藝術活動），日常生活很有規律。
他每天早上6點起床，參與管理私人産業（這份産業收入可觀，存在英國央行），去馬廄查看，每天下午在固定的時間乘馬車走固定的路線，經過波格塞花園。
在每天晚上的固定時間拜訪一位女士。
他對這位女士的忠誠獻身始于結婚前的30年。
1900年6月29日，他在馬車上為皇家夏季行宮蒙察舉行的運動會頒發獎品，一個人走近他的馬車，在距離不到2米處向他連發四槍。
國王用責備的眼光看了刺客一會兒，然後倒向他的副官，對馬車夫咕哝了一句&ldquo前進！&rdquo後斷了氣。
而那位&ldquo拿着冒着煙的武器，在高處歡欣鼓舞&rdquo的刺客被當場抓獲。
他被證明是蓋塔諾·布雷西（GaetanoBresci），一個30歲的無政府主義紡織工。
他從新澤西州的帕特森特意趕來刺殺國王。
他的行動也是無政府主義宣傳行動所産生的唯一一次有部分根據表明（盡管無法證明）是事前有密謀的事件。
帕特森是意大利移民以及無政府主義的中心。
顯然帕特森的無政府主義者開過許多會，熱烈讨論過推翻壓迫者的信号行動，顯然意大利國王是他們喜愛的目标。
但，是否真的像後來的報道所說的那樣，他們抽簽決定執行行動的人，還是說布雷西僅僅受到了讨論的啟發，決定自行開展行動，這一點并不确定。
無政府主義者在地窖密謀，抽簽決定殺手的圖畫流行于當時的報紙。
一位想象力豐富的記者把布雷西描繪成被馬拉泰斯塔&ldquo洗過腦&rdquo的人&mdash&mdash那個&ldquo充滿陰謀，一次次成功令世界震顫的策劃家&rdquo。
他聲稱有人見過馬拉泰斯塔在帕特森一家意大利酒吧喝酒，但是警察并沒有找到布雷西見過馬拉泰斯塔的證據。
盡管如此，他在帕特森取得（或有人給了他）一把左輪手槍，在樹林裡練習射擊，而他的妻子和3歲的女兒在附近采花。
他也通過他的同志，或其他什麼途徑獲得了一張前往法國的統艙船票，以及足夠的錢從勒阿弗爾來到意大利。
&ldquo他沒有瘋狂地認為他的行動會立即引發政府更疊，&rdquo帕特森無政府主義期刊的編輯佩德羅·埃斯特維（PedroEsteve）向記者解釋，&ldquo但是，為了讓意大利人民意識到世界上有無政府主義這樣的力量，除了這麼做别無他法。
&rdquo埃斯特維是個友好的學者型人物，他的書架上，愛默生和讓·格雷夫的書并排擺放。
他認為自己的讀者走出去以雄偉的姿态表達抗議是合乎情理的。
布雷西的同志們向獄中的他寄去了祝賀電報，把他的照片縫在大衣的徽章紐扣上。
他們也在帕特森召開了1000多人參加的大型集會，聲稱沒有什麼密謀。
&ldquo我們不需要密謀或商議，&rdquo埃斯特維說（他也是那次大會的主要發言人），&ldquo如果你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你就知道該做什麼，而且你會自己主動去做。
&rdquo
布雷西的命運和其他的理念工具如出一轍。
當時意大利已廢除死刑，他被判處終身監禁，前7年在隔離牢房度過。
被監禁幾個月以後他就在獄中自殺了。
美國報紙上對翁貝托國王遇刺事件的報道被一位叫裡昂·柯佐羅茲（LeonCzolgosz）的波蘭裔美國人一讀再讀。
剪報成了珍貴的收藏品，每天晚上都被他放在床頭。
他當時28歲，身材小巧纖細，淡藍色的眼睛以獨特的方式長久注視着前方。
他在父母移民美國不久後出生。
這是個有六個兄弟兩個姐妹的大家庭，在俄亥俄州一座小農場裡。
據他父親說，他&ldquo看起來比大多數的小孩思考得更多&rdquo，因為酷愛讀書，他被視作一家人中的知識分子。
1893年，他20歲的時候，因為參加罷工被電線廠解聘，從此變得&ldquo悶悶不樂&rdquo，他的一位兄弟說。
祈禱和當地的牧師不起作用，于是他脫離了天主教會，開始讀起了&ldquo自由思想家&rdquo的小冊子。
通過這些閱讀他開始對政治激進主義感興趣。
他加入了波蘭裔工人的小圈子，一起讨論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他後來說：&ldquo我們也讨論過總統，他們沒一個好人。
&rdquo
1898年，他得了一種無法确診的病，使他更加郁悶和沮喪了。
他放棄了工作，待在家裡，在自己的房間吃飯，閱讀芝加哥的無政府主義報紙《自由社會》、貝拉米的烏托邦著作《回顧》，并憂悶地沉思。
他前往芝加哥和克利夫蘭，參加無政府主義集會，傾聽艾瑪·戈德曼的演講，和一個叫埃米爾·席靈（EmilSchilling）的無政府主義者交談，他對這個人說，美國軍隊的做法讓他很是苦惱&mdash&mdash在把菲律賓人從西班牙人手中解放出來後，他們又與菲律賓人繼續打仗。
&ldquo我們在公立學校關于星條旗的課可不是這麼講的。
&rdquo柯佐羅茲焦慮地說。
因為無政府主義者是不把國旗當回事的，席靈對柯佐羅茲起了疑心，在《自由社會》上發表了一篇警告，認為這位行蹤奇怪的波蘭遊客可能是個密探。
這篇發表于1901年9月1日的警告錯得不能再錯了。
5天之後柯佐羅茲出現在布法羅泛美博覽會的迎賓隊列上，向麥金萊總統開槍。
總統8天之後去世，繼位的是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Roosevelt）。
于是柯佐羅茲這位對無政府主義理論所知最少的殺手完成了一次影響最深遠的行動。
&ldquo我殺了麥金萊總統，&rdquo柯佐羅茲在忏悔書上寫道，&ldquo因為我要履行義務。
&rdquo他後來又補充說：&ldquo因為他是善良工人的敵人。
&rdquo他告訴記者，他聽了艾瑪·戈德曼的講座，她的&ldquo所有統治者都該被滅絕的主張使我陷入沉思，頭腦都快被痛苦分裂了&rdquo。
他說：&ldquo麥金萊在全美國走動，大喊繁榮，但窮人們沒有繁榮。
&rdquo又說：&ldquo我們不應該被人統治。
殺掉他們是正确的&hellip&hellip我知道其他人相信我做的事，他們知道殺掉總統是對的，沒有統治者是對的&hellip&hellip我不相信選舉；這不符合我的原則。
我是個無政府主義者。
我不相信婚姻。
我相信自由性愛。
&rdquo
無政府主義的理念，它對美好世界的願景并不在柯佐羅茲的知識範圍内。
像刺殺卡諾總統的那位頭腦簡單的卡斯裡奧，柯佐羅茲屬于那種沉溺于妄想的弑君者，認為殺掉元首是自己的使命。
在柯佐羅茲倉促的審判和10月29日的電刑之後，沃爾特·錢甯（WalterChanning）博士提出了上述理論。
他是塔夫茨大學的精神疾病教授，詩人威廉·E·錢甯的兒子。
他對官方精神病學家的分析不滿意，自己着手研究，做出結論，認為柯佐羅茲罹患&ldquo早發型癡呆病&rdquo（dementiapraecox），是一種妄想症的受害者，這一疾病早在1890年就被法國的精神病學家伊曼紐爾·雷吉斯（EmanuelRegis）博士發現了。
雷吉斯博士的研究表明，這一類弑君者沉溺于思考和孤獨，&ldquo不管有多少理智的想法，都會被他否決，因為他有着病态的執念，認為自己有義務給予某人沉重的打擊，殺掉一個君主或顯要人物，為正義的事業，為上帝、國家、自由、無政府主義或其他類似的原則獻出生命&rdquo。
他的特點是充分的算計和癡心妄想。
他不會突然盲目地行動，與此相反，他會做出詳盡的準備并單獨行動。
他是個獨行的隐士。
驕傲于自己的使命和角色，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動，從不使用毒藥之類秘密武器，而是那種要求個人暴力的東西。
之後，他也不會逃命，而是驕傲地炫耀他的所作所為，期待榮耀和死亡，不是自殺就是作為判處死刑的烈士&ldquo間接自殺&rdquo。
這一描述符合柯佐羅茲的情況，但要激活妄想症，某種反抗的氛圍和榜樣不可或缺。
而無政府主義的信條和事迹正提供了這些條件。
無論何時，都可能存在着100個沉寂着的柯佐羅茲；需要一系列從拉瓦尚爾到布雷西的事件去啟發他們之中的一個刺殺美國總統。
公衆們徹底激憤起來，而組成公衆的除了有錢人以外，還有冒牌的有錢人。
普通人、小資産階級、靠薪水生活的雇員，都把自己和雇主聯系起來&mdash&mdash正如向終點咖啡館投炸彈的埃米爾·亨利所想的那樣。
他們認為自己的生活依賴于财産。
财産受到威脅時，他們感覺受到威脅。
無政府主義者意圖摧毀日常生活的根基&mdash&mdash國旗、合法家庭、婚姻、教堂、選舉、法律，這尤其令他們恐慌。
無政府主義者們成了每個人的敵人。
他們罪惡的身影成了所有邪惡和颠覆性力量的同義詞，正如一位政治學教授在《哈潑斯周刊》上說：&ldquo無政府主義者的國王就是魔鬼撒旦。
&rdquo《世紀雜志》在麥金萊死後說道，無政府主義&ldquo給世界帶來的邪惡影響是以往任何有關人類關系的思想都無法比拟的&rdquo。
新上任的總統是個内心非常矛盾的人，既有敏銳的理解力、英勇的行動力，又極端平庸，認為無政府主義不過是一個罪犯，比普通的罪犯更&ldquo危險&rdquo、更&ldquo堕落&rdquo。
他在1901年12月3日給國會的演說詞中稱：&ldquo無政府主義是針對全人類的罪行，所有人都應該團結起來抵抗無政府主義。
&rdquo在他看來，無政府主義不是社會或政治不公正的産物，它為工人階級的利益抗争是&ldquo蠻橫無理&rdquo的。
總統堅持認為，美國的國家制度&ldquo為每一個誠實聰明的本土人&rdquo提供了公平開放的機會。
他敦促将今後所有無政府主義的演講、出版物和會議以煽動罪論處，不能允許無政府主義者逍遙法外，已經在美國的将被遣返，國會應當&ldquo無條件驅逐所有已知的無政府主義原則的信奉者，以及參與無政府主義社團的人&rdquo，而且，各國應當簽訂條約，将鼓吹殺戮的無政府主義行為視作違反國際法，以使聯邦政府有權打擊他們，就像打擊海盜一樣。
國會經過長時間的讨論，在強烈的反對聲中，于1903年修改了移民法，阻止不相信政府以及&ldquo唆使他人懷疑或反對有組織的政府&rdquo的人進入美國。
這項修正案激起了自由派人士的強烈抗議，為自由女神像添加了憂傷的注腳。
對于無政府主義的兩面性&mdash&mdash一半是對社會的憎恨，一半是對人性的熱愛&mdash&mdash公衆隻意識到前者。
刺激他們的是炸彈、爆炸、槍擊和匕首。
至于無政府主義希望帶領全人類穿越暴力的泥沼抵達愉悅山的那一面，則無人知曉。
報刊雜志将馬拉泰斯塔描繪成無政府主義邪惡的天才，&ldquo沉默、冷酷、陰險&rdquo，卻沒有告訴公衆，他曾無私地将兩套在意大利繼承的祖産房屋轉讓給居住其中的房客。
同樣，公衆也無從得知&ldquo行動宣傳&rdquo的理論，無政府主義的行動對于他們而言當然也就毫無意義。
它們似乎是沒有目的的瘋狂行為，純粹是為了邪惡而邪惡的放縱。
報紙習慣上将無政府主義者稱為&ldquo野獸&rdquo、&ldquo隐藏的瘋子&rdquo、堕落者、罪犯、懦夫、&ldquo受變态知識分子和病态癫狂驅使的可憎的極端分子&rdquo。
英國很受尊重的月刊《黑檀》（Blackwood&rsquos）宣稱&ldquo瘋狗在本質上和無政府主義者最接近&rdquo。
卡爾·舒爾茨（CarlSchurz）在卡諾瓦斯謀殺案後發問，怎麼做才能保護社會，使之不受&ldquo瘋子和罪犯的結合體&rdquo的傷害呢？
這個問題是無法解答的。
各種各樣的提案都有了，包括為無政府主義者建立一個國際罪犯流放地，将他們送到瘋人院，或者全數驅逐出境。
問題是，如果所有國家都想把無政府主義者送出去，誰又會願意接收他們呢？
然而，還是有人聽見了每一次無政府主義行動所傳達的抗議聲。
麥金萊事件後美國陷入了歇斯底裡的狀态，但新英格蘭傳統的發言人（廢奴主義者也誕生于新英格蘭）、《前景》雜志的編輯萊曼·艾伯特（LymanAbbott）鼓起勇氣質問，無政府主義者之所以仇恨政府和法律是不是因為政府和法律在不公正地運作？他說，隻要立法者為特殊階級制定法律，&ldquo鼓勵從大多數人身上劫掠财物給少數人，保護富人、不顧窮人&rdquo，那麼無政府主義者就會&ldquo要求廢除法律，因為法律在他們眼中是不公正的工具&rdquo。
他對19世紀俱樂部裡安逸的紳士們建議：&ldquo打擊違反道德規範的行為，就是打擊無政府主義。
&rdquo同樣的想法在當時的社會改革運動中也有所表達，比如簡·亞當斯（JaneAddams）和在赫爾堂（HullHouse）的啟發下開展的社會福利工作；揭露内幕的公民記者（Muckrakers）也在之後的一兩年内開始暴露美國社會的不公、堕落和腐敗。
麥金萊事件為西方民主社會的無政府主義刺殺行動畫上了句号。
甚至獄中的亞曆山大·伯克曼也意識到，沒有革命思想的無産階級，個人的暴力行動是毫無意義的。
他寫信告訴了艾瑪·戈德曼，令仍然相信無政府主義教義的她&ldquo無法抑制地嗚咽&hellip&hellip全身顫抖&rdquo，甚至卧病在床。
盡管她還有一批忠實的追随者，盡管新聞界仍稱她為&ldquo無政府主義的女王&rdquo，無政府主義的激情大體上已經退卻了：在法國演變成了工團主義者的現實鬥争；在美國，被吸收進了1905年成立的世界産業工人聯盟。
當然，每個國家仍然存在着毫不妥協、孤獨堅持着原始信條的人。
地處歐洲邊緣的西班牙和俄國工業落後，政府專制，炸彈和刺殺事件到了20世紀還在攀升。
1906年，西班牙，一枚炸彈投在了阿方索國王和他的英國妻子的婚禮上。
20多個觀禮者被殺，使人驚恐地意識到這樣一個行動背後蘊藏的仇恨是多麼深。
統治階級在1909年确認，這種仇恨是相互的。
巴塞羅那一場被稱作&ldquo紅色一周&rdquo的叛亂失敗之後，政府處決了激進的反宗教教育家弗朗西斯科·費雷爾（FranciscoFerrer），盡管他并非無政府主義者。
這一案件引發了歐洲其他國家暴風雨般的抗議。
和往常一樣，西班牙的不公之舉成了自由派良心的發洩口。
1912年，一位叫曼紐爾·帕蒂納斯（ManuelPardinas）的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尾随荷西·卡納來哈（JoséCanalejas）首相，穿越馬德裡的街巷。
當首相停下來張望太陽門廣場上一家書店的窗戶時，帕蒂納斯在背後射殺了他。
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因為在費雷爾死後上任的卡納來哈計劃進行改革，以約束實力強大的教會和地主。
但很顯然，在與社會的長期鬥争中，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的&ldquo良知已經憤怒到了無法忍受的極限&rdquo，正如蕭伯納所寫的那樣。
在俄國，革命的傳統古老而深遠，絕望與希望并存。
造反者與專制者之間有着漫長的戰争，每一代人中都會有新的鬥士加入其中。
1887年，幹草市場的無政府主義者被執行絞刑，5位聖彼得堡大學的學生也因為試圖炸死亞曆山大三世而被絞死。
他們的領袖亞曆山大·烏裡揚諾夫（AlexanderUlyanov）在法庭上辯護說，警察國家裡唯一可能的解決方式就是恐怖行為。
他有三個兄弟、三個姐妹，都是革命者。
其中一個弟弟名叫弗拉基米爾·伊裡奇（VladimirIlyich），發誓要為他報仇，把姓氏改為了列甯，動身投入革命。
19世紀90年代愈加動蕩不安，革命者們深信暴動的時機即将來臨。
最危險的統治者、能力很差的獨裁君主尼古拉斯二世在1895年登基，随後駁回所有要求立憲的懇求，認為這些要求是&ldquo荒謬的夢話&rdquo，這樣一來，民主黨人絕望，極端分子歡呼。
城市中，剛剛工業化的勞動者罷工行動一個接着一個。
總體而言，一股神秘而不可捉摸的推動力在世紀之交逼近俄國，就像月亮之于潮汐。
人們感受到一種結束，一種開始，一個&ldquo打破沉默的時刻&rdquo。
所有對現狀不滿的團體都感覺到需要為行動而備戰了，他們要壯大所在黨派的力量，提出他們的計劃。
但是沖突産生了，馬克思主義的追随者頑強地堅持組織和訓練，而民粹派傳統的繼承者則信仰恐怖行為引起的自發革命。
因此，兩個政黨在1897年和1898年逐漸成形。
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另一方面是民粹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黨人，後者的幾個團體在1901年合并成一個明确的黨派。
就接受組織和政黨而言，社會主義革命黨人不是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但他們與無政府主義者一樣相信恐怖行為會促成革命。
他們同樣認為革命是沖出地平線的太陽，未來的美好世界會在仁慈的陽光下自然成型。
公衆習慣将無政府主義者等同于俄國人，俄國人對炸彈上瘾是部分原因&mdash&mdash自從1881年刺殺沙皇事件以來，炸彈似乎成了俄國的特有武器。
另一部分原因是無意識的三段推論：俄國人是革命者；無政府主義者是革命者；因此，無政府主義者是俄國人。
确實有一些正統無政府主義者的小團體從克魯泡特金處獲得靈感，在日内瓦和巴黎發行俄語雜志，但他們在俄國本土的力量并不大。
1902年，高爾基在《底層》中寫盡了俄國的悲痛、潦倒和絕望。
&ldquo人一定要活得更好！&rdquo劇中喝醉的紙牌作弊老手哭喊道，&ldquo要更好。
&rdquo他在找詞語，找意義，找哲學，但他隻能重複&ldquo要更好&rdquo。
為了這個目标，1901&mdash1903年，社會主義革命者的恐怖小分隊（TerrorBrigade）暗殺了教育大臣博格勒波夫（Bogolepov），指揮秘密警察的内政大臣希皮亞金（Sipiagin），以及殘暴鎮壓烏拉爾煤礦罷工的烏法州州長波達諾維奇（Bogdanovitch）。
1904年6月15日，日俄戰争進行中時，他們又殺掉了内政大臣文澤爾·馮·普列韋（WenzelvonPlehve）&mdash&mdash俄國人民最為仇恨的人。
如果說普列韋和沙皇有什麼不同的話，就是他更堅定地信仰并維護獨裁政體，不允許對民主進程有任何讓步。
他唯一的政策就是粉碎厭惡政權的人。
他逮捕革命者，查禁正統&ldquo老信徒&rdquo，限制&ldquozemstvos&rdquo，即鄉鎮政府，将猶太人作為犧牲品，強制地俄化波蘭人、芬蘭人和亞美尼亞人。
這麼做的結果是增加了沙皇政府的敵人，并使他們确信決定性轉變的必要。
普列韋最喜歡的方法是将公衆的不滿轉移，用一位同事的話說，&ldquo我們要用猶太人的鮮血淹死革命&rdquo。
受特工的刺激，在警察寬容的注視下，基什尼奧夫（Kishinev）的俄國公民在1903年逾越節中突然對永遠的替罪羊發了狂，燒殺劫掠家庭和店鋪，亵渎猶太教堂，從一個白胡子拉比的手中搶奪并撕碎了猶太聖經。
這位拉比沒有震驚很長時間，就被異教徒們用棍棒和長靴殺死了。
基什尼奧夫的集體迫害不僅在全世界廣為傳播，也成功刺穿了恐怖小分隊的領導者埃夫諾·阿瑟夫（EvnoAzev）的皮膚，他當時受雇于秘密警察，正好也是猶太人。
阿瑟夫小心翼翼，沒有使刺殺普列韋的計劃洩露。
刺殺任務圓滿完成，俄國舉國震驚。
重重一拳打在了以普列韋為化身的體制之上。
這件事太不吉利了，以至于普列韋的繼任者斯維亞托波爾克-米爾斯基親王（PrinceSvyatopolk-Mirsky）将殺手流放到西伯利亞終身勞役，而沒有被判處死刑。
他認為溫和的政策效果可能更好。
此後半年，1905年1月，冬宮門前發生了被稱作&ldquo血腥星期天&rdquo的大屠殺。
軍隊向一群想向沙皇請願立憲的工人開火，1000多人被殺。
恐怖主義者開始制訂計劃暗殺沙皇和他的兩位叔叔&mdash&mdash該對這次屠殺負責的弗拉基米爾大公（GrandDukeofVladimir），和據說對沙皇的決策最有影響力的謝爾蓋大公（GrandDukeofSergei）。
作為莫斯科總督，謝爾蓋以殘忍野蠻的統治，反複無常而又盛氣淩人的個性，極端獨裁到精神錯亂的境界而聞名。
據一位英國觀察家所言，&ldquo他的殘酷惹人注目，甚至在俄國貴族中間，也以古怪的惡行聞名&rdquo。
阿瑟夫受雇于警察系統的同時，也是恐怖小分隊的領導者。
他必須促成小分隊的行動，不然也難保其在警察眼中的價值。
1905年2月，謝爾蓋被一個名叫卡裡亞夫（Kaliaev）的年輕革命者的炸彈炸飛。
爆炸後現場一片廢墟，卡裡亞夫身着藍色大衣紅圍巾，屹立其間，除了臉上在流血外，絲毫沒有受傷，而大公及其車馬隻剩下&ldquo一堆20厘米至25厘米的不成形的碎片&rdquo。
當天晚上，沙皇聽到消息後，照常下樓吃飯，沒有和誰提起這場謀殺。
但是，據一位在場的客人說，&ldquo晚餐之後，沙皇和他的妹夫在客廳玩耍，看誰能把對方從細長的沙發上擠出去&rdquo。
1905年4月，法庭上的卡裡亞夫纖細、憔悴，眼窩深陷。
他對法官們說：&ldquo我們屬于兩大交戰的陣營&hellip&hellip兩個激烈碰撞的世界。
你，是資本和壓迫的代表；我，是人民的複仇者之一。
&rdquo當時的俄國被戰争包圍，國外的敵人是日本，國内的敵人是在公開造反的國民。
&ldquo這一切意味着什麼？這是曆史對你們的審判。
&rdquo當法官宣布死刑的結果時，卡裡亞夫希望行刑者能有勇氣将死刑過程公開。
&ldquo學着去直視革命的進程。
&rdquo他對法庭說。
但是他的絞刑是午夜後在監獄執行的，他身穿黑衣，屍體被埋在監獄的牆下。
10月，革命來了。
謀殺馮·普列韋和謝爾蓋大公的這種行動宣傳刺激大衆做好了暴動的準備。
革命的領導者不是社會主義革命黨，也不是社會民主黨或無政府主義者，這是一場巴枯甯想象中的自發的革命，隻是他并沒有活着看到這一天。
與工團主義的理論一緻，一場大罷工引發了革命，趁沙皇政權驚詫之時成功使其妥協，答應立憲和成立國會（杜馬）。
盡管這些讓步後來都被撤銷了，革命也在政權恢複後遭到殘酷的鎮壓，工團主義者還是受到了激勵，堅持走大罷工的&ldquo直接行動&rdquo路線，無政府主義者也積極加入到産業工會中。
恐怖小分隊在俄國又完成了幾起暗殺事件，直到阿瑟夫的身份在1908年暴露，小分隊才在震驚下解散。
1911年斯托雷平（Stolypin）首相被殺後，羅曼諾夫王朝的暮光變得十分暗淡，人們已經分不清究竟殺手是真正的革命者，還是警方的密探了。
不管它的行動是多麼自我局限，夢想是多麼不切實際，無政府主義狠狠地将社會兩大分野間的鬥争戲劇化。
在特權的世界裡，它喚醒了社會良知；在抗議的世界中，它傳遞能量給工團主義，在工會組織的權力鬥争中加入了暴力和極端的元素。
這是一個吸引人們追随的理念，但由于其内在的矛盾，人們不可能在它的指引下協調一緻，展開行動。
這是作為個體的人的最後一聲呼喊，為了個人自由的最後一次群衆運動，為了不受管制的生活的最後一次期待，沖着步步逼近的國家揮動的最後一個拳頭。
不久之後，國家、政黨、工會、組織就要包圍過來了。
[1]即無政府，構詞取&ldquo無&mdash&mdash統治&rdquo之意。
[2]愉悅山（DelectableMountains），朝聖者的避風港，英國作家約翰·班揚（1628&mdash1688）在基督教寓言《天路曆程》中提及。
[3]指《聖約·新約·馬太福音》所說的：&ldquo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rdquo
[4]該詞的法語開頭與維裡相同。
[5]即巴塞羅那。
[6]此處指火刑處死10萬人的中世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7]威廉·羅塞蒂（WilliamRossetti）：英國作家、批評家。
[8]指美國新聞界為美西戰争制造輿論，詳見本書第三章。
[9]即無政府主義。
[10]指《聖經·舊約》中力大無比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