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塞缪爾·龔帕斯[12]。
還有人像《國家》和《紐約晚報》的主編E·L·戈德金（E.L.Godkin）一樣，不是受壓迫的難民，而是從舊世界自我放逐的人。
美國作為民主理想的樣品對他們有強烈的吸引力，就像是17世紀30年代來到新大陸的第一批人，他們堅信美國是新原則的化身，而好戰的情緒是一種背叛。
戈德金充滿&ldquo對國家的關切&rdquo，決心反對政府對委内瑞拉的處理辦法，即使這麼做會令他的報刊受到&ldquo失控的公衆&rdquo的打擊，陷于險境。
戈德金的家族自12世紀起就定居愛爾蘭，他也出生、成長在那裡。
克裡米亞戰争和美國内戰期間，他是英國報紙的通訊員。
1865年，40位股東湊成10萬美元，創建了《國家》雜志，莊嚴宣稱擁護勞工階級、黑人、大衆教育以及&ldquo社會和政府中真正的民主原則&rdquo。
戈德金被聘任為主編。
1883年，還在《國家》任職的他接替卡爾·舒爾茨，擔任《紐約晚報》主編，并借由這兩份報紙，成為&ldquo對公共事務有重大影響力的人物&rdquo，威廉·詹姆斯如是說。
他是個英俊的凱爾特人，留着胡子，脾氣暴躁，喜歡和人争辯，一時陰郁沉思，一時又熱情活潑，本性好鬥，到處探聽，在羅斯福發明&ldquomuckraker&rdquo（揭短者）這個詞語之前就一直在揭發醜事。
他對坦慕尼協會政治家的腐敗行徑窮追猛打，以至于對方以刑事诽謗罪令其在一天之内被逮捕了三次。
詹姆斯·羅素·洛威爾同意一位英國記者的看法，即戈德金把《國家》辦成了&ldquo世界上最好的期刊&rdquo，而已經因為《美國國民》一書而聞名的詹姆斯·布萊斯宣稱，《紐約晚報》是&ldquo英文報紙中最好的一份&rdquo。
在國内，兩份報刊引發的争議更大。
紐約州州長希爾（Hill）稱，他對紐約讀《晚報》的&ldquo那一撮騎牆派&rdquo不感興趣。
&ldquo那份該死的報紙的問題在于，紐約的每個編輯都在讀它。
&rdquo這充分說明了戈德金無處不在的影響力&mdash&mdash輿論的制造者也從他那裡形成自己的觀點&mdash&mdash當然，這并不包括所有人。
&ldquo經常閱讀《國家》造成的智力退步太可怕了&rdquo，西奧多·羅斯福在1893年給馬漢上校的信裡這麼寫。
1865年，64歲的戈德金對未來很擔心。
他給朋友寫信說：美國&ldquo發現自身擁有巨大的力量，迫不及待粗暴地發洩在碰見的任何國家身上，但又不知道應該如何發力才好，所以一直處于可怕的災難邊緣&rdquo。
的确，美國當時隻有一艘在服役的戰艦，戈德金認為沙文主義者&ldquo完全瘋了&rdquo，并非毫無道理。
他認為，這種新的&ldquo兇殘樂觀主義&rdquo會導緻最終徹底的失敗。
哈佛大學的哲學教授威廉·詹姆斯也很擔心。
關于委内瑞拉問題，他寫道：&ldquo古老的戰鬥精神竟然浮于我們所有人的内心表面，一個小小的事件就能将之喚醒。
一旦喚醒，就不可能再把它掩埋下去。
意識到這一點很能說明問題。
&rdquo他在哈佛的同事，美國的文化倡導者和權威，藝術教授查爾斯·埃利奧特·諾頓（CharlesEliotNorton），在麻省劍橋牧羊人紀念教堂上開會時也抗議戰争精神。
&ldquo殘忍的掌聲響徹這個國家的每個角落&rdquo，使理性的愛國者對未來産生&ldquo極度的恐懼&rdquo，他說。
這個滿頭白發、駝背瘦削的人物，嗓音沙啞而富有樂感，帶着波士頓名流特有的口音。
他那&ldquo溫文爾雅、至高無上的儀态&rdquo迷倒衆生。
但是，與主流看法相左時，才是他最舒适自如的時候。
他于1827年出生，也就是傑斐遜和約翰·亞當斯去世的下一年。
諾頓所代表的是老一輩清教徒的精神，在軍事上有自由派的良心。
他是新英格蘭的&ldquo一神論教皇&rdquo，哈佛大學宗教文學教授，他的妻子是凱瑟琳·埃利奧特，一個有錢的波士頓商人的女兒。
他自己的家族自1635年移居美國的牧師約翰·諾頓開始，就世代擔任神職。
和索爾茲伯裡爵士一樣，諾頓擁護貴族階級的支配地位。
對于他而言，這個階級的基礎不是占有的土地，而是文化、教養和風度上擁有共同的背景。
他覺得這些共同背景正在逐漸消失，所以經常在課堂上抗議粗俗文化的入侵。
有個學生诙諧地模仿他說：&ldquo今天下午我們來談談那可怕的庸俗吧，每個角落都有。
&rdquo拉德克利夫[13]的另一位學生在1895年的日記裡描述他&ldquo面容愉悅，浮現着仁慈的微笑&hellip&hellip輕柔地說，如果我們沒有生在這個堕落而不幸的年代就好了&rdquo。
1857年，詹姆斯·羅素·洛威爾創辦了《大西洋月刊》，諾頓是第一批撰稿人。
此後，他還和洛威爾一同編輯《北美評論》，他也是後來的40位創辦《國家》的股東之一。
他就委内瑞拉事件寫信給戈德金，說此事&ldquo給這個臨近結束的世紀寫下了悲慘的注腳&rdquo，刺激了&ldquo我們民主最糟糕的部分&hellip&hellip野蠻的自大和荒唐的堅持&rdquo。
他&ldquo痛苦不安地意識到&rdquo民主的崛起終究不能确保&ldquo捍衛和平與文明&rdquo，因為與此同時&ldquo野蠻人的力量也愈加壯大，任何教育都無法使他們達到應有的智力和常識水平&rdquo。
這與索爾茲伯裡爵士的觀點如出一轍。
諾頓此時就像一個發覺自己的愛人不如想象中美麗&mdash&mdash或純潔&mdash&mdash的男人一樣，失望而怨恨。
他在給英國朋友的信中寫道：&ldquo我感覺美國已經開啟了一條越走越錯的漫漫長路，很可能會變成一個騷動不安、愚昧野蠻的政治力量&hellip&hellip看來，世界要進入新的經驗階段了，為了适應新的情況，人們必須在忍受苦難上經受訓練才行。
&rdquo
他沒有陷入亨利·亞當斯那種徹底的悲觀絕望：亞當斯在華盛頓進進出出，遊走于歐洲和美國，像幹巴巴的黑烏鴉，深沉而嘶啞地抱怨這個&ldquo腐朽、破産&rdquo的世紀&mdash&mdash社會陷入粗俗、平庸、愚蠢、道德萎縮的境地，自己在&ldquo精神崩潰&rdquo和&ldquo百無聊賴到要死&rdquo的邊緣；美國無法忍受，歐洲也好不到哪裡去，隻好再回到美國，&ldquo到處都是衰退&rdquo，到處都是&ldquo世紀末的死水&hellip&hellip沒有什麼能攪動懶散、毫無生氣的教育氛圍，自我滿足、死氣沉沉的精神狀态&rdquo。
委内瑞拉危機僅僅加深了他一直以來的信念&mdash&mdash&ldquo就我的個人知識而言，當今社會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腐朽&rdquo。
這與其說是對當前心态的判斷，不如說是反思1893年金融危機所産生的精神上的震動。
亞當斯和許多人一樣，通過自己的形象理解外部社會，把自己無能為力的癱瘓狀态歸結于整個社會的病征。
&ldquo腐朽堕落不假，&rdquo他1895年的時候說，&ldquo我卻毫無精力獲得感官刺激了。
&rdquo而腐朽的舊世紀卻生氣勃發，他隻消看看周圍小圈子裡親密的人&mdash&mdash比如洛奇和羅斯福&mdash&mdash就能感受到戈德金所說的無處不在的&ldquo兇殘樂觀主義&rdquo。
雖然在年齡上比亞當斯老了10歲，諾頓卻允許自己偶爾樂觀一下，懷疑他熱愛的價值觀的丢失可能是獲得人類福祉的代價。
&ldquo在世界曆史上，這個時代有錢人是最多的，&rdquo他在1896年寫道，&ldquo我們的時代真有意思！&rdquo他無法抗拒這樣的想法。
過去的幾年确實騷亂不斷。
為人友善的克利夫蘭在艱難時世的困擾下舉步維艱。
工業動蕩支配着美國。
1893年發生了經濟危機，接着是大蕭條。
1894年，考克西[14]帶領失業大軍在華盛頓遊行，工人和資本家的鬥争愈演愈烈，普爾曼流血罷工事件令雙方膽戰心驚。
當年11月的國會選舉上，共和黨人以140票的絕對優勢（244票對104票）重掌國會。
1895年11月，第五十五屆新國會開幕時，那個我們熟悉的高大身影再次登上了議長寶座。
此時的裡德已經到達了權力的巅峰。
首任議長時的危險戰役已成往事，作為少數黨領袖打的兩場遊擊戰也已經結束了，他現在全方位地掌控着局勢。
&ldquo他以野蠻的才智運籌帷幄。
&rdquo一位議員說。
他手下的成員們已經操練得很好了，雖然有時候不太耐煩（随着時間的推移，越發如此），但是從沒有打破順從他的習慣。
議長向上揮一揮手，議員們就齊刷刷地站起來了；如果碰到偶然的情況，議長想讓大家安靜時，有人要求發言，隻要他往下一揮手，這些人也就一屁股坐下去了。
&ldquo他收放自如，完美地控制着國會，比以往所有議長都厲害。
&rdquo伊利諾伊州參議員卡洛姆寫道。
他在尊嚴和禮節上很嚴格，在國會禁煙，議員也不能隻穿襯衫不穿短上衣。
甚至國會議員腳踩桌子的傳統特權也受到了裡德的挑戰。
一次，某位穿着顯眼的白襪子的議員忘我地把腿翹到桌上，很快收到了議長傳來的便條：&ldquo沙皇命令你把投降的旗子降下來。
&rdquo
裡德既沒有親信也沒有實力相當的競争對手，是國會唯一的統治者。
為了避嫌，他在公共場合總是隻身一人行走。
這個身材龐大的隐士每天早晨從他的住所肖勒姆飯店（當時位于十五街和H街的交彙處）緩緩走向國會山，很少停下來和别人打招呼，也不去理會街上盯着他看的陌生人。
一位同僚說，他具備一種&ldquo平靜的偉大&rdquo，這種偉大的來源是他自己的哲學觀念；與一般人不同，他&ldquo不會為生活上的焦慮所困擾&rdquo。
裡德有一次給我們提供了暗示：一位朋友在晚上拜訪他想讨論政事，發現他正在看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頓[15]的《卡西達》，并朗讀了下面幾行：
做男人該做的事，
别指望别人鼓掌喝彩，
高貴地活着，高貴地死去
遵守自己制定的規則。
裡德就是這種從自己制定的規則中獲得安全感的人，所以他從不會驚慌失措。
一次，有個民主黨人在某程序問題上被裡德否決，突然想起來他的觀點和以前發過的手冊上不一緻。
他火速叫人拿來名為《裡德的規則》的手冊，一頁頁翻，找到了相關的章節，然後大步流星走向演講台，期待在議長面前大獲全勝。
裡德仔細專注地讀了那人所指的地方，卻隻淡淡一句：&ldquo哦，這上面寫錯了。
&rdquo
在委内瑞拉危機的過程中，他很少公開演說，而在國會裡把共和黨人牢牢控制住。
他與克利夫蘭一樣，憎惡對外冒險，也相信後者能夠抵制住沙文主義到處兼并的叫嚣。
裡德堅決反對擴張和擴張帶來的&ldquo好處&rdquo。
他堅信美國的偉大就在國内，通過改善生活條件、提高國民的政治理解力來實現，而不是在半開化的人當中推行美國的統治，他們是很難被同化的。
在他看來，共和黨是這一原則的守護者，而擴張政策是&ldquo任何共和黨人都不應該為其辯解的，更别說采用了&rdquo。
1896年是總統選舉年。
裡德想得到黨内提名，參加角逐。
此時的民主黨因為内部分歧自顧不暇，共和黨很有可能赢得選舉勝利，所以黨内提名是值得奮鬥的獎品。
&ldquo他身體很棒，精神振奮，覺得勢頭不錯。
&rdquo羅斯福說。
在一位記者眼中，剃掉小胡子的裡德覺得&ldquo有必要在意自己了&rdquo，這麼做往往會壓抑他的風趣。
作為黨内提名的競選者，他的立場有點兒複雜。
因為他最有力的副手洛奇和羅斯福在擴張問題上和他的意見完全相反。
不過這一點在當時還沒有成為檢驗關系的試金石。
&ldquo我全身心地為裡德拉票。
&rdquo羅斯福說道。
裡德不願以司空見慣的方式籠絡人心。
議員們要求經費撥款，不然恐怕無法在各自的選區培養支持裡德的情緒，而裡德卻無動于衷。
他對一位議員說：&ldquo就算用我的頭像裝飾衣服紐扣，你們也拿不到撥款。
&rdquo南太平洋公司的鐵路巨頭科林斯·P·亨廷頓曾三次要求與裡德的競選經紀人F·J·奧爾德裡奇（Aldrich）議員會面，裡德同意奧爾德裡奇去拜訪他，&ldquo但要記住了，我們的競選不能花亨廷頓先生的一分錢！&rdquo奧爾德裡奇還是去見亨廷頓了，并向他透露，裡德隻接受幾位私人朋友的捐助，目前積攢了1.2萬美元。
亨廷頓怄氣地說：裡德的競争者對錢可沒這麼挑剔。
&ldquo其他人已經拿了我的錢了。
&rdquo他說，意味着他已經把賭注押在了裡德的對手身上。
還有一個人大方撒錢給裡德的一位對手。
俄亥俄州的老闆馬克·漢納（MarkHanna）曾認為裡德有當總統的潛力，但是他的諷刺、過分&ldquo東部&rdquo的演說方式不太讨喜；在他看來，裡德個性獨立，也不大可能受旁人的影響。
正如亨利·亞當斯所說，裡德&ldquo太聰明、太頑固、太喜歡嘲諷&rdquo，不适合當政黨的領袖。
漢納轉而和一個與裡德完全相反的人套近乎&mdash&mdash好脾氣、說話圓滑、相貌堂堂的麥金萊，據說此人最大的願望就是獲得别人的喜愛。
麥金萊天生順從、服帖，從未樹過一個敵人，在重要的通用貨币問題上&ldquo為了避免不受歡迎，從未直言不諱地表達觀點&rdquo，一位傳記作家機智地說。
所以無論是倡導銀本位的，還是金本位的組織，都不反對他。
裡德現在應該懊悔當初任命麥金萊為籌款委員會（WaysandMeansCommittee）主席，使自己成了麥金萊關稅法案的支持者。
在第五十一屆國會上，麥金萊曾冒險反對過議長在法定人數上的一些做法，裡德覺得他沒有什麼利用價值。
在他看來，麥金萊是個沒骨氣的人，&ldquo脊梁骨還沒有巧克力松餅硬呢！&rdquo[16]&mdash&mdash這句話成了&ldquo沒骨氣&rdquo的最好诠釋，名垂千古。
漢納眼中的麥金萊與其說是巧克力松餅，不如說是羅恩格林[17]。
漢納有把握使麥金萊獲得提名，隻要他的競争對手不聯合起來支持一個人就行，特别是裡德，因為他是唯一有總統氣質的人物。
漢納精明地認為，死闆的裡德不願為了獲得他人的支持而屈尊。
他的判斷是正确的。
東部的領導者覺得裡德陣營沒有多少誘惑，把票投給了别人。
裡德也沒讓願意支持他的人日子好過。
一個加州來的政治首領曾請求裡德把最高法院的一個席位留給加州人，裡德斷然拒絕，說：如果不擺脫這些暗箱協議，黨内提名就不值得考慮。
很快，人們就在漢納的随行人員中找到了這位加州首領，表情惬意。
領導密歇根州代表的州長平格裡（Pingree）來到華盛頓拜訪裡德。
奧爾德裡奇花了好大一番功夫勸說裡德離開議會主席台，去辦公室與正在等待的州長見面。
他終于移步去了辦公室，平格裡一見面就表達了他對自由鑄造銀币的想法，這碰巧是裡德最厭惡的，他把自己的觀點毫不掩飾地告訴了對方。
&ldquo平格裡是來支持裡德的，&rdquo奧爾德裡奇無助地說，&ldquo結果他一轉身就去擁護麥金萊了。
&rdquo
裡德看出了趨勢，卻不願改變自己。
&ldquo有人喜歡筆直地站着，&rdquo他說過，&ldquo有人就算有權有錢，也喜歡爬着走。
&rdquo
在一場精彩的演講中，裡德扯碎、踐踏、拆毀了自由鑄造銀币者的論點&mdash&mdash這場争論與其說是貨币問題，不如說更像階級鬥争。
羅斯福充滿激情地寫道：&ldquo哦上帝啊！為了讓你當我們的旗手，要我做什麼都行。
&rdquo但羅斯福有時也承認對裡德&ldquo有些惱火&rdquo，因為裡德不理睬羅斯福建設強大海軍的堅持。
&ldquo實話說，&rdquo他向洛奇抱怨道，&ldquo我确實覺得，你我的願望應該受到裡德的重視。
&rdquo對于一個從不&ldquo重視&rdquo他者願望的人來說，這可是個妄想。
令洛奇為難的是，裡德還拒絕承諾内閣以下的職位，也不同意花錢籠絡南部代表。
而資金充足的漢納，已經在南方忙着動員共和黨代表了，不管是白人還是黑人，隻要願意被收買，他都出手。
&ldquo他們本來是跟我的，現在都被别人收買了。
&rdquo裡德說。
裡德對前景并不樂觀，在共和黨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就寫信給羅斯福，談論退出政壇後重新從事私人律師業務。
&ldquo簡言之，我親愛的孩子，我已經厭煩這件事了，我要确保自己欠的債不會被哪個辛迪加承擔（意指麥金萊）&hellip&hellip再者，這顆漸漸遠去的葡萄似乎滲着酸液，整個就是一場鬧劇。
&rdquo
6月，洛奇在聖路易替裡德讀了提名演說。
第一輪投票中裡德獲84票，麥金萊661票。
遠去的葡萄已經完全夠不着了。
克利夫蘭總統也同樣被民主黨代表大會拒絕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36歲的議員&mdash&mdash來自内布拉斯加州，以迎合大衆的演說出名，在大會上給代表們獻上了一場自帕特裡克·亨利[18]的《不自由，毋甯死》之後最令人記憶猶新、辭藻華麗的表演。
&ldquo給正義的事業鍍上甲胄吧&hellip&hellip像争取自由一樣神聖的事業&hellip&hellip你們不能在勞動者的額頭上扣下荊棘做的皇冠。
你們不能把人類釘死在金子做的十字架上！&rdquo這一番歇斯底裡過去後，奧爾特蓋爾德州長&ldquo一臉疲勞，笑容古怪&rdquo地對克拉倫斯·達羅[19]說：&ldquo我在思考布賴恩（Bryan）的演講。
他到底想說什麼啊？&rdquo
競選把全美國的胃口都吊起來了，人們的情緒變得極端化，互相憎恨。
這是白銀對抗真金，人民對抗利益集團，農民對抗鐵路運營商（後者以高昂的運輸費用抽幹農民的利潤），小老百姓對抗銀行家、投機商和抵押人權。
共和黨人真的擔心，如果民主黨在荷姆斯泰德和普爾曼暴力事件之後取得勝利，資本主義體系就會被推翻。
工廠主告訴手下的人，如果布賴恩當上總統，&ldquo周三早上就不會再吹廠笛了&rdquo。
就連《國家》也支持麥金萊。
他獲勝後，企業家回到他們的椅子上，舒适地仰坐着，更不去理會社會上的抗議了。
一位同代人回憶道：&ldquo馬克·漢納的時代，标志着強勢者毫不費力地違抗已經到達頂點了。
我記得很清楚，漢納要用鬥牛犬一般可愛的态度為私人企業的無限壟斷辯護&hellip&hellip以後再不會聽到如此無畏的音符啦。
&rdquo
另一場戰鬥的場地已經騰出來：裡德和美國的命運即将揭曉。
國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承認古巴叛亂者處于交戰狀态，從而允許出售軍火給他們，而克利夫蘭拒絕妥協。
這項決議&ldquo僅僅表達了贊成該決議的卓越的紳士們的觀點&rdquo，他說，而是否承認是行政長官的自由，他認為其&ldquo隻有參考價值&rdquo，而&ldquo政府的态度不變&rdquo。
現在取代他的麥金萊也是反對與西班牙交戰的，但是他在實踐自己相信的道理上經驗不足。
而西班牙首相坎諾瓦斯已死，政權也處于無力狀态。
剛收購《雜志》的紐約報商威廉·倫道夫·赫斯特借鑒了英國第一份售價半便士的報紙《每日郵報》主編的觀點&mdash&mdash有人問他最好賣的新聞是什麼？他回答：&ldquo打仗。
&rdquo為了和約瑟夫·普利策的《紐約世界報》殊死搏鬥，赫斯特忙着報道西班牙人的兇殘、古巴人的英勇，以及美國人的命運和義務，他因此幫助制造了一場戰争。
而世界形勢又發生了變化：1895年，日本在甲午戰争中戰勝中國，突然成為崛起東方的新力量。
吃驚的德皇威廉二世創造了短語&ldquodieGelbeGefahr&rdquo&mdash&mdash&ldquo黃禍&rdquo。
日本的崛起使得開發巴拿馬運河的要求更為迫切，理由更為充分；同時，馬漢上校也再次強調利用古巴在加勒比海、夏威夷在太平洋的位置對巴拿馬運河提供戰略防禦。
在1897年發表的幾篇文章中，馬漢指出，加勒比海是重要的軍事戰略中心，可以從牙買加或者古巴掌控，他繼而用專業知識嚴密論證：鑒于目前的形式、力量和資源，從古巴入手&ldquo有絕對的優勢&rdquo。
他的聲音在參議院回響&mdash&mdash由洛奇出面，重申運河将使古巴成為&ldquo必需品&rdquo的論調。
針對參議員中沒什麼戰略頭腦、更看中實際利益的人，他進一步擴展了馬漢的觀點：&ldquo這座壯麗的島嶼&hellip&hellip人煙稀少，土地肥沃&rdquo，是美國人對外投資的大好機會，是美國商品的潛在市場。
羅斯福當時還不是參議員，但隻要有發言的機會便會急切地為同樣的目标吹鑼打鼓。
他和洛奇的喧嚷傳到了一個令人敬畏的聽衆耳中，他很不高興。
這個人就是查爾斯·威廉·埃利奧特，哈佛大學校長，新英格蘭&ldquo最高大的橡樹&rdquo。
他針對華盛頓争論激烈的國際仲裁發言，譴責沙文主義&ldquo令人反感&rdquo。
這種學說是與一直有軍士階層存在的國家相連的，&ldquo和美國社會完全沒有關系，&rdquo他說，&ldquo但是，我的一些朋友們卻努力把它僞裝成愛國式的崇美主義。
&rdquo接着，他明确地闡述了他眼中美國與舊國家的不同之處：&ldquo建設海軍以及常備軍意味着&hellip&hellip抛棄美國特有的東西&hellip&hellip建設海軍，特别是戰列艦，是英國和法國的政策，不應該是我們的。
&rdquo美國依賴和平的力量，而沙文主義是&ldquo人類好鬥性&rdquo的産物。
他特别指出洛奇和羅斯福就是沙文主義者，并在私下裡叫他們&ldquo哈佛的堕落子弟&rdquo。
他的權威無可匹敵。
作為埃利奧特和萊曼家族的後代，他的祖先早在17世紀就來到了新英格蘭，屬于自視清高的團體。
&ldquo伊萊莎啊，&rdquo埃利奧特夫人和友人去聖公會教堂祈禱時抗議道，&ldquo你怎麼跪在教堂裡說自己是可憐的罪人？我和我的家人絕不會這麼做的！&rdquo埃利奧特的父親曾任波士頓市長、國會議員、當時哈佛的财務主管，也是七人集團&mdash&mdash哈佛的主管團體的成員。
一位英國觀察家稱之為&ldquo七個表兄弟組成的管理機構&rdquo。
在他擔任哈佛校長的25年中，曾堅持不懈地和傳統派做鬥争，将哈佛從18世紀的停滞狀态轉變為一所現代大學。
正如鮑登大學校長海德所說，那段時間裡，他被&ldquo誤解、重傷、歪曲、憎恨&rdquo。
埃利奧特自己也承認，當時每在公衆場合露面都會&ldquo深刻地感受到聽衆們充滿敵意的目光&rdquo。
但是他并沒有因此放棄。
他天生就不讨人喜歡，身高超過6英尺（約1.8米），&ldquo背像劃槳手一般，頭好似一座雕塑&rdquo，&ldquo儀态高貴&rdquo，是天生的領導者。
但他的半邊臉被草莓狀的胎記覆蓋，看起來好像目空一切，所以從小就被孤立。
此外，他還是個化學教授，一位科學家，這在當時不算是優點。
盡管如此，他還是在35歲就當上了哈佛校長。
他理想的品行是&ldquo紳士加民主主義者&rdquo，這是他自己的話。
他在價值判斷上也比較死闆。
哈佛的一位棒球明星學生因為分數低而退學時，埃利奧特不覺得可惜，因為該生使用欺騙的手段打球。
&ldquo他們吹噓他是如何在一個方向虛晃一招，然後把球投到另一個方向！&rdquo埃利奧特如此解釋。
與死硬分子的鬥争是艱巨的，但埃利奧特還是成功地開設了現代研究的新課程，引進了選課制，招聘了大批優秀教師，帶領哈佛進入了黃金時代，使法學院和醫學院聲名遠播，并且通過他自身的影響力，革新了整個美國高等教育體制。
1894年，60歲的他慶祝當上校長25年的業績，而原先反對的他的人也對他表示尊敬和欽佩。
忽然間，他被視為哈佛最傑出的校長，&ldquo美國的第一個普通公民（privatecitizen）&rdquo。
據說，如果沒有他，就不會有波士頓交響樂隊。
他那紅潤的胎記也不再是瑕疵，而成了&ldquo戰勝人生缺陷的象征&rdquo。
但是，在當時38歲的羅斯福看來，埃利奧特屬于不理解美國昭昭天命[20]的死硬分子。
羅斯福受馬漢的學說影響很深，覺得美國必須加緊做好建功立業的準備，因為時機就要成熟了。
而當時許多很有影響的人對美國的擴張角色很反感，這使得羅斯福充滿受挫感。
自從聽說自己被稱作&ldquo哈佛的堕落子弟&rdquo後，他就給洛奇去信：&ldquo如果我們不能作為一個國家團結起來，原因就是卡爾·舒爾茨、埃利奧特校長和《紐約晚報》的教導，還有那些國際仲裁者，他們感傷得無可救藥。
&rdquo這些人會使美國人變得&ldquo意志薄弱，膽小如鼠，吞噬掉我們民族的偉大鬥志&rdquo。
讓他惱火的是，就在有望與西班牙打仗之際，掌管白宮的卻是一個意志薄弱、膽小如鼠的人。
羅斯福決心已定，要安排一個有警惕心、有能力做大事的人進入政府内部。
他決定讓理解新命運的人&mdash&mdash他自己&mdash&mdash和實現這一命運的工具&mdash&mdash海軍，連在一起。
麥金萊的海軍部長是個優哉遊哉、友好親切的紳士&mdash&mdash馬薩諸塞州前任州長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