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quo法國的魅力是永恒的。
&rdquo說這話的是一位英國人&mdash&mdash德文郡公爵的秘書，阿爾梅裡克·菲茨羅伊爵士（SirAlmericFitzroy）。
他覺得每個西方文明的産兒都要感激法國&mdash&mdash這個國家&ldquo在痛苦中有毀滅舊世界的沖動，賦予今天生命與熱情&rdquo。
在1897年夏天到1899年夏天這兩年間，那種瓦解一切的能量回歸了。
道德的熱情撕裂了舊時的傷疤，社會被打散，思想、能量、榮譽被吞噬。
法國縱身跳入曆史上最大的騷亂之一。
在這&ldquo沒完沒了的兩年&rdquo當中，人們為了一個蒙冤的囚犯訴請再審而努力着，&ldquo命懸一線&rdquo，未來的總理萊昂·布魯姆（LéonBlum）說，他當時才20多歲。
那個&ldquo喧嚣的年代&rdquo似乎&ldquo是名副其實的内戰&hellip&hellip所有東西都集中于一個問題。
最親密的感情和個人關系也被打斷，世界被倒了個兒，一切要重新分類&hellip&hellip德雷福斯事件是一場人類危機，和法國大革命一樣猛烈，雖然時間沒那麼長&rdquo。
&ldquo天堂也會因此事分裂，&rdquo在這個事件中與布魯姆觀點相反的沃古爾（Vogüé）子爵寫道，&ldquo受那場可怕的沖突刺激，法國最美好的靈魂互相攻擊，但他們高貴的情感超越了卑鄙的動機和獸欲。
&rdquo
沖突的參與者在摧殘他們的風暴中感受到崇高。
他們劇烈的情感驅散了頹廢，他們再次意識到&ldquo至高無上的原則和無窮無盡的能量&rdquo。
包圍他們的除了勇氣和犧牲，也有仇恨、邪惡和恐懼。
他們的鬥争是一首史詩，其結局将決定共和國的命運。
論辯雙方都為了一個理念而決鬥，即他們對法國的信念：一方是反革命的法國，一方是1789年的法國；一方想抓住最後一次機會逮捕社會進步人士，重振古老的價值體系，另一方想捍衛共和國的尊嚴，保護其不受反動力量的控制。
支持再審的修正派（Revisionists）視法國為自由的源泉、光明的國家、理性的老師、法律的編纂者，所以，法國走向邪路、默許誤判使他們難以忍受。
他們是為正義而戰。
另一派的人則以祖國（Patrie）之名而戰，為了維護軍隊作為國家的後盾和保護者，教堂作為國家靈魂的導師和領路人。
他們以民族主義者的名号集結，在這個隊伍中，真誠的民衆與卑鄙下流、蠱惑民心的政客為伍，不惜采取魯莽殘忍的舉措，整個世界驚奇而輕蔑地注視着法國的苦難。
雙方被兇猛的對抗和最後的承諾鎖住，無法脫身，而他們的鬥争造成國家分裂，給國境線上的敵人以可乘之機，而後者每天都在虎視眈眈地等待着。
&ldquo我們是英雄。
&rdquo夏爾·佩吉（CharlesPéguy）宣告。
他從聖女貞德那裡承襲神秘主義術語，變換、提升了那個時代的政治運動。
他在1910年寫道：&ldquo德雷福斯事件隻能用英雄主義的需求來解釋。
這種需求過一段時間就會占據這個民族，這個人種&mdash&mdash占據我們整整一代人。
其他偉大的考驗也一樣：戰争&hellip&hellip偉大的戰争或者偉大的革命之所以爆發，是因為有偉大的人民；偉大的民族需要爆發，正因為已經有了足夠的和平。
這總是意味着偉大的群體感受到一種暴力的需求，為了一種偉大運動的神秘需求&hellip&hellip對榮譽、戰争、曆史的突然需求，這引發了一場爆炸，一次噴發&hellip&hellip&rdquo如果說佩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看到的價值觀和力量無比強大，那是因為當時正是那樣一個時代，那樣一番經曆。
德雷福斯事件帶給人們刻骨銘心的傳奇感。
一位猶太裔軍官被以向德國出售軍事秘密為由判叛國罪，成為雙方開戰（casusbelli）的理由；戰鬥的一方想阻止再審，而另一方要争取再審。
當時的政府十分軟弱，把寶全押在了會摧毀它的力量上&mdash&mdash支持原判。
法國政府沒有英國的那麼穩定、受人尊敬、結實可靠；它缺乏安全感，沒有多少公信力，備受輕視，處于防禦狀态。
1789年後，共和國經曆了兩次王政複辟。
1871年後以第三共和國的名号出現，法國才逐漸恢複元氣、繁榮興旺，成為一個帝國。
它滋養藝術，以最有文化的首都而自豪，并在大革命的百年紀念日建成了世界最高的建築物&mdash&mdash不可思議的埃菲爾鐵塔，高聳在塞納河畔，象征着這個國家的活力與天才。
然而，法國的政治總是充滿分歧。
在内部，不甘失敗、無法抑制的舊制度（ancienrégime）與第二帝國的支持者懷恨在心，在外部又受德國強力的壓迫，覺得和德國的仗還沒打完，渴求報複（revanche）卻又無力為之。
1889年，對共和國的不滿在布朗熱将軍的政變中達到了緊要關頭，所有反革命因素都是他的支持者&mdash&mdash教會、200個商業和金融家族、流亡的貴族、保皇派，以及這些團體的追随者、同情者，他們共同構成了右翼集團。
布朗熱的政變徹底失敗了，總理夏爾·弗洛凱（CharlesFloquet）的評論令人難忘：&ldquo以将軍的年紀，拿破侖已經死了。
&rdquo即便如此，布朗熱政變撼動了共和國，激發了右翼的挫折感和期待。
1894年10月至12月間，在總參謀部任職的炮兵上尉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Dreyfus）被逮捕、審訊、定罪和判決。
結論本身并非是對無辜者的刻意陷害，而是建立在由于反感而産生的合理懷疑、旁證，以及本能的偏見之上。
有證據表明軍事機密确實由總參謀部的某個炮兵軍官出賣給了德國。
德雷福斯除了滿足上述條件外，還是永恒的局外人&mdash&mdash猶太人，吸收叛國污點的當然人選。
他與同事相處得也不好。
倔強、沉默、冷淡，舉止雖中規中矩，卻顯得不太自然。
他沒有朋友，很少表達觀點或流露感情，在工作上好用權威、多管閑事已經引起了不滿。
他一受到懷疑，這些個性特點就透露出險惡的用心。
他在外表上毫不張揚，正是間諜的慣用掩護。
身高中等，體重一般，留中等長度的棕色頭發，中年人，36歲，嗓音單調沉悶，除了無框單片眼鏡以外，毫無特殊之處。
而那種鏡片也是當時流行的。
人們很快就懷疑上他，但是找不到動機和證據。
于是，負責調查此事的軍官，特别是亨利少校（MajorHenry）與帕蒂上校（ColonelduPatydeClam）伸出援手，僞造了這些證據。
他們确信德雷福斯是個卑劣的叛徒，将軍事防禦機密賣給了法國的宿敵，因此他們認為，隻要能定他的罪，不管提供什麼東西都有理。
總參謀部的長官被他們整理的材料（後來被稱作&ldquo密件&rdquo）說服，也由衷認為德雷福斯有罪，但是這還不能作為法律證據。
意識到這一點，且此案牽涉到敏感的德國問題，又擔心新聞界的要挾，戰争部長梅西耶（Mercier）将軍要求政府（他也是政府成員之一）同意不公開德雷福斯上尉的軍事審判。
五位軍事法官在質詢時提出疑問，&ldquo密件&rdquo被呈了上來，并扣押不給被告看。
這些文件也說服了法官，他們一緻認定德雷福斯有罪。
政治犯罪的死刑處罰在1848年就廢除了，因此，他被判處無期徒刑。
但是，由于德雷福斯拒絕認罪，堅持自己是無辜的，便被監禁在了魔鬼島&mdash&mdash專為亡命之徒而設的南美三大離岸監獄島之一。
魔鬼島為德雷福斯單獨準備了一個長2英裡（約3.2千米），寬500碼（約450米）的空間，外圍由石頭堆砌，讓他待在石屋裡，永遠被監視。
關于德雷福斯已經認罪的謠言進一步證實了軍事法庭的觀點，該謠言被公開印刷，在各報刊上傳遞，像正式聲明一樣有力，滿足了公衆的需求。
拼命地揭露或掩藏真相是接下來三年的特征。
漫長而痛苦地争取司法複核被稱作&ldquo修正&rdquo（Revision）。
發生的起因是一些分散在各處的人們對于閉門審訊起了疑心，推測可能會有誤判。
他們繼而掌握了審判的不合法之處&mdash&mdash材料沒有展示給被告&mdash&mdash而且，不斷有證據指向可能的真正元兇，一個放蕩不羁、舉止奇異的軍官&mdash&mdash費迪南·瓦爾桑-埃斯特哈齊（FerdinandWalsin-Esterhazy）少校。
來自這些人的壓力和打探使得原先僞造德雷福斯案件證據的人試圖鞏固他們的薄弱之處。
反間諜局的亨利少校本身就是處理僞造和法外程序的，他僞造了一封信，據稱是意大利軍事專員帕尼紮蒂（Panizzardi）寫給他的德國同事的，信中指稱德雷福斯有罪。
這之後，軍隊的申訴就取決于這封信了。
修正派的每一個動作都引得總參謀部僞造更多的&ldquo密件&rdquo遮蓋過去的謊言，以支持他們的論點。
越來越多的軍官參與到密謀中。
他們召開秘密會議，發出警告，甚至敲詐，帕蒂與埃斯特哈齊也在暗中建立關系，他們戴起假胡子和墨鏡&hellip&hellip軍隊被卷入各種無法解釋的鬧劇中，事到如今，已經無法承受面對真相和重新審理案件了。
任何一個鼓動修正或對德雷福斯的合法定罪提出疑問的人自動成為軍隊的敵人，推而廣之也就是法國的敵人。
軍隊無關政治，不屬于教會，不是隻有貴族或保皇派加入，也不一定是反猶主義的。
盡管許多軍官滿足以上所有條件，但軍隊作為一個團體是共和國的一部分，不像教會那樣是共和國的敵人。
雖說軍官個人可能有反對共和政體的情緒，軍隊仍然是國家的工具。
需要軍隊的共和國正努力将它轉變為更嚴肅的、接受過專業訓練的團隊，而不是第二帝國時期那種像歌劇團一樣的隊伍，從克裡米亞到色當，一個勁兒地猛沖，有勇無謀。
就整體而言，軍官團主要還是聖西爾軍校畢業，出身名門望族的人，在精神上抵觸革命思想。
它狂熱追求的是高于平民的階層，不怎麼關心也意識不到國家其餘的地方都發生了什麼。
這是一個俱樂部，忠實于成員資格，培養有别于他人的特殊性，最明顯的記号就是制服了。
和下了班就脫掉軍服的英國軍官不同，法國軍官在1900年之前從來不穿便裝。
他們薪水很低，提拔很慢，要被派到某個鄉下駐守很長時間，相當沉悶。
給他們的補償是威望：勳章，赦免權，在那個階級裡的威信；簡言之，就是他們獲得的尊敬。
這種尊敬可了不得。
在人民眼中，軍隊是超越政治的；它就是國家，就是法國，就是法國的偉大。
歌德說&ldquo這一天将開啟世界曆史的新時代&rdquo時，觀看的是革命的軍隊，帝國的軍隊，1792年瓦爾密的軍隊。
被歐内斯特·拉維斯[1]驕傲地稱為&ldquo史上最完美的戰争工具&rdquo的是馬倫戈、奧斯特裡茨、瓦格拉姆[2]的軍隊（GrandeArmée）。
铠甲和軍刀、克皮軍帽和紅褲子（pantalonsrouges）的軍隊，塞瓦斯托波爾和馬拉科夫的軍隊，紫紅和洋紅的軍隊，在普魯士崛起之前使法國成為歐洲最強的軍事大國的軍隊，是悲劇的軍隊，也是光榮的軍隊，在色當奮戰到最後一槍一彈的軍隊，騎兵勇猛沖鋒，引得德國皇帝驚叫：&ldquo哦，勇敢的人啊！&rdquo[3]25年過去了，德國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軍隊不僅是國家的捍衛者，也是複仇的執行者，是他日重塑國家輝煌的途徑。
上校和團長行軍通過時，人們紛紛脫帽緻敬。
用阿納托爾·法朗士所諷刺的一個角色的話說（這并非失實的歪曲）&mdash&mdash軍隊&ldquo是我們輝煌的過去遺留下來唯一的東西。
現在它安慰着我們，給我們未來的希望&rdquo。
軍隊确實是&ldquo勇敢的人&rdquo（lesbravesgens）。
在德雷福斯事件的發展過程中，軍隊成了它的朋友們的囚徒&mdash&mdash神職人員、保皇派、反猶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及所有反對共和政體的組織，這些人出于自身的目的，視軍隊的榮譽為他們戰鬥的号角。
因為一開始就認定了德雷福斯有罪，軍官為了定罪還做僞證和密謀，軍隊的榮譽便成了堅持原判的同義詞。
必須捍衛這座城堡，抵抗修正派。
這些人認為，再審會破壞軍隊的名聲，而名譽盡喪的軍隊無法和德國打仗，這就是抵制修正的原因。
&ldquo修正意味着戰争。
&rdquo保皇派報紙《法國公報》（GazettedeFrance）宣稱。
一個雜亂無章的軍隊去打仗，當然會&ldquo慘敗&rdquo&mdash&mdash這個詞（laDébâcle）是1870年普法戰争失敗後才用起來的。
如果戰士們鄙視他們的軍官，怎麼可能接受他們的領導，投入戰鬥呢？保皇派人士德·豪斯松威爾伯爵（Comted&rsquoHaussonville）問道。
雖然他認為把一個無辜的人關在監獄&ldquo很可怕&rdquo，反猶主義宣傳&ldquo令人反感&rdquo，但是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反對軍隊的宣傳更糟，因為這麼做破壞了對軍官團的信心。
正是因為擔心軍隊會變得軟弱動搖，才使得國會和民衆反對修正。
軍隊是和平的保證。
&ldquo法國熱愛和平，喜歡光榮&rdquo，有人這麼說，連這種情緒也受到修正的傷害。
懷疑總參謀部的絕對可靠就是亵渎光榮的軍隊（lagloiremilitaire），任何一個這麼想的人不是親德派就是叛徒。
人們被複雜的公文、摹本、審訊、密件弄得不知所措，刻意仿造文件以陷害無辜，這種事怎麼能和軍隊聯系在一起呢？軍隊意味着遊行、制服、軍靴、肩章、槍炮和旗幟。
驕傲地騎在馬背上，手持利劍，和着音樂和軍鼓的節拍的軍官怎麼可能彎着腰，在窒悶的辦公室裡仔細仿造筆記、用剪刀和膠水剪切粘貼信件呢？這一點兒都不勇敢，和軍事無關，所以一定是污蔑中傷。
法國人是愛國的，擁護共和政體的；他們相信在報紙上讀到的東西，熱愛軍隊，憎恨并害怕&ldquo其他&rdquo的東西，即無政府主義者（sans-patrie）、煽動演說家、縱火燒教堂的人，還有支持德雷福斯的人&mdash&mdash有人告訴他們，這些人宣誓要消滅軍隊。
人們喊着&ldquo軍隊萬歲！（Vivel&rsquoArmée！）&rdquo&ldquo共和國萬歲！（VivelaRépublique！）&rdquo&ldquo打倒德雷福斯派！&rdquo&ldquo打倒猶太人！&rdquo&ldquo叛徒去死！&rdquo&ldquo梅西耶萬歲！（ViveMercier！）&rdquo以及其他一些驅逐邪惡，恢複信心的咒語。
在這個事件中，奧古斯特·梅西耶将軍成了軍隊的化身。
他就是1894年擔任戰争部長，一開始下令逮捕德雷福斯的人，正是這一做法引起了一連串後果，使他成為軍隊支持者們的偶像，他們奮鬥目标的象征。
在上流社會（hautmonde）的聚會中，梅西耶将軍一進屋，女士們就站起身來迎接。
他61歲，身材高大瘦削，挺拔而整潔，面部線條很硬，鼻子自然彎曲，小胡子上翹，和德國皇帝的式樣相同，他的眼神不帶感情，時常半閉着，隻有在冷酷地掃視别人時才完全睜開。
他是個老兵，在墨西哥和普法戰争時的麥茨都打過仗；1893年接受戰争部任命時，全體員工都歡迎他，因為他是個真正的戰士，而非政客。
當無政府主義者瓦揚在議會投炸彈時，梅西耶端坐在煙塵和喧鬧中，紋絲不動，直到後座的一個碎片彈到他身邊，他撿了起來，交給了身後的議員，面無表情地說：&ldquo你可以拿去了。
&rdquo他的個性堅定果斷，深思熟慮，舉止溫文爾雅，審慎拘謹，他一直彬彬有禮，從未屈從于熱情。
鬥争持續升級時，其他人都用&ldquo肮髒的野獸&rdquo（salebête）或&ldquo混蛋&rdquo（cesalaud）來稱呼他們鄙視的對手，但梅西耶堅持稱呼對方&ldquo先生&rdquo。
1894年，梅西耶意識到總參謀部出了間諜，針對德雷福斯的罪證又有法律上的缺陷，于是下令先逮捕德雷福斯，希望他能供認罪行。
但德雷福斯并沒有認罪，調查此事的軍官在拼命尋找鞏固指控的新證據，此時逮捕的消息洩露給了反猶主義報紙《自由言論》（LaLibreParole），該報斷言德雷福斯不會被審判，因為梅西耶被猶太人收買了。
在《自由言論》和其他報紙的刺激下，梅西耶叫來了《費加羅報》的軍事版編輯，告訴他自己由衷相信的東西：他從一開始就掌握了&ldquo德雷福斯叛國的鐵證&rdquo，而且德雷福斯的&ldquo罪行絕對成立&rdquo。
因此，梅西耶在審判前就把軍隊和德雷福斯有罪連在了一起，打上了誰都解不開的死結。
人們立即意識到了這一情形。
&ldquo今天，不支持梅西耶就要支持德雷福斯；我支持梅西耶。
&rdquo議會副手休将軍（GeneralRiu）對記者說。
&ldquo如果德雷福斯被判無罪，梅西耶就得下台，&rdquo保皇派編輯卡薩蘭克（Cassagnac）在《權威》上寫道，并補充，既然梅西耶也是政府成員，&ldquo如果德雷福斯無罪，政府就有罪。
&rdquo此後，每次重複這個選擇都令情形越來越嚴重。
在審判中，也是梅西耶将軍授權呈交密件，并扣押不給被告看的&mdash&mdash就是這一行為使得審判不合法。
梅西耶完全清楚他的所作所為意義重大，在接下來的兩年都沒有改變立場。
僞造和誤判的證據越來越多，梅西耶的态度卻越來越傲慢，始終堅持德雷福斯有罪。
一旦證實德雷福斯的判決是基于僞造的證據，重審案件就會揭露戰争部、總參謀部以及梅西耶本人的欺騙行為。
簡言之，引用梅西耶同事的話說，如果在重審中&ldquo德雷福斯上尉被判無罪，梅西耶将軍就成了叛徒&rdquo。
每一次重新調查和取證，從埃斯特哈齊的審判，到左拉的審判，上訴法院的調查，再到在雷恩的最後審判，梅西耶都擊敗了修正派，守住了錯誤判決的堡壘。
他舉止僵硬，高傲自大，面部表情冷得像冰，即便他所陳述的整個構架都搖搖欲墜，他也沒有失去控制。
一位旁觀者聯想到了但丁《地獄》裡的一個角色，輕蔑地掃視四周&ldquo好像地獄都令他鄙視&rdquo。
所有的力量都在他那一邊，除了真實。
每次德雷福斯派（Dreyfusards）找到新的證據，确信這次肯定會重審的時候，都被宣布無效、被查禁、不予考慮，或者軍隊再制造新的僞證與之抗衡。
支持軍隊的還有政府、教會的保守派人士，以及五分之四的報紙雜志，它們驚聲尖叫，雷鳴陣陣。
正是新聞業制造了這起事件，并斷絕了休戰的可能。
巴黎的報紙形式多樣，有刻毒的，有噪亂的，有文藝的，有獨創的，有私人性質的，還有不知廉恥、惡意中傷的。
巴黎的日報是公共生活最活躍、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日報從25版到35版不等，代表了所有能想得到的觀點，有自稱是共和主義的、保守的、天主教的、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的、波拿巴主義的、正統主義的、無黨派的、絕對獨立的、保守&mdash&mdash天主教的、保守&mdash&mdash君主主義的、共和主義&mdash&mdash自由派的、共和主義&mdash&mdash社會主義的、共和主義&mdash&mdash無黨派的、共和主義&mdash&mdash進步主義的，還有共和主義&mdash&mdash激進&mdash&mdash社會主義的。
有的是早報，有的是晚報，有的副刊還配圖。
每份報都有4版到6版紙是關于政治外交、上流社會、賽馬、時尚、戲劇、歌劇、音樂會、畫展、沙龍和學術界的。
最受尊敬的作家，包括法朗士、勒梅特、巴雷斯、普雷沃，都給報刊寫專欄和評論，頭版下方就是他們連載的小說。
對于重要的話題，編輯們會發表充滿抨擊的署名文章。
報紙是巴黎每天的紅酒、肉和面包。
上千人從事新聞業，其中也有出人頭地的角色。
從法蘭西學院院士到吃不飽飯的無政府主義者都通過給報刊撰稿賺錢。
有名的政客退休後也會轉投新聞業，作為施展才華的平台和收入的來源。
隻要有精力，有财力，有一套想宣傳的觀點，就可以在一夜之間創立報紙。
寫作的才能談不上是特殊要求，因為每個在巴黎的政治文學界混的人都會寫&mdash&mdash而且下筆倚馬可待，又多又快。
觀點、争辯的專欄像水一樣噴湧而出。
威嚴高傲、責任重大的《時代日報》是報業的領頭羊。
它超大的版面被每個參與公共生活的人閱讀。
它的評論決定一出戲的命運，它的外事社論由安德烈·塔爾第歐（AndréTardieu）撰寫，影響重大，連德國外交部部長馮·彪羅（VonBülow）都說&ldquo歐洲有三大列強&mdash&mdash以及塔爾第歐先生&rdquo。
隻是地位顯赫的《時代日報》淩駕于這次戰鬥之上，逐漸傾向于修正派。
緊随其後的《費加羅報》就顯得脆弱了。
此報主編費爾南·德·霍達伊（FernanddeRodays）聽見德雷福斯在革除軍職的儀式上大呼無罪，便相信了他。
三年後，霍達伊第一個發表了針對埃斯特哈齊的反面證據，以及左拉的前幾篇抗議文章，盡管他有個當軍官的兒子、當軍官的女婿，被他惹怒的民族主義報刊還是譴責他诽謗軍隊，并組織宣傳活動，取消訂閱《費加羅報》。
報紙的管理層屈從于壓力，罷免了霍達伊。
此事關系重大，以至于巴黎坊間的傳聞說，有人給了霍達伊40萬法郎，讓他支持德雷福斯，然後管理層出了50萬法郎才把他攆走。
左拉對民族主義報刊的敲詐感受最深，他說這是法國染上的&ldquo可恥的惡疾，沒人有勇氣去治愈&rdquo。
制造麻煩的是私下裡受到支持的特殊利益集團或個别編輯，他們要麼有狂熱的信條，要麼就是毫無原則的人。
比如《小報》（LePetitJournal）的編輯歐内斯特·朱代（ErnestJudet），他在巴拿馬事件中領導了诽謗克列孟梭的宣傳活動，當克列孟梭1906年當選總理後，在他位于紐利的别墅周圍設路障，好像是為了保護它不受攻擊一樣。
朱代一直擔心共濟會成員的襲擊，故随身攜帶裝有子彈的左輪手槍和一根用鉛加固過的手杖，重達5.5千克。
還有保羅·德·卡薩蘭克那樣的老一輩保皇派，在新聞界裡掀起侮辱謾罵的潮流，出于習慣地攻擊所有事、所有人，都顧不上是否前後一緻。
還有一個叫阿瑟·梅耶（ArthurMeyer）的猶太人，改信了基督教，是個裁縫的兒子，拉比的孫子。
梅耶熱情地支持布朗熱，還是個保皇派，他編輯的《高盧人》專門報道上流社會的新聞。
蓋爾芒特（Guermantes）地區的王公貴族很喜歡讀這份報紙。
如此全心全意地采納那個世界的觀點和偏見是需要勇氣的，或者說臉皮要厚，因為梅耶不是夏爾·斯萬[4]夏那種可以自由融入周圍環境的人。
實際上，他的相貌與反猶主義諷刺漫畫很相似。
不過，他還是在巴黎富人區結了婚，對象是蒂雷納伯爵（ComtedeTurenne）的一個沒有繼承亡夫财産的女兒。
梅耶也被接納進了烏采茲公爵夫人的小圈子，成了後來觊觎王位的巴黎伯爵的朋友和顧問，兩人推心置腹。
此人的晨禮服和領結的式樣竟也成了男裝時尚的标杆。
《強勢報》的亨利&mdash&mdash羅什福爾伯爵（ComtedeRochefort）則屬于那種胡鬧的本領不受原則約束的記者：他的想法越變幻莫測，筆杆子就越辛辣、奪目。
朋友說他是個&ldquo反對&rdquo憲法的&ldquo保守分子，卻不自知&rdquo。
羅什福爾是熱情的諷世者，&ldquo有貴族氣派&rdquo，白胡子尖尖，笑聲爽朗，身上彙聚了第三共和國幾乎所有的脾性，不管那是多麼自相矛盾。
他的自傳《我生命中的冒險》寫滿了五卷。
他既是拿破侖三世的對抗者，又是布朗熱将軍的合夥人。
最敏感、最易激動的那部分公衆很喜歡他的每日專欄。
德雷福斯派一開始就找到了羅什福爾，認為他會享受為一個大家都相信有罪的無辜人洗刷罪名的過程，羅什福爾的确熱忱，但他的經理歐内斯特·沃恩（ErnestVaughan）卻勸他改變了想法，因為公衆無法忍受對軍隊的不敬。
羅什福爾遂發覺反面觀點也同樣刺激，以至于沃恩改變想法的時候，兩人吵了起來。
争吵的結果是曆史性的：沃恩離開了《強勢報》，開辦了自己的報紙《黎明》（l&rsquoAurore），該報為德雷福斯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宣傳媒介。
羅什福爾則使出了德雷福斯事件中最為挑撥離間的報複手段。
他告訴讀者，有一封德皇寫給德雷福斯的信存在，共和國的總統受到德國大使明斯特伯爵（CountMünster）的戰争威脅，故而已将之還給了德國，但是保留了一份複印件。
《強勢報》從一位高層軍官處得到消息，可以&ldquo完全肯定&rdquo地說這就是德雷福斯得以定罪的&ldquo秘密文件&rdquo。
大衆的心智已被德雷福斯事件以來的煙霧、秘密和陰謀弄糊塗了，這個報道一出現，不少人就相信了。
這使得修正派十分苦惱。
這給修正等于戰争的言論添油加醋。
輿論對事件的看法從來不在于真正發生了什麼，而在于民族主義報紙和坊間的流言說了什麼。
明斯特伯爵還真的出來幹涉了，正式否認與德雷福斯的任何聯系。
但此事在公衆看來幾乎是最後通牒。
被德國問題支配頭腦的将軍們以此為借口，拒絕重審，他們的論證太有說服力了，以至于自己都相信了。
梅西耶将軍做證說，在會見了明斯特伯爵之後，他和總統、總理熬夜至淩晨，等待&ldquo了解戰争或和平會不會成為問題&rdquo。
當馬蒂爾德·波拿巴公主堅持德雷福斯無罪時，總參謀部部長布瓦岱弗勒（Boisdeffre）将軍生氣地質問她：&ldquo你怎麼能對我說這種話呢？德雷福斯寫給德國皇帝的親筆信我可是親眼所見，甚至還拿在手上過呢！&rdquo這位知名的女主人大發雷霆起來：&ldquo就算你見到了這些信件，也肯定是僞造的。
别指望我會相信這一派胡言。
&rdquo布瓦岱弗勒便奪門而出，公主松了一口氣，大聲說：&ldquo這個将軍真是個畜生！&rdquo[5]
真相與人們說服自己相信的東西，這兩者間的界限已經無可救藥地模糊了。
德國政府再三聲明不知道德雷福斯這個人，但這也被忽視了，理由是柏林不會了解與下面人打交道的特工的姓名。
另一方面，民族主義報紙将德國描繪成怒氣沖沖、威脅開戰的模樣，因為法國不顧其否定，仍給德雷福斯定罪。
所以，隻要願意考慮修正就會被譴責為膽怯地屈從于德國的壓力&mdash&mdash進一步證明&ldquo辛迪加&rdquo（Syndicate）的能量。
&ldquo辛迪加&rdquo是反猶主義報刊的創造，代表了右翼眼中的邪惡理念。
在他們的想象中，這是一個猶太人的地下團體，從事黑暗、邪惡的密謀活動，集結力量，為了給德雷福斯翻案，然後用一個基督徒來做替罪羊。
任何不利于民族主義者的事态發展都可以歸因于&ldquo辛迪加&rdquo。
任何傑出的、受人尊敬的人聲明支持修正，就是被&ldquo辛迪加&rdquo收買了。
表明軍隊造假的證據本身就是&ldquo辛迪加&rdquo僞造的。
民族主義者說，&ldquo辛迪加&rdquo自1895年起已經花了1000萬法郎賄賂法官、筆迹專家、記者和部長。
他們說，&ldquo辛迪加&rdquo受猶太大銀行家的資助，錢都在柏林一家國際銀行的儲藏室裡。
他們說，&ldquo辛迪加&rdquo的德國顧問是鞏特爾神父（PastorGünther），德皇的私人牧師。
它的使命是毀掉法國對軍隊的信任，洩露軍事機密，趁法國無可防備之機，給敵人打開大門。
它的化身是漫畫家筆下的肥胖的猶太人，戴着戒指和表鍊兒，滿臉都是耀武揚威的惡毒之氣，一隻腳站在地上，一隻腳踩在倒地的瑪麗安娜[6]的脖子上。
随着德雷福斯事件的持續升溫，民族主義者眼中的&ldquo辛迪加&rdquo形象也膨脹開來，成了一個可怕的聯盟，除了猶太人以外還包括共濟會會員、社會主義者、外國人等有邪惡傾向的團體。
這回&ldquo辛迪加&rdquo的财政來源是所有法國的敵人，德雷福斯是他們破壞法國軍隊、分裂法國的借口。
法國在法紹達被英國羞辱，也被視為是&ldquo辛迪加&rdquo的傑作。
&ldquo辛迪加&rdquo無處不在，是右翼仇恨和恐懼的化身。
&ldquo辛迪加&rdquo就是敵人。
反猶主義在法國突然的惡意爆發是有更廣泛的社會背景的。
反猶主義作為一個社會政治力量出現在19世紀末，當時還有其他一些不斷擴張的力量在階級和國家間制造緊張氣氛。
工業化、帝國主義、城市的擴大、鄉村的衰落、金錢的力量、機器的力量、工人階級緊握的拳頭、社會主義的紅旗、貴族的式微，包括這些因素在内的所有東西就像在火山的内部攪拌一樣，随時可能噴發。
&ldquo那些偉大的東西&mdash&mdash古老的、世界主義的、封建的、農業的歐洲&rdquo正在死亡，伴随這一過程的是沖突、恐懼和需要發洩的新力量。
反猶主義正是一個經典的發洩途徑。
1870年俾斯麥時代的德國，以及1880年的俄國，猶太人都為指向統治階級的不滿背了黑鍋。
1881年發生在華沙的集體迫害，和後來剝奪權利的五月法令使得猶太人意識到馬志尼[7]格言的正确性&mdash&mdash&ldquo沒有自己的國家，你們就是人類的雜種&rdquo。
反猶主義也成了有産階級的替罪羊，而有産階級此時的惡毒反映出他們對迫在眉睫的舊秩序的崩壞有着深刻的不安。
舊的價值觀在塌陷。
無政府主義者的襲擊，社會主義者的鼓動，工人階級不斷加深的自我意識，這些都是對地位和财産的威脅，而這種威脅又是最容易激發敵對情緒的。
這種新的憎惡感折磨着西方的紳士們，比如貝爾福的秘書喬治·溫德姆，和西奧多·羅斯福特殊的朋友，英國外交官塞西爾·斯普林-萊斯（CecilSpring-Rice）。
亨利·亞當斯極端的抱怨沒完沒了：他活着就是為了見證&ldquo惡魔般的猶太人&rdquo和所有&ldquo黃金投機商&rdquo的滅亡，&ldquo讀《猶太法國》《自由言論》等報刊很有意思&rdquo，&ldquo我一整天都在讀德拉蒙特（Drumont）的反猶主義言論&rdquo。
在這個階級裡，反猶情緒的來源是金錢的新力量（亞當斯自己最在意的就是金錢了），也就是&ldquo黃金投機商&rdquo從股票、股份、金融操作中賺錢，以取代傳統的通過土地和租金獲取财産的方式。
猶太問題，奧爾良公爵（Ducd&rsquoOrléans）解釋，就是一場經濟戰争。
這一天就要到了，所有依附于土地，繼而依附于國家的人不得不和&ldquo匿名、流浪&rdquo的猶太人财産對抗。
猶太人和政府聯手，在總聯盟（Unio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