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人、美國人、現在、過去的兩個世紀、政府、未來，以及藝術&rdquo。
在共和國法律的規定下，僭王一概被流放。
波拿巴王朝的希望寄托在傑羅姆·波拿巴的孫子維克多·拿破侖王子身上，而正統主義者則忠實于路易-菲利普的孫子，巴黎伯爵。
路易·阿道夫·梯也爾[14]是這麼形容巴黎伯爵的：&ldquo他從遠處看像普魯士人，走近了看，像個智障。
&rdquo巴黎伯爵1894年去世後，他的位子由其子奧爾良公爵繼任。
這個愚蠢而古怪的年輕人在1890年生氣勃勃地重返法國，宣稱要來&ldquo分享法國士兵的盒飯（gamelle）&rdquo，也就是服兵役。
他已經因為和歌劇女伶内莉·梅爾巴的風流韻事而出名了，此後又被羅什福爾冠以&ldquo吃盒飯的&rdquo（Gamelba）這個不敬的稱号。
在此之前，奧爾良公爵所代表的事業似乎處于垂死邊緣，但現在，保皇派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找到了新的号召力、新的希望與激情，反猶主義者也成了他們新的搭檔和能量來源。
反猶主義成為時尚，當然也給上流社會帶來不受歡迎的影響&mdash&mdash隻要熱情擁護新事業，暴發戶也能擠進來。
&ldquo德雷福斯這件事正在摧毀社會。
&rdquo夏呂斯男爵抱怨。
古爾芒特公爵夫人認為，那些她一輩子躲着的人現在隻要抵制猶太商店，在陽傘上印&ldquo打倒猶太人&rdquo的字樣，就不得不被接納進上流社會，這令她&ldquo完全無法忍受&rdquo。
&ldquo面包皮&rdquo們在政府和文化方面都無足輕重，唯一的重要性就是為反動勢力提供背景、動機、刺激及财力支持。
在此事件中，這一階層唯一嚴肅的領導者就是德·芒了。
正是他強迫政府以诽謗軍隊的罪名對寫了公開信《我控訴》的左拉提起公訴，從而将尚可控制的情形提升為國家事件。
政府若能按自身意願行事就會按兵不動，這樣一來，讨論、證詞，尤其是訊問證人等皆可避免。
但是，在德·芒的帶領下，憤怒的右派要求複仇，他的權威成了一句魔咒。
德·芒見戰争部無一人在議會應對左拉攻擊，便要求休庭，直到戰争部部長被傳喚出庭，以保證捍衛軍隊榮譽。
一位議員提出，戰争部的事可以再等等，先讓庭審繼續進行。
&ldquo軍隊等不了！&rdquo德·芒傲慢地宣稱。
議員們聽話地陸續退出，直到戰争部部長到庭，接着在德·芒激情演說的煽動下，投票起訴左拉。
&ldquo一個腿腳髒兮兮的巨人仍然是巨人。
&rdquo福樓拜如此描述左拉。
左拉雖可說是法國當時讀者最多、書賣得最好的作家，卻因為小說中殘酷的現實主義而受到不少人的憎恨和唾棄。
他毫不留情地挖掘、揭露社會各階層的陰暗面，無限放大醜惡堕落的細節；從貧民窟到參議員，從農民、妓女、礦工、資産階級商人、酒鬼，到醫生、官員、牧師、政客，他都不放過。
更糟的是，傳說中樂善好施的19世紀美好形象被他筆下的圖景&mdash&mdash工業化帶給民衆可怕的貧窮&mdash&mdash颠覆了。
法蘭西學院的大門從未向他敞開。
他在《崩潰》（LaDébâcle）中對1870年普法戰争的描述使軍隊大為震怒；《萌芽》發表之後，他亦被歸類為擁護工人階級反抗既有秩序的鬥士。
左拉是個不可知論者，認為科學是實現社會進步的唯一工具。
然而，反抗現實主義的文學運動以及&ldquo科學的破産&rdquo當時已經開始。
德雷福斯被捕的前一年正是左拉最風光的時候，發表了二十卷法國社會全景小說的最後一部。
出版商在位于布洛涅公園的杜拉克飯店大擺慶功宴，作家、政治家、各國大使、明星演員、四方佳麗雲集，從普恩加萊（Poincaré）到伊薇特·吉爾貝（YvetteGuilbert）都來了。
在這番成功之後，左拉又将向何處去呢？德雷福斯事件打開了通往崇高之路的大門，但是隻有智勇雙全者才能把握住這個機會。
挑戰社會的勇氣是必需的；偉大作家的天賦和後天訓練也是必要的，不然寫不出《我控訴》這樣的文章；還要有對受苦者的同情，從而啟發他的行動力。
左拉是了解苦難的：他年輕時曾有兩年找不到工作，蝸居在一座破舊的寄宿房屋的閣樓，餓得受不了了就在屋頂設陷阱捕捉麻雀，然後用一小段窗簾棍就着蠟燭的火焰烤熟了吃。
在他寫的第一篇有關德雷福斯事件的文章中，左拉概述了針對埃斯特哈齊的反面證據&mdash&mdash筆迹、藍紙電文（petitbleu）、槍騎兵信件&mdash&mdash并斷言&ldquo真相正在行進，沒有什麼能阻擋它的腳步&rdquo。
一個月之後，軍隊下令對埃斯特哈齊進行軍事審判，德雷福斯的支持者歡欣雀躍，以為這是換個法子屈從于修正派。
然而，這其實是軍隊處理埃斯特哈齊問題的策略，因為這場審訊的結果是他們可以控制的。
埃斯特哈齊被判無罪，并成了暴民眼中&ldquo與猶太人戰鬥的殉道者&rdquo。
這一判決&ldquo像大棒向我們砸來&rdquo，布魯姆寫道。
這等于是又一次宣判德雷福斯有罪。
真相的行軍看來要停下來了。
唯一能讓真相大白的辦法是引發一起民事審判。
這也是左拉寫公開信給法國總統的目的所在。
在埃斯特哈齊逃脫罪責的那一天，左拉就已下決心把自己送上法庭。
這個想法他隻告訴過妻子一人，而且一旦決定就毫不猶豫。
他把自己關在書房，連續工作了24小時，掌握了這個如今已成為曆史難題的盤根錯節，寫成了4000字的控訴書。
1月12日晚，他把文章交給《黎明》，第二天早晨就見報了，題目是歐内斯特·沃恩建議的（一說是克列孟梭的主意）：&ldquo我控訴！&rdquo報紙賣出去了30萬份，其中不少是被民族主義者買走，當街焚燒的。
每一個段落都以&ldquo我控訴&rdquo開頭。
左拉點了兩位戰争部長、梅西耶和比洛将軍的名，說他們一個是&ldquo19世紀最不公正判決的幫兇&rdquo，一個是&ldquo持有并壓制證明德雷福斯無罪證據的人&rdquo。
他指控總參謀部部長，布瓦岱弗勒将軍和貢斯将軍也是同一罪行的共犯，帕蒂上校為&ldquo惡毒的禍首&rdquo（他還不知道亨利少校的所作所為）。
他譴責戰争部長在新聞界開展&ldquo可惡的宣傳&rdquo，蒙騙公衆，掩蓋自身的違法行為。
他指控第一次軍事法庭的審判非法，對埃斯特哈齊的軍事審判是&ldquo奉命&rdquo掩蓋非法判決，且蓄意免除罪犯的責任，是司法不公。
在做出這些指控時，左拉完全明白诽謗法&ldquo将加快真相和正義的爆發。
讓他們把我送上法庭吧。
讓調查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吧。
我等着&rdquo。
公衆被吓呆了，這樣扔給國家軍事領導人的指控簡直和造反無異。
許多修正派也覺得左拉做得過火了。
他在原本就很嚴重的事态上澆了一桶油，激怒并震驚了中産階級，刺激他們更加支持軍隊、抵制德雷福斯派。
政府追随德·芒次日的決議，宣稱對左拉進行公訴。
報紙上，仇恨、辱罵、污言穢語都噴向了他，惡意諷刺他的歌曲在街頭售賣。
群衆焚燒他的模拟人像。
公告标牌和傳單上寫着：&ldquo法國所有好人給左拉的回答：去你媽的！（Merde！）&rdquo攻擊左拉的人為了回應德雷福斯事件的主要情緒，譴責他是個&ldquo外國人&rdquo，指的是他的意大利裔父親。
事實上，左拉的母親是法國人，他在巴黎出生，在母親的娘家普羅旺斯的愛克桑長大。
政府的訴訟記在了作為戰争部長的比洛将軍名下，無視有關德雷福斯案件的譴責，把指控限制在埃斯特哈齊的軍事審判是否為&ldquo奉命&rdquo宣告無罪上。
利用這個伎倆，當庭的法官就可以排除所有不直接相關的證詞了。
這個做法令饒勒斯義憤填膺，他強烈抗議政府，聲音如雷鳴響徹議會：&ldquo你們是把共和國拱手交給耶稣會士将軍！&rdquo一聽這話，民族主義議員德·博尼斯（Bernis）伯爵就和他扭打起來，場面喧嚣混亂，守衛的士兵不得不趕來恢複秩序。
《我控訴》好似一出英雄劇，引發了全世界對德雷福斯事件的關注。
法國軍隊居然會以這樣的罪名被指控，攻擊它的又是最為外國公衆所熟知的法國作家，兩種情況同樣令人驚駭。
世界&ldquo恍惚而焦慮&rdquo地觀看着事态的發展，比約恩斯特恩·比昂松[15]在挪威寫道。
審訊開始時，德雷福斯派意識到了他們的觀衆。
&ldquo場景是法國，劇場是全世界。
&rdquo他們說。
這場審訊把區域事件轉變為了普遍事件。
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可能是最接近普遍真理的作家&mdash&mdash契诃夫，被左拉的幹預行動深深感動。
當時住在尼斯的契诃夫密切關注着愈加興奮的審訊事态，逐字讀完所有的證詞，并寫信回家：&ldquo我們在這兒讨論的唯一話題就是左拉和德雷福斯。
&rdquo聖彼得堡《新時代報》上的反猶、反德雷福斯演說令他&ldquo實在厭惡&rdquo，以至于和該報的主編吵了起來。
這份報紙經常刊登他寫的小說，主編也是和他關系親密的老朋友。
外國輿論（除卻那些受反猶情緒影響的）主要把它視為司法公正事件，因而不理解為什麼法國人如此頑固不化，就是不肯重新審判。
外國輿論的敵意本身也成為拒絕重審的理由。
&ldquo法國報紙責問，為什麼外國人對德雷福斯事件如此有興趣，&rdquo拉齊維烏王妃寫道，&ldquo好像一個事關公正的問題不該引起全世界的關注一樣。
&rdquo情況的确如此，但此事在法國可不隻是司法程序那麼簡單。
這不是右派和左派的鬥争，因為修雷爾-凱斯納、克列孟梭、法朗士等并非左派人士。
戰鬥在名義上是關于正義與愛國的，而從根本上是右派與理性的鬥争。
左拉的審判在1898年2月7日開始，持續了16天。
西堤島（IledelaCité）上法院的氣氛有着&ldquo壓抑着的屠殺的味道&rdquo，一位目擊者如是說。
&ldquo人們的臉上寫滿激動！目光相遇時仇恨爆發！&rdquo審判室裡有記者、律師、穿制服的軍官、穿皮衣的女士&hellip&hellip人多得一直擠到窗台。
馬塞爾·普魯斯特每天都爬上旁聽席，随身帶着咖啡和三明治，一秒都不敢錯過。
窗外起哄的是德拉蒙特雇來的捧場者，40蘇一個人。
所有牽涉到德雷福斯事件審訊和調查的軍官，包括埃斯特哈齊和比加都站起來發誓文件是真實的，包括帕尼紮蒂信件&mdash&mdash德雷福斯有罪的&ldquo确鑿證據&rdquo。
（外交部部長已經從意大利人那裡知道信件是僞造的，曾試圖取消審判，但是政府擔心發生軍隊叛亂，不敢這麼做。
）身子筆挺、高傲自大的梅西耶将軍不為所動，&ldquo為自己的跌倒挖下了壕溝&rdquo。
在法庭上，他以軍人的名譽保證，德雷福斯的定罪合理合法。
辯護律師訊問證人的請求一次又一次被當庭的法官嚴厲拒絕：&ldquo該問題與本案無關。
&rdquo左拉和他的律師麥特爾·拉博裡（MatreLabori）以及克列孟梭&mdash&mdash雖然他不是律師，但代表《黎明》出庭&mdash&mdash的發言被在場聽衆含混不清的叫喊壓住。
左拉看起來郁郁寡歡，有點兒緊張，一直忍着性子，直到折磨得受不了了，厲聲說出：&ldquo吃人啊！（Cannibals！）&rdquo&mdash&mdash這是伏爾泰在卡拉斯事件中用的詞。
埃斯特哈齊則在群衆的歡呼聲中&mdash&mdash&ldquo辛迪加的受害者光榮！（GloireauvictimeduSyndicat！）&rdquo&mdash&mdash走到台前做證。
僭王的表弟亨利·奧爾良王子在法庭的台階上和這位槍騎兵信件的作者握手，并以法國軍隊的禮儀向他緻敬。
&ldquo巴黎在悸動。
&rdquo一位英國遊客感受到空氣中彌漫着殺戮的欲望。
暴民砸碎了左拉的住所和《黎明》編輯部的窗戶。
商店關門，外國人離開。
德拉蒙特的副手儒勒·蓋倫（JulesGuérin）組織的反猶主義騷亂在勒阿弗爾、奧爾良、南錫、裡昂、波爾多、圖盧茲、馬賽等大小城市相繼爆發，并在阿爾及爾到達頂峰：猶太人居住區遭到四天的洗劫，許多人被毆打甚至被殺死。
巴黎一家職業介紹所花了5法郎一天，2法郎一晚，雇了一幫惡棍，讓他們在門口喊：&ldquo淹死猶太人！軍隊萬歲！唾棄左拉！&rdquo一次，左拉在雷納克的陪同下離開法庭，路遇一群人的圍堵，喊叫：&ldquo淹死叛徒！猶太人去死！&rdquo直到警察過來，左拉才獲救。
此後，左拉每次出庭、回家的路上都有警察護送他的馬車，有時他們不得不停下來對抗威脅要攻擊左拉的人群。
左拉的朋友德穆蘭（Desmoulins）擔任他的保镖，随身佩帶左輪手槍。
法庭上盡管妨礙和嘲笑不斷，真相卻越來越明朗。
左拉的律師拉博裡年輕、熱情，&ldquo與其說他是知識分子，不如說是個性情中人&rdquo，克列孟梭強硬、冷酷，在辯論時所向無敵。
這兩人都不會因為威吓而沉默。
有流言說陪審團可能會宣告無罪。
布瓦岱弗勒将軍直截了當地說：不是左拉就是我們。
這才是問題所在，德雷福斯是否有罪不是陪審團能說了算的。
陪審團的成員大多是小資産階級：一個皮革工、一個菜園園丁、一個酒商、一個職員、一個地主、兩個工人。
《自由言論》含蓄地威脅陪審團：刊登了其成員的姓名和商業地址，以及讀者來信，警告&ldquo意大利人&rdquo如若無罪會有怎樣的報複。
左拉的最後一次演說不斷被觀衆的噓聲打斷。
他以40年的工作、四十卷的法國文學作品宣誓，德雷福斯是無辜的。
他這麼做是為了把他的祖國從&ldquo謊言和不公的控制中&rdquo解救出來。
就算他因此獲罪，&ldquo法國終有一天會感謝他，感謝這個曾經試着挽回它的榮譽的人&rdquo。
克列孟梭是這樣結尾的，&ldquo陪審團的先生們，你們将做出的裁斷不隻是關于我們的，更是關于你們自己的。
我們接受你們的審判。
你們将接受曆史的審判&rdquo。
左拉最後以7∶5的投票被定罪。
令人驚奇的是居然有五位陪審團成員有勇氣投無罪的票。
法庭外，親王廣場（PlaceDauphine）上人頭攢動，歡呼雀躍。
&ldquo聽他們的聲音！聽聽吧！&rdquo左拉臨走時說，&ldquo看起來像是等人給他們扔肉呢。
&rdquo克列孟梭告訴一位朋友，假使左拉真的被判無罪，他确信&ldquo沒有一個在法庭或走廊的德雷福斯派能活着逃出來&rdquo。
左拉獲最高刑罰：監禁一年，罰款3000法郎。
他的上訴被拒絕，在朋友的不斷勸說下決定逃亡英格蘭。
他應該被發配到&ldquo魔鬼島，和他的朋友德雷福斯團聚&rdquo，這是亨利·亞當斯的評論，&ldquo那座島嶼能裝多少腐朽的法國人就該裝多少。
包括大多數新聞記者，戲劇行業的多數人，所有的股票經紀人，再來一兩個羅斯柴爾德。
&rdquo這個意見是他自己的，不是巴黎的暴民那樣被收買來的，但是兩者的觀點是多麼一緻啊！
左拉的審訊是一場龍卷風，使社會上各種言論陷入旋渦之中。
&ldquo每一顆良心都在苦惱，&rdquo《小巴黎人》（LePetitParisien）寫道，&ldquo再沒有理由，再沒有讨論，所有人的立場都确定了。
&rdquo家庭，甚至仆人之間都因此分裂。
卡朗·達什（Carand&rsquoAche）最有名的漫畫上畫着一個大家庭的父親在晚餐時下令：&ldquo不許再說那個事！&rdquo接下來的頁面隻見一家人已經打了起來，一片混亂：桌子被掀翻，刀叉在空中飛，椅子也被當作武器。
題目是&ldquo他們說了&rdquo。
德雷福斯派聯合起來，組成了人權同盟，資助抗議集會和法國各地的演講。
他們起草了一份修正請願書，使得社會的分裂清楚明白，不可避免。
這份名為&ldquo知識分子的抗議&rdquo的請願書開始每天在《黎明》上連續登載簽名。
簽與不簽的人矛盾因此更加明顯。
這項活動的發起者是馬塞爾·普魯斯特和他的哥哥羅伯特（他們的父親因此一個星期沒和他們說話），埃裡·阿列維（ElieHalévy）和他哥哥丹尼爾，以及他們的表親雅克·比才，他是著名作曲家的兒子。
這幾個人都不到30歲。
幾乎一開始他們就取得了意外的成功：得到了&ldquo拉丁天才中最美的花&rdquo、法蘭西院士的領袖阿納托爾·法朗士的簽名。
&ldquo他從床上爬下來見我們，穿着拖鞋，感冒還沒好。
&rdquo阿列維寫道。
&ldquo給我看，&rdquo他說，&ldquo我來簽名。
我什麼都簽。
這真是太惡心了。
&rdquo法朗士是個理性主義者，荒唐的事态令他厭惡。
他也是個犬儒主義者，人類愚蠢的諷刺家。
他對聖戰的人群和德雷福斯本人都不抱有同情。
他曾很有洞察力地說過，德雷福斯和&ldquo那些譴責他的軍官都是一類人；要是交換了位置，他也會譴責自己&rdquo。
但是他憎恨随大流的人群，又愛唱反調，所以通常站在政府的對立面。
他的散文像流動的溪流一般清澈。
自從1889年與妻子最後一次大吵後，他就穿着晨衣和拖鞋跑出了家門，帶着一個裝有羽毛筆、墨水台和正在創作的手稿的托盤，走進了一家旅館。
然後，他派人索取衣物，再也沒回家。
現在，他住在情人阿爾曼·德·凱拉芙（ArmandeCaillavet）夫人的家裡，也很喜歡她的沙龍。
阿爾曼夫人對他的摯愛已到了專制的地步：法朗士一旦懶惰就會被她關起來，強迫其寫作。
從1895年開始，他的一系列以貝爾傑雷（Bergeret）為主人公的，反映當時生活的小說就在極右翼報紙《巴黎回聲》（EchodeParis）上連載。
直到德雷福斯事件發生、發展，都沒有中斷，和報紙周圍關于事件的報道交相輝映。
法朗士的簽名令修正派入了迷，論戰的雙方都很震驚。
他&ldquo明明是我們的議員&rdquo，怎麼會和&ldquo他們&rdquo結盟呢？萊昂·都德[16]表示惋惜。
《知識分子的抗議》初登場時，獲得104人簽名，一個月内增加到3000人，支持者包括安德烈·紀德、查爾斯·佩吉、愛理塞·邵可侶、加布裡爾·莫諾等學者、詩人、哲學家、醫生、教授，還有一位畫家&mdash&mdash克勞德·莫奈，因為同情克列孟梭而加入。
這是莫奈一生中唯一一次政治行動，結果得罪了德加，兩人吵了一架後多年都沒說話。
此時的德加幾乎失明，常叫人在早晨讀《自由言論》給他聽，并對共和國時代的暴發戶充滿鄙視。
&ldquo在我的那個年代，沒有人那麼不擇手段。
&rdquo他輕蔑地說。
不過，藝術家和音樂家總的來說不怎麼關心政治，就算關心也是支持民族主義陣營的更多。
德彪西與萊昂·都德的小圈子一起在皇家大道的韋伯咖啡館聚會。
畫家比維·德·沙畹（PuvisdeChavannes）也是民族主義的同情者。
索邦、高等師範大學、醫學院、中學和地方大學的教授、教師也簽了名；許多人遭到反對，許多人擔心報複而不敢簽名。
&ldquo我要是簽了名，&rdquo一位中學校長告訴克列孟梭，&ldquo那個混蛋雷保德（Rambaud，教育部部長）準會把我發配到布列塔尼的。
&rdquo巴斯德的繼任者、著名科學家埃米爾·杜克勞（Duclaux）立即就簽了字，他說，如果他們懼怕修改實驗室結果，除非因為意外，否則真理永遠不會發現了。
以他為榜樣，許多科學家也介入了德雷福斯事件，一些人因此遭罪。
理工學院的格裡莫（Grimaux）教授簽了名，并為左拉的審訊做證，結果丢了化學院院長的職位。
人們熱烈争論，雨果、勒南[17]、泰納[18]、巴斯德等大師如果還活着，會不會在請願書上簽名。
學生和老師起了争執，學生之間也有分歧，支持或反對的委員會也成立了，特别是在天主教影響力很大的地方院校。
知識界像一塊破裂的浮冰，因為抗議書而分離。
德雷福斯事件愈演愈烈，兩大陣營也南轅北轍，越走越遠。
曾經的朋友再相遇時已不再交談，就算他們開口，所說的話也&ldquo無法跨越兩人之間幾個世界的距離&rdquo。
小說《阿佛洛狄忒》的作者皮埃爾·盧維（PierreLou?s）在辯論中站在了他的朋友萊昂·布魯姆的對立面，結果他們沒有打招呼，此生也沒再相見。
請願書在傳閱時，萊昂·都德的三個記者朋友曾試圖說服他改變主意，在吃午飯的三個小時裡訴諸&ldquo我的愛國精神、我的智慧和我的心靈&rdquo。
德雷福斯事件之前，他曾在拉博裡家吃晚餐，聽拉博裡夫人吟唱舒曼的藝術歌曲。
這是個最美妙的夜晚，&ldquo他精力充沛，口才流利；她充滿才華、魅力與善意&rdquo。
他也曾受邀前往奧克塔夫·米爾博（OctaveMirbeau）位于蓬德拉爾克（Pont-de-l&rsquoArche）的美麗的家。
米爾博擁有梵高的名畫《鸢尾花》，他的夫人&ldquo熱情好客，招待極盡奢侈&rdquo，所上的菜&ldquo從黃油到紅酒，從用油到濃湯&rdquo都無與倫比。
但德雷福斯事件之後，&ldquo民族主義&rdquo這個詞在米爾博眼中便等同于&ldquo刺客&rdquo，而民主則是都德眼中&ldquo下了毒的地帶&rdquo。
左拉的審訊之後，都德很快便在《自由言論》和《高盧人》上撰寫每周一次的攻擊文章，惡毒的态度史無前例。
莫裡斯·巴雷斯是一個将文學和政治生涯結合的小說家，也是朋友眼中期待的修正論者。
萊昂·布魯姆請他簽名，把握十足，但是巴雷斯卻說他要仔細想想。
他想好的答案是拒絕。
雖然左拉是他的朋友，他也尊敬左拉，但是他對事件仍有疑問。
當他不确定的時候，決定遵循&ldquo愛國主義的本能&rdquo。
幾個月之内，他就在鮮血和泥土中找到了神秘的答案；他把左拉說成是&ldquo改變了本性的威尼斯人&rdquo，也用同樣的語言描述猶太人：他們&ldquo沒有我們所理解的國家。
對于我們，國家是祖先的土地，死者的家園。
對于他們，國家是最能賺錢的地方&rdquo。
巴雷斯成了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領袖，在右派的愛國主義話語中先發制人。
加入此陣營的一個新兵短小精悍，很有邪惡的戰鬥力。
那就是四個版面的漫畫周報《噓！》，作者是福蘭（Forain）和卡朗·達什（Carand&rsquoAche），作品都是在韋伯咖啡館讨論完成的。
卡朗·達什的連環畫簡潔而有創意。
福蘭是一個對巴黎社會很有洞見的傑出藝術家，擅長黑白畫，不過他的油畫有種德加式的死寂感。
&ldquo他把手放在我的口袋裡作畫。
&rdquo在某一期的封面畫上，一名普魯士軍官站在一個代表辛迪加的黑暗而陰險的身影後面，給辛迪加帶上了左拉的面具。
這一張畫就包含了民族主義者眼中德雷福斯事件的全部元素。
雷納克是《噓！》最喜歡攻擊的目标，經常被描繪成一隻頭頂大禮帽、臉形像猶太人的黑猩猩，不停地奔向柏林，向戴着尖頭盔的普魯士人彙報情況。
修雷爾-凱斯納等修正論者以鷹鈎鼻子的猶太人形象出現，身穿銀行家的皮大衣，為德國的基金會支付巨款，把法國軍帽當球踢，或者在拉瓦尚爾的墳墓裡采草，做成&ldquo花束獻給左拉&rdquo。
自始至終，都有一個強壯的士兵形象，站得筆直，英勇非凡，面對惡人毫不畏縮&mdash&mdash這就是軍隊。
知識分子則瘦高而笨拙，腦袋大得出奇，眉毛中間鑲嵌着大衛王之星[19]，舉着一個比身體還大的筆在登記他&ldquo對所有法國東西的厭惡情緒&rdquo。
該報唯一的插曲是偶爾将&ldquo山姆大叔&rdquo畫成&ldquo新高康大[20]&rdquo，大啖由西班牙、夏威夷、波多黎各和菲律賓做成的美味佳肴。
德雷福斯事件的影響波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萊昂·布魯姆在一家新的牙科診所看見一位舉止風度很像騎兵軍官的年輕人，正和躺在身下的病人說：&ldquo這都無所謂，反正他們不敢碰比加！&rdquo中世紀史學家、法蘭西學院院士加斯頓·帕裡斯（GastonParis）在一篇關于菲利普三世的文章結尾激動地呼籲正義，他自己在德雷福斯事件上的立場就顯而易見了。
波爾多大學文學部的元老保羅·斯塔普夫（PaulStapfer）因為在一次葬禮講話上影射死去的同事的修正派觀點而被停職。
榮譽勳位團（Légiond&rsquoHonneur）因為&ldquo暫停&rdquo左拉的資格也引發了軒然大波，成功地激怒了要求驅逐左拉的軍隊成員，以及追随左拉的人士。
法朗士等人從外套上除掉了紅絲帶。
在咖啡館，民族主義者與修正論者在不同的桌子、門廊的對面落座。
甚至整個村莊都定下了立場。
一個居住在距巴黎14英裡（約22千米）的薩莫瓦（Samois）的居民說，這裡的每個村民都支持德雷福斯，而與之相距三四英裡（約4到6千米）的弗蘭克維爾（Francoville）則毫無例外都反對德雷福斯。
1898年2月，在議員們常來聚會傾談的比西奧餐廳（DnerBixio），德雷福斯事件使得每個人&ldquo苦惱愁悶&rdquo；3月，加裡菲将軍說因為這一事件，他不願出去吃飯或拜訪他人；5月，對話一時轉向&ldquo是美國自己炸了&lsquo緬因&rsquo号嗎&rdquo，除此之外仍然是讨論德雷福斯事件；到了11月，所有人都很郁悶，&ldquo這是我吃過的情緒最低落的晚餐&rdquo，某議員在日記中寫道。
羅曼·羅蘭的巨作《狼》（LesLoups）的首演成了戰場。
劇本是他在六天之内寫好的，為了向世界傳達法國正被&ldquo纏繞人心的最值得敬畏的問題&rdquo撕裂，&ldquo這個困境可以和高乃依的悲劇相比，那就是：犧牲國家還是犧牲正義&rdquo。
當天比加上校就坐在劇場包廂，帕蒂上校也在觀看演出，使得現場群情激動。
比加第一次被捕後剛被軍隊遣散，那天到劇場是受劇作家埃德蒙·羅斯丹（EdmondRostand）的邀請，後者因為幾個月的《西哈諾·德·貝熱拉克》（CyranodeBergerac）一劇而聲名大噪。
法國的戲劇愛好者10年間都在自由劇場（ThéâtreLibre）備受懷疑論、象征主義和易蔔生主義的折磨。
&ldquo我們需要鼓舞、理想、炫耀，&rdquo一位評論家寫道，&ldquo接着，西哈諾來了！平息了我們的渴望。
&rdquo西哈諾的精神在那個晚上勁頭兒十足。
飾演比加的演員在台上面對對手時，觀衆們一下子爆發了，演員的聲音被淹沒。
&ldquo整個劇場從上到下都在震動。
&rdquo&ldquo萬歲！（Vive！）&rdquo和&ldquo打倒！（Abas！）&rdquo，喝彩與倒彩聲越來越狂暴，以至于有人激動地喊&ldquo打倒國家！（Abaslapatrie！）&rdquo的地步，一個13歲的無政府主義者在樓座叫道：&ldquo打倒基督教！&rdquo羅蘭自忖：&ldquo他們沒有聽到我的想法，但是不管怎麼樣，這出戲算無關緊要。
真正的場面就在觀衆中間。
這是曆史在上演！&rdquo
厮殺持續到第二天。
《巴黎回聲》和《新聞報》的戲劇評論員臨陣脫逃。
斯丹尼斯拉斯學院（CollègeStanislas）取消了羅斯丹夫人的接待會。
兩家報紙發起抵制《西哈諾·德·貝熱拉克》的宣傳。
結果，此劇的聲望沒有因為其作者與比加的聯系而受損。
羅蘭在日記中寫道：&ldquo我不想重回過去那平靜、悲傷而恍惚的年月，我甯願加入到這場生命的鬥争當中。
上帝給我鬥争、敵人、哀号的人群吧，以及所有那些我能參與的戰鬥！&rdquo
佩吉也表達了同樣的情緒：對和平的厭倦。
其他人也同意。
朗克議員回憶道，那個夏天，人人都擔心發生突然襲擊。
&ldquo某天我們會收到警告，不要在家睡覺，以防反猶主義團夥的襲擊。
第二天，又要擔心警察會來抓人。
這激動人心；人們感到有活力；他們喜歡有所作為，為了某種事業而鬥争的感覺。
&rdquo
自從約瑟夫·雷納克在埃米爾·施特勞斯（EmileStraus）夫人的沙龍裡對客人宣布德雷福斯的判決不公，沙龍的兩極分化就開始了。
在此之前，沙龍是連接時尚和知識界的紐帶，彌合了階級和集團間的分歧。
沙龍之于法國就像鄉間别墅的聚會之于英國。
它們是思想的市場，是社會、政治特權的交易所，他們關心的事隻有一件：誰是入選法蘭西學院的下一人？誰會穿着暗綠色的制服，在巴黎精英的注視下朗讀悼詞，并取代前一個不朽人物的位置？而如今，沙龍開始分裂成各個單元，阻礙這個使大家聯合一緻的過程&mdash&mdash這曾是它們對社會最大的貢獻。
一般說來，每個沙龍都有個大人物（grandhomme）。
歐貝農（Aubernon）夫人是女主人中的元老，其沙龍生涯以接待小仲馬開始到接待加布裡埃爾·鄧南遮[21]結束。
與她相反，埃米爾·施特勞斯夫人是個美麗的金發女郎，黑色的眼睛水靈靈，待人熱切，追随者衆多，無法隻關注一人。
她是作曲家阿列維（Halévy）之女，曾經的喬治·比才夫人，在比才去世後嫁給了埃米爾·施特勞斯，令身後一串追求者傷心欲絕。
在德雷福斯事件造成破壞之前，她的沙龍裡集結了巴黎的精華，包括哲學家亨利·柏格森、女演員蕾珍（Réjane）、時任英國駐法大使的利頓（Lytton）勳爵、外科醫生波奇（Pozzi）教授、為奧芬巴赫的歌劇寫詞的亨利·梅亞克（HenriMeilhac）、儒勒·勒梅特（JulesLematre）、馬塞爾·普雷沃、福蘭、普魯斯特，以及每個星期三在自家開沙龍的馬蒂爾德公主，都在星期六下午齊聚奧斯曼大道，帶來議會、外交部、劇院和各大報紙編輯部的最新消息。
雷納克的宣告之後，勒梅特就離開了，從那天起就隻去裝點德洛尼斯（deLoynes）伯爵夫人的右翼沙龍了。
其他客人也相繼離散。
阿曼·德·凱拉韋夫人在奧什大街的星期日沙龍是修正論者的中心，而阿納托爾·法朗士則是一顆永恒的明星。
克列孟梭、白裡安（Briand）、雷納克、饒勒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