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樂，希望，懷疑&mdash&mdash尤其是驚訝&mdash&mdash是1898年8月29日世界上的普遍情緒。
這一天，年輕的俄國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号召所有國家聚在一起，為限制軍備開一次國際會議。
各國政府都吃驚不已，法國《時代報》稱之為&ldquo北方的閃電&rdquo。
這樣一個号召竟會來自一個不斷擴張、令許多國家都恐懼的軍事強國，着實令人費解。
盡管俄國披上歐洲的外衣已有200多年，但在很多人看來，它仍處于半開化的狀态。
因此，對此号召的不信任也是理所當然的。
從阿拉斯加到印度，從土耳其到波蘭，處處都能感受到俄國擴張的壓力。
&ldquo手拿橄榄枝的沙皇，&rdquo維也納人說，&ldquo這可是曆史上的新鮮事啊。
&rdquo不過，沙皇的邀請卻觸及了一些人急于響應的心弦。
對不斷膨脹的軍火工業的畏懼十分普遍。
位于德國埃森市的軍火巨頭克虜伯是歐洲最大的單一業務公司。
斯柯達（Skoda）、施耐德&mdash&mdash克魯梭（Schneider-Creusot）、威克斯&mdash&mdash馬克沁（Vickers-Maxim），這些經過多次商業合并組成的龐大集團，連名字都很刺耳。
它們在每個陣營都有利益關系，産品銷往每個大陸，每一次争鬥的雙方都是它們的客戶，每一回沖突它們都從中漁利。
每年它們中的某一家公司就會制造出更緻命的新型武器，當這個武器被某國的軍隊采用後，它的對手很快就要擁有相應的武器才能敵得過。
每年軍費的支出不斷累積，成堆的武器越壘越高，最終緻命的爆炸似乎已為期不遠。
沙皇要求終止這一進程。
他向駐聖彼得堡的各國公使發出邀請說，盡管過去的20年中，大家對和平的渴望越來越強烈，&ldquo各國政府和勞動人口卻把腦力和體力消耗在了創造可怕的毀滅性武器上，非常不應該&rdquo。
今天還是最新科技成果，明天就已經過時，要被淘汰。
&ldquo過度（l&rsquooutrance）的武器裝備正在将武裝和平轉變為各國肩頭的沉重負擔，這種情況如果繼續下去，必将會導緻那場武裝和平意在避免的大災難。
&rdquo阻止這種反常的軍備競賽已經成為所有國家的責任。
來自俄國的召喚超越了和平人士最瘋狂的夢。
這将是&ldquo響徹全球的美好音樂&rdquo，維也納一家報紙這麼說。
每個國家的報紙上都能找到諸如&ldquo文明的新紀元&rdquo&ldquo新時代的曙光&rdquo&ldquo新世紀的預兆&rdquo之類措辭。
在比利時，沙皇的召喚被稱為是&ldquo名副其實的解放&rdquo，一個&ldquo異常重要&rdquo的行為，而沙皇将以&ldquo愛好和平的尼古拉斯&rdquo的形象被載入史冊。
紐約人感覺&ldquo現代史上&mdash&mdash甚至可以說是整個曆史長河上&mdash&mdash最重要、最仁慈的運動&rdquo就要開始了。
羅馬人頌揚這是&ldquo使本世紀增光的偉大文件之一&rdquo；柏林人向&ldquo涅瓦河的新福音傳道者&rdquo緻意，這位傳道者的目标在理論上高尚而美好，但實際上無法實現。
空想的博愛情緒傳遍倫敦，隻有吉蔔林一人未受感染。
當時英國和俄國正要就印度西北邊界問題大打出手，吉蔔林寫了一首名為&ldquo像人一樣走路的熊&rdquo的詩，以可怕的警告回敬沙皇的宣言。
這是一則殘忍的寓言，一隻熊在獵人的槍口下站了起來，好像在祈求，獵人&ldquo滿懷憐憫和驚奇地伸出手&rdquo，把火槍放到一邊，結果卻被&ldquo裝有鋼皮的爪子&rdquo撕去了臉，身負重傷，雙目失明：
當他站起身來，好似祈求，似人似獸的裝扮，搖搖晃晃，
當他掩飾仇恨，遮蓋狡猾貪婪的小眼神；
當他尋求寬恕，裝作投降的人，爪子像祈禱的雙手，
熊休戰的時刻&mdash&mdash那才是危險的時刻！
對俄國動機的質疑和冷嘲熱諷也有不少。
最常見的疑問是，俄國有沒有事先征詢它的盟友&mdash&mdash法國的意見？既然對現狀滿意是裁減軍備的先決條件，而法國一直對阿爾薩斯和洛林耿耿于懷，它的盟友此時的做法，在《泰晤士報》看來，是&ldquo最意外的謎團&rdquo。
從法國人的反應看來，俄國并沒有咨詢他們的意見。
&ldquo阿爾薩斯和洛林怎麼辦？&rdquo是《強勢報》（l&rsquoIntransigeant）的總結。
盡管如此，許多人覺得盎格魯&mdash&mdash撒克遜的帝國主義&ldquo過分自負、野心不可估量&rdquo，使大家神經緊張，維持和平已經變得越來越像&ldquo均衡的奇迹&rdquo了，此時提議開會還是很受歡迎的。
沙皇的宣言就像一面魔鏡，每個集團都在其中看到了對手的身影。
在德國看來，如果英國不同意裁減海軍軍備，沙皇的号令無疑是&ldquo以劍擊水&rdquo，無濟于事。
幾天之後，德皇便毅然決然發表聲明，說：&ldquo我們的未來在于海洋。
&rdquo英國人從德國人在海軍上的野心中看到了重大問題。
分散在各地的社會主義者考慮到沙皇政權的殘酷壓迫，認為不管俄國人是出于什麼動機，都不太可能是對人類的熱愛。
德國社會主義者威廉·李蔔克内西（WilhelmLiebknecht）斷言這是一個&ldquo騙局&rdquo。
許多倡導和平的人士認為這是對美西戰争的回應，在他們看來，美西戰争是世界災難的序幕。
許多歐洲人深信，占領菲律賓後，美國的擴張就會得到抑制。
有人認為沙皇的号召是因美國戰勝西班牙而起，美國人自己也并不反對。
為反帝國主義者辯護的戈德金悲痛地指出，這個&ldquo傑出的召喚&rdquo到來之時，正是美國以史上從未有過的熱情深深投入&ldquo軍事精神和暴力政府的理念&rdquo之際。
關于動機的疑問尚待解決。
有種解釋的方法廣受青睐：與其說尼古拉斯是為了人類，倒不如說他是出于私心，想阻止德皇捷足先登。
據說後者策劃在訪問耶路撒冷時做出類似的聲明&mdash&mdash降福于城市和世界[1]。
亨利上校因為德雷福斯事件而自殺，很快吸引了公衆的目光。
10天之後，世界再一次因為伊麗莎白皇後遭無政府主義者暗殺倒吸一口冷氣。
美國人正為了歡迎從古巴回來的軍隊忙得不停，英國人的注意力還集中在向喀土穆挺進的基奇納身上。
9月以來，英法之間烏雲密布，可能會随時爆發戰争；正如德國大使愉快評論的，法紹達幾乎塗抹掉了阿爾薩斯和洛林的記憶。
和平好似轟動一時的事物，和當時的氛圍格格不入。
不過，歐美和平運動的忠實信徒們并不這麼看。
沙皇的召喚像電流一樣，令他們深受觸動。
其中最有名的是《放下武器》（DieWaffenNieder）一書的作者，伯莎·馮·蘇特納（BerthavonSuttner）男爵夫人。
托爾斯泰認為，此書在和平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如同《湯姆叔叔的小屋》之于廢奴運動。
男爵夫人的丈夫揮動着報紙回家，就像帶來荷姆斯泰德消息的艾瑪·戈德曼一樣，聽聞之後，男爵夫人喜不自禁。
很快，國際和平局（InternationalPeaceBureau）、跨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Union）、和平與仲裁協會（PeaceandArbitrationAssociation）就向她寄發了大量的祝賀信件。
&ldquo不管最後發生什麼，&rdquo比約恩斯特恩·比昂松寫道，&ldquo從此時起，空氣中就彌漫着和平的思緒。
&rdquo代表這項熱情運動的人正是男爵夫人，她以金斯基（Kinsky）女伯爵的身份于1843年出生在一個日漸落寞的奧地利貴族家庭。
她意志堅強，充滿活力，不願在上流社會的腐朽中沉淪，30歲時擔任起馮·蘇特納家女兒們的家庭教師和陪護。
她的出現引發了馮·蘇特納家兒子兼繼承人的熱烈愛慕，她也愛上了這位小她7歲的年輕人。
無奈，她身無分文，兩人的愛隻能以日耳曼式的悲劇收場。
&ldquo他謙卑地跪在我面前，親吻我的長袍邊緣：&lsquo無與倫比，像皇室一般慷慨大方的女性啊，你的愛讓我認識到一種特别的幸福，我願為此奉獻一生。
永别了！&rsquo&rdquo而就在此時，一位&ldquo住在巴黎，富裕且有教養的年長紳士&rdquo在尋找一位成熟的、受過教育的女士擔任他的秘書兼管家，這則報紙上的廣告為女公爵提供了出路。
她很快便被錄用，而她的雇主正是火藥的發明者&mdash&mdash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Nobel）。
諾貝爾是個怪人，既是尖酸刻薄的空想家，又悲觀認命，腼腆憂郁，幾乎足不出戶，雖然不過43歲，卻過着隐士的生活。
諾貝爾通過制造炸藥賺了幾百萬，但這項工作産生的影響卻又讓他寝食難安。
比起秘書來說，他更需要的應該是一個願意聽他談心的人。
他對這位新雇員說：&ldquo我希望能發明一種物質或者機器，具有驚人的大規模殺傷性，以至于有了它戰争就不可能存在了。
&rdquo雖然他立即赢得了這位女士的同情，她也在他的陪伴中獲得了&ldquo強烈的知性享受&rdquo，而且兩者的關系似乎還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但女公爵還是向自己的悲痛屈服了，一周之後就離開了諾貝爾，回到了她的愛慕者身邊，兩人私奔了。
在結婚12年，以寫作為一生事業之後，她發現了倫敦有個和平與仲裁協會，從而豁然開朗。
該協會宣稱，在19世紀末的今天，是時候讓所有人濟濟一堂商議和平解決争端、廢除戰争了，這也是該協會的宗旨。
伯莎·馮·蘇特納一下子就熱情地皈依了這一信念，投身到為該協會在維也納和柏林建立分支機構的努力中。
她的努力在1891年的維也納獲得成功。
《新自由報》（NeueFreiePresse）對此加以宣傳，因為這個場合而發表的協會宣言也将和平的理想四處傳播。
他們認為，新的戰争在道義上行不通，因為&ldquo人們已經失去了從前的野蠻和對生命的漠視&rdquo，新的武器極具殺傷力，也使戰争不再符合自然規律。
他們認為，民衆縱然愚鈍，卻也渴望和平。
所有的政府都堅持務必避免戰争，但與此同時也都在聚集武器備戰，是結束這種&ldquo荒謬的矛盾&rdquo的時候了。
1888年成立于巴黎的跨議會聯盟為了和平事業而聯合各國議會，如今每年在各大首都輪流開會。
美國的國際和平局把分階段裁軍和常設仲裁法庭定為其主要目标。
日内瓦會議曾就亞拉巴馬的争議對美英兩國做過裁決，仲裁運動的勢頭因此在這兩個國家尤其強大。
這一運動的目标是用國際争端的司法解決來取代戰争。
支持者們認為，如果可以協商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案，首先各國要簽訂條約，繼而再達成一般性條約，與此同時，戰争的危害性越來越大，&ldquo不可能&rdquo再打仗了，人類最終會選擇接受仲裁而不是開戰。
這一觀點的前提是，人是理智的，戰争的起因是不和，且不和是可以由其他裁決方式解決的。
那是一個相信道德和物質文明進步的時代，他們不認為戰争就像刮風一樣，是力量的沖突。
諾貝爾也虔誠地倡議仲裁，但他不支持裁軍，因為他覺得這在當前是個愚蠢的要求。
他敦促建立特别法庭，各國達成協議，在就任何沖突開戰之前都必須滿足一年的停戰期。
盡管匿名，但他親自出席了1892在伯爾尼召開的和平議會。
他告訴伯莎·馮·蘇特納，如果她能&ldquo告訴我，說服我，我就會為這項事業做一些大事&rdquo。
他們通過信件和偶爾的互訪維系着友誼的火花，如今，他在信中告訴她，一個新的暴力時代似乎在逐漸發展壯大；&ldquo人們已經聽到遠處空洞而低沉的隆隆聲&rdquo。
兩個月後，他又寫道：&ldquo我願意貢獻出我的财産，建立一個獎項，每隔5年頒發一次&rdquo，授予對歐洲和平貢獻最大的人。
他以為這個獎項會在頒發六次之後終結，&ldquo因為如果30年後，社會改造還未完成，我們必然陷入野蠻狀态&rdquo。
對于這個計劃，諾貝爾苦思冥想，終于在1895年以遺囑的形式使之具體化，從而延長了幾年人類的最後期限。
他于1896年去世。
仲裁事業幾乎在1897年1月大獲成功：在美國國務卿奧爾尼和英國大使朱利安·龐斯富特（JulianPauncefote）爵士的斡旋下，美英兩國清算了領土以外的所有争端&mdash&mdash因為對委内瑞拉事件仍然記憶猶新。
然而，參議院認為這麼做侵犯了其對外交事務的控制權，遂以三票優勢否決了這項決議。
這次失敗是極大的不幸，用奧爾尼自己的話說：&ldquo不僅是國家的不幸，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的不幸。
&rdquo人們對道德進步的信念也受到了打擊。
這個信念之所以形成，乃是因為此前10到15年間社會各方面的進步，而進步也成為和平運動的來源。
科學的長足進步把人類帶入了物質财富的新階段，已做好準備來證明這個19世紀的信念，即人的生活越優裕，就越沒有攻擊性。
現代社會已經有了自來水、路燈、公共衛生設施、腌制和冷藏的食品、縫紉機、洗衣機、打字機、割草機、留聲機、電報、電話，以及不久前（19世紀90年代）剛出現的非凡的禮物&mdash&mdash沒有馬的馬車，從此個人出行更方便了。
如果說這麼多物質上的好處都無法帶來精神上的轉變，新的世紀不會翻開人類行為的新篇章&mdash&mdash簡而言之，說人類的文明程度仍沒有超越戰争&mdash&mdash還真不太可能。
科學使得所有自然現象都變得精确，遵從定律，既然人類的物質世界可以被理解并掌控，那麼社會關系為什麼不可以呢？&ldquo社會條件注定要有所不同。
&rdquo伯莎·馮·蘇特納男爵夫人堅定地寫道。
年輕的一代也贊同。
&ldquo我們在1898年真心以為戰争的時代結束了，&rdquo一位當時31歲、名叫于連·班達（JulienBenda）的法國知識分子說，&ldquo從1890年到1905年那15年間，我們一代人都對世界和平懷有真切的信念。
&rdquo
除了信念以外，恐懼也是和平運動的推動力，人們恐懼的對象正是機械時代釋放的能量。
機械的能量不斷累積，新的技術工具、創造發明接連問世，令人們心神不定，似乎人們聚集在手中的能量已經超出了他們能夠控制的範圍；這些能量如果不加以限制，恐怕會逃脫出去，不聽将令，反過來毀掉造出它的人。
1820年，全世界創造的機械能有778噸（這個數目是由礦物燃料和水力的煤當量統計而來），而1898年，這個數字飙升到了1500萬噸。
人均生産力也以相同的比例增加。
各大國的領土和實力也膨脹起來。
因為公共衛生和醫學的發展，死亡率大幅下降，結果到1870年，歐洲的人口與1650年相比增加了1個億。
與此同時，大英帝國獲得了470萬平方英裡（約1217萬平方千米）的領土，法國獲得了360萬（約939萬平方千米），德國100萬（約259萬平方千米），比利時90萬（約233萬平方千米）。
對于比利時來說，殖民地的面積是本土面積的77倍。
同一時期，美國的人口翻了不止一番，人均生産力是以前的4倍。
卡内基鋼鐵公司的利潤從1896年的600萬美元上升到了1900年的4000萬美元。
内燃機取代了蒸汽機，成為新的原動機，由此産生了石油工業。
汽輪機和柴油機增加了新的電機功率，水力電能推動着無數的發動機。
輪船的噸位、速度和載貨空間都在增加。
那個年代的拳頭産品&mdash&mdash鋼鐵，随着貝塞麥轉爐的發明，用途越來越多，成為衆多物件的原材料。
創造發明的相對率在19世紀90年代到達了曆史高峰。
鋁及其他輕金屬合金被開發出來。
化學工業創造出新的材料和工序。
所有的工業國家都開始采用&ldquo美國體系&rdquo，即使用通用零部件的批量生産方法。
炸藥作為爆炸劑使得大型挖掘項目成為可能：采石場、礦井、辛普倫火車隧道、巴拿馬運河等龐大的建設項目都用到了炸藥。
1867年，當諾貝爾首次将炸藥投放市場時，它的産量隻有11噸。
到了1897年，這個數字已經增長到了66550噸。
重工業籌措資金所必需的财團們聯合起來，組成了卡特爾和托拉斯，擁有巨大的金融資源。
最能體現這些能量累積的莫過于武器等戰争裝備了。
人口的增長使得維持常備軍成為可能，歐洲大陸諸國步德國後塵，在1871年後紛紛采用了征兵制。
武裝大規模的軍隊需要大規模的工業，于是原材料、礦藏、鑄造、物流運輸都囊括在了軍火商的控制下。
面對幾乎無限的市場和利潤，軍火商們幹勁兒十足，迎頭而上。
從19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10年間，彈夾供彈的小口徑步槍、馬克沁機關槍以及無煙火藥的引入徹底變革了地面戰争。
這些武器加在一起，使火力的射程、速度、精準度翻了5倍，轉變了戰鬥的性質。
在滑鐵盧戰場一分鐘發射3發炮彈的步兵團，現在可以一分鐘發射16發。
使用小口徑步槍，子彈的射程更遠，精準度更高。
野戰炮的發展同樣增加了炮火的效率。
尤其是在1887年至1891年由諾貝爾獲取專利的無煙火藥，大大開拓了戰場。
這項發明使作戰的視野更清晰，允許槍炮隐蔽，加快了重新裝載炮彈的速度，把火藥的射程和準确率從1000碼增加到了5000&mdash6000碼（1000碼約為914米，5000碼為4572米，6000碼約為5486米）。
戰場的範圍因此大為擴張，軍隊可以在槍林彈雨中看清敵人。
雖然沒有什麼人開始懷疑，但當時的條件已經表明，火炮将取代步槍。
與此同時，魚雷和深水炸彈大為擴展了海軍的戰鬥力，技術實驗也預示了潛水艇可怕的攻擊力。
有的人崇拜世界的血管裡所流淌的能量，有的人害怕它，他們和易蔔生一樣，認為&ldquo我們正載着屍體航行在大海上&rdquo。
讓所有國家聚在一起，共同努力按下減速器的願望越來越強烈，以至于英國首相索爾茲伯裡勳爵都不能置若罔聞了。
他在1897年的市政廳演講上說，武器的累積和每一年在&ldquo死亡裝置&rdquo上的進步，如果不加以阻止，将導緻&ldquo相互毀滅的可怕結果，對于基督教文明是緻命的&rdquo。
雖沒有提及裁軍，但他說到，預防災難的唯一希望在于集結各國力量，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求同存異，最終&ldquo簽署某種國際憲法&rdquo。
索爾茲伯裡勳爵從來不是個樂觀主義者，他還沒有發展到說這麼做将全面終結戰争的地步。
他的希望停留在&ldquo長期繁榮的貿易和持續的和平&rdquo之内。
沙皇并不比索爾茲伯裡更愛好和平、更理想主義；1898年，沙皇年方30歲，是個又瘦又高、木頭木腦的年輕人。
此人沒什麼洞察力，心中隻存一個念想，那就是：絕不削減祖先留給他的貴族權力，并以此統治俄國。
他那狹隘的觀念是&ldquo受他母親身邊衆多侍女的影響&rdquo，主教公會檢察長波别特諾斯采夫（Pobiedonostsev）說過。
他的努力集中在阻止立憲上，對其他的事情沒有興趣，也沒有政治能力處理它們。
與精神飽滿的德國皇帝不同（德皇每接到一份急件都按捺不住、急于出牌），沙皇覺得國際事務很傷腦筋。
&ldquo真是的，&rdquo他在法紹達風波和德皇訪問耶路撒冷期間寫給他母親的信中說，&ldquo世界上怪事不斷。
讀到這些消息都要聳聳肩。
&rdquo
和平大會不是他的主意。
這個想法是三個重要部門的大臣&mdash&mdash戰争部、财政部和外交部&mdash&mdash想出來的，有着實際的原因。
道理很簡單：俄國在軍備競賽中落後了一大截，已經不可能趕上來了。
戰争部大臣阿列克謝·庫羅帕特金（AlexeiKuropatkin）将軍獲悉，俄國的主要競争對手奧地利正打算使用改進過的速射野戰炮。
這種野戰炮每分鐘可以打6發炮彈，德國和法國已經擁有了。
俄國的野戰炮每分鐘隻能打1發，要想重新武裝整個炮兵團是沒指望的，因為為了武裝步兵團，他們已經捉襟見肘了。
庫羅帕特金認為，要是能說服奧地利延期10年購買新火炮，俄奧兩國便能省去這筆開支&mdash&mdash何樂而不為呢？因為兩國都武裝也好，不武裝也罷，&ldquo如果俄奧打起仗來，最終結果都一樣&rdquo。
于是，庫羅帕特金帶着這個簡單而偉大的構想來到了沙皇面前，沙皇看不出來有什麼缺陷，便叫來外交大臣穆拉維約夫（Muraviev）公爵，後者為了規避風險又找來财政大臣維特公爵一同參謀。
維特公爵是個積極能幹的人，既有常識，性格又強硬，在沙皇手下的大臣中是與衆不同的。
面對死氣沉沉的獨裁和侵蝕，維特正努力在現代工業世界中為俄國尋找位置。
他對花在武器上的每個盧布都懷恨在心，憎恨對戰争的介入，并認為軍備競賽可能會變得&ldquo比戰争本身更令人苦惱&rdquo。
然而，他指出，庫羅帕特金的中國式哲學要求在一開始就要認同敵人，這是建立在對奧地利人的信任上的，所以不可能辦到，也很有害處，而且這麼一來&ldquo我們财力不足的事實也暴露在世界面前&rdquo。
維特的想法是，以一份國際性的新武器暫停協議來取代俄奧兩國之間的協議。
他向穆拉維約夫詳細講述了軍國主義勢力不斷增加，給世界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後果，如果限制武器的協議奏效，人類将因此得到莫大的恩惠。
維特後來寫道，這些&ldquo相當陳腐的想法&rdquo，對穆拉維約夫而言還很陌生，而且顯然使他印象深刻。
幾天之内他便召集内閣會議，請各部大臣商議和平會議的呼籲。
沙皇也同意了。
要是世界那可怕的腳步能慢下來就好了，沙皇和他的顧問們這麼想：隻要能做點兒什麼來&ldquo阻止人們發明新東西&rdquo，俄國便能從中獲益。
就在此時，一部六卷本的宏偉著作《戰争的未來》在俄國出版。
維特認得此書的作者伊萬·布洛赫（IvanBloch），也了解他的觀點；至于這些觀點是否影響了維特自己的看法，暫且不知。
布洛赫是個自學成才的人，他改信了猶太教，對做鐵路承包生意成就未來不太滿意，便出國進修，在外國的大學研究起經濟學和政治學。
他從西歐回來後曾在華沙停留，并成為銀行業和鐵路行業有頭有臉的人物，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才和維特結識。
此時，他已完成了幾本探讨工業和貨币政策問題的學術書，正準備投身到他最重要的著作中，這部著作也注定使他跻身不朽人士的行列。
在商業領域的研究和經驗使他的顧慮日益增長，他意識到，過去那種有限度的戰争已經不可能再發生了。
征兵制意味着全民皆兵，在他眼中，未來的戰争會把參戰國的所有力量和資源都耗盡&mdash&mdash它們無法在戰場上取得決定性勝利，便拼死頑抗，直到兩敗俱傷，完全崩潰。
各國之間在金融、外貿、原材料及所有商業上的關聯說明勝利者和被征服者的命運互相糾纏，難以分開。
而現代武器的殺傷力則意味着殺戮的升級。
一天之内結束的戰役已經成為過去；戰役将變成圍攻，平民也會被拉進戰争中。
現代國家想要在戰争中獲勝，就不得不付出資源毀滅、社會解體的代價。
戰争已經&ldquo不可能了，除非想自取滅亡&rdquo。
這一結論使得布洛赫走向和平運動之路（抑或者是參與了和平運動才啟發他得到上述結論）。
為了增加說服力，他動用了比戰争更可怕的東西&mdash&mdash社會革命。
他主張，如果當前的狀況繼續下去，各國面臨的要麼是軍備競賽導緻的枯竭，要麼就是戰争慘禍，無論如何都是&ldquo社會秩序的動亂&rdquo。
在一個毫無結果的産品上消耗國家資源已經成為越來越多的民衆反對軍國主義的原因之一。
因此，政府備戰的時候也在&ldquo為社會革命的勝利做準備&rdquo。
布洛赫認為，如果政府能被這個論點說服，它們就會在戰争之外尋找解決争端的方式了。
他的六卷本著作結合了大量有關火藥、封鎖、運輸能力、傷亡率的事實，以及每一個軍事和經濟上的因素，來證明現代國家的脆弱。
和馬克思一樣，布洛赫根據特定的情況推斷出一條不可避免的曆史結論，即在軍備上的花費必然使國家&ldquo枯竭&rdquo，正如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使無産階級越來越貧困一樣。
但不論是布洛赫，還是其他的和平運動傳道者都沒有考慮武裝力量，以及參與其中的産業、工廠創造了多少就業機會。
對社會革命的恐懼在俄國确實是個有效的論據，沙皇成了布洛赫的聽衆，穆拉維約夫所做的宣言也呼應了布洛赫的觀點。
這位外交大臣顯然被布洛赫說動了。
在向英國大使傳遞這份文件時，他特别要求對方在報告中強調，俄國的和平倡議将使&ldquo對現狀不滿、躁動不安的階級&rdquo意識到，強大的政府和他們一樣，也認為國家的财富應該更有成效地加以利用，而不是花費在&ldquo毀滅性的競争&rdquo上。
英國大使溫和地回應道：&ldquo想要在啟發這份非凡文件的高尚情操面前麻木不仁，是很難做到的。
&rdquo
&ldquo這是我聽過的最荒謬的廢話。
&rdquo威爾士親王在給沃裡克夫人的信中寫道，他的态度就沒那麼溫和了。
他發怒的時候，口氣很像他的母親。
&ldquo這件事根本辦不到。
法國是絕不會同意的&mdash&mdash我們也不可能。
&rdquo他斷定，這是&ldquo那個老狐狸的新花招&rdquo，那個&ldquo詭計多端的陰謀家&rdquo&mdash&mdash說的是穆拉維約夫&mdash&mdash&ldquo誘使沙皇做出的決定&rdquo。
這基本上也是各國政府的看法。
它們都很厭惡沙皇的提議，但是又都接受了開會的邀請&mdash&mdash因為沒有誰願意成為拒絕提議的人&mdash&mdash而與此同時又預料這次會議隻會制造麻煩。
正如奧地利外交大臣所說，這麼一來，政府向議會申請批準更多軍費支出時就更難辦了。
雖然遭到了打擊，穆拉維約夫還是在1899年1月毅然決然地發出了第二封通函，概述了大會的日程，包括八大議題。
第一個議題倡議簽訂協約，在一個固定的時間内不增加軍隊數量或軍費開支。
最後一個議題倡議就仲裁的原則和程序方案達成一緻。
第二、三、四個議題對新型武器以及預計會産生的戰争手段做出禁止或限制，比如潛水艇、窒息性毒氣，以及&ldquo從氣球上抛投炸彈&rdquo&mdash&mdash當時還沒有對應的術語。
第五、六、七個議題是關于陸戰的法規和慣例，并要求将1864年的日内瓦公約延展到海戰上。
和平運動人士對第二至七個議題并不滿意，他們想要廢除戰争，而不是縮小戰争的範圍。
他們懷疑，之所以有這些議題，是為了激發受邀政府及其軍事代表的興趣及積極性。
事實也正是如此。
大使館騷動不安，外交郵袋鼓鼓囊囊，塞滿了急件，大使們紛紛拜訪外交部部長或大臣，跳着特有的社交&ldquo小步舞&rdquo，竭力探聽所在國家政府的意圖。
德國的報告上說，索爾茲伯裡勳爵&ldquo極度懷疑&rdquo；奧皇弗蘭茨·約瑟夫（FranzJoseph）&ldquo不看好&rdquo這個倡議，認為對軍事發展的任何限制都&ldquo不可接受&rdquo。
在羅馬，威斯康蒂-韋諾斯塔（Visconti-Venosta）侯爵謝絕作為意大利代表參加會議的邀請，認為&ldquo不太可能取得任何有效的結果&rdquo。
華盛頓願意派出代表，但不會做出任何限制武器的舉措。
比利時滿懷&ldquo焦急和遺憾&rdquo等待着大會，擔心戰争法規的任何改變都會鞏固入侵軍隊的實力，限制正當防禦、抵抗侵略的權利。
柏林似乎已經通過增加三個軍團的舉動，來表達其對大會的态度。
從這個首都到那個首都，意圖的變化都不大：人們都認為限制軍備&ldquo不切實際&rdquo；對新發展的約束&ldquo不會受歡迎&rdquo；涉及&ldquo國家榮譽或重大利益&rdquo的仲裁他們不能接受，盡管小問題上也許是可行的。
不過，戰場上的準則還有協商的餘地。
穆拉維約夫擔心和平運動人士興奮的交談會令政府官員曲解他的倡議，于是親自走訪了各大首都，通過訪談解釋俄國的真實意圖&mdash&mdash不過是為現狀設定一個上限。
看起來是多麼通情達理！他暗示道，大國甚至會就一個固定的參軍人口百分比達成共識呢，這樣一來裁軍的同時也&ldquo維持了和以前一樣的機會&rdquo。
&ldquo白癡。
&rdquo德國皇帝在備忘錄的邊緣記錄道。
面對沙皇的提議，沒有誰比威廉二世更焦慮的了。
在這位德國皇帝看來，軍隊的功能和國家以及他自己不相上下，而他當然是國家的化身。
他習慣身着白色鬥篷和閃閃發光的鋼盔亮相，這些東西以及耀眼而華麗的制服、飛馳的騎兵、帶着軍隊顔色的甲胄、武器發出的嗒嗒聲、軍官和軍隊的所有配件，還有新近發現的、海上力量的耀眼圖景&hellip&hellip這一切都是同一顆珠寶&mdash&mdash武裝部隊&mdash&mdash的刻面。
至于其他的東西，國民議會、政治黨派、财政預算、選票等差不多都是麻煩事，不過外交不在其内。
真正懂得外交的隻有君主，低層次的人隻會把它搞砸。
威廉二世于1888年登基，時年29歲。
他那可憐的父親隻當了90天的皇帝就死了，當時自由統治的火花在德國短暫地閃耀了一陣，又熄滅了。
和他的父親不同，他的第一份公告不是&ldquo緻我的人民&rdquo，而是&ldquo緻我的軍隊&rdquo。
他宣告：&ldquo我們屬于對方，我和我的軍隊；我們為彼此而生。
&rdquo在給新兵提意見時，他對上述關系做出了解釋：&ldquo你們必須向親生父母開炮，如果這是皇帝的命令。
&rdquo他對德國及歐洲事務的個人責任感是通過在談話和演講中頻繁使用&ldquo我&rdquo和&ldquo我的&rdquo來表達的。
&ldquo帝國隻有一個主人，那就是我；我無法忍受其他任何人。
&rdquo幾年後他又說：&ldquo歐洲沒有政治勢力的制衡，隻有我一個人&mdash&mdash我和我的25個軍。
&rdquo不過，他倒也願意對全能的上帝敬讓三分，因為他是&ldquo我家古老的盟友&rdquo。
如此這般的言論令人們直搖頭，很多人都和威爾士親王一樣深思，如果德皇的父親還在世，&ldquo局勢肯定大不一樣&rdquo。
不過，威爾士親王仍然為他的外甥[2]辯護，說他的演講在德語裡沒有這麼荒謬，譯成英文就變了味。
德國皇後說，她很長時間沒見過她的丈夫為了一個突發事件如此惱火了&mdash&mdash有人闖進了他自封的領地，此人就是沙皇&ldquo尼基&rdquo。
德皇一直神氣十足，自诩為沙皇的指導老師和保護人，用英語給他寫長篇累牍的信件，以&ldquo威利&rdquo署名結尾。
無論德皇有沒有類似發表耶路撒冷聲明的意圖，&ldquo走到台前的竟然另有其人，這令他無法忍受&rdquo，正如他的朋友奧伊倫堡（Eulenburg）伯爵所說。
德皇看了一眼便知道這是個&ldquo全面裁軍&rdquo的提議，立即看出了結果會和自己切身利益相關。
他匆忙給尼基去了封電報。
他指責道：&ldquo一位親手掌控兵權的君主，把有百年曆史的軍隊解散&hellip&hellip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