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己的城邦拱手讓給民主和無政府主義，真是難以想象！&rdquo盡管如此，他還是确信沙皇會因為這個人道主義的提議受到世人的褒獎，&ldquo19世紀最有意思、最出人意料之事！此後，整個世界都将慷慨贈予你榮譽；即便計劃因為細節問題而落敗。
&rdquo與沙皇随後的通信被他弄得亂七八糟，紙頁的邊緣都是&ldquo啊！&rdquo和&ldquo！！&rdquo以及或嚴肅或庸俗的評論意見&mdash&mdash第一條還挺有見解的：&ldquo他把一種強大的武器交給了我們的民主派和反對派。
&rdquo他一時把提議比作斯巴達人要求雅典人同意不再重建圍牆，一時又突發奇想，潦草寫道：&ldquo克虜伯怎麼發得出工資呢？&rdquo
德國和俄國不同，沒有和平的動機和緣由，即拮據的處境。
工業不發達不是德國的問題。
穆拉維約夫訪問柏林時和奧伊倫堡伯爵說，俄國提議背後的指導思想是，逐年增長最終會讓所有國家到達&ldquo不能&rdquo（nonpossumus）[3]的狀态。
他選擇了一個最差勁的論據。
德國人的字典裡就沒有&ldquo不能&rdquo這個詞。
此時的德國生氣勃勃，到處是物質上的成功。
經過幾十年的戰争，1871年德國統一，繁榮發展接踵而至，就像内戰後的美國一樣。
物質資源的發展釋放了能量。
19世紀90年代的德國正處于25年黃金期的前半段，國民收入翻番，人口增長50%，鐵路裡程增加50%，城市越來越多，對外殖民迅速崛起，巨型工業開始成形，這些企業積累财富，并持續提供更多的工作崗位。
在這個時期，阿爾伯特·巴林（AlbertBallin）的輪船帝國噸位增加了7倍，資産增加了10倍。
埃米爾·拉特瑙（EmilRathenau）開發了電器産業，10年内聘用的工人人數增加了3倍。
I·G·法本（Farben）開創了苯胺染料。
弗裡茨·蒂森（FritzThyssen）在魯爾掌控着煤炭和鋼鐵王國。
有了新的冶煉技術，洛林的含磷鐵礦也可以利用了；1898年德國的煤鐵産量比1871年增加了4倍，已經超越了英國。
德國的國民收入也在那個時期翻番了，雖然還不及英國；如果按照人均收入來算，隻有英國的三分之二。
德國的銀行在世界各地開分行，從墨西哥到巴格達，都有德國的推銷員在銷售德國的産品。
德國的大學和技術學校聲名遠播，德國的技術最為精湛，德國的哲學家最有影響。
威廉皇帝研究所（KaiserWilhelmInstitute）是世界頂尖的化學實驗室。
鼎鼎有名的科赫（Koch）、埃利希（Ehrlich）、倫琴（Roentgen）都是德國人，不過倫琴1895年發現的X射線與其說是德國的，倒不如說是那個時代的産物。
因為從1897到1899年，英國的J·J·湯姆森（J.J.Thomson）發現了電子，法國的居裡夫婦用放射物成功釋放能量。
德國的教授們鼓吹德意志理想和德意志文化，哈佛大學的庫諾·弗朗克[4]也在其内。
在他的眼中，德意志民族志向的每一個領域都湧動着熱情的生命、旺盛的活力。
對于這幅神聖的奇觀，他的崇拜之情幾乎難以自持。
&ldquo健康、力量和秩序在德國的每一寸土地上呈現。
&rdquo所有造訪此地的遊客都會印象深刻，&ldquo這些欣欣向榮、被悉心照料的農場和産業，這些蓬勃發展的村莊，這些妥善管理的森林&hellip&hellip這些飛速發展的城市，活躍着營養充足、舉止得體的市民&hellip&hellip有着引以為傲的市政大廳和莊嚴宏偉的法院，到處都是大戲院、博物館，交通工具也令人豔羨，健康娛樂設施的安排堪稱模範，大學和技術學校氣氛嚴肅認真。
&rdquo這些舉止得體的人，特征是&ldquo能夠有秩序地管理政治集會；工人階級頭腦清醒，意志堅定，被有效地組織起來，為社會的進步而戰&rdquo，以及&ldquo對所有形式的藝術都保持禮貌和尊敬&rdquo。
統治所有東西的是&ldquo宏偉的軍隊，有着男子氣概的紀律和高标準的職業操守&rdquo，而每一個成分都展現了&ldquo組織性極強的集體意志，向着國家存在的更高形式邁進&rdquo。
很顯然，這種情緒和自我限制的提議并不合拍。
正如德國曆史學家解釋這不可思議的國家崛起時所說的，刺刀是德國之所以偉大的緣由。
特賴奇克（Treitschke）在《19世紀德國史》一書中就鼓吹國家的至高無上&mdash&mdash戰争是國家推行政策的工具，國家有權為榮譽或國家利益開戰，這個權利不容侵犯。
特賴奇克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花了15年時間才完成了這部五卷本、數千頁的著作。
德國軍隊正是這部福音書的化身。
軍隊的權威和聲望每年都在增加，軍官們的高傲難以用語言形容，他們淩駕于法律之上，在群衆當中引發了幾乎迷信式的崇拜。
任何人假如被指控為對軍官無禮，都可能以間接的大不敬（lèsemajesté）罪受到審判。
德國女士甚至要在人行道上為軍官讓路。
1891年，泛德意志聯盟（AlldeutscheVerband）成立，它的計劃是團結所有日耳曼民族的成員，無論他們身居何方，組成一個泛德意志國家。
其核心是包含比利時、盧森堡、瑞士、奧地利、波蘭、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的&ldquo大德國&rdquo，完成這個初級目标後，再繼續擴張、統治全球。
該聯盟派發的海報張貼在商店櫥窗，寫着：&ldquo世界屬于德國&rdquo（DemDeutschengehörtdieWelt）。
聯盟的創始人恩斯特·哈斯（ErnstHasse）在簡單的目标陳述中宣稱：&ldquo我們渴望領土，即便是屬于外國人的領土；擁有了領土，我們就能根據自己的需要塑造未來。
&rdquo他的國人覺得有能力勝任這個任務。
國與國之間爆發任何一場戰争&mdash&mdash比如1895年的甲午戰争和美西戰争&mdash&mdash德國都強烈地渴望插一腳。
在馬尼拉海灣指揮德國太平洋艦隊的馮·迪德裡希斯（Diederichs）上将急不可耐地想和菲律賓人打上一仗，杜威（Dewey）上将[5]氣得臉都紅了，咆哮道：&ldquo如果你們的司令手癢的話，現在就來打吧！&rdquo&mdash&mdash杜威顯然獲得了英國艦隊的支持，雖然是暗地裡的&mdash&mdash如此才使得迪德裡希斯退卻。
國務卿海伊評論道：&ldquo在德國人看來，如果某個地方爆發了戰争，而德國沒有去撈一把的話，這絕對是駭人聽聞的。
&rdquo杜威理所當然地認為德國人&ldquo很沒禮貌&rdquo。
&ldquo他們太莽撞了，野心太大，&rdquo他說，&ldquo總有一天他們會因為做得過分而失敗的&rdquo。
處于國家頂層的德國政府從本質上說是變化無常的。
大臣獨立于議會存在，聽從君主的任命，而在這位君主眼裡，德意志國會裡都是&ldquo蠢驢&rdquo。
隻有貴族成員才有資格擔任政府公職，政治生涯的前提是無條件地接受保守黨的原則，所以，新人才被政府拒之門外。
&ldquo甚至最聽話的自由黨也沒機會，&rdquo《柏林日報》（BerlinerTageblatt）的編輯遺憾地感慨道，&ldquo他們從未擔任過任何哪怕有一點點重要性的職位。
&rdquo自從德皇在1890年罷免了俾斯麥的官職後，就沒有一個頭腦活躍、創意十足的人在德國擔任重要的公職了。
現任總理霍恩洛厄-希靈斯菲斯特親王（PrinceChlodwigzu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是因為和俾斯麥差得很多才被選中的。
這位溫和慈祥的巴伐利亞人的座右銘據說是：&ldquo永遠穿黑大衣，少說話。
&rdquo外交大臣伯恩哈德·馮·彪羅（BernhardvonBülow）伯爵是個優雅的紳士，溫文爾雅、自視過高到了極緻，談話時似乎總是不停揉搓着雙手，好像是個賣毯子的商人。
他常在袖口潦草地做筆記，以免忘掉皇帝陛下任何一個小小的心願。
為了能像貝爾福那樣，在議會行動自如，彪羅對着廁所的鏡子練習抓住西服翻領說話的辦法，一位外交部專員負責指導他。
待到馮·彪羅在議會起身演講時，一位消息靈通的旁觀者小聲說：&ldquo快看，他就要抓住領子講話了。
&rdquo
在彪羅身後執掌對外政策的是看不見的荷爾斯泰因（Holstein），他以拜占庭宮廷的方式行使權力，卻不要名義上的職位。
他認為所有的外交都是陰謀，外國政府的&ldquo序曲&rdquo背後都隐藏着詭計，對德國的憎恨是它們制定對外政策的前提。
他向彪羅解釋道，大國的利益并不一定是維持和平的現狀，而是&ldquo壓制住它的對手和敵人&rdquo。
因此&ldquo我們必須保持懷疑&rdquo，俄國的目标&ldquo不是和平而是權力&rdquo。
彪羅贊同這個看法。
他對特使訓話時，警告了各種陷阱和陰謀，穆拉維約夫的意圖在他看來就是一籃子的毒蛇。
他給倫敦的大使去信說，&ldquo如果和平和裁軍的想法&hellip&hellip能被英國人否決&rdquo就好了，&ldquo這樣我們就不必走到前台唱反調了&rdquo。
他相信他的駐英大使能夠在和貝爾福先生談話時設法引導後者完成上述目标。
不過，想要索爾茲伯裡首相的代理外交大臣貝爾福先生落入彪羅的陷阱，沒那麼簡單。
英國政府雖然對結局有所懷疑，卻不像德國人一樣，感到國際會議是一種威脅，也不願承擔破壞會議的責任。
更何況，如果此時反對，英國政府勢必遭到民衆的藐視。
沙皇發表宣言之後的4個月裡，外交部就收到了各個公共團體的750封決議，支持國際會議的想法，表達了&ldquo真誠的希望&rdquo，引用其中一封決議的話說，女王陛下的政府會對會議施加影響，确保其成功，&ldquo如此，将得到一些實際的結果&rdquo。
寄送決議的不僅有固定的和平協會和宗教團體，也有鎮民大會、郡縣大會、鄉區委員會、郡議會等，由市長簽字，蓋上郡縣印章，郡首席治安長官轉發。
有些決議沒有官方支持，簡單地署名為&ldquo貝德福德人民&rdquo&ldquo羅瑟勒姆居民&rdquo或者&ldquo巴斯的公衆集會&rdquo。
許多決議是自由黨的地方組委會寄出的，不過保守黨以及英國聖公會團體是缺席的，尤其引人注意。
不信奉國教的新教徒所在的各大派别&mdash&mdash浸禮會、循道宗、公理會、基督徒勉勵會、威爾士新教、愛爾蘭福音派等&mdash&mdash都對和平會議表示了支持。
公誼會還收集了有1.6萬人簽名的請願書。
聖經協會、成人學校、曼徹斯特商會、蘇格蘭西部和平與仲裁協會、新教異議者總理事會、萊斯特市市長、謝菲爾德市首席地方長官、普爾市市鎮辦事員等都簽了名。
裝訂成冊的決議上有着顫巍巍的&ldquoS&rdquo标志[6]，表明索爾茲伯裡爵士在留意民意的動态。
以阿伯丁伯爵和倫敦主教為首的國際和平遠征會（InternationalCrusadeofPeace）代表團訪問了貝爾福先生。
貝爾福以優雅的演說接待了他們，稱他&ldquo對未來戰争規模的減弱&mdash&mdash雖然不是絕迹&mdash&mdash保持樂觀的态度&rdquo，并盼望着即将召開的會議成為&ldquo人類進步的偉大地标&rdquo，不管能不能産生任何實際的結果，他補充道。
這種态度和彪羅的希望并非完全一緻。
一位名叫威廉·T·斯特德（WilliamT.Stead）的記者可謂是這場和平運動的縮影。
那個時代熱情洋溢、多産的記者有不少，而他是最突出的一個。
可以說斯特德行善的熱情就像滾滾江水，奔流直下。
他的精力永無止盡，他的樂觀不曾枯竭，他的自負無與倫比。
他自诩為新聞業的教皇，注冊的電報地址是&ldquo倫敦，梵蒂岡&rdquo。
他在19世紀80年代編輯了有自由派日報之稱的《蓓爾美街報》（PallMallGazette）[7]，刊載了一系列爆炸性新聞，使這份報紙成為公共生活的必需品。
&ldquo你太強悍了，始終如一地強悍。
&rdquo該報的忠實讀者威爾士親王斷言。
斯特德不畏艱險、不顧一切地加入了各種改革運動，從保護性工作者權益到&ldquo理智的帝國主義&rdquo，囊括了反對保加利亞暴行[8]、西伯利亞囚犯生活、戈登将軍放棄喀土穆、剛果奴隸制、特拉法加廣場&ldquo血腥星期天&rdquo的受害工人以及支持嬰兒領養、村鎮圖書館、世界語、國際學者通信、給窮人提供住宿等活動。
他的一篇題為&ldquo現代巴比倫&mdash&mdash少女的獻祭&rdquo的文章令他聲名狼藉，此文描述了他親自以5英鎊的價錢買下了一位13歲的少女，以此來戲劇化地表現采購女孩、組織賣淫的罪惡。
此文引起舉世轟動，給斯特德引來一場官司，他以誘拐的罪名遭到起訴并被關押，但除此之外，此文也成功地迫使一份修正案的出台，使英國的性行為合法年齡從13歲提高到了16歲。
斯特德1889年訪問了俄國，采訪了沙皇亞曆山大三世，從此成了英俄關系的簇擁者，也喜歡上了俄國的一切。
應友人費希爾上将之請，他發起了支持建設強大海軍的活動；他與布斯（Booth）将軍合寫了《在最黑暗的英格蘭》一書；參與了塞西爾·羅茲發起的帝國聯邦和英語國家聯盟的活動。
1893年去過芝加哥之後，他決定改革那座城市，于是在一本名為&ldquo如果嫉妒降臨芝加哥&rdquo的書中曝光了該城的罪惡，并展示了一份改造方案。
他還組織了一個公民聯合會，邀請包括波特·帕爾默夫人（Mrs.PotterPalmer）[9]在内的名人将改造方案付諸實施。
在這次訪問中，他和奧爾特蓋爾德州長交談，并邀請菲爾登（Fielden）&mdash&mdash一位被赦免的無政府主義者&mdash&mdash和他一同演講。
貫穿斯特德所有社會活動的原則是他相信人類有責任改善社會，并傳播英國式的治理方式。
他喜歡用&ldquo上帝的英國人&rdquo這個詞，并願意把這個人物想象成糾正社會不公的形象&mdash&mdash他所獲得的每一分力量都是仁慈的影響。
就同一個問題他經常變換立場，比如他既支持裁軍又支持建設強大的海軍，因此有人指責他缺乏誠意。
事實上，他在任何特定的時刻都是至真至誠的，隻是他的想法比較靈活。
1890年，他創辦了自己的雜志：一份名為&ldquo評論回顧&rdquo（ReviewofReviews）的月刊。
他有意使此刊在英語世界廣為流傳，使人們讀它就像&ldquo過去的人們讀《聖經》一樣&hellip&hellip從中發現上帝的旨意和他們對同胞的責任&rdquo。
他覺得月刊難以滿足政治出版物的要求，急切地希望獲得某個百萬富翁的資金支持，讓他出版自己的日報。
又一次他在巴黎告訴一位朋友：&ldquo我去聖母院和上帝就這個問題談了一陣。
&rdquo
憎恨斯特德的人是有，但他的朋友中也不乏名人。
除了羅德與費希爾，還有詹姆斯·布賴斯（JamesBryce）、樞機主教曼甯（CardinalManning）、艾舍爾勳爵（LordEsher）、米爾納勳爵（LordMilner）、安妮·貝贊特（AnnieBesant）夫人和沃裡克夫人，後者還為他安排了一次和威爾士親王共進午餐、促膝談心的機會。
他采訪過各國君主、内閣大臣、大主教，幫助過所有&ldquo受壓迫的種族、遭虐待的動物、低收入的打字員、被誤解的女性、受迫害的牧師、遭诽謗的公衆人物、想自殺的人、各種各樣狂熱的傳教者，以及沒有子女的父母&rdquo。
他演說時滔滔不絕，作為演講家，就像&ldquo踩着彈簧高跷一樣，從地球上的一處跳到另一處&rdquo。
除了寫書、編輯、旅行、采訪、演講以外，他22年間為《評論回顧》寫過或口授過8000封信件，平均一天10封。
他是招魂說的擁護者，自認為是查理二世的化身，後者希望憑借他來彌補前世所犯下的錯。
斯特德個頭不高，面色紅潤，長着明亮的藍眼睛，淺紅色的胡須。
他讨厭黑色絨面呢制品，所以穿着粗糙的花呢大衣，戴着軟扁帽。
他充滿善意，卻沒有足夠的判斷力。
用米爾納勳爵的話說，如果他的判斷力能和精神與人品成正比的話，他将令人&ldquo難以拒絕&rdquo。
一位美國記者在斯特德身上看到了那一代英國人的所有特質（被放大了好幾倍），稱贊他為&ldquo19世紀的理想典型&rdquo。
米爾納認為他是堂·吉诃德與P·T·巴納姆[10]的結合&mdash&mdash這兩個人也許就是一回事吧。
斯特德自然是仲裁的熱情擁護者，他認為仲裁的結果是成立世界法院，最終形成一個歐羅巴合衆國。
早在1894年，沙皇發表宣言之前，斯特德便倡導各大國簽訂協議，在世紀結束前不再增加軍費預算。
當俄國的提議橫空出世時，斯特德覺得這乃是發展他的事業的最好機會。
為了說服世人相信沙皇的誠意，并激發大家對大會的支持，他準備了一套浩大的活動，其中之一就是以個人身份訪問各國首都。
這次訪問将以對沙皇的采訪告終，在這一點上，他沒有被威爾士親王的想法震住，後者通過沃裡克夫人告訴他，這位年輕的統治者&mdash&mdash也是他妻子的侄兒&mdash&mdash&ldquo意志薄弱得像水一樣，&hellip&hellip沒有一點兒骨氣，對你而言毫無用處&rdquo。
在路上，斯特德還計劃采訪教皇、德皇、法國總統，以及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在他看來利奧波德會被說服成為小國同盟的代言人。
為了避免可能出現的官方幹涉，他去外交部拜訪了貝爾福先生。
起初，他覺得貝爾福&ldquo冷淡、刻薄&rdquo，但在斯特德的狂轟濫炸下，貝爾福的态度也強硬起來。
他無法理解，斯特德怎能如此漫不經心地談及&ldquo俄國實力的不斷增長&rdquo，他們這一輩是沒什麼，&ldquo但是我們的子孫怎麼辦？&hellip&hellip假如俄國主導整個歐洲東南部，世界會變成什麼樣？&rdquo不過，他并沒有給斯特德的訪問設置任何障礙。
和平大會的消息發出不到一個月，斯特德就上路了。
他在巴黎沒能見到菲利克斯·福爾總統，但他見到了克列孟梭，後者稱&ldquo這次大會不會有什麼結果&rdquo，并拒絕改變看法。
利奧波德國王、德國皇帝和利奧十三世教皇也避開了他，隻有尼古拉斯二世遵照其父10年前對斯特德的許諾，召見了他，甚至還帶上了兩位聽衆。
皇室親切得讓斯特德暈頭轉向，他還不習慣在宮廷裡走動，以為是沙皇人品出衆，哪曾料到這是君王的慣用手段。
不管怎樣，他決心已定，要塑造尼古拉斯二世的英雄形象。
他告訴他的讀者，這位沙皇極具魅力，有同情心，機警敏捷，頭腦清醒，還很有幽默感，真誠坦率，謙虛得令人欽佩，擁有貴族氣派，意志堅強，記憶力驚人，還有&ldquo極其敏銳的洞察力和廣博的知識面&rdquo，而所有這些優點都是為了和平事業服務的。
斯特德對俄國的贊美跟俄國的真實意圖相去甚遠，以至于俄國大臣向英國政府抱怨說，如此描述令他們&ldquo太困窘了&rdquo。
但斯特德的文章卻成了和平運動的天賜甘露。
回到倫敦後，他買下了一份新的周刊，名為&ldquo戰争對抗戰争&rdquo，組織起國際和平遠征會，鼓足他那極度活躍的幹勁兒，加強公衆對和平大會的期待，大會不能也不允許失敗。
公共輿論也不是一邊倒。
就算自由黨&mdash&mdash也不是自由黨的全部&mdash&mdash和斯特德一樣熱情萬分，保守黨也不會買賬的。
所有的民族中都存在着威廉·歐内斯特·亨利（WilliamErnestHenley）歌唱的那種&ldquo在我血液裡流淌的戰鬥精神&rdquo。
正是這種精神使得後來成為著名和平運動人士的羅曼·羅蘭在1898年歡樂地高呼：&ldquo給我戰鬥吧！&rdquo那個時代的物質主義，生活的安逸富足，取代肌肉的金錢和權力，使得許多人心生厭惡，甚至刻意尋找緊張感&mdash&mdash年輕的西奧多·羅斯福就向落基山進軍了。
人們需要更高貴的東西，從戰場上的危險、肉搏、犧牲甚至死亡中，他們看到了高貴的光芒在閃爍。
記者亨利·内文森在志願軍接受軍官訓練時，感受到一種尚武的熱情，并對他的社會主義同伴們宣稱，他&ldquo不願活在一個沒有戰争的世界&rdquo。
在随後的幾年裡，他似乎覺得當時的熱情部分是由于對戰争的無知，部分是受吉蔔林和亨利的影響。
在一定的限度内，亨利是保守黨中的斯特德，盡管他沒有斯特德粗犷的力量和社會責任感。
歌頌條頓優等民族的贊美詩中，沒有哪首能勝過亨利的《英格蘭，我的英格蘭》。
英格蘭&ldquo披着盔甲的手&rdquo指引着欣欣向榮的命運，&ldquo強大的人種&rdquo無與倫比，她的船隻為&ldquo兇狠而年邁的大海所欣喜&rdquo。
英格蘭是&mdash&mdash
上帝選中的女兒
遠古之劍的皇後。
這個詞裡散發着危險
你吹響的号角
英格蘭啊！
天堂裡響徹你的号角！
這是走向極端、變得發狂的愛國主義，它代表的不是一個民族，而是一種情緒。
美國人也帶着同樣的情緒傾聽阿爾伯特·貝弗裡奇（AlbertBeveridge）的咆哮：&ldquo我們是政府的民族&hellip&hellip必須聽從血統的召喚。
&rdquo
達爾文登上&ldquo貝格爾&rdquo号（Beagle）海軍艦艇，完成哥倫布之後意義最為重大的航行，是産生上述情緒的間接原因。
一旦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的發現被應用在了人類社會，便給下述理論提供了哲學依據：戰争是自然界固有的，也是一種高貴的體驗。
通過戰争這種沖突形式，更強大、更優越的種族存活下來，因此推進文明的進步。
德國的思想家、曆史學家、政治家和軍事科學家像鼹鼠一樣孜孜不倦，像鬥牛犬一樣堅韌不拔，他們深入研究這個理論，将之提升到國家信仰的層次。
瓦格納的女婿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HoustonStewartChamberlain）在他的德語著作《19世紀的基礎》中提供了區分種族的理由。
他說，雅利安人在身體和靈魂上都比其他人優越，所以有權做地球的主人。
特賴奇克解釋說，戰争淨化并統一偉大的民族，是愛國主義的源泉。
戰争鼓舞偉大的民族，是力量的源泉。
和平死氣沉沉、頹廢堕落，永久的和平不僅&ldquo遙不可及，也是不道德的&rdquo。
用德國将軍戈爾茨（vonderGoltz）和伯恩哈迪（Bernhardi）的話說，戰争的體驗如此高貴，推而廣之，便成為必要。
更高貴、更強大、更優越的種族有權利也有責任擴張開來，統治劣等民族。
在德國人看來，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是劣等的。
在其他國家看來，劣等意味着殖民。
達爾文主義成了白人的負擔。
帝國主義獲得了道德使命。
達爾文的間接影響被馬漢上校神話了。
國與國之間&ldquo正當的碰撞&rdquo&ldquo顯然是進步的法則&rdquo，他在1897&mdash1899年間的一系列文章中說道。
這一系列文章的目的是為了教育美國人認識到自己的命運。
上述引文出現在《戰争的道德觀》上。
在另一篇名為&ldquo20世紀展望&rdquo的文章中，他寫道，&ldquo我們種族未來最不祥的征兆&rdquo莫過于&ldquo拒絕承認軍隊和戰争&rdquo的趨勢，否認&ldquo英勇理想&rdquo的源泉，這種想法近來甚嚣塵上，很得人心。
馬漢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寫道：&ldquo如果文明國家放棄備戰，借助仲裁來解決争端，這将是可能出現的最不幸的事。
&rdquo他的中心思想是，權力、軍隊、戰争是決定一國命運的重要因素，依靠任何其他的東西，比如仲裁，隻能是空想。
如果仲裁可以取代陸軍和海軍，那麼&ldquo失去了戰鬥力量的&rdquo歐洲文明&ldquo也許就活不下來了&rdquo。
但是，馬漢也認為人們的道德意識會在20世紀有所提高。
他相信人類的進步，不然也不會如此積極地宣揚權力。
馬漢正直的道德态度在他和妻子、兩個成年女兒的照片上表現出來。
四雙眼睛直視前方，凝視着鏡頭。
四個人的鼻梁堅挺，嘴角堅毅，女士們身着高領襯衫，喉嚨處别着飾針，帽子戴在高高盤起的頭發上，整個人看起來&ldquo對未來有一定程度的确信&rdquo，這樣的人和裡布爾斯代爾一樣，快要絕迹了。
許多代言人都以各種不同的名目表達過鬥争之必要。
亨利·柏格森談生命沖動（élanvital），蕭伯納說生命力，尼采的一堆魔幻學說當時正在歐洲傳播。
尼采意識到宗教已不再是維系人類生活的主要力量了，他的挑戰可以用四個字概括：&ldquo上帝死了。
&rdquo他給出的替代品是&ldquo超人&rdquo，但普通人還是選擇了愛國主義。
對上帝的信仰讓位給了科學的進步，人們心中的空白逐漸被對國家的熱愛所取代。
愛國主義吸收了原本屬于宗教的力量。
曾經為宗教而戰的人們現在大概也不會有負國家的期望。
沖突的彙集在空氣中蔓延。
1895年的某個早上，住在巴黎的葉芝從末世景象中驚醒：
&hellip&hellip陌生的長矛
猛地在我夢醒的眼前疾馳而過，
然後陌生的軍隊慘敗，
跌落的騎士和哭喊聲撞擊我的耳膜。
同樣是在1895年，A·E·豪斯曼（Housman）隐蔽的房間裡也傳來了遙遠的鼓聲：
在夏日悠閑的山頭
溪流邊困倦的我，
聽到遠處沉靜的鼓手
鼓聲像噪音在夢中。
忽遠忽近，忽高忽低
走過大地上的路，
親密的友人，終為粉末，
行軍的士兵，都将赴死&hellip&hellip
軍号遠遠地呼喚，
高處，橫笛尖嘯着應答，
紅色的隊伍輕快地跟随：
女人生我，我将起來。
海牙，一個中立小國的首都，被選作了和平大會的地址。
1899年5月18日敲定為大會開幕日。
大會的前期準備攪起了幾番舊怨新愁。
當時，中國和日本、土耳其和希臘、西班牙和美國剛打完仗；英國和德蘭士瓦劍拔弩張，形勢千鈞一發，随時可能開戰。
作為東道主和布爾人的支持者，荷蘭要求向德蘭士瓦和奧蘭治自由邦[11]發出邀請&mdash&mdash這差點兒沒把大會扼殺在襁褓中。
土耳其反對保加利亞參會；意大利威脅着要退出，因為它反對梵蒂岡參會，認為這是變相承認後者俗世政權的地位。
德國從這裡看到了&ldquo相當陰險的把戲&rdquo，認為意大利想脫離三國同盟，于是也威脅道，假如有任何大國退出大會，德國也跟着退出。
等到上述問題都克服了之後，與會國家才開始安排代表。
對代表的選擇反映出了大會議程的矛盾性：既是關于和平仲裁的，又是關于戰争行為約束的。
盡管沙皇的宣言中并未提及仲裁，穆拉維約夫卻把這個議題放在了大會議程表裡，此後，仲裁便在公衆心目中成為此次會議的重要目标。
波士頓和平遠征組織在3月和4月間每周都要開會，要求美國專心緻力于為&ldquo20世紀&rdquo建立&ldquo永久法庭&rdquo。
當時國會正就西班牙和平協議投票問題陷入危機，人們呼籲麥金萊任命哈佛校長埃利奧特出任首席代表，以平息反帝國主義者的情緒。
不過，埃利奧特不太可能是個易于操縱的代表，麥金萊決定優先考慮康奈爾大學的前任校長，現任美國駐柏林大使的安德魯·懷特（AndrewWhite）。
懷特是個努力工作、品德高尚的人，曆史學教授出身，很有名望，隻要是對的事情，他都相信。
在海牙，他很快便和近來的敵人&mdash&mdash西班牙代表德土安公爵（DukeofTetuan）交好起來，兩人都&ldquo對天主教建築和管風琴音樂興趣濃厚&rdquo。
和懷特一道來的還有一位代表，顯然是美國利益的看門狗，任何人都想象不出頭腦冷靜的他會對此次大會報以同情&mdash&mdash這個人正是馬漢上校。
他的名字加深了德國對大會的猜疑。
&ldquo我們最偉大、最危險的敵人。
&rdquo德皇陰險地指出。
美國政府對代表們的指點，首先是反對這次會議的初衷。
讨論軍備限制&ldquo不可能有益&rdquo，因為美國的軍備本來就不及歐洲水平，所以這個問題應該交由他們首先提出。
至于對新型武器研發的限制，&ldquo任何國際協定都不太可能奏效&rdquo。
與會代表将對更人性化的戰争法表示支持，他們也将提出一個具體的成立仲裁法庭的計劃。
他們也被要求提出私有财産免于海上捕獲的建議。
這個建議看似平淡無奇，一旦抛出則險象環生。
法國指派的首席代表是前任總理、仲裁的支持者萊昂·布儒瓦（LéonBourgeois）。
他在1895&mdash1896年的任上一直不顧上議院反對，頑固地緻力于建立分級所得稅制度。
這個稅收法案差一點兒就成功了。
德雷福斯事件随時可能引發政府危機，布儒瓦恐怕會趁機卷土重來，登上總理寶座。
海牙和會來得正是時候，可以把布儒瓦從現場轉移。
布儒瓦在政壇的同事稱他&ldquo和藹，優雅，口才好&hellip&hellip留着漂亮的黑檀木色胡須，用圓潤的嗓音表達平凡的想法&rdquo。
這個人可能算不上是布儒瓦的朋友吧。
德雷福斯事件已經使法國陷入了超級愛國主義的情緒當中，而俄國沒有征求法國的意見就擅自發表倡議，使法國人很生氣，他們決定不接受任何維持現狀的提議，所以法國并不比其他的國家更歡迎這次大會。
&ldquo從某種意義上說，宣布放棄戰争就是宣布放棄你的國家&rdquo，這便是法國軍官對沙皇宣言的評論。
有人邀請甘必大的朋友、複仇運動（revanche）的布道者亞當夫人（MmeAdam）去聽伯莎·馮·蘇特納的講座，亞當夫人回答：&ldquo我？去聽和平講座？怎麼可能。
我是支持戰争的。
&rdquo盡管如此，法國仍然派去了忠實的和平使徒艾斯圖内勒·德·康斯坦（d&rsquoEstournellesdeConstant）男爵作為布儒瓦的副手，前往海牙。
這位男爵在43歲前一直是職業外交官，但國際事務的形勢令他越來越難以忍受，1895年的某一天，某個小小的矛盾就引來輕率的戰争威脅，他十分震驚，終于遞上辭呈，離開了外交界，帶着和平的使命跻身政壇，進入國民議會。
于是，這個面容俊朗、舉止優雅的人将和平運動的熱情和願望帶到了大會上。
作為發起者的俄國，派出了其駐倫敦大使德·斯塔爾（deStaal）男爵，擔任大會主席。
斯塔爾是個和藹的老紳士，頭戴禮帽，白須冉冉，被威爾士親王形容為&ldquo有史以來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