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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經因為屈服于阿爾赫西拉斯談判而沒有打仗，受到國内好戰的泛日耳曼主義者以及皇儲的政黨的指責了。
德國的外交官和别國大使們暗示，如果德皇被迫同意大會上提出的任何形式的軍備限制政策，他恐怕會被罷黜。
因為皇室之間的親戚關系，愛德華國王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到别國走動，結果通常很不愉快。
某一次訪問中，英王和德皇，也就是舅父和外甥，探讨了即将召開的和平會議，僅有一次，談話的氛圍還算友善，可能是在這個問題上，他們的觀點并未背道而馳吧。
英王&ldquo全然否定&rdquo和平會議，&ldquo他自己主動告訴我，他認為這是個&lsquo騙局&rsquo&rdquo，德皇在給羅斯福的信中這樣說。
根據德皇的描述，愛德華國王說，和平會議不僅沒有用&mdash&mdash必要的時刻，沒有人會理睬會議的決定的&mdash&mdash而且還很危險，可能會引發國家間更多的摩擦，而不是和睦的關系。
在羅斯福看來，&ldquo警惕、好鬥、尚武且工業化的&rdquo現代德國顯然是&ldquo鄙夷海牙會議以及整個海牙理念的&rdquo。
羅斯福那時擔心的是英國的自由黨政府會&ldquo在海牙會議上傷感得過火&rdquo。
他對新上任的英國外交武官、國王的侄兒格萊亨（Gleichen）公爵說，他希望霍爾丹和格雷不要情不自禁，&ldquo感情用事&rdquo。
羅斯福唯恐他們會&ldquo受所在黨派的影響，往那個方向走&hellip&hellip但是别讓他們這麼做&rdquo。
他确切地告訴格萊亨，他目前的想法是在軍艦的噸位上做限制，而不是海軍的預算上。
羅斯福解釋道，他希望英國海軍的實力和歐洲及日本目前的比例能維持下去，并提出了1.5萬噸排水量的限額&mdash&mdash他還不知道，此時停在樸次茅斯造船廠的龐然大物早已使這個數字成為過去。
格萊亨把羅斯福的意思轉達給國王，并補充道，羅斯福在家（位于牡蛎灣）招待他的午餐&ldquo極為簡樸&rdquo，隻有兩個黑人侍從在場。
也沒有人去車站接他，總的來說，他對美方的安排很不滿意。
&ldquo無畏&rdquo号開始服役，美國海軍也不能落後，在羅斯福的要求下，1907年1月，國會批準建造同樣級别的兩艘軍艦。
在給埃利奧特校長的信中，羅斯福稱，海軍是&ldquo維護和平最有利的因素，比任何和平協會都好&rdquo，而巴拿馬運河比海牙重要得多。
在和平會議方面，&ldquo首要的麻煩是那些異想天開的空想家，他們瘋狂地想做不可思議的事&rdquo，羅斯福補充道。
安德魯·卡内基就是羅斯福眼中的那種空想家。
卡内基在1900年把自己的公司賣給了摩根，換得2500萬美元債券。
美國鋼鐵的四分之一都是由卡内基的公司生産的，這個數量和英國全國的鋼鐵産量差不多。
他沒有諾貝爾那麼害羞，在有生之年便把賺得的錢用于有益于人類福祉的事業上。
除了捐款給圖書館以增進人類智慧以外，他也希望為世界和平出力，在安德魯·懷特的敦促下，他已同意為海牙的仲裁法庭捐建一座大樓。
彼時，卡内基正在白宮和白廳之間穿梭，為促進和會事業而努力。
可惜，在英國拒絕了他的限制戰艦大小的提議後，羅斯福對和會已失去興趣。
高層通訊記者們想聽什麼，他就說什麼，以此避免做出承諾。
羅斯福與德國和英國的君主都有通信往來，順暢地稱呼他們為&ldquo我親愛的威廉大帝&rdquo和&ldquo我親愛的愛德華國王&rdquo。
事到如今，除了C.-B.和國務卿魯特以外，沒有哪個公職人員還想把裁軍放到議事日程上了。
魯特的想法是，哪怕一事無成，也應當讨論這個問題，因為沒有幾次失敗，是換不來成功的：&ldquo失敗乃成功之母&rdquo，他這麼說。
C.-B.也覺得世界各國必須不斷嘗試。
雖然年老無子，最親密的伴侶&mdash&mdash他的妻子新近過世，不到一年後，他本人也去世了，C.-B.仍然在盡自己的一份力。
1907年3月，他打破首相的慣例，就當前政策問題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ldquo海牙和會與限制軍備&rdquo，刊登在新創辦的自由黨周刊《國家》（倫敦）上。
他寫道，雖然武器和軍械與第一次和會時相較，有所增加，但是和平運動也在發展，現在變得&ldquo更加堅定，無比強大&rdquo。
他認為，應該給裁軍一個機會，讓它和仲裁一樣取得進步，後者已獲得了&ldquo1898年做夢也想不到的權威&rdquo。
他指出，英國已經減少了陸軍和海軍的支出（這話說得不錯，如果新的&ldquo無畏&rdquo艦計劃不算在内的話），如果其他國家願意這麼做的話，英國還會進一步縮減開支。
顯然，這麼做不會影響英國的海軍霸權，因為現狀被凍結了。
但是，首相也強調，英國海軍不會對任何國家或國家群體構成挑戰。
這麼論證就好比在良知的暗礁和政治現實的淺灘中艱難穿行，吃力不讨好。
德國人視其為英國和法俄密謀的證據，它們聯合在海牙施壓，阻止德國在&ldquo無畏&rdquo艦的競賽中獲勝。
彪羅在國民議會上公開宣稱，德國将拒絕在和會上讨論裁軍事宜。
首相對裁軍的擁護同樣觸怒了英王愛德華，英王憤怒的程度和首相支持婦女選舉權時不相上下。
&ldquo我估計他下星期還要支持修建英倫海峽隧道呢！&rdquo英王厭惡地說。
不過，對于那項可怕的工程，C.-B.保持了克制。
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宣稱他已做好準備，随時可在海牙讨論軍費限制問題。
霍爾丹真誠地和美國外交官亨利·懷特交談，告訴對方軍備限制的重要性，并在1906年前往德國，試探可能的協議範疇。
但是，無論是英國政府還是其他政府，都沒有任何意願，對各自軍事裝備的自由做出限制，這是交談背後鐵的事實。
意大利國王是唯一一個提到軍火商的人，他表示，裁軍會導緻軍火商們&ldquo大爆發式的反對&rdquo，他可以肯定，德皇絕不會同意&ldquo剪掉克虜伯的翅膀&rdquo。
德·馬頓斯教授作為俄國的代表，訪問各國首都，收集意見&mdash&mdash就像已經去世的穆拉維約夫曾經做過的那樣。
美國駐柏林大使直截了當地總結了情況：&ldquo德·馬頓斯不相信，其他人也不相信&hellip&hellip下次海牙和會上就裁軍采取任何實際的措施，沒有一丁點兒的可能。
&rdquo
這些是外交官們私下的交流，在公衆面前，可不能如此粗暴地處理和平問題，至少在英國和美國不行。
這不是沉默的、被動的大多數人的問題，誰知道他們怎麼想？大衆輿論一旦成形便跟風變幻，更可能接近的是戰争，而不是和平。
然而，裁軍問題如果被排除在海牙的議程之外，會引來知識分子&mdash&mdash特别是和平運動人士&mdash&mdash輿論的嘩然。
反戰人士每年都召開代表大會&mdash&mdash1901年在格拉斯哥，1902年在摩納哥，1903年在魯昂（Rouen）和勒阿弗爾，1904年在波士頓，1905年在盧塞恩（Lucerne），1906年在米蘭&mdash&mdash通過一份份決議，要求政府認真努力，結束軍備競賽。
1905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馮·蘇特納男爵夫人和她和平協會的同事們每年都在美國莫洪克湖開會，情緒仍然十分激動。
1907年，簡·亞當斯出版了《和平更新的理想》一書，引發了羅斯福的不滿，因為和平合唱隊裡又多了一個受人尊敬的聲音。
卡内基緊緊抓住C.-B.關于和平聯盟或者國際聯盟的想法（名字還沒有定下），決定應該由德皇建立這個組織，因為&ldquo我認為他應該為地球上的戰争負責&rdquo。
德皇喜歡百萬富翁，曾多次邀請卡内基赴宴，現在他終于起程，準備說服德皇承擔責任。
出發之前，他寫信解釋，德皇将以&ldquo和平締造者&rdquo的稱号名垂青史，并附信給美國大使，&ldquo隻要他和我們的總統在和平事業上共同努力，就能組成一個團隊&rdquo。
1907年6月，抵達基爾港的卡内基兩次和德皇共進晚餐，其結果和斯特德與沙皇、馮·蘇特納男爵夫人與羅斯福的會面出奇相似。
卡内基覺得這位帝王是個&ldquo出色的人，那麼聰明，幽默，面帶甜美的微笑。
我覺得他是值得信任的，他會表明自己是支持和平的&hellip&hellip非常迷人&mdash&mdash非常；沒辦法不喜歡他&rdquo。
遠離甜美的微笑後，卡内基想起了他的任務，又寫信敦促德皇在海牙表明姿态，讓世界認識到他其實是&ldquo和平的門徒&rdquo。
這樣的言語和姿态是和平人士的習慣性弱點，其對公衆的影響&mdash&mdash假如這種影響存在的話&mdash&mdash隻能是欺騙性的。
與此同時，政治家告訴公衆的東西，聽起來都很崇高、有益，殘酷的現實隻有他們自己清楚。
唯有一個人試圖指導公衆誠懇地看待戰争。
這個人就是馬漢。
如今已是将軍的他，仍然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宣揚自由控制戰鬥力的重要性，特别是私人财産免于捕獲的危險，他預計這個問題會在新一屆海牙和會上再次提出。
在他看來，軍事力量需要保護，以防止什麼都不懂的門外漢對它構成損害。
結束國外旅行後，馬漢焦急地寫信給羅斯福：&ldquo大多數國家的公衆有着已然成形的觀念&rdquo，那就是戰争的問題&ldquo存在着判斷錯誤和&lsquo貿然行事&rsquo的危險&rdquo。
正是因為這個已然成形的觀念，英國和美國不得不支持将裁軍問題擺上台面。
格雷和羅斯福都不相信這樣的讨論會導緻任何實際的結果，在和外國大使的談話中，他們都解釋說，堅持這麼做，完全是&ldquo為了公衆輿論着想&rdquo。
德國、奧地利和俄國下定決心不予讨論，否則可能會使自己陷入被動局面。
經過了幾個月錯綜複雜的外交談判，和平會議的日程終于昭告天下，裁軍問題不在其中。
各國的接收函上包含了許多保留意見，恐怕一見面，這個會議就要散掉。
大英帝國、美國和西班牙保留了提出裁軍問題、展開讨論的權利；德國、奧地利和俄國保留了在裁軍問題提出時，棄權或退出會議的權利；其他國家保留了這兩個極端之間的各種權利。
雖然面臨這麼多壓力，各國還是在1907年6月15日齊聚海牙。
新世紀的頭一個十年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三，20世紀的三大特點已經十分明顯：迅速發展的經濟，充滿創造活力的藝術，以及沉靜的&ldquo鼓聲，好像睡夢中的噪聲&rdquo。
有的人聽不見，也有許多人聽見了，聽見的人也不一定因此擔心。
為&ldquo決戰的那一天&rdquo幹杯是德國海軍軍官的習慣。
一位英國遊客在拜羅伊特附近的一處溫泉與一群德國學生及年輕的海軍軍官相遇，他們&ldquo以最友好、最親切的方式，和我讨論起我們兩國即将迎來的戰争&rdquo。
他們認為，風水輪流轉，每個帝國都有出頭的日子。
西班牙、荷蘭和法國已經衰落，英國也不遠了。
誰來填補這個空缺呢？當然是德國，這個強大、明智、高貴、天才的國家，其發展在19世紀尤為突出，現在已&ldquo泰然自若，做好了英勇戰鬥的準備&rdquo。
不過，德國不是唯一一個泰然自若的國家。
咄咄逼人的新強權&mdash&mdash日本和美國使歐洲确信，這些國家沖突在即。
《加利福尼亞州移民排除法案》在日本國内引起民憤後，這兩個國家都對自身很有信心。
&ldquo戰争是大勢所趨，&rdquo國務卿魯特寫道，&ldquo不是現在，而是幾年之後。
&rdquo
戰争的前景在統治階層的許多人看來，與其說是悲劇，不如說是事實。
蘭斯頓爵士在上議院反對《養老金法案》時說，這個法案的花銷和打一場仗差不多，而去南非打仗是一項更好的投資。
&ldquo戰争的後果固然可怕，但至少能提升這個國家的道德品質&rdquo，而目前讨論的措施則會削弱它。
如果說戰争的前景令工人階級的發言人膽戰心驚，暴力本身卻不會。
喬治·索列爾在1908年出版的《反思暴力》一書中宣稱，以階級鬥争為目的的無産階級暴力&ldquo卓越而英勇&rdquo，将把世界從荒蠻中拯救出來。
第二次海牙和會規模更大，時間更長，簽訂了更多的公約，但除此以外，與上次的差别不大。
會議從10月開始，持續了4個月，而不是上次的兩個月，達成了13份公約，上次是3份。
由于美國不顧歐洲各國的反感，堅持邀請拉丁美洲國家出席，一共有44個國家、256名代表參加了此次會議，與之相比，第一次和會隻有26個國家、108名代表。
因為人數衆多，會議地點改在了海牙市中心的&ldquo騎士之家&rdquo（Ridderzaal），即荷蘭議會的所在地，而不是可愛的公園裡的林中屋。
許多代表是老面孔了，但1899年的顯要人物也有不少缺席的。
法國的布儒瓦和比利時的貝爾納特仍然是各自代表團的領導，但是明斯特、龐斯富特和德·斯塔爾已經去世；安德魯·懷特沒有回來；馬漢和費希爾也不在，不過他們的精神可能留在了海牙。
新的主席還是俄國人&mdash&mdashM·内裡多夫（M.Nelidov），和他的前任一樣，也是年長的外交官；從他的發言和舉止來看，他對會議的理念缺乏贊同感，而且大多數時間身體都不好，便把俄國代表團的指揮權交給了傲慢的德·馬頓斯教授，而德·馬頓斯也因為痛風常常待在自己的房間裡，不能出門。
俄國代表團的成員居住在不同的酒店，似有内部分裂的趨勢。
兩年前和貝爾納特同時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艾斯圖内勒男爵這次仍是法國代表團的一員。
面黃肌瘦的佐恩教授來自德國。
新面孔包括意大利代表托爾涅利（Tornielli）伯爵，他的夫人就是在那可怕的一天和盧拜總統同乘馬車去歐特伊的人[25]。
還有臭名昭著的德·索韋拉爾侯爵（MarquisdeSoveral），他代表葡萄牙。
此人是愛德華國王的密友，在倫敦有&ldquo藍猴&rdquo之稱，據說&ldquo他向所有最美的女人求愛，而所有最好的男人都是他的朋友&rdquo。
還有成批的新人&mdash&mdash拉丁美洲&ldquo完美的花花公子&rdquo。
不屈不撓的龐斯富特不在了。
他在1902年去世時，羅斯福用巡洋艦把他的屍體送回英國，并說道：&ldquo我這麼做不是因為他是大使，而是因為他是個絕對的好人。
&rdquo他的位置被一位法官&mdash&mdash愛德華·弗萊（EdwardFry）爵士占據了（如果不是取代的話）。
弗萊爵士是個82歲的教友派，身材矮小，超脫名利，不過話雖這麼說，他卻不願意把英國代表團的領導權拱手讓給他的助手&mdash&mdash歐内斯特·薩道義（ErnestSatow）爵士。
後者是個經驗豐富的外交官，曾擔任英國駐華公使，說一口流利的法語，而弗萊就不行了。
大會上占主導地位的是美國和德國的首席代表：約瑟夫·霍奇斯·喬特（JosephHodgesChoate）先生，75歲，白色胡須，看上去像是19世紀的化身；馬沙爾·馮·比伯斯汀（MarschallvonBieberstein）男爵，文雅而時髦，雖然隻比喬特小10歲，卻顯然是個新時代的人。
喬特友好而精明，以能言善辯而聞名，1899年至1905年任美國駐英大使，律師出身，他1895年在最高法院上對财産權益的出色辯論使得所得稅的征收延遲了18年。
他在斯多克橋擁有一處由斯坦福·懷特[26]設計的避暑住宅。
他那光滑的絲綢帽子下閃閃發光的白發成為海牙和會的地标。
馬沙爾男爵是德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
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面頰上有兩道疤痕，是當年在海德堡上學時決鬥留下的，那一副&ldquo高傲而聰明的面容，似乎在鄙視人類的愚昧&rdquo。
他彈鋼琴，下象棋，種玫瑰，煙不離手，偶爾彈掉大衣絲綢翻領上的煙灰，那姿勢似乎表明他處理人類問題時也不會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
他鄙視公衆輿論，認為那是報紙随意制造的。
不能控制新聞出版的政府，不是名副其實的政府。
而控制報紙最好的辦法是&ldquo當着它的面用力關門&rdquo，這就是馬沙爾的建議。
他對其他與會代表的看法也是愛憎分明：德·馬頓斯是個&ldquo極度缺乏智慧的江湖騙子&rdquo；巴西代表巴巴羅薩（Barbarosa）&ldquo最為無聊&rdquo；弗萊是個&ldquo完全沒有現代生活經驗的好老頭&rdquo；托爾涅利&ldquo溫和平靜&rdquo；日本代表都築馨六在德國留過學，是個會說德語的&ldquo上等&rdquo人，對&ldquo皇帝陛下極為尊崇&rdquo；俄國陸軍代表米克爾森（Michelson）上校在演講中說戰争是可怕的，要盡一切努力仲裁調停，避免其發生&mdash&mdash這話如果出自馮·蘇特納男爵夫人之口，還情有可原，而一位上校這麼說絕對是&ldquo醜聞&rdquo；喬特是列國代表中&ldquo最非凡的人物&rdquo，有&ldquo超群的智力、淵博的法律知識和強大的政治能力&rdquo。
在讨論限制鋪設地雷的提案時，馬沙爾的發言震驚了在場的代表；他警告為戰争設立準則是愚蠢的行為，因為它在&ldquo現實的法則&rdquo面前恐怕是無效的。
這個說法引起了新聞界的廣泛評論，甚至桂冠詩人也在《泰晤士報》發表見解。
阿爾福爾德·奧斯丁義憤填膺，無法寫詩了，在一封公開信中寫道，馬沙爾的話是為未來德國的侵略行徑發出了清晰的警告，德國的鄰邦&mdash&mdash荷蘭、比利時、法國、奧地利&mdash&mdash都不能掉以輕心。
&ldquo收到正式預警&rdquo的英國應當采取征兵制，桂冠詩人文章的結尾借用了他的前任&mdash&mdash丁尼生爵士的話：&ldquo列隊！列隊！步兵們，列隊！&rdquo
和平運動人士照舊從四面八方彙集到海牙，伯莎·馮·蘇特納和斯特德也在其中。
斯特德再次自封為獨立書記員，記載會議進程、各色人物、激烈争辯和私下交易&mdash&mdash這次是以名為&ldquo和會郵報&rdquo（CourrierdelaConférence）的日報發行，每天四版。
安德魯·卡内基取代了死去的布洛赫的位置，為新的和平宮（PeacePalace）打下地基，他為此捐贈了125萬美元。
經商定，每個與會國家都要為這棟樓貢獻出最好的東西，以表達&ldquo普遍的善意和希望&rdquo。
社會主義者照舊來了，這一回無政府主義者和猶太複國主義者也來了，利用和平大會的時間在阿姆斯特丹開他們的代表大會，希望為他們的事業引來世界的關注。
荷蘭牧師兼和平主義者多米拉·尼文會斯（DomelaNieuwenhuis）設法将無政府主義和宗教結合，并保持真誠的态度。
他毫無偏見地譴責卡内基和各國代表&mdash&mdash他們做着帶來死亡的交易，一邊建造和平的神殿，一邊坦然接收武器訂單，&ldquo連日本來的也不例外&rdquo。
他的職責也許不合時宜，但卻是準确的。
&ldquo讓所有的工人，無論國籍，都起來罷工，抗議戰争吧！戰争就不會再有了！&rdquo尼文會斯呼喊道。
大會的工作照舊按照委員會來組織&mdash&mdash仲裁委員會、陸戰法規委員會、海戰法規委員會&mdash&mdash還增加了第四個委員會&mdash&mdash海商法委員會。
布儒瓦和貝爾納特仍是第一和第二委員會的主席，托爾涅利和德·馬頓斯分别擔任第三和第四委員會主席。
内裡多夫的開幕式演講沒有引發任何興趣；大會開頭的幾天很陰郁，會場的安排和任務的分配混淆不清，全體大會上的音效很差，以至于代表們曾就上一位演講者用的是英語還是法語進行激烈的争論。
裁軍問題必須要讨論，哪怕目的隻是為了向公衆展示它是行不通的，而政治家們的意圖是真誠的&mdash&mdash英國人堅持執行了這個想法，在大會上提出這個問題。
并沒有國家退席，因為愛德華·格雷爵士之前的解釋雖然暧昧不明，卻也讓大家明白，對這個話題的探讨不會陷入令人不快的境地。
确實如他所說。
愛德華·弗萊爵士嚴肅而動人地陳述了死亡的引擎節節攀升、令人震驚的事實，然後提出&ldquo進一步認真研究&rdquo的決議案，這正是1899年擱置時使用的措辭。
内裡多夫同意，如果說1899年談軍備限制時機還不夠成熟的話，1907年也同樣如此，代表們沒有投票就接納了弗萊的決議案。
這個話題總共讨論了25分鐘。
這場&ldquo既可憐又可恥的災難&rdquo令斯特德憤怒，就連國務卿魯特也斷定，格雷的支持不過是為了&ldquo滿足英國公衆輿論&rdquo而做出的姿态罷了。
在弗萊的&ldquo葬禮演說&rdquo之後（這個名号是馬沙爾起的），世界對海牙和會已不耐煩，甚至記者們都失去了興趣。
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國代表反倒集中精力幹正事，讨論起戰争的法規和技術細節來。
代表們就他們的專業&mdash&mdash中立國的權利和義務、武力索賠契約債務、戰争開始的規則等将戰争視為人類生活理所當然的問題&mdash&mdash起草、論辯，全神貫注，忙得不亦樂乎。
他們還真的比第一次和會時更認真，仿佛戰争不僅是無法更改的事實，還是迫在眉睫的事實。
委員會每天開兩次會，需要閱讀冗長的文件，征詢專家的意見，準備新的草案，為了制定妥協方案而進行的機密談話也無休無止。
&ldquo過去的6個星期太辛苦了，我在律師資格考試後還沒這麼用功過。
&rdquo馬沙爾向彪羅彙報時說。
用氣球投擲投射彈和爆炸物的問題經過讨論後，為了避免自我否定，代表們把禁令延長了5年。
中立國領土&mdash&mdash比利時極為關切的問題&mdash&mdash被承認是不容侵犯的，代表們制定了一份包括25項條款的公約，确立了如若中立國被侵犯，将采取的程序規則。
日本1904年奸詐地突襲俄國，開啟日俄戰争的行為引發了有趣的讨論。
讨論的結果是一份公約，簽署國同意，在發出明确的警告&mdash&mdash可以是宣戰公告或者最後通牒&mdash&mdash之前，不得開戰。
還通過了一份包含56項條款的公約，重新定義了陸地戰争的法規和慣例。
1902年的委内瑞拉事件促成了另一份公約的産生，禁止使用武力索賠契約債務，除非欠債國拒絕仲裁。
這份公約代表着國際法的明确進步。
海戰是激烈争論的對象，對海上貿易的捕獲是核心問題。
作為海上封鎖的基本武器，英國堅決捍衛捕獲權不受任何限制。
而德國對于用捕獲法庭（prizecourt）或其他幹涉措施進行限制的決心也同樣堅定。
至于潛水艇和自動觸發水雷等對抗封鎖的武器，德國堅決捍衛使用的權利，而英國要求限制。
在私人财産赦免的問題上，如果說美國代表團還沒有聽懂馬漢的告誡的話，格雷已經明白了。
他告訴手下的代表們，如果一條原則的&ldquo邏輯結論使得廢除商業封鎖成為必須的話&rdquo，英國是不能同意的。
他還為此準備了一個扭曲的理由，這是馬漢絕對想不出來的。
任何&ldquo企圖縮小戰争的不良因素，消除公衆抵制戰争的顧慮&rdquo的條款，英國都是不能同意的。
翻譯成簡單的語言，也就是說，英國不能同意任何減少戰争的損害，以使人們更輕易參戰的條款。
對于英國自由黨來說，為本來就利己的政策找到道德上的理由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而最擅長此道，或者說，表達最為隐晦的莫過于這位愛德華·格雷爵士了。
最終，大會通過了8個關于海戰的公約，對傷害敵人的所有方式設定法規，明确權利和限制。
光是禁止自動觸發水雷的條款就有13條，隻有鋪設1小時後自動失效的觸發式水雷才被允許使用；另外13個條款對海軍轟炸岸上設施做出了規定；57個條款支配國際捕獲法院。
其餘的公約則與捕獲的權利、走私的性質、中立國在海戰中的權利和義務有關，但是這些公約很不令人滿意，關于它們的讨論将在下一年的倫敦海軍會議上繼續。
龐斯富特離開之後，仲裁的推動力就主要由美國承擔了，律師出身的國務卿魯特是喬特背後支持的力量。
魯特的目标是把1899年建立的，針對同意仲裁的訴訟國的非強制性法庭轉變為常設國際法院，由常任法官&ldquo在司法責任的意義下，通過司法方法&rdquo解決國際法上的問題。
羅斯福總統對這一目标的支持并無堅定的信念。
他在會議進行了一半時，向魯特坦白：&ldquo我沒怎麼關注海牙的情況。
&rdquo而對他的朋友、德國駐美大使斯派克·馮·斯滕伯格（SpeckvonSternberg），他的話則更有力度&mdash&mdash出于某些原因，他和德國人有如此交流的習慣。
他告訴斯派克，他對海牙的進程沒有适當的興趣，因為他&ldquo實在厭惡&rdquo專業和平人士喋喋不休的廢話。
美國設立常設法庭的提議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巴西堅持44國都要有代表成為障礙之一。
用一位評論員的話說，&ldquo土耳其、波斯等堕落的東方國家&hellip&hellip或中南美洲的混血兒律師&rdquo為他們做決策，歐洲大國的代表想到這點就受不了。
但問題的症結還是在強制性仲裁上。
這一點取決于最後的答案，&ldquo1907年開的這場會，到底是和平會議還是戰争會議？&rdquo馬沙爾在給柏林的報告中寫道。
既然他的國家完全否定強制性原則，馬沙爾應該已經知道問題的答案了。
然而，他并沒有像前任那樣，陷入困難的孤立狀态。
他反而強烈支持仲裁的原則，而同時又反對所有将之付諸實踐的措施，正如喬特所說的那樣。
大會試圖弄出一系列無關痛癢的問題作為強制提交仲裁的項目，讓大家都同意，但是還是有8個國家投了反對票，未能成形。
最終，包含96項條款的《和平解決國際争端公約》獲得通過，強制性原則不在其列。
因此，法院無法成立。
還有最後一個争論的焦點：第三次和會。
海牙理念的信奉者們希望能看到在相互依存的原則下建立的常設機構和定期會議。
國家作為獨立主權單位的時代已經過去，在大會解散之前，他們想做出再次集會的承諾。
非信徒們，主要是歐洲大國，不想要更多限制它們自由行動、通過強制和平解決而侵犯國家主權的東西。
它們反對對第三次和會的承諾，特别是因為該問題的壓力主要來自美國。
國務卿魯特真誠地相信連續的失敗是成功的必需，認為每次大會所取得的成績都是下一次大會目标實現的條件，所以他吩咐喬特達成召開第三次和會的決議。
現在讓各國做出承諾，他是想和俄國較量，取得和會的倡議權和控制權。
喬特和态度勉強的代表們進行了激烈的鬥争，直到他向内裡多夫威脅說，如果無法達成協議，就在全體大會上公開表決，反對的聲音才平息下來。
代表們通過決議，建議下次會議在&ldquo與前述會議間隔時間相同的周期&rdquo召開，也就是8年之後。
完成了這麼多，至少已在&ldquo使國家的做法與其公開表示的和平願望一緻&rdquo上取得進步了，魯特在給羅斯福的信中寫道。
這個願望足夠真實。
因為它，各國兩次相聚海牙。
因為它，人類與生俱來的保衛自己的欲望兩次和與之相反的意向交鋒。
國際新秩序的目标&mdash&mdash國家願意放棄戰争的自由以換取法律保障&mdash&mdash還在前頭。
正如喬特後來所說，海牙和會上邁出的步伐注定是&ldquo躊躇而矜持的&rdquo。
他期待1915年的下一次會議能取得進一步成果。
[1]拉丁文：urbietorbi（教皇訓令中的祝福語）。
[2]威廉二世乃英國維多利亞女王（1809&mdash1901）之外孫，和衆多歐洲皇室成員都有血緣關系。
[3]拉丁語：直譯為&ldquo我們不能&rdquo，指無能為力，無法對事情采取行動。
這個詞被用來形容庇護九世、利奧十三世等教皇的外交政策。
[4]庫諾·弗朗克（KunoFrancke，1855&mdash1930）：美籍德裔曆史學家、教育家，哈佛大學教授。
[5]即參與美西戰争馬尼拉戰役的喬治·杜威，美國海軍特級上将。
[6]即索爾茲伯裡姓氏的首字母。
[7]該報于1865年創辦于倫敦，後合并至《倫敦晚報》（LondonEveningStandard）旗下。
其名字取自英國作家薩克雷筆下虛構的報紙。
蕭伯納、王爾德、斯蒂文森等作家都曾為此報執筆。
福爾摩斯系列故事、《時間機器》等文學作品中都提及過這份報紙。
斯特德在1883&mdash1889年擔任此報主編。
[8]指巴塔克大屠殺，發生在1876年&ldquo四月起義&rdquo期間，土耳其非正規軍對保加利亞人的屠殺。
[9]即貝莎·帕爾默（BerthaPalmer），美國女商人、慈善家、社會名流。
[10]菲尼亞斯·泰勒·巴納姆（PhineasTaylorBarnum）：美國19世紀娛樂業的重要人物，&ldquo玲玲馬戲團&rdquo的所有者，帶着包括著名的連體嬰&ldquo暹羅雙胞胎&rdquo在内的各種神奇展品到處巡演。
[11]奧蘭治自由邦是非洲南部的獨立國家，後來成為南非的一個省份。
[12]傑克可用作約翰的昵稱。
[13]Stadtholders是從中世紀承襲的頭銜，直譯為執政，實則是荷蘭等低地國家的元首。
[14]此處諷刺俄國沙皇抵制立憲。
[15]即把戰場從陸地、海洋擴大至空中。
[16]希伯來文，意為迫在眉睫的兇兆。
《聖經·舊約·但以理書》中記載，古巴比倫王伯沙撒在歡宴時看見神秘的手指在皇宮的牆上寫下上述文字，預言其大難臨頭。
[17]埃菲爾鐵塔建于1889年，作為當年巴黎世界博覽會的入會拱門。
[18]摩洛哥港口城市。
[19]即當時的英國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Pitt，theYounger，1759&mdash1806）。
[20]&ldquo滿滿的飯盒&rdquo是美國共和黨1900年提出的競選口号，見本書第三章。
[21]西奧多·羅斯福的昵稱。
[22]西班牙南部港口城市。
[23]海伊于1905年6月去世。
&mdash&mdash原注
[24]此處探讨的問題是限制軍備（limitationofamaments），而非裁軍（disarmament），但因為裁軍這個說法較為簡練，在當時普遍使用，故本書也遵循這個用法。
&mdash&mdash原注
[25]指的是法國總統在歐特伊遭反德雷福斯派的襲擊一事，詳見本書第四章。
[26]斯坦福·懷特（StanfordWhite）：美國著名建築師，華盛頓廣場拱門（紐約）的設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