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茲伯裡勳爵在1903年去世，所以沒有親眼得見民主在20世紀第一次重要選舉中的運作，但是，他就算在場，也不會感到驚訝。
社會的一個新層面正在崛起，權貴的地位雖不至于立刻被取代，但來自它的壓力越來越明顯，權貴們也漸漸被推到了邊上。
人民的時代就要來了。
&ldquo大辮子！&rdquo的呼喊聲展現了這個層面的力量，這個聲音回蕩在1906年大選的每個選區，聽起來毫不相幹，影響卻是緻命的。
沒有什麼比&ldquo華人奴隸&rdquo更值得利用的問題了，自由黨刻意誇大它的重要性，正像1900年卡其選舉時保守黨利用愛國主義口号造勢一樣。
上述奴隸指的是經由聯合政府同意，從中國雇傭的契約勞工，在南非開采金礦。
告示牌上到處貼着戴着鎖鍊的華工，被拳打腳踢的華工，被鞭打的華工。
有人穿成華人奴隸的樣子，身上貼着廣告牌遊行示威。
漫畫上，在布爾戰争中喪生的英國士兵的鬼魂指着華工被籬笆圍住的居住區，質問道：&ldquo我們就是為這個死的嗎？&rdquo工人階級的聽衆們被告知，如果保守黨得勝，他們會把華工帶到英國，圖畫中留着大辮子、帶着草帽的苦力被稱為&ldquo保守黨的英國工人&rdquo。
這些圖片在政治集會上用幻燈片展示，&ldquo瞬間引發了針對貝爾福先生的憤怒的喊叫&rdquo，同情自由黨的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Wallas）記錄道。
至于他們的哀号是出于人道主義的憤怒還是擔心廉價勞動力引發競争，就不得而知了。
沃拉斯發覺，這兩個原因的下面都埋藏着一種對外來人的恐懼，大辮子就是這種恐懼的象征。
可惡的黃臉引發了&ldquo對蒙古黃色人種的直接仇恨，而這個仇恨又轉移到了保守黨身上&rdquo。
在觀衆的哀号聲中，沃拉斯看見了公共事務中非理性的力量。
新來的人想吸引新的選民；他們和低級報刊一樣，都是應新選民的要求才出現的。
民衆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也因此更容易交流，更容易哄騙。
售價半便士的《每日郵報》發行量高達50萬份，比《泰晤士報》多出不止10倍。
汽車為候選人赢得了更廣泛的受衆，城市的擴張也意味着受衆越來越多。
非理性的力量不一定是錯的，錯誤的理由也可能導緻正确的結論。
非理性的力量不一定隻在馬修·阿諾德所說的群氓中存在，但是下層民衆人數衆多，故而影響巨大。
1902年，布爾戰争結束，阿瑟·貝爾福順利接替索爾茲伯裡勳爵，擔任英國首相，此時，變化的浪潮已經湧到他的腳下。
經濟形勢還不錯，但是來自海外的競争對手正在進犯英國對外貿易的霸權，他們入駐英國市場，領導新興産業。
在國内，上流社會的生活依然美好，但是失業、饑餓和貧困，所有統稱為社會問題的疾病、不公平和不公正正在沖擊着權貴階層的壁壘，不滿的浪潮洶湧澎湃，無法忽視或壓制。
新的時代要求政府有比以往更多的作為，更多的想象力，更多積極的意向和措施。
在野10年的自由黨盼望着重掌大權，相信自己有能力滿足上述需求。
他們不是一個團結的群體，從來都不是。
其主導哲學看中變化和改革，和世界上的任何的自由主義派别沒什麼不同，但是他們各自的想法和社會背景千差萬别。
自由黨的人員組成中，既有羅斯伯裡勳爵這樣的輝格派貴族，也有愛德華·格雷爵士那樣的鄉紳，還有坎貝爾-班納曼爵士那樣的富裕商人，以及阿斯奎斯和莫利那種沒有土地的知識分子，甚至還包括獨一無二的勞合·喬治，這個從凱爾特的鄉野跑來的暴發戶。
他們中有所謂小英格蘭人，用約翰·布萊特（JohnBright）的話說，他們把帝國視為&ldquo貴族們尋求院外救濟的大型系統&rdquo；有人則是熱誠的帝國主義者，和保守黨人一樣。
他們中有英國國教[1]徒，也有不信奉國教的，有支持愛爾蘭自治的，也有堅定不移反對自治的。
他們中有獻身于财富和政治力量再分配的激進派，也有熱衷于賺大錢的工業巨頭。
那些因為自身的信念，而不是家庭傳統或者政治上的權宜之計而投身自由黨的人，認為他們和保守黨之間存在着&ldquo一條鴻溝，和過去任何時候都一樣&rdquo；這道鴻溝，正如赫伯特·塞缪爾（HerbertSamuel）所言，存在于&ldquo緘口不語者與改革者&rdquo之間。
充滿改革熱情的塞缪爾堅信，自由主義的原則&ldquo無異于帶着宗教精神投身于公共事務中&rdquo。
自由黨中有真誠的人，也有機會主義者，有蠱惑人心的煽動家，也有像勞合·喬治那樣，上述三種都具備的人。
他們是在野黨，急于執政，時刻準備迎接新時代的挑戰。
反對他們的人内部也矛盾重重，布爾戰争後重新開啟的一系列國内問題的争論愈演愈烈。
非聖公會教徒對國家權力機構的仇恨和嫉妒在1902年教育法案上演變成了國家風暴。
該法案是在貝爾福的授意下出台的，他本人也起草了大部分的内容。
這項法案将把中學教育和小學教育一起，作為國家義務的一部分，目标是使所有人都上得起學，使所有的學校都達到統一的标準。
和1870年的義務教育法案一樣，它也有經濟上的動機：政府意識到，國家必須着手提高教育水平，否則英國會在市場競争中繼續落後下去。
在實現進步方面，該法案可能是10年内最重要的成果，但它在方法上有所偏袒。
它特别照顧英國國教學校，事實上提供了更多的财政支持，而廢除了地方上的非國教公立學校（BoardSchools），這使得非聖公會教徒，即傳統上的自由黨人怒不可遏。
這個法案也成了重新團結自由黨下的帝國主義者和激進派的理由，他們因為布爾戰争和愛爾蘭自治問題而分裂。
下議院辯論的火藥味很濃，是高教會派和低教會派[2]之間特有的。
衛理公會派的牧師給報紙寄去義憤填膺的公開信，譴責這個法案是&ldquo耶稣受難後最惡劣的背叛&rdquo，村民們集合組成抗議會議，不願為學校繳稅的人也組成聯盟，勁頭十足，就像内戰時反對給查理國王造船費的圓顱黨人。
此時勞合·喬治已是威爾士解散國教的支持者，他以戲劇性的誇張演說鼓勵上述聯盟的活動。
人們似乎是為了尋求刺激才縱身投入到新一輪宗教戰争中，似乎布爾戰争給了人們體驗的機會，雖然實際體驗到那場戰争的還不到英國人口的百分之二。
&ldquo婦女選舉權！&rdquo的呐喊意味着更多的麻煩，提出這個口号的人坦率地自稱&ldquo好鬥者&rdquo。
1903年，她們在潘克赫斯特（Pankhurst）夫人的領導下組織起來，反對福賽特（Fawcett）夫人的領導的、相信通過勸說方式獲得選舉權的團體。
她們的初次戰鬥嘗試包括在政治集會上诘問和挂标語，雖還不甚嚴重，卻正如弗朗西斯·貝爾福夫人所寫，是&ldquo新風正在搖撼社會&rdquo的證據。
與此同時，南非的礦主要求政府許可他們引進華工，因為非洲工人要求不高，在戰後找到合适的工作輕而易舉，所以不願意再當礦工。
契約勞工這個名詞聽起來很可怕，政府避之唯恐不及，但是礦主們立場堅定，如不照他們的意思做，他們的礦就不能重開，他們的投資就收不回來，他們在南非的股份就要貶值，正如《經濟學家》所坦陳的那樣，這就是個錢的問題。
&ldquo如果持有兩億英鎊德蘭士瓦股票的英國人或别國人想連同利息賺回他們的錢，他們就不得不以正确的心态解決這個勞工問題。
&rdquo
政府終于勉強同意，引進的華工被安置在特定的居住區。
曾在英屬圭亞那引進契約勞工的自由黨人這次卻大聲斥責。
其實華工的居住條件并不比英格蘭陰暗恐怖的貧民窟更差。
貧民窟裡一個水龍頭和一個廁所要供25個家庭使用，一張床上睡三個人，床下再睡兩個。
但是，距離越遠，人道主義的本能就越強大，在非洲建一座天堂總比在國内更容易。
何況，華工問題還散發着布爾戰争一開始就有的銅臭味。
帝國主義者喜歡在帝國事業上附加的道德内容也因此貶值。
此外，約瑟夫·張伯倫正因為關稅改革的事鬧得昏天黑地。
當他為保護主義而戰時，他是和他所在的黨派對着幹，反對傳統的英國态度，即自由放任的政策。
人們開始擔心當年《谷物法》的情況重現，食品價格攀升，于是自由黨又有了疾呼&ldquo食品自由！&rdquo的機會，而他的黨派也分裂為新舊保守黨，分裂為有地的和有錢的。
工廠主和商人偏向保護主義，他們是H·G·威爾斯眼中&ldquo幹勁十足的商業化帝國主義&rdquo支持者。
張伯倫自己就既是帝國主義者又是商人，在他看來，這是團結宗主國和所有殖民地的好機會，龐大的帝國關稅系統會刺激帝國内部的貿易，使國家更繁榮，也會加強帝國的聯系，增加稅收用于社會福利，尤其重要的是，他還會因此被推到前台，成為英雄。
他在英國内閣的位置同德國在各國之間的位置十分相似：精力充沛，野心勃勃，意識到自己的能力和影響，盤算着奪取頭籌，又因為最高位不在自己手中而苦惱怨恨。
關稅改革是他奪權的好機會，但是他錯過了。
此事颠覆了整個内閣。
張伯倫辭職了，以便在全國範圍内繼續他的戰鬥。
五位支持自由貿易的大臣也辭職了，包括德文郡公爵和财政大臣。
一位朝氣蓬勃的新下議院議員，溫斯頓·丘吉爾，高舉自由貿易的旗幟，投入了自由黨的懷抱，被保守黨人大罵&ldquo卑鄙&rdquo。
辯論無休無止，涉及從特惠關稅、出口津貼到傾銷等神秘的财政問題。
幾乎無法領會精神的公衆也做出決定，支持某個陣線，食品自由聯盟和反學校稅聯盟同時湧現；英國人很快變得和法國人一樣，吵得不可開交。
當上首相的貝爾福先生仍然溫文爾雅，輕松自如，不理會政治教條，拒絕采取堅定立場。
他之所以這麼做，部分原因是他不認為哪個立場是值得堅決支持的，也因為他相信，在極端觀點之間遊弋才是将他的黨派團結一緻、維持住政府位置的好策略。
他覺得教條地堅持自由貿易沒什麼意義，而某種選擇性的關稅制度對英國的工業是有好處的，當然他也不想全盤接受張伯倫的計劃。
他的頭等大事隻有一件，那就是繼續保守黨對英國的統治，這要比自由貿易或保護主義都更重要，他在這一點上立場堅定。
同事争吵、大臣辭職、黨員變節都沒有給他造成壓力，他從容不迫地告訴下議院：&ldquo如果我在不存在堅定立場的情況下采取了堅定的立場&rdquo那才是玩忽職守呢。
他給這些問題注入了哲學式的懷疑，又為他的懷疑注入了絕對的權威，以至于辯論的雙方都被他迷住了。
當他和黨内自由貿易者以及保護主義者的關系遭到質疑時，他&ldquo令下議院享受了好一頓輕蔑談笑&rdquo。
他對議會的程序極其熟練，運用各種策略駕馭事務，竟讓這個政府撐了兩年多的時間。
他似乎在這個艱難的任務中獲得了樂趣，但他的表現卻令追随者們心神不甯。
他們希望黨的領袖承擔起領導的責任，而不是如哈裡·卡斯特所說的那樣，成為&ldquo走中間路線的騎牆派&rdquo。
然而，貝爾福的意圖很嚴肅。
他希望在位足夠長的時間，以鞏固協約以及帝國防衛委員會的工作，特别是在1905年的丹吉爾危機之後。
他已下令重新裝備火炮，采用新的18磅（約8千克）速射火炮。
正如他後來解釋的那樣，他下定決心&ldquo絕不退位，直到我們在軍費問題上走得足夠遠，任何自由黨政府都不能動搖我們的立場為止&rdquo。
百折不撓的張伯倫仍然繼續着關稅改革宣傳。
黨内矛盾激化，反對派越發急躁，貝爾福在雞蛋上的舞蹈也越來越困難了。
讓以上的沖突都相形見绌的是英國的社會問題。
1900年後，各種調查報道相繼出爐，揭露了财富兩極分化的嚴峻現實和後果。
在B·S·朗特裡（B.S.Rowntree）1901年的《貧困：城鎮生活研究》，查爾斯·布斯（CharlesBooth）1903年的最後一卷《倫敦人的生活和勞作》，L·基奧紮·莫尼（L.ChiozzaMoney）1905年的《财富與貧窮》，皇家專門調查委員會對勞工問題的報告，以及費邊社對赤貧、患病和精神失常者的研究中，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了這個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竟有三分之一的人口&ldquo無法擺脫長期貧困，無法滿足最基本的動物生活需求&rdquo。
莫尼的研究表明，經濟上的不平等在英格蘭尤其普遍。
人口差不多的法國，擁有價值500英鎊至1萬英鎊小型房産的人數是英格蘭的兩倍，但是英國擁有價值5萬英鎊以上房産的人是法國的三倍，擁有25萬英鎊以上房産的人是法國的四倍。
調查者拿出的是真憑實據：睡眠、飲食、衛生、隐私，甚至用于呼吸的空氣都無法滿足基本的人類生存條件。
根據赫胥黎（Huxley）教授的計算結果，每人800立方英尺[3]的空氣量是理想的情況。
這個數據在貧民院是300立方英尺，而在貧民窟，三個人睡一張床，共用700立方英尺的空氣，或者在有孩子的家庭，八九個人共用1200立方英尺的空氣。
他們和寄生蟲一同生活，一張鋪在地上的紙就能充當廁所，星期天吃一次魚就算是八口之家每周的蛋白質供應，每人隻能分到2.5盎司（約71克）的份兒。
小孩面色蒼白，牙齒潰爛，發育不良，如果他們去上學的話，不是在課桌前發呆，就是蒙頭大睡。
無知、冷漠以及虛弱的身體是貧窮的産物，城市貧民窟就是浪費生命的泥沼。
而過度擁擠的鄉村也好不到哪裡去。
牛津郡的一間村舍裡，八口之家隻睡兩張床，中間隔着一堆單薄的毯子；約克郡的一間村舍裡，一對夫婦和五個女兒共用兩張床和一個閣樓；在薩默賽特，一位母親和三個孩子睡一間屋，五個男孩和女孩共用另一間屋，年齡最大的有19歲。
對于缺乏專門技術、沒有加入工會的工人來說，他們的工作條件和貧民窟差不多。
1897年，也就是維多利亞女王金禧慶典的那一年，格拉斯哥的肖菲爾德（Shawfield）化工廠裡，工人們一天工作12小時，全周無休息日，每小時的工錢隻有3&mdash4便士。
這些在有毒煙霧中工作的人們甚至沒有午休時間，隻能在焚化爐邊站着吃午飯。
如果他們星期天不來上班，下一天的工資就會被罰掉。
而這座化工廠的老闆，歐沃頓勳爵（LordOvertoun）是個每年捐款1萬英鎊的慈善家，還是尊重禮拜天、各大星期日休息協會的主要成員。
在其他工廠，沒有得到允許就不來上班的工人可能會被逮捕。
就算他們事先申請休息，也有可能遭到拒絕；如果他們無論如何還是休息了，往往第二天就得在監獄裡度過。
技術工人如果加入行業工會，情況會好得多，英格蘭的行業工會是歐洲曆史最悠久的。
技術工人占所有成年男性工人的五分之一，這也比其他任何國家的比例更大，他們有自己的保險和養老體系，有強大的基金支持，并且可以到所在的合作社買到便宜的東西。
盡管如此，和資産階級相比，他們還是處于劣勢，背後還有無處不在的失業可能，使他們成為弱勢群體。
1900年起，英格蘭的經濟已經走出了19世紀90年代的蕭條期，總體上繁榮、積極，處于擴張狀态。
運貨商、造船廠、銀行家、工廠主都很忙碌，煤礦全線運轉，盡管在化學、電氣等新工業上，英國不如某些外國競争對手那麼有創業精神，大多數行業雖然難免有起伏，整體形勢還是不錯的。
但是，利益分配的鴻溝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
富人們享受着頂級的奢華與閑适，工資的購買力卻在下降，工人的物質生活也惡化了。
英國規定的參軍最低身高從1883年的5英尺3英寸（約1.6米）降低到了5英尺（約1.52米）。
體制出了問題。
不知怎麼回事兒，這些年來機械和物質上的巨大成就反而把社會整垮了。
在這個進程加速的美國，深受震動的托斯丹·凡勃倫（ThorsteinVeblen）在工商企業中深入調查，專門揭發醜聞的公民記者也把調查轉入貧民窟、牲畜圍欄和标準石油公司的文件裡。
英國的改革家、作家、十字軍記者、費邊社成員、社會主義者、自由黨激進派為了尋找補救的辦法，已經失去了耐心。
H·G·威爾斯尖銳地吼叫，警告大家，無計劃的物質進步會導緻樓房越來越高，城鎮越來越大，資本家越來越壞，被踐踏的、陷入絕望的工人越來越多，正如他在《當睡者醒來》一書中所描繪的那樣。
這是一個&ldquo一切都更大、更快、更擁擠&rdquo的未來&hellip&hellip簡而言之，是&ldquo當代各種傾向的誇張版本&rdquo。
威爾斯就像一隻不停啄食文明疾病，發出咕咕叫聲的冠藍鴉。
他在1900年的《預感》和1905年的《現代烏托邦》中把新共和國塑造成一個有計劃的社會，并借此熱情地宣傳通過科學給人類帶來的進步。
和平、節約和改革，自由黨的這三個信條已經不再符合時代的要求了。
19世紀那種機會主義式的自由主義已成往事。
某種&ldquo憤怒的悲觀主義&rdquo啟發了查爾斯·馬斯特曼（CharlesMasterman）創作了《來自深淵》（1902）和《變化的危險》（1905）。
這位年輕的自由黨記者，《每日新聞》的文學編輯，忠實的高教會派信徒，娶了一位利特爾頓家的小姐，她的叔叔是貝爾福的内閣成員。
他屬于新派自由黨的一員，19世紀的許諾被如今的動向背叛，馬斯特曼茫然而不安。
同樣受這種&ldquo憤怒的悲觀主義&rdquo啟發的還有一位孤獨的經濟學家，J·A·霍布森（J.A.Hobson），他在1901年出版了《社會問題》一書。
他看見自由主義早期明亮的希望被适者生存的教條所遮蔽，進步的能量全神貫注于物質增長。
政治經濟學已無法解決社會問題，他認為需要一種新的社會科學來&ldquo為一種新的社會進步的藝術提供令人滿意的依據&rdquo。
霍布森認為，失業是問題的關鍵。
失業意味着人類資源的浪費，在他看來，無所事事的富人也包含在内，根據1891年的人口普查，有25萬個年齡在20歲到65歲之間的富有男性沒有任何職業或工作。
消費力不足是失業的必然結果，它正是種種社會問題的主要來源。
霍布森也認為，帝國主義不是所謂白種人的責任，被高貴地承擔，而是經濟體的内在要求，為了彌補國内市場的不足。
霍布森的觀點寫在了1901年的《沙文主義的心理》和1902年的《帝國主義論》中，影響甚大，但是遭到了帝國主義者和費邊社成員的忌恨，後者也是信奉帝國主義的。
沒有任何一所著名大學聘請他做教授，連1894年成立的倫敦經濟學院也不例外，費邊社之所以建立這所大學，正是為了創建那個新的社會科學，這正是霍布森的目标所在。
費邊社想要的是沒有馬克思和革命的社會主義，有點兒像沒殺過人的麥克白&mdash&mdash這是一種理性、體面、漸進、真實又實際的英式社會主義，為其提供技術支持的是聰明用功、觀察入微的韋布夫婦（Webbs）以及常識感特别好的蕭伯納。
費邊社成立于19世紀80年代，通過小冊子宣傳計劃和論證，是一個知識分子的遊說團，一心要把現存的政治體制引入到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标上。
比阿特麗絲·韋布把人分為兩類，貴族、藝術家和無政府主義者[4]是A類人，慈善家，資産階級和政府官僚是B類人，費邊社成員也屬于B類。
他們不在工人階級中尋找根基，而更喜歡如威廉·莫裡斯（WilliamMorris）所說的，通過&ldquo逐步在高素質人群滲透我們的志向&rdquo，并逐步影響政府來實現他們的目标。
他們在B類人當中進展顯著，但仍然隻是個七八百人的經院哲學組織，為工人而辛苦勞碌，卻又遠離工人群衆。
在英國，知識階層的人是無法滲透到工會當中的。
費邊社對馬克思主義的強制性階級鬥争定論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勞工和雇員必須在資本主義體系中達到目的，因為如果沒有雇主的利潤，他們也就沒飯吃了。
在&ldquo反駁&rdquo馬克思的演講中，身材高大、聲音尖細、滿頭紅發、引人注目的蕭伯納大膽地煽動聽衆，用清脆、銳利的句子傾吐他的理念，不間斷地講了一個半小時，在場的人被迷得神魂颠倒。
在1905年12月首演的《巴巴拉少校》中（貝爾福先生也在現場），蕭伯納借軍火巨頭安德夏夫特（Undershaft）之口，談論&ldquo貧窮的罪惡&rdquo。
&ldquo你所說的罪惡算不上什麼：這裡一次謀殺，那裡一次盜竊，有什麼大不了！這些不過是生活的意外和疾病罷了：整個倫敦能稱得上是真正的職業罪犯的才50個人，但貧困的人有好幾百萬，他們凄慘、肮髒、吃不飽、穿不暖。
他們在道德和實體上毒害我們；他們殺死社會的幸福；他們強迫我們放棄自由，以不近人情的殘酷組織起來，就是擔心他們起來反抗，把我們拉進他們的無底洞。
蠢人才害怕犯罪，我們都害怕貧窮。
&rdquo
韋布夫婦用堆積成山的報告，以及英國社會的潤滑劑&mdash&mdash社交和談話&mdash&mdash來打擊這項罪惡。
決意促進社會進步的他們其實本質上是專制主義者，對民主進程毫無耐心。
他們贊成保護主義、約瑟夫·張伯倫（比阿特麗曾經還想和他結婚），以及所有能夠加強國家力量，帶來更多稅收，為修建下水道、流動廚房和失業保險提供資金的東西。
他們不喜歡自由黨人，因為這些人不理解帝國主義，也不懂社會主義對新時代的要求；他們也不想相信工黨，這些沒教養的人肯定沒有能力讓社會服從他們的意志。
他們想要的是一個強大的政黨，雷厲風行，對國家需求有務實的理解，能像保姆一樣，好好管教未來，給它穿上幹淨的衣服，幫它洗臉，擤鼻涕，叫它挺直身闆，坐在桌前，為它提供合理的飲食。
隻有被張伯倫革新過的、接受韋布夫婦指導的保守黨才能做到這些，它将把托利式社會主義的鐵的祝福送給英格蘭。
正統社會主義的代表是社會主義民主聯盟，其領導H·M·海因德曼家境富裕，受過伊頓公學和劍橋三一學院的栽培，和威爾士親王的入學年份正好相同。
社會主義民主聯盟笃信馬克思主義，同時也缺乏和工人階級的交流，它表達了歐洲大陸社會主義最憤怒的革命學說，但沒有什麼追随者，所以隻是一個沒有實體的聲音。
海因德曼曾說：&ldquo如果下個星期一早上10點沒有革命的希望的話，我就無法再繼續下去了。
&rdquo革命大概會從天而降，因為從海因德曼的計劃上來看，工人并不扮演發起人的角色。
&ldquo一個奴隸階級是不會被奴隸自身解放的，&rdquo海因德曼宣稱，&ldquo領導、發起、教育和組織必須來自出身不同的人群，他們在早年受過訓練，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能力。
&rdquo他抱怨古怪的英國戰術，即統治階級把嶄露頭角的工人領袖吸收進來，而後者在&ldquo接受了為了他們而犧牲自己的财富的社會主義者的教育&rdquo之後，經不起考驗，非常樂意叛變投敵，加入占主導地位的少數派（也就是自由黨）。
他說話的語氣似乎證實了他的朋友對他的看法，據說喜歡打闆球的海因德曼是因為沒有入選劍橋大學的十一人闆球隊才怨天尤人，成了社會主義的信徒。
海因德曼和《号角》（Clarion）的編輯羅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Blatchford）等一群認真的人一起，在會議、文章、報刊、演講中堅持不懈地追求着那個&ldquo星期一的早晨&rdquo，盡管英國的工人階級并不想要那個世界，他自己也無法在那樣的世界裡活下去。
1901年發生的一件事成了轉變政治力量平衡的關鍵點。
在塔夫河谷罷工案（TaffVale）的判決中，上議院作為上訴法院裁定工會為罷工引起的損失負責，因此，工會成員的養老金和福利基金便受到了威脅。
正是統治階級的這個舉動令英國的工人階級确信，政治代表是必要的。
在此之前，英國工人甯願通過工會直接和雇主較量，而不是通過議會開展政治行動。
英國工人向來又是擁戴自由黨的，所以不會轉而支持社會主義政黨，而且他們也不贊成階級鬥争。
克列孟梭說：&ldquo英國的工人階級也是資産階級。
&rdquo歐洲大陸的同志們覺得英國的工會聯盟缺乏創見，無聊透頂，因為其成員對思想的交鋒沒有興趣，隻想獲得眼前利益。
一位訪問者說，在法國人看來，這種所得不過是為了社會革命積聚力量；而英國工人卻認為眼前利益就是目的本身，&ldquo對根本的原則和永恒的真理很不耐煩&rdquo。
正如莫利（Morley）所說：英國工人對新的社會體系不感興趣，隻想&ldquo在目前的體系下獲得更公平的待遇&rdquo。
永恒的真理在1892年通過一位蘇格蘭礦工工會組織人發出了聲音。
這位和先知一樣激情四射的人名叫基爾·哈迪（KeirHardie），當年36歲，個子不高，相貌英俊，棕色的眼睛炯炯有神，頭發梳在半球形的額頭後。
他出生在拉納克郡煤田的一座隻有一間房子的農舍，家裡有兩個大人，10個小孩，他的母親不知怎的教會他讀書認字，他7歲的時候就去面包房跑腿。
在某個星期的發薪日，他的父親失業，母親因為剛生了小孩卧床，家裡沒有吃的，于是這個幼小但獨立持家的男孩在雨中走了兩英裡（約3千米）路，趕到工作的地方，接連兩天遲到15分鐘。
&ldquo上樓去，老闆找你。
&rdquo收銀台後的女孩告訴他。
他走進了屋，雇主一家人正圍着桃花心木的早餐桌，就着熱氣騰騰的咖啡吃烤面包。
他就這樣被解雇了，而且為了提醒他不再遲到，他這一周的工錢也被沒收。
他兩手空空走出門，女仆可憐他，不作聲地塞給他一個面包卷。
哈迪是絕對相信階級鬥争的。
在他看來，自由黨和保守黨沒什麼兩樣，不過是雇傭階級的另一張臉。
在他第一次作為獨立的工人領袖參加1888年的拉納克郡中期選舉時，自由黨的候選人喬治·特裡維廉（GeorgeTrevelyan）爵士向他解釋，他們倆的戰鬥令保守黨漁翁得利，是很不幸的事；如果哈迪此時退出，自由黨可以确保他獲得一張安全議席，承擔他下次大選的競選費用，并支付他300英鎊的年薪。
哈迪從未掙過那麼多錢，但他拒絕了這個建議。
雖然他在這次選舉失敗了&mdash&mdash隻獲得了全部7000張選票中的617票&mdash&mdash但四年之後，他作為獨立參選人在西南漢姆（SouthWestHam）脫穎而出。
他從未屈服于資本家的拉攏。
在一次關于失業問題的辯論上，沒有人為挨餓的民衆說一句話，哈迪越聽越氣，終于脫口說出：&ldquo你們這幫飽食終日的畜生！&rdquo在另一個場合，一位議員譴責失業者是懶惰的流浪漢，不願工作，哈迪則指出，同樣數量衆多的流浪漢&ldquo帶着大禮帽和護腳，每天都能在西敏寺的馬道上&rdquo見到。
他在大會上講演時，站姿好似鑿過的花崗岩，象征着解放了的工人，頭部後仰，身體筆挺，他好像在表達那種他希望能灌輸到工人階級裡的&ldquo平等、自由和歡欣鼓舞的自立精神&rdquo。
他沒有薪水，也沒有政治資金，靠新聞寫作自食其力，養活了妻子和三個孩子，最多每年賺210英鎊。
1889年，孤注一擲的碼頭工人為争取每小時6便士的工資舉行罷工，掀起了非技術工人組織行業性工會的運動。
這項運動持續到19世紀90年代，其組織者被一種&ldquo宗教式的必要性&rdquo觸動，但他們很難說服工人們相信，比起&ldquo讓壓抑的情感噴薄而出的激烈罷工&rdquo來說，仲裁會帶來更好的薪資水平。
碼頭工人的罷工就發生在倫敦的中心，他們在資本的眼皮底下展現了階級鬥争的現實。
這個事件也把赫伯特·塞缪爾那樣的年輕人卷入了政壇。
他在幫助他哥哥參加倫敦郡議會（LCC）選舉掃街拜票時，就去過懷特查佩爾區的血汗工廠和肮髒的住宅。
這次罷工工人的生存條件更令塞缪爾震驚，&ldquo從那一刻起&rdquo，他下定決心，把下議院和&ldquo參與社會立法視為自己的目标和宗旨&rdquo。
這場罷工也使一位狂暴的工會主義者，約翰·伯恩斯（JohnBurns）出了名。
伯恩斯是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