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師聯合會和火車司機工會的成員，被稱為&ldquo扛着紅旗的人&rdquo，因為他不管何時演講，都有帶着紅旗的習慣。
伯恩斯并非碼頭工人工會的成員，但他接管了他們的罷工，幫助領導人湯姆·曼（TomMann）和本·蒂利特做了管理工作。
他和警察保持良好的關系，組織工人排隊領取食品，并在薪資談判上取得了和解，&ldquo碼頭工人的6便士&rdquo成為現實&mdash&mdash他的做法令克魯泡特金很頭疼，認為這麼做錯失了關鍵時機。
&ldquo如果說有8萬人支持的伯恩斯沒有鬧革命，&rdquo他寫道，&ldquo那是因為他害怕被砍頭。
&rdquo伯恩斯也曾大事聲張，要實現社會主義，但他太英國了，不适合革命，也從來沒像哈迪那樣拒絕與資本主義和解。
隻要符合當前的情況，他願意同任何人結盟，為勞工的權益做鬥争，所以他在參加倫敦郡議會選舉時，是和自由黨合作的。
據比阿特麗絲·韋布說，他對基爾·哈迪的憎恨&ldquo到了瘋狂的地步&rdquo。
在1893年的英國工會聯盟會議上，哈迪獲得了足夠的支持，擊敗競争對手伯恩斯，成立了獨立工黨（ILP），并被提名為主席。
該黨派宣稱了馬克思主義的目标&mdash&mdash确保&ldquo所有生産、分配、交換的手段&rdquo都為公有，為了确保沒有錯誤，還說要&ldquo在經濟條件成熟時組織革命&rdquo。
各行業工會沒有為它提供熱情的經濟支持也就不奇怪了。
兩年後，1895年大選，索爾茲伯裡勳爵成立内閣，而獨立工黨的28個候選人竟無一人獲得議席。
這是&ldquo拿破侖死後最昂貴的葬禮&rdquo，伯恩斯不無幸災樂禍地點評道，在這一點上他和韋布夫人是一緻的。
她宣稱，工人政黨獨立參選，堅持三方分散選票的行為無異于&ldquo自殺&rdquo。
不過，獨立工黨雖然慘敗，保守黨編輯J·L·加文（J.L.Garvin）還是憂慮它會在将來成為&ldquo英國政壇日益強大、令人擔憂的力量&rdquo。
與此同時，雇主們也聯合起來，抵抗工人的要求。
這類協會的數量越來越多，加入其中的雇主還簽訂協議，雇用沒有參加工會的工人。
為了在罷工期間有所&ldquo儲備&rdquo，他們創立了自由工人登記簿，其實就是一張張列舉破壞罷工者名字的單子。
1897年，曆史悠久、能力強大的工程師聯合會為争取8小時工作日發起了長達30個星期的罷工，結果被雇主聯合會打敗。
他們封閉工廠，抓捕罷工者，戰勝了其他的工會，恢複了計件工作制，并拒絕支付加班工資。
政府有時還會派出軍隊，給他們提供支持。
為了不留任何漏洞，這些聯合會在1898年成立了雇主議會委員會，企圖把所有與其有利益沖突的法案扼殺在搖籃中。
1900年，若幹工會&mdash&mdash差不多是工會總數的四分之一&mdash&mdash不太情願地慢慢走向政治舞台，它們聯合獨立工黨以及海因德曼的組織，成立了勞工代表委員會，準備為大選推出自己的政治候選人。
費邊社也半心半意地暫時加入。
委員會選擇了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MacDonald）擔任書記。
麥克唐納是個34歲的蘇格蘭人，出身貧寒，是獨立工黨的創始人之一，以機敏的政治意識著稱。
海因德曼的組織終于發現，知識分子并不能控制委員會的政策，于是退出了；費邊社知道委員會的努力&ldquo不符合他們的方針政策&rdquo，所以從未真正參與其中。
煤礦、棉紡織等老資格的行業工會仍然保持敵意。
1900年大選時，委員會送出的14個候選人中隻有哈迪和約翰·伯恩斯兩人當選。
接着，&ldquo驚人的打擊&rdquo&mdash&mdash塔夫河谷罷工案來了，不少雇主乘勝追擊，要求賠償損失，工會接連敗訴；工會的資金要為損失負責，長久以來罷工的權利便因此作廢，勞資談判好不容易取得的成果變得搖搖欲墜。
工會深受打擊，對過去的直接行動原則心灰意冷，于是直面政治，決意逆轉塔夫河谷案，方法隻有一條：通過議會。
勞工代表委員會中工會成員的數量在兩年間增加了一倍多，工會的金庫也向委員會敞開，使得委員會在1902年和1903年的補缺選舉中赢得三個議席，其中一個還是在達勒姆的三人選戰中勝出的。
曾做過修桶工和城鎮議員，出生于濟貧院的威爾·克魯克斯（WillCrooks）、鑄鐵工人阿瑟·亨德森（ArthurHenderson）和紡織工戴維·沙克爾頓（DavidShackleton）進入了&ldquo倫敦最好的俱樂部&rdquo&mdash&mdash下議院。
在這裡确實能感受到社會風向的改變。
但是，保守黨所代表的階級并未因此亂了陣腳。
主流的情緒總的來說還是心滿意足的。
剩餘勞動力作為利潤系統的支柱是經濟的自然法則，不容任何立法的幹擾，這是保守黨的宗旨。
上層階級的生活仍然舒适安逸，很難感受到所謂改革&ldquo不完美社會秩序&rdquo的緊迫性&mdash&mdash《泰晤士報》的用詞很淡定。
基爾·哈迪在1901年将第一份社會主義議案呈送下議院，并花了20分鐘解釋：造成布爾戰争、義和團運動和倫敦貧民窟的利潤系統的弊端可以通過土地和财産公有制來改善。
&ldquo剛吃完晚飯的貝爾福先生沖着演說者友好地微笑，毫無疑問正在計算他要浪費多少時間在這份議案和演講上。
&rdquo
1905年大選在即，讓步成為必要。
為了争取工人的選票，保守黨委任皇家貿易糾紛專門調查委員會對重建無過失責任原則做出報告，甚至還允許《貿易糾紛議案》的提出，假使其通過委員會和下議院的兩次宣讀的話，便可扭轉塔夫河谷案的判決，不過這個議案最後并沒有成為法律。
保守黨面對失業問題雖然談不上果敢，但也采取了充分的措施，頒布了《失業工人法》，從而建立了勞動局，對失業人員登記注冊，幫助他們找工作，并在某些情況下支付補償金。
可惜該法隻适用于倫敦，不過是做了一些有限的修補工作而已。
保守黨并沒有給出真正的補救計劃，因為他們不想要這樣的東西。
自由黨作為少數派需要工人的支持才能獲勝，而且隻有以足夠大的選票差距獲勝，才能把他們從愛爾蘭的夢魇中拯救出來。
對于他們來說，獨立工黨候選人出現在大選的戰場意味着災難。
自由黨面臨三強争鬥的危險&mdash&mdash工黨将分散自由黨的選票&mdash&mdash他們現在不僅需要支持，更需要結盟。
工黨的代表拉姆齊·麥克唐納做好了傾聽的準備。
他和自由黨黨鞭赫伯特·格萊斯頓（HerbertGladstone）[5]在1903年做出秘密協議，自由黨同意不和工黨競争35個席位；作為交換，當選的工黨議員将和自由黨一起投票。
麥克唐納沒有征求基爾·哈迪的意見，倘若哈迪知道，必将此協議視為背叛，甚至是不必要的。
在他看來，自由黨最終會發現，失去工人階級的選票，他們将一無是處；到了那個時候，他們要是不和工黨合作，就得&ldquo和保守黨一塊兒幹了&rdquo。
1906年1月中旬，兩周時間&mdash&mdash當時的習慣如此&mdash&mdash大選上演了。
華工苦力、保護主義對抗自由貿易、教育稅、塔夫河谷，這些讨論了三年的争議又一次回蕩全英國。
華工在威爾士的山上勞作？&ldquo天理不容！&rdquo勞合·喬治誇張地咆哮。
政治煽動家和非理性的力量僅僅加強了保守黨在位時間太長的印象，而這一次，煽動家和非理性的聲音是正确的。
人們期待轉變，轉變也确實來了。
自由黨以壓倒性的優勢獲勝。
他們以前所未有的513票對157票回歸下議院。
這些選票并非都歸他們所有。
工黨赢得53個議席，其中29席屬于勞工代表委員會，這也是他們第一次在下議院組織起來，作為受到認可的政黨，擁有自己的黨鞭。
剩下的24個議席屬于工會代表，被稱作自由黨&mdash&mdash工黨（Lib-Labs），接受自由黨黨鞭的監督，直到1909年才正式隸屬于工黨。
這53人和377個自由黨一起投票，連同83個愛爾蘭議員，令勝利的政黨獲得了絕對多數的356票差額，龐大到了笨重的地步。
就算沒有工黨和愛爾蘭人，他們自己也有220票差額，足夠擺脫任何組織的影響。
他們終于第一次實現了格萊斯頓一直以來的夢想&mdash&mdash不受愛爾蘭影響的自由黨多數票，用保守黨的話說是&ldquo異常到可惡&rdquo。
工黨的成就更加驚人，它的意義自然不容小觑。
阿爾梅裡克·菲茨羅伊爵士的一位朋友失去了蘭開夏郡選區的議席，他将這個失敗歸結于工黨的興起，對結果産生重大影響的不是關稅或者其他議題，而是&ldquo一種信念，出身工人階級的人第一次确信，他們可以依靠自己的雙手拯救社會&rdquo。
作為對政界新人的承認，約翰·伯恩斯被任命為地方政府委員會的主席，成為第一個擔任内閣級别職位的工人。
&ldquo我向您表示祝賀，亨利爵士，&rdquo他對授予他職位的新首相坎貝爾-班納曼如是說，&ldquo這将是您所安排的職位中最受歡迎的。
&rdquo事實證明伯恩斯所言不虛。
在統治階級的擁抱下享受了一個星期後，伯恩斯告訴比阿特麗絲·韋布：&ldquo我已不再是一星期之前的自己了。
&rdquo他在内閣的歡快情緒十分明顯，以至于愛德華·格雷爵士想起了博物學家吉爾伯特·懷特（GilbertWhite）寫過的一句話：&ldquo六月天裡，烏龜歡欣鼓舞，踮着腳尖走路。
&rdquo
對于保守黨人來說，這個結果堪稱記憶中最慘烈的選舉敗仗。
這次災難中，連貝爾福也沒能幸免，同樣失去議席的還有他的兄弟傑拉德（Gerald），他的内閣成員阿爾弗雷德·利德爾頓和約翰·布魯德裡克，以及他的表弟休·塞西爾（HughCecil），&ldquo最悲慘的命運&rdquo&mdash&mdash《笨拙》雜志為之哀悼&mdash&mdash屬于亨利·查普林，這位英格蘭的護衛當議員已有39年。
這幾個人都在下一次的補缺選舉中重拾議席，但此時，獲得絕對多數支持的&ldquo新民主派&rdquo主宰議會，耀武揚威。
大選前在曼徹斯特拉選票的忙碌的日子裡，貝爾福以其特有的超脫精神，抽出時間為一個更古老的問題尋找答案，盡管比起他是否能回到首相位置來說，這個問題并不太急。
1903年，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Herzl）代表猶太複國主義者請求約瑟夫·張伯倫支持他們在西奈半島[6]争取殖民許可。
在張伯倫眼中，猶太人是很有事業心的殖民媒介，但是他沒能說服在埃及的英國當權者，于是提出把東非的烏幹達交給猶太人，作為巴勒斯坦的替代品。
當時，俄國屠殺猶太人造成了恐慌，東歐的猶太人拼命尋求逃離歐洲的辦法，但是猶太複國大會還是拒絕了張伯倫的提議，而貝爾福想知道原因。
他一直挂念着&ldquo基督教和基督文明從猶太教中獲益良多&rdquo，在頭腦中盤算着烏幹達問題，所以在大選如火如荼之時，仍然詢問手下一位叫德雷福斯的幹事關于此事的看法。
為了解答貝爾福的疑惑，德雷福斯帶來了他的一位朋友：熱誠的猶太複國主義者哈伊姆·魏茨曼（ChaimWeizmann）。
這位32歲的魏茨曼先生在曼徹斯特的維多利亞大學擔任化學講師，臉色有着俄羅斯式的蒼白。
貝爾福安排了15分鐘的時間，在曼徹斯特酒店的競選總部接待了他，結果這位訪客停留了超過一小時。
想到要在15分鐘内，用結結巴巴的英語和這位頗有聲望的政治家解釋一個民族的全部曆史、希望、派系與對立的思潮，魏茨曼很緊張。
&ldquo我倉促地就猶太複國運動的意義長篇大論起來&hellip&hellip除了以現代政治話語傳達的深刻的宗教信念以外，沒有什麼東西能使這項運動繼續下去，而這個信念必須也隻能建立在巴勒斯坦。
别的地方都是虛假的偶像&hellip&hellip我心急如焚，尋找着不太笨拙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hellip&hellip突然間我說：&lsquo貝爾福先生，如果我把巴黎給您，用來替代倫敦，您願意接受嗎？&rsquo
&ldquo他站起身，看着我說：&lsquo但是，魏茨曼博士，我們已經有倫敦了。
&rsquo
&ldquo&lsquo不錯，&rsquo我說，&lsquo在倫敦還是一片沼澤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有耶路撒冷了。
&rsquo他向後仰身，仍然盯着我看&hellip&hellip直到1914年，我才再一次見到他。
&rdquo關于後來那份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宣言[7]，貝爾福在臨終時說：&ldquo總而言之，那是他回顧一生時覺得最值得做的一件事。
&rdquo
選舉失敗的第二天早上，貝爾福拜訪了一位朋友。
這位朋友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貝爾福&ldquo心煩意亂&rdquo的樣子。
不過，他帶上一本書上床睡覺，第二天下樓午餐時&ldquo休息得很好、心情舒暢&rdquo，下午打高爾夫球，接下來的一天也是，看起來玩得很痛快，完全不關心接下來的選戰結果，&ldquo甚至連報紙都不看&rdquo。
他将這次失敗歸結于工黨的崛起，以及公衆對改革的渴望。
他注意到，真正的議題作用不大，因為觀衆們拒絕傾聽辯論。
打高爾夫球的貝爾福看似了無牽挂，實則也在思索。
&ldquo1906年大選開創了一個新時代。
&rdquo他第二天寫信給國王的秘書弗朗西斯·諾裡斯（FrancisKnollys），而工黨的突然出現是這個時代突出的特點。
中原逐鹿，召喚新人。
貝爾福就這個話題給幾個朋友寫信，思索了幾天時間，逐漸打開了思路：這不是一場&ldquo平常的政黨更疊&hellip&hellip這裡發生的和我們過去三年的口舌之争沒有任何關系。
&rdquo坎貝爾-班納曼&ldquo不過是個在激流上跳舞的軟木塞，什麼都控制不了&rdquo，要想理解這場戲的全部意義，必須從&ldquo引發聖彼得堡屠殺、維也納騷亂和柏林社會主義遊行的同一個運動的角度來看&rdquo。
意識到新發展的影響，貝爾福思緒紛飛，他在自由黨大獲全勝之際寫道：&ldquo我認為，一切會以自由黨的分裂收場。
&rdquo他沒有因為戰鬥進入新時期而灰心喪氣，相反，他變得比以往更活躍，他向諾裡斯保證，自己沒有退出政壇的意圖，因為&ldquo我對現在發生的事情實在很有感興趣&rdquo。
他比大多數人都更清晰地意識到了權力的轉移，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從執政黨到在野黨的政治轉移，而是更為深刻地轉移到了一個新的階級，雖然這個階級還遠沒有擁有權力，但它對掌權者的施壓導緻了社會組成部分的劇變。
不過，貝爾福此時已經失去議席。
&ldquo我肯定不會像個被辭退的男仆一樣，跑遍全英國，解釋我是多麼誠實、勤勞。
&rdquo他說道。
有人在倫敦城選區為他覓得一個議席，于是他以反對黨領袖的身份回到了下議院。
除了貝爾福以外，其他人也在自由黨的勝利中看到了其解散的預兆。
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這是不可避免的。
羅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Blatchford）預言，自由黨&ldquo為了不疏遠溫和派的支持者&rdquo，将會試圖推行&ldquo一種缺乏誠意的政策&rdquo。
如果他們采取真正的矯正社會的立法，他們就會失去資本家支持者，後者會叛變到保守黨陣營。
而如果他們在社會改革上無所作為，他們又會失去激進派的支持，正是這些人把他們選上台的。
不論發生以上哪一種情況，這屆政府都将是自由黨的天鵝之歌。
&ldquo對我們的事業最為肯定的幫助就是自由黨不可避免的解體。
&rdquo
1906年下議院的構成令保守黨人确信，社會主義的崛起直接威脅到了權貴的存在。
在此之前，擁有土地的貴族和鄉紳還認為自己可以替人民說話，以為自己和普通人有着相同的國家利益，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是一個整體。
他們深信保守黨式的民主是仁慈的，隻要它不幹預現存的秩序就好。
他們以自己熟知的農民和仆人階級來理解民衆。
在貝爾福的内閣裡擔任愛爾蘭事務大臣的喬治·溫德姆（GeorgeWyndham）是個熱情洋溢、忠實堅定的保守黨人，他在1906年的大選中保住了議席，深信自己赢了選舉，如此向他的母親彙報戰果：&ldquo因為工人們熱愛我。
我赢得了他們的心&hellip&hellip我歌唱帝國之下大家的手足情誼，和外國人的良好關系，照耀子孫的帝國榮耀，還發自肺腑地小小談論了一下學校裡的基督精神&hellip&hellip我向他們敞開了我的心，我們彼此充滿愛意。
我是因為保守黨的原則、大英帝國和财政改革而獲勝的。
愛爾蘭人投了我的票，漁民投了我的票，士兵投了我的票，工匠也投了我的票！隻是因為我們喜歡對方，熱愛過去的傳統和未來的輝煌，就這麼簡單。
&rdquo
不管他的選區情況如何，溫德姆描繪的18世紀醉人圖景對于英格蘭以及1906年的世界而言，早就過時了，就像已經去世的攝政王一樣。
務農的人群正在消失，他們滲入到城市，和正在取代他們的工業無産階級以及權貴階級之間沒有關愛，也沒有共同利益。
溫德姆這類人對礦工、工廠工人、生活在一排排單調的城市住宅的人們一無所知。
&ldquo想想看，&rdquo出生于布倫海姆宮的溫斯頓·丘吉爾在曼徹斯特拉票時進入了一條特别沉悶的街道，&ldquo居住在這樣的地方，從來沒見過美好的東西，沒吃過可口的菜肴&mdash&mdash沒說過聰明的話！&rdquo擁有如此命運的人正是新登記的選民。
377個自由黨議員中，有154人，即40%，是商人，85人是律師，69人是&ldquo紳士&rdquo，25人是作家或記者，22人是官員，剩下的22人包括大學教授、老師、醫生等擁護自由黨事業的人。
失敗的保守黨中，比例最大的還是紳士，占30%，接着是商人，占25%，官員占20%。
議會中有310人（幾乎是總人數的一半）是新當選的議員，第一次入駐下議院。
一位高貴的爵爺參觀新組建下議院時，發現&ldquo奇裝異服者&rdquo為數極少，因而松了一口氣。
但是《笨拙》雜志的資深通訊員亨利·魯西（HenryLucy）爵士注意到下議院的語調、個性及社交禮節已被&ldquo徹底改革&rdquo。
愛爾蘭人行為粗野，以不講禮貌著稱，他們也刻意這麼做，不理會下議院的傳統。
他們讨厭屬于英格蘭的東西，有多數票的自由黨也不需要愛爾蘭人，因此他們沒有讨價還價的砝碼，什麼都做不了，隻能制造噪聲、故意找茬來宣洩挫敗感，以此來防止下議院通過任何反對愛爾蘭自治的法案。
為了擺脫英國的統治，争取自治，他們艱苦奮鬥了很久，這次自由黨的勝利非但沒有為愛爾蘭人的事業提供幫助，反而令其陷入困境。
貝爾福回歸下議院時，懷有敵意的多數黨公開向這位反對派的領袖、失敗政黨的象征表示厭惡。
據奧斯汀·張伯倫（AustenChamberlain）說，新加入的議員&ldquo無法容忍他的存在，對他很沒禮貌&hellip&hellip取笑他，總是打斷他&rdquo。
貝爾福巋然不動，還是一貫的溫文爾雅，完全掌控辯論的形勢，成功地在一年之内重建他的支配地位，赢得了反對者的尊敬，他們認為貝爾福&ldquo給議會帶來了改變&rdquo。
盡管新政府中有不少人是他私底下的朋友，坐在他對面、主講台後的那個人卻不是。
正如一位同事所言，坎貝爾-班納曼（C.-B.）對貝爾福&ldquo曆史的韻味&rdquo無動于衷，&ldquo他根本就看不到這一點&rdquo。
會議的早半段，C.-B.就試圖戳破它的符咒。
被問到保守黨對一份反對關稅改革的議案的立場時，貝爾福又和以前一樣用模糊的用詞狡猾地逃避了追問，這令首相C.-B.怒不可遏。
&ldquo蠢話已經夠多了！&rdquoC.-B.脫口而出。
他的這位前任就像&ldquo法國的波旁貴族&mdash&mdash沒有汲取任何教訓。
他還像從前那麼逍遙，那麼優雅，使用難以理解的辯證法，處理重大問題時還是那麼輕率、膚淺，如果他以為這些辦法還有用的話，他就太不了解新下議院的狀況了。
我要說，蠢話已經夠多了&rdquo！C.-B.的做法勇氣可嘉，被廣泛轉載，但貝爾福的光環并沒有消散。
新下議院的狀況最好的代表不是權貴貝爾福，也不是老派的自由黨人C.-B.。
新政府的兩大主導人物後來都接連擔任首相，對于他們來說從政不是家族繼承，而是畢生的事業。
這兩位就是H·H·阿斯奎斯，一個不信國教的約克郡羊毛商的兒子，和戴維·勞合·喬治，一個威爾士教師的兒子。
他們雖然背景和性格很不相同，但在進入議會前都曾做過律師。
勞合·喬治是新上任的大臣中最有活力的，擔任貿易委員會主席，雖說這不是一個重要的内閣職位，但勞合·喬治因此達到了前座議員的級别。
在《每日新聞》的編輯，很擅長觀察政治人物的A·G·加德納（A.G.Gardiner）眼中，勞合·喬治是&ldquo新時代的前兆&mdash&mdash登上權力寶座的人民領袖&rdquo。
雖然勞合·喬治當時尚未抵達權力巅峰，但他顯然已經上路了，就像雞籠子裡的狐狸一樣，他的目标明确。
他此時42歲，比阿斯奎斯小11歲，比丘吉爾大11歲。
1890年，他從威爾士的一個選區脫穎而出，來到下議院，為威爾士的民族主義而奮鬥，他既是一個緻力于政教分離的非國教徒，也是一個緻力于社會改革的激進派。
《悲慘世界》是他青年時代的政治聖經，無論何時出去旅遊，他都要帶上一個平裝本。
他冒着職業上的排斥和人身安全的風險，反對布爾戰争，彰顯了他在道義和體力上的勇氣。
他有強烈的政治原則，但沒有一點點顧忌。
瘦小、英俊、大膽、殘酷，又會花言巧語，有着明亮的藍眼睛、棕色的胡須和旺盛的活力，他總是不斷地追求女性，屢屢得手，而且還能靈巧地躲避可能産生的法律後果。
他有出色的演說才華，是政壇上的伯恩哈特[8]，他那充滿感情的凱爾特的歌謠令觀衆陶醉。
對他來說，在公開場合，戲劇化的修辭、極端的煽動再多也不過分；回到議會，他又小心謹慎，精明，清醒，正如他常說的那樣&ldquo英格蘭的基礎是商業&rdquo，沒有哪個政黨可以僅僅憑借迎合工人而生存。
他最偉大的天賦是敏銳而可靠的直覺，他能感受到這一刻需要什麼，并且信心十足地認為自己能滿足這個要求。
&ldquo他像獵鷹一般撲向機會&rdquo，而一旦把握住它，他就成了黨的領導不得不重用的人物，即便他就像保守黨中的張伯倫，是一隻杜鵑鳥，會反過來占這些領導的便宜。
走在他前面的是财政大臣阿斯奎斯，跟在他後面，步伐矯健的是溫斯頓·丘吉爾，他這次晉升次級内閣職位，擔任副殖民大臣，作為對他從保守黨改弦易轍的獎賞。
阿斯奎斯是一台專業智能機器，通過訓練和判斷做出應急的決策，而不是出于最基本的信念。
他的邏輯無懈可擊，他在論戰時不容辯駁。
&ldquo去把大錘拿過來。
&rdquo有一回貝爾福巧妙地把自由黨撕成碎片時，C.-B.命令道，于是阿斯奎斯及時出現。
他曾憑借獎學金讀完牛津大學，并以第一名成績畢業，用加德納的話說，乃是貝列爾學院體系最出色的産物：避免過度狂熱，&ldquo對崇高的思想持懷疑态度，即便這正是他心中所想&rdquo。
他理解一切，但毫無創新；堅定而冷漠，也許更适合當法官或完美的董事會主席。
他起初擔任律師，事業順利起步，但很快（1892年）就在格萊斯頓手下擔任了内閣大臣，于是以後起之秀的身份進入了上流社會，不過他很不熟悉社交界的慣例，那時候經常讓他的妻子挽着自己的胳膊，把她領入晚宴的餐廳。
這個錯誤在他妻子死後被糾正過來，對後起之秀尤為上心的馬格特·坦南特決定和他結婚。
他順利地融入了上流社會。
他是個&ldquo沒有自負，沒有嫉妒，沒有虛榮&rdquo的人，一位女性朋友如此評價。
他受理智的支配，不去刺激人也不試圖引起别人的反應。
公衆一直無法在頭腦中形成對他的印象，也無法給他貼上标簽，他是曆史上一個沒有面孔的人。
這屆政府還包括幾位沒有多少地産的貴族，比如後來辭職的裡彭（Ripon）侯爵，後來因為精神&ldquo失常&rdquo也最終辭職的崔德默（Tweedmouth）勳爵，還有羅斯伯裡的女婿克魯（Crewe）勳爵，他曾因為不穿晨禮服而穿短外套去上議院，把現任的威爾士親王（後來的國王喬治五世）&ldquo吓得不輕&rdquo。
偉大貴族的真正代表是保守黨的變節者&mdash&mdash溫斯頓·丘吉爾。
自由貿易不是他投身自由黨的唯一因素。
他在1904年改變黨派時已經知道保守黨就要下台了。
急着當官的他不想再等，也等不起了。
盡管他是一位公爵的孫子，他也要掙錢謀生。
當記者、寫書也能賺錢，但沒有他想要的那種機會。
像他這樣幹勁十足的人要是在美國可能會經商，但是作為一個繼承了如此名望的英國人，隻有從政才能實現宏偉的人生藍圖。
他認識到存在的社會問題，相信自由黨可以應對挑戰，也希望自己能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除了野心以外，他一直敬愛的、兒時的保姆埃弗裡斯特太太（Mrs.Everest）的境遇也是推動他改弦更張的原因。
埃弗裡斯特太太令丘吉爾親身體會到了無業老年人的命運，&ldquo他們中的許多人到了生命盡頭無人照料，沒有飯吃&rdquo。
1904年，他看到并抓住了機遇，做出了當時正确的選擇，赢得了施展才華的機會。
從此以後，他在所有的演說中都把自由主義宣揚成&ldquo被抛棄的百萬人的事業&rdquo，工人階級應當投身其中，而不是選擇具有破壞作用的社會主義。
就職之後，他就意識到自由黨如果無法從崛起的工黨手中赢得工會的選票，将難逃瓦解的命運。
于是，他着手開始争取選票，和勞合·喬治合作撰寫并通過針對工資、工時、養老金和社會保險的立法。
1906年10月在格拉斯哥的一次講話中，他提出了一份計劃綱要，幾乎采納了費邊社關于福利國家的想法，大大超越了這屆政府有意提出的任何東西，雖然他隻在政府中扮演一個小角色。
他大膽地宣稱：&ldquo我們将畫出一條下線，不允許不合條件的人生活、勞作&rdquo，并且打算把英國作為工人的&ldquo儲備雇主&rdquo，建立最低标準和鐵路國有的計劃。
比阿特麗絲·韋布十分滿意：&ldquo溫斯頓已經掌握了韋伯規劃&rdquo，她在日記裡寫道，他能這麼做可以說是&ldquo能力出色&rdquo。
應時而生的、最徹底的機會主義者出現在保守黨陣營。
他就是F·E·史密斯（F.E.Smith），33歲的新議員，後來将以伯肯黑德（Birkenhead）勳爵為名擔任大法官。
他在1906年的第一次演說堪稱那個時代最為轟動的下議院首演。
和阿斯奎斯一樣，他也是律師出身，白手起家，憑借獎學金在牛津念書。
他曾是牛津學生會的明星，在那裡學會了辯論的所有訣竅、策略和攻擊對手的路數。
這位和各派大人物沒有什麼關系的冒險家準備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無畏精神、勃勃野心和純粹的膽識步步高攀，一路向上。
當他第一次站在下議院，對着保守黨無精打采的殘兵敗将發表演說時，議員們看見的是&ldquo一個身體修長、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