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得體的年輕人，胡子刮得很幹淨，一張長臉棱角分明，眼神輕蔑，頭發上過油，很光滑&rdquo。
他站着，手插在口袋裡，一臉不屑的樣子，開始了文雅、自信的演說，&ldquo傲慢抨擊，十分漂亮&rdquo。
他的語氣如此辛辣，聲調和姿态如此老練，以至于聽衆們幾乎沒有留意到這篇演說缺乏主旨。
這是扔給自由黨的鞭炮，一連串冷嘲熱諷、含沙射影的個人攻擊。
保守黨人坐直了身子，又驚又喜。
演說者稍加歪曲地引用了勞合·喬治選舉活動時談及的在威爾士山上的&ldquo華人奴隸&rdquo，在議會前座的勞合·喬治本人打斷了他：&ldquo我沒這麼說過。
&rdquo史密斯毫不動搖，&ldquo我預感到可能會記不清，&rdquo他心平氣和地說，&ldquo所以特地帶來了1月16号的《曼徹斯特衛報》。
&rdquo讀完引用的話後，他以刺骨的傲慢語氣接着說：&ldquo我甯願相信這位記者的文字，而不是那位可敬的議員。
&rdquo
這場表演獲得了預謀中的成功。
那個時機需要的是攻擊，從而給失敗的一方打氣，這一點被史密斯看到了。
從此以後，他的實力不斷增長。
他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執政理念，所以走得很快，但沒有方向。
他的才智和蘭斯頓侯爵的風度一樣引人注目，全到了他的腦袋上去了，馬格特·阿斯奎斯說。
他對理念和原則不感興趣，隻熱衷于物質力量的遊戲，而且，他對自己駕馭遊戲的能力十分自信。
後來有個傳說在坊間流傳，據說當年在牛津時，他和約翰·西蒙爵士[9]曾投币決定入哪個黨，因為沒有一個黨會同時接受他們兩人。
也許沒有這回事，但有這樣的傳聞存在也很能說明問題。
某次丘吉爾針對工人選民發表演說後，史密斯公開說：&ldquo社會主義者們還是最好不要為丘吉爾先生的名字鼓掌吧，他是最可能在社會主義者泡澡時偷他們衣服的人&mdash&mdash如果他們會去泡澡的話，我懷疑可能不會。
&rdquo這樣的嘲笑是無法饒恕的，但也意味着一種新型政治家的出現。
丘吉爾說&ldquo史密斯先生總是這麼庸俗&rdquo，這樣的反擊并沒有阻止他們成為最好的朋友。
某個舊有的沖突因為這次内閣的更疊被重新拿出來讨論。
自由黨控制下議院時，保守黨如果感受到嚴重的威脅，可以求助于上議院的否決權，正如他們在1893年阻擋格萊斯頓的《愛爾蘭自治法案》一樣。
在變革的倡導者和維持現狀的支持者之間，在改革的政策和緊抓不放的政策之間，發生另一個沖突是必然的，正如索爾茲伯裡勳爵預言的那樣。
&ldquo可以這麼說，我們要通過立法給上層社會和大衆都帶來一些好處。
對于上層社會來說尤其困難，因為所有的立法都對他們不利，因為立法常會幹擾他們感到滿意的現存制度。
&rdquo索爾茲伯裡勳爵一語中的。
當這種幹擾變得過于危險，上議院就會采取阻礙措施，這麼做不是因為他們是上議院議員，而因為他們是現存制度的捍衛者。
重複使用否決權阻礙下議院的意圖可能導緻憲政危機。
索爾茲伯裡勳爵說過：&ldquo隻要我在位，什麼都不會發生；我完全理解上議院的貴族。
但是我一走，錯誤就接踵而來：上議院會和下議院作對。
&rdquo
貝爾福還沒等議會召開就先下手了。
選舉失敗的那天晚上，他在諾丁漢說，所有保守黨的成員有義務确保他們的政黨&ldquo不管在位或者在野，都能掌控這個偉大帝國的命運&rdquo。
這句話後來被阿斯奎斯視為通過上議院重申保守黨權力的宣言。
無論是否如此，後果随之而來。
1906年4月，自由黨政府提出了一套他們自己的新教育法案，以消除1902年法案中引起反對的特征。
新法案取消了國家對教會學校的支持。
這一點引起了高教會派的激烈反應，正如1902年法案引起非國教徒的反對一樣。
該事件很快被視為兩院開戰的序幕。
伊舍勳爵寫道：&ldquo也許大臣們感到所有的立法都會被上議院作廢，所以他們越早進入戰鬥狀态越好。
&rdquo
貝爾福跟随他舅舅的思路，擔心上議院議員會受刺激以至于犯錯。
于是他立即向上議院的保守黨領袖蘭斯頓爵士暗示，政府的策略是呈上條款比實際需要更為極端的議案，希望上議院修改或否決，直到他們作繭自縛，成為立法障礙。
然後，自由黨會呼籲國家授權他們對否決令做出限制。
上議院議員們将被要求扮演一個&ldquo如此重要、微妙且困難&rdquo的角色，這是從未有過的。
上議院辯論《教育法案》的語氣沒有一點兒謹慎的趨勢，當下議院送來《多重投票法案》時，他們的脾氣也沒有變好。
在不同選區擁有土地的人可以多次投票，這個法案的目的就是結束這一遺留做法。
&ldquo将有大事發生，&rdquo勞合·喬治幾乎是搓着手說，&ldquo沒多久一場偉大的足球賽就要在那邊開始了，我可以向你保證。
&rdquo12月，他的期待和索爾茲伯裡的預言實現了，《教育法案》和《多重投票法案》都被上議院否決。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并沒有幹預同樣（如果不是更加）令人不快的《貿易糾紛法案》，如果這項法案也被否決，肯定會令自由黨歡欣鼓舞。
這項撤銷塔夫河谷判決的法案得以進入下議院并通過是和政府的真實願望相抵觸的，事實上，好幾位大臣都表示反對，但是他們無法承受工黨和激進派的壓力。
&ldquo我們無法拒絕力挺它的人。
&rdquo自由黨的戰争大臣霍爾丹（Haldane）承認。
在蘭斯頓小心的操縱下，上議院通過了這項法案，因為他們不願引起工人階級的敵意，并加強其與自由黨的聯盟。
阿斯奎斯抓住兩個被否決的法案大做文章，譴責目前的形勢&ldquo無法容忍&rdquo，警告說，必須找到一條路，能讓&ldquo表達人民意志的民選代表占據上風&rdquo。
他發出的挑戰再明顯不過，上議院也振作起來。
這是英格蘭544名世襲貴族的家，22位公爵，以及主教和上議院高等法官等人坐在這個四壁鑲嵌着橡木的，長達90英尺（約27米）的大廳裡，兩側斜坡上是紅色皮質的座位。
玻璃彩窗上繪制着從諾曼底公爵征服英格蘭後曆代皇族的畫像。
牆壁和房頂上布滿厚實的裝飾，镂刻着哥特式的雕塑和貴族的徽章。
窗戶之間坐落着強迫英王簽署大憲章的男爵們的雕塑，這些人無心插柳，成了議會制度的創始者，向下看着他們的造物，表情略顯猙獰。
大廳的一頭是黃金的華蓋，國王和女王的兩個寶座居于其下，兩側的枝狀大燭台好似保持立正姿勢的衛兵。
王位之下乃上議院議長兼大法官的羊毛坐墊（Woolsack）&mdash&mdash一個方形的、填塞了羊毛的座椅。
側廊上的中立議員席位是為皇室親王及未加入任何政黨的貴族準備的。
英國曆史場景裡的君主和法官們在上層牆面的壁畫上露臉，象征性地在場。
大廳的光線柔和，基調莊嚴肅穆。
如今，這個經常稀疏點綴着四五十個貴族的大廳裡，攻擊的危險在即。
蘭斯頓鼓勵他的屬下們大膽說話，他也留心傾聽，并以特有的大貴族式的親切風度給予支持。
寇松勳爵的演說&ldquo比一般的貴族要高明不知多少倍，很難相信他會犯錯&rdquo。
自由黨的新任大法官洛爾伯恩（Loreburn）勳爵的在場令上議院為之一振，他稱贊議員們看見他在羊毛袋卻還沒有睡着。
洛爾伯恩從前叫作羅伯特·裡德（RoberReid）爵士，又名&ldquo好鬥的鮑伯&rdquo，蘇格蘭人，出名的闆球運動員，曾是牛津的投球手。
作為激進派，他強烈反對自由黨中的帝國主義者，這位下議院&ldquo雄辯的演說家&rdquo現在開始教育反對黨，&ldquo語調幾乎能使罪人落淚&rdquo，還&ldquo用最令人陶醉的花言巧語&rdquo提出了&ldquo最有争議的計劃&rdquo。
寇松勳爵以吉本的節奏，音樂劇《艾俄蘭斯》[10]中托咯洛爾勳爵向芒特阿爾拉特勳爵鞠躬般的殷勤承認，洛爾伯恩勳爵是&ldquo謙恭的化身，說服力的象征，高貴的至尊&rdquo。
自由黨的上一任首相羅斯伯裡勳爵坐在中立議員席上生悶氣。
他辭去了黨魁職位，作為帝國主義者和反對愛爾蘭自治人士，看到C.-B.接替他之後，&ldquo斷然、明确而徹底地&rdquo宣稱&ldquo我無法在那個旗子下擔任職務&rdquo。
羅斯伯裡在伊頓上學時就以出色的表現、聰明才智和個人魅力而著稱，他赢過德比賽馬大獎，娶了羅斯柴爾德家的千金，他已經習慣于成功，不甘心做個折中派，所以用莫利的話說，一直是&ldquo飼養場裡的一匹黑馬&rdquo。
生悶氣的時候，他能沖朋友&ldquo翻白眼&rdquo，用辛辣的諷刺刺痛他們；心情好的時候，他又能輕易地迷倒衆生。
這種善變的個性很難獲得公衆的信任，不禁讓人想到A·G·加德納寫的一則鄉巴佬的故事，這個人被問到華茲華斯是不是很喜歡小孩時，答道：&ldquo難得他喜歡，就是小孩不怎麼喜歡他。
&rdquo
在愛爾蘭自治問題鬧得沸沸揚揚的年代，羅斯伯裡曾是上議院改革運動的領導，他提出了一些針對世襲原則的修改意見，為了實現這個目标曾三次上書，以期通過自我改革來防止針對否決權的攻擊。
改革運動現在在寇松勳爵的帶領下複興了。
甚至什麼事情都想插手的丘吉爾先生也在《國家》雜志上撰文一篇，表達了他的建議，題為&ldquo與貴族和解&rdquo。
他提議，每次開會時重新任命參加的貴族，人員組成上要和下議院的多數黨保持一緻，但不能超過250人。
這麼做将把&ldquo膚淺、昏睡、缺乏修養、不體面的元素&rdquo排除在外。
大多數改革設想都考慮建立某種體系，讓貴族們自行選出他們當中最有能力和服務精神的人參政。
但是大多數人還是更喜歡原先的簡單原則，以至于墨爾本（Melbourne）勳爵表示，他之所以喜歡嘉德勳章[11]，正因為它&ldquo什麼優點都沒有&rdquo。
貝爾福也有同感。
他建議蘭斯頓&ldquo避免犯緻命錯誤，承認古代已降的世襲資格不是加入上院的充分理由。
如果這個理由不充分，那就沒有任何授予資格的理由了&hellip&hellip我認為比起出生加後天努力來說，出生的造化更容易辯護，雖然有人說這是赤裸裸的荒謬言論&rdquo。
政府沒有做出任何鼓勵上議院改革的舉動，因為它根本不希望改革發生，它想要的是一個限制否決權的争議和借口。
看見如此激動人心的可能性，勞合·喬治按捺不住了，對他所在選區民衆一心隻看重威爾士民族主義的做法失去了耐心，于是很不得體地告訴他們：&ldquo我要對我的同胞們說，如果他們想讓政府把大炮轉向上議院的貴族的話，想讓政府為别的事操心的威爾士人就該被關禁閉，直到要塞被攻下來為止。
&rdquo這樣的軍事用語惹人懷疑，這篇演講也激起衆怒，以至于這位粗心的作者不得不趕回威爾士，把手放在胸口上保證：&ldquo我會出賣這片我摯愛的土地嗎？上帝知道威爾士對我來說是何其珍貴！&rdquo
1907年6月，坎貝爾-班納曼告訴下議院，是挑戰貴族自負的時候了，就算他們有貝爾福先生的支持，&ldquo上議院的吊門也快速下落了&rdquo。
勞合·喬治選擇的隐喻也同樣貼切生動。
他說，上議院已不再是憲法的看門犬，而淪落為&ldquo貝爾福的哈巴狗&rdquo。
C.-B.提出一份決議，聲明為了實現&ldquo人民的意志，另一個議會否決本議會通過的法案的權力必須受到法律的制約&rdquo，否則下議院的最終決定無法在一屆國會的任期内生效。
工黨立即提出修正案，建議幹脆徹底取締上議院。
政府提出的不是法案，而是議案，很顯然他們的目的是宣傳而不是實際行動，所以當這項議案被采納後&mdash&mdash工黨的修正不算在内&mdash&mdash就什麼也做不了了。
那年夏天，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召開。
在接下來的1908年4月，C.-B.知道自己死期已近，辭去了首相職位，并在一個月之内去世。
接替他的阿斯奎斯按照自己的想法重組了内閣。
四個能力出色的次官被提拔至内閣等級官員，其中包括沃爾特·朗西曼（WalterRunciman），一位富裕船主的兒子；赫伯特·塞缪爾，猶太銀行家庭出身，和阿斯奎斯一樣，在貝列爾學院名列前茅；雷金納德·麥克納（ReginaldMcKenna），倫敦公務員之子，在劍橋取得了數學高等學位。
他取代崔德默勳爵被任命為海軍大臣，這令莫利回憶起1892年他曾向格萊斯頓推薦某人擔任此職，格萊斯頓莊嚴地揮揮手說：&ldquo嗯，我們需要一位稱職的紳士出任海軍大臣！&rdquo可是，&ldquo現在呢，&rdquo看着新内閣的組成，伊舍勳爵歎氣道，&ldquo我們被中産階級包圍了。
&rdquo
内閣最重大的變化是勞合·喬治被擢升到了阿斯奎斯曾經的位置&mdash&mdash财政大臣，而空缺出的貿易委員會主席職位則由溫斯頓·丘吉爾擔任，他就是第四位晉升的次官。
而當時發生的一件事幾乎中斷了丘吉爾的政治生涯。
根據習慣，新擔任内閣職位的議員必須由選民重新确認議席，所以丘吉爾不得不前往曼徹斯特參加一次補缺選舉。
這是一場艱難的戰事，丘吉爾被婦女選舉權的支持者攻擊，輸掉了選舉，保守黨報刊尖叫着表達喜悅。
他的失敗也表明，天平已經從自由黨1906年異常的勝利那邊轉移了，所以自由黨更加迫切地需要工人選票。
鄧迪[12]立即為丘吉爾提供了議席，但是丘吉爾堅持認為，沒有工人的支持，自由黨是沒有能力抵抗住保守黨的反動力量，在上議院通過立法的。
&ldquo有你們的支持，我們就能打倒他們&hellip&hellip啊，我們必須得到這個支持。
&rdquo
這番話得到了證實，勞合·喬治和丘吉爾這個精力充沛的團隊推行的社會福利法案，沒有一個被上議院駁回。
《煤礦法》建立了礦工的8小時工作制，《勞資協商法》為廉價工種建立了計件工資的最低标準，《工人補償法》确定了雇主對工業事故負責，《養老金法》也獲得通過，于是這個團隊開始着手制定針對失業和健康保險的《國家保險法》，這将是自由黨福利法案的最高點。
所有這些都沒有被上議院阻撓，正如《貿易沖突法》沒有被阻撓一樣，原因是一緻的。
然而，他們與下議院的沖突即将到來，無法回避。
沖突的所有挑戰、抵抗和情緒就像火藥棉花塞在了一項新的立法&mdash&mdash《許可證法案》中。
這是自由黨中禁酒的改革者們25年活動的結晶，他們中大多數都不是國教徒，希望減少下層階級的飲酒量，這項法案就是政府對非國教徒選民欠的債。
它的目的是按照某個固定的人口比例，吊銷酒類銷售的許可證，從而在14年内将可以賣酒的公共場所的數量減少3萬家。
因為這些店是歸釀酒公司所有的，法案自然引起了既得利益者的極力反對，更不用說喝酒的公衆了。
每個店家都和釀酒商站在同一陣線上，于是這個法案變得像愛爾蘭自治一樣邪惡，和社會主義一樣危險。
貝爾福宣稱它是對财産權益的直接攻擊，保守黨對它的反應和工人階級對華人奴隸的反應很相似。
保守黨貴族們被叫到蘭斯頓在伯克利廣場的宅邸召開特别會議。
很少參加上議院會議的所謂&ldquo蠻荒&rdquo議員也被叫來了，超出所在郡縣範圍的事務是從不征求他們的意見的。
有的人從未在議會中發過言，有的人都沒進去過，還以為蘭斯頓的宅邸就是上議院大樓，這個法案在當時當地就能一錘定音呢。
&ldquo我們中的一些人&hellip&hellip剛從獵場歸來，聚首相見，于是就剛過去的季節裡打到的獵物交換意見，還讨論了誰會是春季讓步賽的赢家。
&rdquo大家都同意法案必須予以否決，然後&ldquo結束了會議，去卡爾頓俱樂部享用午餐&rdquo。
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有全英國的支持，佩克姆補缺選舉時就許可證争議争鬥的結果也表明了這一點。
原來自由黨在此地有2000張選票，占多數；此戰之後，保守黨成了多數黨，也是2000張選票。
那個時候，自由黨關心的不是民衆的歡迎程度，而是做事的原則問題。
蘭斯頓宅邸幹部會議上目空一切的态度激怒了他們。
1908年11月，這個法案正式被上議院否決，丘吉爾&ldquo異常憤怒&rdquo，在一次私下的交談中表示，自由黨已經想好了答案。
他說：&ldquo我們會在6月送上一份令他們膽戰心驚的預算案；現在他們發動了階級鬥争，現在他們還是小心點兒好。
&rdquo事實上，《許可證法案》和階級戰争毫無關系，最終導緻自由黨的崩潰的也不隻是階級鬥争，而是新時代累積的壓力。
到了1909年，預算大戰爆發的時候，自由主義終于遭遇現實，意識到在這個世界建造耶路撒冷太困難了。
自由黨的計劃沒有赢得工人階級的歡心。
相反，工黨和自由黨正在分離。
1906年的大選讓工黨驚訝地意識到了自己的實力範疇，于是變得更好鬥了；工會通過《貿易沖突法》恢複了行動的自由，于是罷工又上演了。
屬于雇傭階級的自由黨表現得也像雇主一樣。
現在兩黨之間已經沒有協定了，于是1907年的補缺選舉三強争霸，工黨勝出。
瘋狂的社會主義者維克多·格雷森（VictorGrayson）的勝利讓人覺得前景不妙。
格雷森曾是神學院學生，很有演說才華，也喜歡喝酒，他把社會主義宣揚為神對窮人的解救。
他熱情四射的演講像一場大火，席卷了衆多工業城鎮。
他在下議院嘩衆取寵的噱頭導緻他兩次被停職，并且吸引了整個歐洲的關注。
據說德皇提議帶上一兩個軍進攻英國，他宣稱這麼做不是要與英國為敵，而是身為維多利亞女王的外孫，自己有責任把英國從&ldquo統治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流氓&rdquo手中解救出來。
他将和愛德華國王合作，解散議會，重建一個君主專制國，作為德國的封地。
英國人越來越意識到德國的威脅。
&ldquo現在的危險是，&rdquo伊舍勳爵在1908年寫信給他朋友說，&ldquo我們在歐洲的競争對手人口、智力和教育都令人生畏，這是我們從未遇到過的挑戰。
&rdquo這個不得不面對的危險，是對自由黨信條的又一打擊。
當阿斯奎斯和内閣中支持他的帝國主義者們&mdash&mdash他們也是外交政策的控制者&mdash&mdash同意給約翰·費希爾4艘&ldquo無畏&rdquo級戰列艦時，傳統的自由主義反戰信條就已遭到背叛。
而保守黨還不滿意，喊着口号：&ldquo我們要8艘，我們等不及。
&rdquo霍爾丹提議的地方自衛隊也受到自由黨中反戰人士的嫉恨，他們宣稱這開銷太大，耗盡了應該用于社會改革的錢。
但是在國王的強烈支持下，這個預備部隊還是成立了，淹沒了反對的聲音。
&ldquo我們顯然生活在艱難的時代，&rdquo愛德華國王痛心地說，&ldquo但我希望和平能夠維系&mdash&mdash隻是因為歐洲害怕開戰。
&rdquo
進攻歐洲大陸是一個令官員和民衆都很着迷的話題。
帝國防禦委員會在1908年組成了&ldquo入侵調查組&rdquo，召來了前任首相，請他就已收集的證據表達看法。
貝爾福做了一小時的演說，論證嚴密，闡述&ldquo睿智&rdquo，&ldquo語言和形式都相當完美&rdquo。
據委員會成員伊舍勳爵所言，阿斯奎斯、格雷、霍爾丹和勞合·喬治都&ldquo目瞪口呆&rdquo，竟無人能想出一個問題去問他。
&ldquo大家普遍認為，沒有對這個話題再好的闡釋了。
&rdquo
該委員會的結論是，入侵歐洲不可能成功，這一點公衆并不知道，而他們對這個話題又極其着迷。
厄斯金·錢德斯（ErskineChilders）在引人注目的小說《沙之謎》（1903）中提出了這個問題，威廉·勒丘（WilliamLeQueux）的小說《1910年的入侵》（1906）就更明顯了，雖然藝術性可能不及《沙之謎》。
《1910年的入侵》是《每日郵報》的連載小說，廣告遍及倫敦&mdash&mdash身着普魯士藍色軍裝，頭戴尖頂頭盔的&ldquo三明治人&rdquo挂着廣告牌，在街頭遊蕩。
1909年，杜莫裡耶（GuyduMaurier）撰寫的舞台劇《一個英國人的家》在溫德姆劇場上演，把&ldquo北方皇帝&rdquo的軍隊入侵戲劇化，劇場滿座，連演了18個月。
開戰的想法幾乎到了精神病态的程度。
當時居住在英國南海岸小鎮拉伊（Rye）的亨利·詹姆斯覺得他&ldquo暴露了&rdquo，他在1909年緊張地寫信給友人，擔心&ldquo德國皇帝把下一場戰争帶到這個國家的時候（他沒有說如果），我的煙囪&mdash&mdash在海上隔一段距離都可以看得見&mdash&mdash有可能是他的第一個進攻目标&rdquo。
戰争的預期否定了正統自由主義所代表的一切，但是政府不得不适應它。
與此同時，性别戰争在英國國内越發激烈。
婦女選舉權運動在查爾斯·馬斯特曼（CharlesMasterman）看來為&ldquo受壓制的能量&rdquo提供了&ldquo發洩途徑&rdquo。
在這場運動的刺激下，兩個性别間矛盾對立的情緒激增，形成彼此&ldquo對立的烈焰&rdquo，正如H·G·威爾斯所說，這種情緒和英格蘭20世紀第一個10年中其他奇怪而暴力的争吵很合拍。
威爾斯認為，婦女選舉權運動者是一群&ldquo極度惱火的人類&rdquo，她們的主要推動力是&ldquo報複心&rdquo，男性長期想當然地認為自己地位優越，終于引來了反抗情緒的大爆發。
她們幾乎緊接着自由黨的上台就開始公開宣戰了，因為政府再三推遲并拒絕制定給予婦女選舉權的法律。
既然無法通過法律途徑滿足要求，這些女性便訴諸&ldquo行動宣傳&rdquo的策略，并繼承了無政府主義的精神。
她們趕到每個政治集會的現場，不顧看門人的警告，搖鈴、尖叫要求選票，淹沒了發言者的聲音。
她們包圍了下議院和白廳的辦公室，在台階上攻擊大臣們，有一回還把教育大臣比勒爾（Birrell）先生擊倒在地，踢他的小腿。
她們還用錘子砸碎百貨商店的玻璃，在郵箱裡縱火，甚至未經許可進入議院，把自己捆綁在女士旁聽席的栅欄上，不停地叫着：&ldquo女性選舉權！&rdquo會議進程因此終止。
1909年，在自由黨政府的統治下，發生了第一次對獄中女性選舉權支持者強制喂食的事件，整個過程令人作嘔，受害者因絕食引禍上身，而獄官為執行任務和前者像動物般扭打在了一起。
強制進食是通過插入嘴中或鼻孔的橡膠管通往胃部實現的。
犯人被獄卒和女舍監壓制住，用皮繩捆在椅子上，洗胃器将流質食物強行推到管子裡。
外面的大街上，女性選舉權的支持者們舉着&ldquo停止強制進食！&rdquo的标語遊行示威。
其中一人在宮廷接待的中途一下撲到國王的腳邊，哭喊：&ldquo陛下，請您停止對女性的拷打吧！&rdquo監獄内，女性選舉權的支持者們繼續絕食抗議，這又引發了下一輪強制喂食。
非理性的力量正在取得進展。
阿斯奎斯曾許諾過要貫徹女性選舉權，以此來平息民怨，但是他的行動一次又一次被推遲。
1909年後，女權主義者開始亂砍國家美術館的油畫，在闆球館、賽馬看台、度假酒店甚至教堂裡縱火。
她們中斷聖保羅大教堂和西敏寺的禮拜，強行進宮向國王請願，與警察進行&ldquo痛苦而艱難的&rdquo鬥争，被逮捕入獄。
她們堅韌不拔到了瘋狂的地步，忍受饑餓、痛苦、自找的羞辱、非人道的對待，甚至死亡&mdash&mdash艾米麗·戴維森（EmilyDavidson）在1913年的德比馬會上自行倒在了馬蹄下。
盡管這些極端的事例直到1910&mdash1914年才開始出現，她們的實踐和精神在1909年就已經很強大了。
平時還是體面公民的男性，面對這種情況，卻表現得出奇醜惡，像是個星期六夜裡醉醺醺回家打老婆的酒鬼。
1908年，一場會議在阿爾伯特音樂廳舉行，勞合·喬治正在講話。
這時，幾個好鬥的女權主義者終止了會議，她們脫掉外套，向衆人展示球服，喊着&ldquo要行動不要空話！&rdquo。
據《曼徹斯特衛報》報道，管理員&ldquo氣得發瘋，沖向這群婦女，以令人惡心的野蠻方式驅逐她們，把她們往椅子上撞，把她們扔下台階，還拽她們的頭發&rdquo。
在另一個類似的場合上，男人們故意朝女人的胸部擊打。
也許激怒他們的是這些女人沒有使用女性的誘惑力，而用攻擊的方式來獲得想要的東西，這個做法似乎使她們失去了性别的特征。
這觸及了根深蒂固的觀念。
&ldquo這幫潑婦，沒有性别的悍婦，這些兩足動物！&rdquo一位非國教牧師怒斥，這番話比所有的評論都更能說明問題。
這種因婦女參政鬥争而起的奇怪的身體的憤怒是自由黨時代一道最令人心緒不甯的景觀。
到了1909年，一種悲觀主義籠罩着自由黨人和他們的盟友。
不知怎麼回事，&ldquo一千個憂傷而困惑的謎語&rdquo已經取代了政治的簡單真理&mdash&mdash如今已進入政府，成為内政部次官的馬斯特曼寫道。
他在1909年發表了《英格蘭的狀況》一書，意蘊深刻，令人沮喪。
他眼中的世界，在垂直的面上被分為&ldquo國家與全副武裝的國家&rdquo，而水平面上又被分為富人和窮人。
&ldquo未來能否進步仍然值得懷疑，很不确定。
人類充其量隻是一群遭遇海難的船員，在狹窄的岩石上暫時躲避，遭風吹浪打；我們不知道漫漫長夜過後能有多少人（說不定沒有人）再見到黎明。
&rdquo
馬斯特曼看見他所處的社會正沾沾自喜，在安全的錯覺上休息，但是&ldquo20世紀初最明顯的錯覺正是安全&rdquo。
他沒有看見安全，看到的是&ldquo機械創造的巨大而新奇的能量，動亂的人民，社會的不滿情緒&hellip&hellip一個沒有完美自控能力的文明，手中擁有可以造成巨大破壞的工具&rdquo，在這裡&ldquo物質增長超越了道德進步&rdquo。
另一位自由黨政府的成員，愛爾蘭政務司司長，自1907年起擔任英國駐美大使的詹姆斯·布賴斯（JamesBryce），在他生命的主題&mdash&mdash民主進程中，也看到了失望。
1909年，他在耶魯大學做了一系列演講，題為&ldquo良好公民的阻礙&rdquo，他承認民主的實踐并沒有達到理論的預期标準。
在過去的70年裡，有文化的選民人數增加了20倍，但是&ldquo在投票前仔細思考的人口比例并沒有和國民教育以及選舉權的擴大齊頭并進&rdquo。
民主制度假定其擁有的内在智慧，&ldquo自然的普通人&rdquo并未在公共事務中表現出來。
比起選舉投票來說，他對賭馬更感興趣。
階級仇恨、腐敗、軍國主義的舊弊端重現，新的罪惡又顯露出來。
盡管現在的世界毫無疑問要比以前更好，但是19世紀的信仰&mdash&mdash相信屬于人民、由人民管理的政府有無上的智慧&mdash&mdash遭遇了&ldquo失望&rdquo。
對于這個曾經自诩為&ldquo算是職業樂觀主義者&rdquo的人來說，他的耶魯講座是痛苦的忏悔。
自由主義的哲學家們環視四周，也同樣痛苦地發現，自由主義信條的精華&mdash&mdash自由放任政策已經不管用了。
血汗工廠、失業和赤貧等邪惡都由此而起，自由主義無從應對，他們還沒有做好真心實意進行國家幹預、實現費邊社夢想的準備。
執政三年的自由黨政府，當年在新世紀上台時，權力之大曾創下黨史紀錄，而在1906年許下的承諾它現在已無力實現了。
1910年參加罷工的人數是1893年以來最多的。
工人們&ldquo已經開始漸漸失去對我們的信心了&rdquo，霍爾丹承認，&ldquo這一點越來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