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顯了&rdquo。
社會規劃方面的經濟和道德哲學家J·A·霍布森和L·T·霍布豪斯（L.T.Hobhouse）得出結論，個人和社會的運作都不正常。
霍布森在1909年出版的《自由主義的危機》一書中寫道，如果自由主義不能轉換為更積極的角色，&ldquo它将注定變得無力，和歐洲大陸各大國的自由主義命運相同&rdquo。
霍布豪斯和其他一些研究者們更關心人類為什麼會拒絕似乎是符合其最大利益的理性行為。
群氓低水平的政治反應，媒體嘩衆取寵反得民心，以及大衆對觀看體育比賽的興趣這個新現象都令人不安。
亨利·伯格森認為推動人的力量是他所說的生命力，這個觀點激發了社會心理學，這一将感情和本能置為人類行為基礎加以研究的新科學。
其中在英國最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就是霍布豪斯的《民主與反動》，這本出版于1904年的書關注的是人們參與公共事務時的心理過程。
霍布豪斯曾是牛津的教師，但對工人運動的濃厚興趣使他離開了大學，加入了《曼徹斯特衛報》團隊，他發現普通人&ldquo沒有思考的時間，就算有，他們也不會費心去思考&rdquo。
他的想法忠實反映了&ldquo流行報紙和報童的叫賣&hellip&hellip對于這個來自街道和電車的新民衆而言，訴諸理性的手段是毫無用處的&rdquo。
叫喊&ldquo大辮子！&rdquo的也正是這群民衆，突然間，羊群效應（herdbehavior）作為一個實體獲得了承認。
發現它并為其命名的是一位名叫威爾弗雷德·特羅特（WilfredTrotter）的外科醫生。
他是首位把羊群效應作為科學研究課題的人，并以一句最為悲觀的句子結束了他在社會學的第一次踐行。
一位朋友說他是個&ldquo安靜的人&rdquo，興趣廣泛，哲學、文學、科學都有涉獵。
1908年，特羅特36歲；30年後，他被視為&ldquo這個國家本世紀最傑出的外科醫生&rdquo。
他有&ldquo學者的頭和臉，要不是笑容燦爛而真誠，就太過嚴肅了&rdquo。
1908年和1909年，他在《社會學評論》上發表了兩篇有關&ldquo羊群本能&rdquo的文章，指出人類的社會行為的源泉同樣是那個黑暗、罪惡的潛意識之井，它的發現标志着維多利亞時代的結束。
在他看來，潛意識是一種完全缺乏&ldquo個性、意志和自控能力的&rdquo力量。
它是&ldquo非理性的、仿效的、膽怯的、殘忍的&hellip&hellip容易受影響的&rdquo。
因為人本能地希望得到群體的肯定，所以他完全受這種非理性力量的擺布，容易被羊群效應影響。
克魯泡特金在《互助論》中把群居心理視為仁慈的力量，特羅特持相反的觀點，他認為這種心理是危險的，因為它的運作方式是無意識、非理性的。
&ldquo不需要有多少想象力就能發現，&rdquo他在結論中寫道，&ldquo人類終究不過是大自然的又一次失敗，這種可能性太大了。
&rdquo
同樣在1908年關注羊群效應的研究者還有兩位：《社會心理學》的作者威廉·麥獨孤（WilliamMcDougall），《政治中的人性》的作者格雷厄姆·沃拉斯。
沃拉斯的人生和思想都專注于《偉大社會》一書，發表于1914年。
他曾和蕭伯納、韋布夫婦一道，是費邊社的第四名成員，直到1904年，為了抗議其對關稅改革的支持，他離開了費邊社。
沃拉斯是倫敦郡議會的議員之一，倫敦學校董事會（LondonSchoolBoard）的主席，倫敦經濟學院的創辦人之一，并在那裡擔任政治學教授，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一個&ldquo工作的思想家&rdquo。
威爾斯形容他是個&ldquo不修邊幅、略顯迂腐、精神高尚的人&rdquo，留着小胡子，戴夾鼻眼鏡，其講座雖然節奏緩慢、文體煩瑣，但&ldquo很有洞察力，令人振奮&rdquo。
一位叫G·D·H·科爾（G.D.H.Cole）的學生說，沃拉斯的課是&ldquo我聽過的最有啟發性的&rdquo。
他在《政治中的人性》裡研究的證據表明，人類并不根據理性假設行事。
他希望心理學和社會學的新方法能夠幫助人們擺脫無知，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舉動。
沃拉斯不願接受達爾文主義的暗示，這一理論似乎容忍并接受人性與生俱來的侵略性，宣告殘酷的鬥争是人類進步的條件。
但是，他預見到，假使非理性的力量不被控制，各國将陷入一系列帝國戰争，直到世界上隻剩下英國和德國，或者美國和中國，然後最終，在一場&ldquo太平洋的海軍末日之戰後，隻有一個帝國會留存下來&rdquo，而此時地球上的人口已減少了一半，不得不一切重來。
這一進程似乎已經啟動了，&ldquo德國人和我們正邁步走向可怕的世界大戰&rdquo，僅僅因為有了國家和帝國，&ldquo我們的同情心就被國界限制了&rdquo。
勞合·喬治1909年的預算案是一條導火線，被故意點燃，引發了史上最嚴重的争鬥之一，令自由黨年代變得&ldquo空前暴躁、令人心神不安&rdquo，一位參與其中的人士這麼說。
自由黨的聲望在降低，黨的領導意識到，如果沒有籠絡民心的熱點話題，他們就赢不了下一次選舉。
加德納寫道，人們已經開始算計&ldquo選舉什麼時候開始，自由黨會輸得有多慘&rdquo。
作為财政大臣，勞合·喬治不得不在1909年提供1600萬英鎊的額外收入，其中三分之一用于建造8艘&ldquo無畏&rdquo級戰艦&mdash&mdash政府已經承諾，三分之二用于《養老金法》的實施。
他的應對辦法是向有錢人征稅，這個計劃并沒有謬誤，也不是沒收性的稅收政策，但是他故意用刺激的手法将計劃包裝，試圖引誘上議院否決它，從而制造出貴族對抗人民的話題。
預算案采用累進的方式提高稅收，每英鎊收稅9便士到1先令2便士不等，對收入超過5000英鎊的人再征收每英鎊6便士的附加稅。
（自由黨的第一份預算案将所得稅提高至每英鎊11便士的時候，拉特蘭公爵的女兒就回憶道：&ldquo我們都以為爸爸要死了。
他看上去毫無血色，恐怕是恢複不了了。
&rdquo）新預算案将遺産稅提高到了最高10%，适用于産業達到或超過20萬英鎊的人家。
針對汽車和汽油的新增稅種當時隻對有錢人有影響，但是勞合·喬治對煙草和酒精也加了稅，後來證明後者是個政治錯誤。
激起整個地主階級群憤的不是這些措施，而是對被出售或繼承的土地&ldquo自然增值&rdquo的部分征收其價值五分之一的稅，并對未開發的土地和礦産增收每英鎊半便士的稅。
關于土地的條款牽涉到财産的注冊和估價，這對于地主而言意味着警察上門，是國家對私人财産的侵犯。
地主階級的激烈抵制正中了自由黨的下懷。
勞合·喬治堅定不移，公然嘲笑地主的反應，當衆演說時的表現就像是馬克·安東尼為恺撒的傷口哭号時那樣露骨。
他把敵人拟作&ldquo公爵們&rdquo，告訴倫敦東區萊姆豪斯的4000名工人階級的觀衆：&ldquo養活一個配備齊全的公爵的錢可以建造兩艘&lsquo無畏&rsquo級戰列艦&hellip&hellip公爵和戰列艦一樣可怕，在世的時間還更長。
&rdquo政府為&ldquo無畏&rdquo戰列艦籌款時，他接着講道：&ldquo我們來到工人中間，他們都捐出了銅闆兒。
&rdquo但是，當&ldquo首相和我去貝爾格萊維亞[13]敲門&hellip&hellip請求尊貴的地主們給一點兒錢，讓年邁的礦工不至于住在濟貧院，他們卻說：&lsquo隻給半便士，就一個銅闆兒。
&rsquo然後他們就向我們放狗，每天都能聽到那些狗的叫聲&hellip&hellip看見一位老工人流着血，在貧困的荊棘裡跌跌撞撞，走到生命盡頭，真叫人心痛。
我們為他開辟了一條新道路，更舒适、更愉快，道路的兩邊玉米在田野裡随風搖擺。
&rdquo
能做出這番表演而不臉紅的内閣大臣也就隻有勞合·喬治一人了。
如果首相也為此感到尴尬的話，那他并沒有表現出來，這一點令愛德華國王感到不安，放話說他&ldquo不明白為什麼阿斯奎斯能夠默許&rdquo這樣的演說，這是&ldquo在幾年以前任何首相都絕不會允許的&rdquo。
預算案引起的憤怒爆發了，這符合始作俑者的期待。
保守黨領袖們咆哮抗議。
蘭斯頓勳爵稱勞合·喬治是&ldquo傻瓜強盜&rdquo。
張伯倫先生譴責預算案是社會主義對有産階級開戰的第一步，律師協會宣稱土地稅不公正，也沒有操作性，金融家們在羅斯柴爾德勳爵的帶領下集會抗議&ldquo不負責任的法庭&rdquo進行的資産評估，這種評估已經導緻&ldquo斯圖亞特王朝成員一人丢了腦袋，一人丢了王位&rdquo。
諾福克公爵宣布，他不得不把借給國家美術館的霍爾拜因（Holbein）宅邸賣掉，昂斯洛（Onslow）伯爵則要拍賣他在薩裡郡的産業，吉蔔林寫了一首歇斯底裡的詩《黃銅城市》，将英格蘭描繪成充斥着仇恨煽動者的地方，&ldquo所有辛苦勞作、奮鬥、積累了财産的&rdquo被課以重稅，直到有一天&ldquo卷入國家的争鬥，倉促投降&rdquo，無人守衛。
羅斯伯裡勳爵好像在扮演卡珊德拉[14]，他說這一措施&ldquo不是預算，而是革命&rdquo。
這裡潛伏着&ldquo深層、微妙、狡猾的危險，社會主義的危險&rdquo，而社會主義是&ldquo信仰、家庭、财産、君主、帝國&hellip&hellip一切的終結&rdquo。
他在格拉斯哥商人集會上發表演講的第二天，&ldquo每個參加鄉間宅邸聚會的人們都在充滿歡樂地&rdquo讀這篇文章。
一位新的工黨議員菲利普·斯諾登（PhilipSnowden）&mdash&mdash後來擔任了财政大臣&mdash&mdash說，為了讓窮人更富，必須要讓富人更窮，而這份預算案是民主政府的開頭。
貝爾福反駁道：&ldquo通過廢除富人來廢除貧窮是行不通的&rdquo，因為&ldquo他們會把民主和搶劫聯系起來&rdquo。
快要中風發作的拉特蘭公爵提議，塞住所有工黨議員的嘴。
憤怒不斷升級，連國王也不得不承認地主和資本家&ldquo愚蠢而卑劣的演說和言論&rdquo造成了巨大的損害。
所有人，包括普通人在内，都意識到處于存亡關頭的不是預算，而是否決權。
當&ldquo藤井&rdquo在那年夏天的德比賽馬大賽上獲勝時，從喝彩的人群中傳來一個聲音：&ldquo國王您已經赢了德比&mdash&mdash回家解散該死的議會吧！&rdquo丘吉爾9月在萊斯特演講，高興地迎接即将到來的鬥争，如果财政法案被上議院拒絕，&ldquo粉碎&rdquo否決權則指日可待。
貝爾福把問題歸結于土地估價條款，他聲稱在财政法案上要求&ldquo強制注冊&rdquo是非法的；&ldquo您竟然敢說這是财政法案？&rdquo事實上，索爾茲伯裡勳爵曾就此前的一份預算案說過，上議院否決财政法案在憲法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連同财政法案把現在的政府也否決掉是做不到的。
否決預算但保留政府無異于陷入僵局。
一旦出現這種情況，政府可能會建議國王冊封足夠的新貴族，讓上議院的自由黨也過半數。
如果必要的話，可能會有多達500名自由黨湧入上議院，世襲貴族的體系就被沖垮了。
盡管如此，保守黨卻沒有退讓的表現。
大膽行動，&ldquo不顧後果&rdquo，米爾納勳爵如是說。
這種精神得到了貝爾福的首肯，在他的指導下，保守黨做出了決定。
&ldquo整個政壇都因為興奮而劇烈震動&rdquo，比阿特麗絲·韋布在她的日記裡寫道，所指的當然是上議院是否會拒絕預算案。
11月22日，辯論在上議院展開，延續了10天。
上議院議員的夫人以及訪問者（包括葡萄牙國王在内）擠滿了旁聽席，年邁的貴族從鄉下趕來，這些人&ldquo連找到議會大廈都成問題&rdquo；總共有400人出席辯論，這是否決愛爾蘭自治之後上議院人數最多的集會了。
貴族的成員，有年老的&mdash&mdash比如前任大法官霍爾斯伯裡（Halsbury）勳爵，也有年輕的&mdash&mdash比如威洛比·德·布洛克（WilloughbydeBroke），都宣稱自己有否決預算案的責任。
身為自由黨的裡布爾斯代爾勳爵承認，他厭惡勞合·喬治，這個人&ldquo半是醜角，半是攔路強盜&rdquo，但是他并不覺得預算案是真在搞社會主義，也不認為&ldquo有錢人的嗚咽&rdquo對國家有什麼嚴重的影響。
唱票表決時，他會幫政府說話。
羅斯伯裡勳爵雖然驚懼萬分，還是建議通過預算案，而不是拿&ldquo上議院的存在本身&rdquo冒險。
寇松勳爵的演講把辯論推向高潮，一位深受感動的貴族說，這是40年來議院裡最出色的演講。
寇松說，政府想借财政法案之名，批準它想要的任何措施，逼迫上議院通過&mdash&mdash無異于建立一院制政府，這是&ldquo革命的、令人無法忍受的要求&rdquo。
他建議，無論後果如何，還是應該否決，也許能以此促成上議院的改革，使其成為憲法的&ldquo基本元素&rdquo，而不是&ldquo一個無力、荒謬的幻影&rdquo。
1909年12月1日，表決的時刻到了；上議院的貴族莊嚴地坐滿了大廳，最後以350∶75的票數否決。
第二天，下院群情激動，首相宣稱已發生違憲行為，政府将解散議會，重新選舉。
習慣斜倚在反對黨前座的貝爾福先生當天感冒，他咳嗽着，拍了拍胸，吸了口滋補品，吃了片藥。
為新選舉做準備時，阿斯奎斯政府起草了一份國會議案，廢除上議院的否決權，希望重新上台時批準。
它規定，凡是下議院議長認證為财政法案的，上議院無權否決；其他的法案，如若連續三次在下議院批準，則成為法律，無論上議院同意與否。
已經有人在倫敦談論起新封貴族的事了，從詩人到茶葉商，&ldquo就連希萊爾·貝洛克（HilareBelloc）&rdquo也想象着自己鳳冠加身的樣子，威爾弗雷德·布倫特（WilfridBlunt）惡毒地寫道。
與此同時，阿斯奎斯暗示他已獲得國王的首肯，雖然實際上并無根據。
在1910年1月準備競選的那段時間裡，勞合·喬治對公爵們的攻擊失效了，這一點變得很明顯。
公衆對貴族的問題沒什麼興趣。
霍爾丹坦承，40%的選民對此持懷疑态度，還有20%&ldquo态度特别冷淡&rdquo，簡而言之，一切已恢複正常。
但對于在法國南部度假的阿爾弗雷德·奧斯汀[15]來說，這次選舉至關重要。
不過，既然他的選區絕對是保守黨的天下，他對于不回國投票也不怎麼自責了，&ldquo但是我讓卡爾頓俱樂部的人每天都給我發電報，告訴我結果&rdquo。
在英國國内，&ldquo我們都緊張地等待這場大戰的結局&rdquo，比阿特麗絲·韋布寫道。
可惜，結果對于大家來說都很不幸。
自由黨重新執政，但是比例大大縮水，不得不再次受制于愛爾蘭人。
因為1908年奧斯本審判&mdash&mdash宣布工會資金不得用于政治目的，否則為非法&mdash&mdash而實力受損的工黨，這次失掉了10個議席。
保守黨增加了105個議席，可以稱得上是勝利了，怎奈他們起點太低。
雙方都陷入了僵局。
在現在的情況下，想要預算案通過，自由黨不得不求助于愛爾蘭議員的選票，但是愛爾蘭人不喜歡預算案，因為他們讨厭給威士忌征稅。
為了獲得他們的支持，阿斯奎斯許諾把廢除上議院否決權貫徹完成，從而為愛爾蘭自治開路。
執政四年來，自由黨還沒有試圖通過任何一條愛爾蘭自治法案，但是現在，這個問題成為&ldquo主宰整個局面的關鍵&rdquo。
愛爾蘭人一改絕望的懇求者的面貌，變得&ldquo陰險而強大&rdquo，這兩個問題間的聯系也變得&ldquo直接、明顯、毫無疑問&rdquo了。
不管政府喜歡與否，他們都不得不繼續争鬥下去，直到有最終定論&mdash&mdash冊封新貴族，或者至少要讓國王許諾這麼做。
自此，事件不斷升級，在《議會改革法》[16]之後還從未有過如此激烈的對抗。
1910年2月，阿斯奎斯正式引入《議會法案》，并宣布，如果上議院不批準，他将建議國王采取必要的行動。
緊随其後的是談判和陰謀，對國王的壓力和建議，黨内和政黨間幕後的讨價還價，訪問鄉間，征求意見，與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會議&hellip&hellip一片混亂。
與此同時，一切的起因&mdash&mdash預算案，悄悄地通過了，幾乎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這也是蘭斯頓曾經許諾的，如果自由黨赢得選舉的話。
但事到如今，預算案已經被抛到腦後了，取而代之的是《議會法案》，還有500個人造貴族荒謬的陰影在法案身後拖着，盡管數月來，國王、大臣和反對黨傾盡全力，運用政治技巧周旋此事，但它畢竟是個虛僞的問題。
不像德雷福斯事件，牽涉基本的人權和公正。
自由黨人堅持認為，此事是上院權力對下院的幹涉，然而，正如赫伯特·塞缪爾承認的那樣，&ldquo他們确實通過了我們提出的幾乎所有社會福利法案&rdquo，隻有《教育法案》和《許可證法案》除外，兩者之一是妥協的複合物，沒有一方對其滿意；另一個顯然不是足以粉碎英國憲法的問題。
自由黨人之所以繼續全面進攻，是為了替他們失敗的計劃辯解，并向愛爾蘭人售賣榮譽。
他們覺得這麼做是理所應當的，因為他們眼中的上議院，用馬斯特曼的話說，是隻有&ldquo在恐懼的逼迫下，才會允許批準其深為厭惡的變化&hellip&hellip它隻能修改、核對或摧毀他人的手藝，除此之外什麼都做不了。
面對被困難的問題折磨的人民，它無法給出任何一個原創的建設性意見&rdquo。
推動保守黨以同樣的憤怒進行抵抗的，是他們守衛權貴最後一層壁壘的決心。
失去否決權，或者失去保守黨在上議院的半數以上地位，意味着他們失去最後一道關卡，無法阻擋圍攻階級的前進腳步。
他們看着下層民衆獲得權力，就像看待滅世的洪水一樣。
馬斯特曼的看法也相似，他寫道：&ldquo在他們的眼中，我們的文明是從荒野中救贖的一丁點兒土地；因為一個奇迹才一代代保存下來&rdquo，而民衆的崛起就像一群人突然沖到一個安靜的花園，&ldquo把花朵連根拔起&hellip&hellip在宜人的景區裡留下撕碎的報紙和碎酒瓶子&rdquo。
不過，貴族的抵抗因為内部的分裂而減弱。
作為政黨的領袖，貝爾福堅守立場，不惜一切地避免冊封貴族，造成上議院出現自由黨永久多數的情況。
這在他眼中是一場&ldquo革命&rdquo，而丢掉否決權，也就是接受《議會法案》，則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一幫&ldquo甯死不屈&rdquo反對這一觀點的貴族逐漸成形，名字取自已有的軍名[17]。
其标志和擁護者乃那位&ldquo古老而好鬥的矮腳雞&rdquo&mdash&mdash霍爾斯伯裡勳爵，其活躍的組織者是威洛比·德·布洛克勳爵，他家族的第19位男爵，上議院18位1500年前冊封的貴族之一。
繼承爵位前，他曾在下議院供職，除了政治才華外，還擁有&ldquo無窮的精力和顯著的演講才華，很有說服力和幽默感&rdquo。
42歲的他擁有天真的個人魅力，其父的遺願就是讓他的兒子竭盡全力&ldquo阻止汽車被用于任何與打獵有關的用途&rdquo，其祖父&ldquo一直投《改革法案》的反對票，從未厭煩，在最後的抵抗或分組表決中，為了維護現有秩序，死過一次又一次&rdquo。
威洛比·德·布洛克眼中的工業主義和民主是&ldquo給整個國家帶來糟糕影響&rdquo的力量。
他常在說話時用打獵和賽馬打比方，為争取&ldquo蠻荒&rdquo議員，像一隻獵狐犬橫沖直撞。
霍爾斯伯裡勳爵在一封傳閱信件中敦促每位上議院議員&ldquo捍衛憲法賦予你們的世襲權利，堅決拒絕對此的任何幹涉行為&rdquo。
在與君主的激烈周旋中，愛德華國王突然意外駕崩。
極端保守黨宣稱是政府的邪惡害死了他，并把自由黨人視為弑君者。
當時普遍的感覺是，船錨脫離了地面，既定的秩序已不再。
不知何故，人們覺得那位熟悉的王室的身影曾站在英國與變革之間，抵擋着外來的威脅。
在1909年一則名為&ldquo佩利西耶的蠢事&rdquo的時事諷刺劇中，一位打雜的女傭唱了這樣一首很受歡迎的歌：
隻要有國王在，我們的好國王愛德華
就不會打仗
就不會打仗
忘掉那種事吧！
媽媽不用害怕
隻要有國王在，我們的好國王愛德華。
和平與榮譽
是他的格言
上帝保佑吾王！
他死了，人們覺得情況會惡化。
&ldquo我一直覺得，&rdquo一位生活在愛德華時代的人說，&ldquo他用某種方法把事情處理得井井有條。
&rdquo
為了紀念這個時刻，桂冠詩人奉勸英國人停止&ldquo災難性的争執&rdquo和&ldquo倔強的喧嚷&rdquo，宣布&ldquo全面休戰&rdquo。
為了不讓新國王一登基就遭遇危機，兩大陣營同意在制憲會議上達成和解，各方派去四位領袖參加，包括阿斯奎斯、勞合·喬治、貝爾福和蘭斯頓。
在1910年夏天和秋天，他們一共開了21次會，讨價還價，商議辯論，考慮采用公民投票，差一點兒就達成了協議，可惜在愛爾蘭自治問題上鬧崩了。
這次會議起碼表明，《議會法案》本身并不是最根本的問題，但事到如今，政治家們不願意，也不能夠從戰鬥中抽身而出。
作為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勞合·喬治做出了努力。
既然原則的界限已經徹底模糊了，他便與貝爾福接洽，提出了一份聯合政府的計劃，隻要擺脫兩黨中極端分子的壓力，也許能一舉解決否決權和愛爾蘭問題。
他并不比貝爾福更希望看到衆多新貴族冊封，因為&ldquo展望未來，我知道我們光榮的雜貨商們會比你們的蠻荒議員更讨厭社會改革&rdquo，勞合·喬治親切地承認。
人們認為，勞合·喬治是在沒有通知阿斯奎斯的情況下向貝爾福提出第一個方案的，所以也許這個時候他就已經琢磨着甩掉首相了，六年之後他也的确這麼做了。
當阿斯奎斯得知這個方案後，他既沒有表示加入，也沒有責令禁止，而始終隐身幕後，忠實于他的座右銘&mdash&mdash&ldquo靜觀其變&rdquo。
貝爾福認為，英國政體依賴于兩黨的制約與平衡，聯合政府在戰争之類緊急情況下才能允許成立，所以他拒絕了勞合·喬治的提議。
他并不真的相信自由黨能強迫國王給出必要的承諾，且無論如何，他都認為《議會法案》相比冊封新貴族而言，&ldquo真正意義上的公衆妨害&rdquo較小。
更何況，他相信隻要有足夠的保守黨貴族放棄投票，新冊封的貴族的影響也能得以控制，不至于引發永久自由黨多數的&ldquo革命&rdquo。
制憲會議和聯合政府的企圖都失敗後，1910年12月，大選再次進行，這也是一年内的第二次大選。
公衆的冷漠并未改變，所以結果也和上次大選差不多，隻是自由黨失去了兩個席位。
正如威爾弗雷德·布倫特所寫的那樣，這個國家&ldquo太不關心廢除上議院的問題了，不想為了它鬧革命&rdquo。
阿斯奎斯在大選前精明的恐吓成功了，國王喬治五世承諾同意冊封新貴族。
其實國王是被顧問們彼此矛盾的意見和狡猾奸詐的政治花招迷惑住了。
英國的世襲貴族階級即将被&ldquo一大批應急貴族&rdquo淹沒，還全是自由黨，這個可怕的前景誰都不喜歡，更别說因此引來全世界的嘲笑和奚落了。
盡管如此，政府還是繼續走下去，部分是因為此時停止已不可能，部分是因為他們相信，考驗到來的時候，上議院的貴族甯願放棄否決權，也不會選擇被中産階級包圍的。
在事件進程中某個日期不明的環節，阿斯奎斯草拟了一份250人的大規模冊封名單，雖然包含了托馬斯·立頓爵士[18]的名字，但總體而言，勞合·喬治嘲笑他們為&ldquo榮耀的雜貨商&rdquo是不妥的。
除了立頓以外，名單上還有阿斯奎斯的内弟H·J·坦南特，以及他忠實的崇拜者，後來為他立傳的J·A·斯班德（J.A.Spender）；還包括埃德加·斯派爾爵士、伯特蘭·羅素、貝登堡（Baden-Powell）将軍、陸軍上将伊恩·漢密爾頓爵士、法官弗雷德裡克·帕洛克（FrederickPollock）爵士、曆史學家喬治·特裡維廉（GeorgeTrevelyan）爵士和G·P·古奇、南非百萬富翁亞伯·貝利（AbeBailey）爵士、吉爾伯特·莫裡（GilbertMurray）、J·M·巴裡（J.M.Barrie）、托馬斯·哈代和《羅宮秘史》的作者安東尼·霍普（AnthonyHope）。
1911年2月，伴随着&ldquo震耳欲聾的歡呼聲，不僅是勝利的音符，也代表着決心&rdquo，《議會法案》再度引入下議院。
&ldquo我們的态度嚴峻認真&rdquo，赫伯特·塞缪爾寫道，如果上議院拒絕法案，&ldquo那就再好不過了&rdquo。
5月在下議院通過後，法案準時被送往&ldquo另一個地方&rdquo[19]審議。
6月開始的運輸系統大罷工拉開了新一輪深層行業鬥争的序幕。
自此，個别的&ldquo貿易沖突&rdquo轉變為了工團主義運動，工人不再因為個别雇主，而是抗議整個行業而罷工。
非技術工人已經厭惡了沒有給他們帶來工資增長的政治方法，開始反叛工黨的領導。
工黨一進入政府，就着迷于議會政治的遊戲，麥克唐納也漸漸取代了基爾·哈迪。
工人群衆需要的是貨真價實的工資增長，以及雇主們對他們組成的工會的承認。
他們大聲呼籲直接行動，變得越來越好鬥。
幾個月前，3萬煤礦工人在威爾士羅達谷舉行罷工，礦主們的家産遭到襲擊。
1889年領導第一次碼頭工人大罷工的本·蒂利特和湯姆·曼，此時宣揚來源于索列爾和法國總工會（CGT）的工團主義信條，将革命信念與工會主義結合起來，拒絕政治行動，贊成采用總罷工這個終極武器。
曼和蒂利特成功地組織了36個由海員、消防員、廚師、乘務員、碼頭工人和卡車司機組成的全英國運輸工人聯盟。
當船主們拒絕與之協商時，他們便在6月召集罷工。
這次罷工預計進行72天，參與人數多達7.7萬人。
它從倫敦開始，擴散到利物浦、赫爾、卡迪夫、布裡斯托和南安普頓，幾乎每個港口交通都停滞了，暴亂、搶劫和縱火緊随其後。
&ldquo革命來了！&rdquo一個激動的雇主對貿易委員會的官員呼喊道，&ldquo這些人有了新的領導，這是從未有過的；我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他們。
&rdquo
在這個緊要關頭，德國軍艦&ldquo黑豹&rdquo在7月1日抵達摩洛哥的阿加迪爾，突然引發了國際危機，接下來持續幾周都在戰争的邊緣搖擺不定。
8月，危機還在繼續，4個鐵路工會也加入了海員和碼頭工人的罷工中，整個運輸系統恐怕要完全癱瘓了。
内政大臣溫斯頓·丘吉爾派出軍事護衛隊保證重要的火車繼續運營，并向罷工中心派遣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