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是超越國界的。
作為一個有組織的運動，第二國際工人聯合會的名字裡就有&ldquo國際&rdquo二字。
其會歌《國際歌》确認了這一點，并額外許諾&ldquo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1]，就一定要實現&rdquo。
1889年成立的大會主席由兩人聯合擔任：法國人愛德華·瓦揚（EdouardVaillant）和德國人威廉·李蔔克内西（WilhelmLiebknecht）。
在其鼎盛時期，參與的會員代表了33個國家和準國家的社會黨，包括德國、法國、英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西米亞、俄國、芬蘭、荷蘭、比利時、西班牙、意大利、瑞典、挪威、丹麥、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印度、日本、澳大利亞和美國。
它的旗幟是單純的紅色，象征每個人的鮮血。
在一個水平劃分的社會中，工人階級的團結超越國界，這是它的基本論點。
它的節日定在5月1日，以展現無産階級的兄弟情誼。
它的口号是：&ldquo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rdquo
社會主義的利益存在于礦工、工廠工人、雇農、仆人等工人階級的成員身上，不管他們是否認為自己超越國界，他們的領導顯然有這個信念，并實踐着它，依賴着它。
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是在日俄戰争交火時召開的，但是俄國和日這種本的代表，普列漢諾夫與片山并排坐着。
當這兩人握手時，在場的450名代表起立，報以雷鳴般的掌聲，向他們緻敬。
普列漢諾夫和片山繼而分别發表演講，宣稱戰争是資本主義強加給他們的，并不是日本人民和俄國人民的鬥争，場内&ldquo幾乎是宗教般肅靜&rdquo的氣氛，他們坐下時，場下一片歡呼。
社會主義既闡述了階級鬥争的概念，也對其最終結果做出了預言，那就是資本主義的滅亡。
它将統治階級和資産階級都視為敵人。
這種觀點也得到了相應的回饋。
一聽到&ldquo社會主義者&rdquo就叫人聯想到流血與恐怖，就像過去的&ldquo雅各賓黨&rdquo。
第二國際1889年在巴黎成立，那一年也是法國大革命100周年。
在此後的25年裡，統治階級越來越害怕這個組織。
奧地利社會主義領袖維克多·阿德勒（ViktorAdler）号召奧匈帝國的工人們在第一個五一勞動節舉行一天的全面罷工和大規模示威活動，展現工人們聯合的力量，維也納政府&ldquo吓得癱瘓了&rdquo。
阿德勒宣布工人們将在種着栗子樹的普拉特（Prater）公園遊行&mdash&mdash通常隻有富人的馬車才會在此經過&mdash&mdash有錢人和他們的同類顫抖了，估計暴民會在遊行時縱火燒屋，搶劫商店，犯下無法想象的罪行。
商人們放下鐵皮門，父母不許孩子出門，每個街角都站着警察，軍隊處于待命狀态，資産階級在他們的腳下看到了亨利·喬治在《進步與貧窮》中所寫的情景：&ldquo殘酷的地獄張着大嘴，在文明社會之下打着呵欠。
&rdquo他們意識到，&ldquo無産者對于有産者&rdquo有不斷上升的威脅。
第二國際成立的時候，每天12小時，一周7天的工作制是未加入工會的勞動者的常态。
星期天休息和每天10小時或9小時的工作制是技術工人的特權，也是行業工會來之不易的奮鬥成果，而這些工人隻占整個勞動者的五分之一。
1899年，埃德溫·馬克姆[2]被米勒[3]的畫《拿着鋤頭的人》裡那個彎着身子的粗野的人所震動，寫了一首以畫為名的詩，表達了社會的恐懼和責任：
這可怕的形體暴露了人道的背叛，
被劫掠、被亵渎、被剝奪的人啊，
向世界的法官哭喊抗議，
既是抗議也是預兆&hellip&hellip
未來與這人的舊債如何算得清？
反叛的風暴席卷全球時
怎麼回答他殘酷的問題？
幾個世紀的沉默之後，
這喑啞而恐怖的人将答複上帝，
而将他逼到此境的王國和國王們
又會有怎樣的結局？
1899年還是詩歌能影響公衆的年代，馬克姆此詩一出，就引發了轟動。
全美的報紙都轉載此詩，評論讨論它，神職人員将它作為文本，孩子在學校學習它，辯論協會辯論它，評論家稱它為&ldquo時代精神的呼喊&rdquo，僅次于吉蔔林的《退場贊美歌》，是&ldquo這個時代最有意義的詩篇&rdquo。
公衆的良知也許會對藝術家的視野和詩人的文字産生共鳴，但在面對真實世界時，他們就害怕甚至憤怒起來。
1891年，法國北部工業小鎮富爾米（Fourmies）的紡織工人組織了一次五一遊行，要求實行8小時工作制，結果警察向遊行隊伍開火，在接下來的混戰中殺死了10個人，包括幾個小孩。
&ldquo當心！&rdquo克列孟梭在議會發出警告，&ldquo死者是強大的演說家。
必須注意死去的人&hellip&hellip我告訴你們，革命無法避免，這就是今日政治的基本事實，而且這個革命正在準備當中&hellip&hellip第四等級在崛起，他們要開始奪權了。
我們必須選擇站在哪一邊。
要不用暴力迎接第四等級，要不就敞開雙臂歡迎他們。
選擇的時候到了。
&rdquo
想敞開雙臂的人不多。
比利時的社會主義領袖和工會在兩次血腥的嘗試之後，終于在1893年成功組織了争取成年人平等選舉權的總罷工&mdash&mdash這是奪權的基本前提&mdash&mdash然而，士兵在罷工結束前就殺死了12個工人。
1894年，美國的&ldquo普爾曼罷工&rdquo癱瘓了火車和郵政系統；來自辛辛那提州的法官威廉·霍華德·塔夫脫（WilliamHowardTaft）絕不是個殘忍的人，但他在給妻子的信中說：&ldquo軍隊不殺幾個暴徒，麻煩事就沒完沒了。
他們才殺了6個&hellip&hellip到目前為止。
完全不夠引發關注。
&rdquo這就是階級鬥争進行時。
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标是廢除私有制，重新分配世間财物，能滿足每個人的需求。
這個目标和無政府主義是一緻的，但社會主義者認為應該通過組織和政治行動實現這個目标，在這一點上與無政府主義者分道揚镳。
物質進步越大，産生的貧窮就越廣泛、越嚴重。
面對這個19世紀可怕的難題，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都将集體所有制視為答案。
馬克思從這個難題中找到了他的體系的主題：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将導緻它的崩潰。
他對曆史做了經濟分析，證明了這個觀點。
工業革命把獨立的生産者轉換為沒有财産的工廠工人，成了社會的赤貧階級，他的生存依賴于擁有生産資料的資本家。
資本家通過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積累财富，變得越來越富有，而受剝削的工人則越來越貧窮。
這個進程隻能以現存秩序的暴力崩潰結束。
工人階級接受過階級意識的訓練，對此早有準備，會在時機成熟時掀起革命，開辟新秩序。
馬克思主義所說的貧困化，或者越來越多的痛苦（Verelendung）和崩潰（Zusammenbruch），可謂社會主義的宗教術語，相當于另一個宗教的訓言&mdash&mdash&ldquo上帝是唯一的&rdquo。
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受此影響，有根深蒂固的分裂趨勢，一方面相信崩潰和革命是必需的，一方面又覺得對現存秩序進行漸進式改革是可行的。
這種将來的絕對性和現在的可能性之間的分裂，是從其誕生之初就存在的，創立者們在1889年就是否允許同資産階級政黨合作的問題上分裂成了兩個代表大會。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指責法國&ldquo可能派&rdquo預先埋伏在巴黎火車站，把毫無戒備的外省代表領到錯誤的大會上。
在接下來的25年，這種分裂影響了工人階級運動的所有行動、決策和政策規劃，将通過協商獲得收益的人同毫不妥協的階級鬥争分裂，實用主義者同理論家分裂，工會同議會黨分裂，希望在工資、工時和安全上獲得保障的工人本身也同為了明天的權力替他們焦慮的領袖分裂。
除了分裂以外，馬克思主義的前提還給社會主義埋下了另一個根深蒂固的難題。
作為一個代表工人階級的運動，它需要工人階級的支持，隻有取得實際的結果，才能獲得支持。
然而，每一個實際的結果都會減慢或阻止貧困化的進程。
年輕時是忠誠的社會主義者的約翰内斯·米蓋爾（JohannesMiquel）有一次和朋友散步，阻止了準備把零錢給乞丐的朋友，他說：&ldquo不要耽誤革命！&rdquo這就是馬克思主義邏輯走到極端的表現。
任何改革都假定争論的雙方有共同點，而革命則否認共同點存在。
如果沒有共同點，革命以外的任何做法又有什麼用呢？正統社會主義者主張，為了加強工人在最後抗争時期的力量，應該想方設法從有産階級的手中擠出改革的成果，以此來回避這個綱領中的驚人漏洞。
幾大國家性社會黨總是同時具備在現有系統中實現改革的最低綱領和摧毀資本主義、在階級鬥争中大獲全勝的最高綱領。
溫和派&mdash&mdash反對他們的人稱之為&ldquo機會主義者&rdquo&mdash&mdash日益關注于最低綱領，以及獲取使其成功的必要的政治權力；正統派則拒絕退讓，不向任何妨礙貧困化真理的階段性成功低頭。
在革命的最後必要性的問題上，社會主義的政黨綱領并不明确。
他們掩蓋這一點，一是為了吸引選民，二是因為這還是個有争議的問題。
社會主義并不是一個堅硬得像寶石一樣的理論，不容許任何更改，相反，根據時間、國家、情況和派别的不同，各有變化。
一個社會主義者是否相信革命，很大程度上要由個人的性格決定。
有人是&ldquo徹底的革命&rdquo派，有人則認為隻有社會主義的太平盛世是作數的，至于如何實現是另一回事。
對于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崩潰不可避免，資本主義不是一個可以修改的系統，而是一個需要摧毀的敵人，是一個活着的暴君，配備着他所在階層的武器：法庭、軍隊、法官、立法機構、警察、禁令、封鎖。
财産已經存在了太長時間，令世界充滿邪惡，讓人們互相争鬥。
推翻的時刻已到了。
資本主義帶來的社會弊病&mdash&mdash貧困、無知、種族偏見和戰争（後者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剝削）&mdash&mdash将被徹底消除，取而代之的是社會的和諧。
從虛僞的愛國主義中解脫出來的勞動人民，被他們潛在的手足情誼聯合起來，不會再互相攻擊了。
從資本主義強加給他們的貪婪和挫敗中解脫之後，每個人都能&ldquo不受幹擾地&rdquo追求&ldquo符合其個性的發展&rdquo，因為集體主義保證他們有足夠的财力和自由實現這個目标。
社會主義象征着一種新的、更高層次的生活，其支持者認為自身承擔着神聖的職責，為了與理想目标相稱，必須履行道德義務。
維克多·阿德勒認為飲酒傷風敗俗，是摧毀工人階級的東西，所以他自己徹底戒酒，以身作則。
社會主義是大話的倉庫。
年輕的俄國革命者安格裡卡·巴拉巴諾夫（AngelicaBalabanov）還在布魯塞爾上學的時候，在比利時議會聽了一位社會主義演說者的講話，他感到：&ldquo議會在當時的我看來是個神聖的地方，科學、真理和正義&hellip&hellip将在這裡為工人階級戰勝暴政和壓迫。
&rdquo
這個目标給社會主義者的生活帶來了興奮、意義和熱情，許多人把這些當作他們追求個人抱負和利益的動力。
早期的黨内激進分子和組織者完全是無薪工作。
既然運動裡沒有金錢，腐敗也就不存在。
既然不能從中獲得生計和利益，其領袖也大多是理想主義者。
社會主義是一項事業，而不是職業。
它給了它的信徒奮鬥的目标，給他們注入了超越語言界限的激情。
在一次社會黨代表大會上，西班牙領袖巴勃羅·伊格雷西雅斯（PabloIglesias）用他的母語滔滔不絕地演說，在場的觀衆雖然一個字都聽不懂，仍然頻繁地鼓掌。
越來越多的工人投社會黨的票，世紀之交時已達數百萬人，對于他們來說，社會主義賦予了他們自尊和一種身份。
工人不再覺得自己是一群人中被忽視的、沒有名字的個體，而是有社會地位的公民，擁有自己的政治派系。
與無政府主義不同，社會主義給了工人一個可以從屬的政黨，不一定非得迎着困難搞革命，它提供了一種可接受的方式來實現目标，而不一定要去胡作非為。
這一事業吸引了意大利人阿米卡雷·奇普裡亞尼（AmilcareCipriani）這一類人，1889年代表大會的創立者之一。
他是個永恒的反叛者，曾和加裡波第[4]的紅衫軍一同奮戰，作為志願者加入反抗土耳其的克裡特起義；1893年又出現在布魯塞爾，和同志們一起參與大罷工。
&ldquo他身穿披肩，頭戴軟氈帽的樣子很帥氣，黑胡子有些發灰，眼光如烈焰&rdquo，他的手提包裡&ldquo毫無疑問炸藥要比洗漱用品多&hellip&hellip随時做好準備，去世界的某個角落為革命事業奮鬥&rdquo。
這一事業也吸引了良心不安的上流社會人士，比如美國人羅伯特·亨特（RobertHunter），其妻子乃銀行家、慈善家安森·費爾普斯·斯托克斯（AnsonPhelpsStokes）的女兒。
亨特和别的上流人士一樣，被揭露黑幕的公民記者的報道震驚，開始尋找補救社會不公的辦法。
他在特困戶居住的地方第一次看到了貧困的景象，發現了社會主義，并在1904年，28歲的時候寫了一本名為&ldquo貧困&rdquo的小書，成為經典。
他以那個時代旺盛的情感描述了意大利的一個山谷&ldquo如此歡快，如此和平，精美的滑坡上遍布一千個梯台式花園，廣闊的天空使靈魂着迷；男女老幼，他們大大的眼睛，凹陷的臉頰令人心痛&hellip&hellip偉大的上帝啊，提拉諾（Tirano）山谷還不能說服意大利擁抱社會主義嗎？&hellip&hellip你們吃飯時，他們的臉揮之不去，令你們難以下咽&hellip&hellip任何有良心的人都會在意大利成為社會主義者&rdquo。
每個國家的提拉諾山谷都造就了社會主義者，有的是看見他們的知識分子，有的是在此出生的工人。
他們之間的共同點是一種信念，相信人們有力量改善狀況。
他們面對的是巨大的障礙：有産階級資格老，實力強，根深蒂固。
但工人階級的不滿越來越多，他們不僅關心單純的需求，也在意社會的不平等。
工人們怨恨由财産資格差别對待的選舉權；怨恨不平等的義務兵役制，因為享有特權的人可被赦免；怨恨法律的偏見，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還怨恨各種各樣的世襲特權，這些在統治階層看來是理所當然的。
社會主義讓工人們意識到了自身的需求，并說出了口。
巴枯甯對群衆的冷漠已不抱幻想，拉薩爾（Lassalle）曾痛罵&ldquo窮人什麼都不要，真可惡&rdquo，這些已經成為過去。
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需要什麼，雖然總的來說并不是革命。
社會主義之所以囊括那個目标，是因為它給運動注入熱情和動力，比如14歲時加入奧地利社會主義政黨的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JuliusBraunthal），就是&ldquo為了革命&rdquo而來的。
但是對革命更感興趣的不是工人階級，而是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确信自己有管理社會的能力。
就像厚木闆上難以彌合的裂痕，社會主義運動中工人和知識分子間的差别也是無法根除的。
有組織的社會主義被稱為工人協會（Workingmen&rsquosAssociation），但事實上從來沒有這回事。
這一運動雖然代表工人階級，卻并不屬于他們，這一直是個根本性的差别。
雖然它為工人說話，将工人的需求表達出來，它的目标、信條主要是由知識分子制定的，思想、活力和領導層也主要由他們提供。
工人階級不僅是其服務的對象，最終也是其大規模實力的來源，是推翻資本主義必備的工具。
工人階級因此成為英雄，也成了感傷的對象。
在一本慶祝1896年倫敦代表大會的英文小冊子上，工人被描繪成了肌肉強健的英俊形象，好像是伯恩-瓊斯[5]畫裡的人物穿上了工作服，陪伴他們的是不屈不撓的女性，四肢修長，一頭卷發。
這和左拉筆下髒兮兮的工人不是一類，完全沒有粗陋、饑餓、受痨病折磨、借酒消愁的影子。
現實的情況既不是這兩個形象的綜合，也不是兩者之一，既不是流氓無産階級（lumpenproletariat），也不是胡子卷曲、緊握拳頭的革命者。
工人階級并不比其他階級更具有同質性。
然而，社會主義的信條要求它成為有工人階級思想、工人階級意志、工人階級目标的實體。
實際上，這些是很難确定的。
社會主義者把他們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結果是過高的估計。
内部的争鬥導緻1889年成立的代表大會沒能制定出一系列與會政黨都必須遵循的信條。
他們隻達成了四項決議，确定了四個社會主義适當的目标，與最高綱領還是有一定距離的，即8小時工作制，普遍、平等的男性選舉權，以民兵取代常備軍，慶祝五一勞動節，展現工人階級的力量。
第一條是其客戶的基本訴求，第二條才是整個社會主義目标和綱領的基礎。
要把群衆的數量優勢轉化為權力，隻能依靠選舉；這也是他們将資本的權力平均化的唯一武器。
出于同樣的原因，統治階級抵制這個做法。
當時隻有法國和美國有平等的男性選舉權，德國在地方政府選舉時采用，但不适用于全國大選。
在大多數國家，沒有财産就沒有選舉的機會，或者，納稅人、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和一家之長擁有多張選票。
社會主義者則堅持一人一張選票的原則。
五一勞動節是四項決議中的最後一個。
同意這個舉措，是為了響應美國勞工聯合會計劃在1890年5月1日開展的8小時工作制運動。
一位法國工團主義者提出了這一建議，但是結果存在分歧，因為德國人不願做一個可能觸怒官僚、引發報複的舉動。
盡管如此，德國人卻是第二國際中口氣最硬的。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曆史最長，規模最大，信譽最高，更何況馬克思也是德國人，它當然自視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據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是社會主義版本的梵蒂岡。
1890年，它從社會黨人法[6]中解放出來，在議會選舉中獲得140萬張選票，幾乎占了總數的20%，獲得了35個議會席位，這一成果令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者目眩。
德國社會民主黨因為和選民及工會走得很近，在實際操作上屬于&ldquo可能派&rdquo。
不過，在理論上，它堅決貫徹馬克思主義，并在1891年愛爾福特代表大會上重申馬克思主義曆史觀。
愛爾福特綱領再次确認，中産階級、小生意人和農民受到壓榨，和無産階級一起陷入越來嚴重的困境，而且群衆的數量越多，勞動力資源越多，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分化就越明顯。
既然隻能通過奪取政治權力來實現公有制這個終極方案，政黨的綱領就必須事關奪權，同時利用工會獲得投票，但堅持黨内政策的方向。
愛爾福特綱領對政治行動的命令在第二國際的大會上留下了印迹，但無政府主義者及支持他們的人對此表示激烈反對，他們和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曾導緻第一國際的解散。
盡管沒有受到邀請，無政府主義者還是來到1893年蘇黎世代表大會，結果他們遭到了德國主席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Bebel）的怒斥。
這位馬克思主義式辱罵的行家稱無政府主義者&ldquo既無綱領也無原則&rdquo。
在蘇黎世，他&ldquo習慣了德國方式&rdquo，毫不費力，就将無政府主義者強制驅逐出大會。
阿米卡雷·奇普裡亞尼對這種做法表示抗議，辭去了代表職務。
退下陣來的無政府主義者在一家咖啡館裡舉辦了小型的反大會組織，與此同時，多數派全票通過一項決議，承認&ldquo組織工人進行政治行動的必要性&rdquo。
從此以後，隻有接受這個原則的政黨和團體才能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并參加第二國際的代表大會。
但他們不願脫離基礎，故而為工會破例，工會組織不必認同這條政治原則，也可在今後參加大會。
根據比利時代表埃米爾·王德威爾得（EmileVandervelde）的記載，這些難題是在&ldquo深刻而平靜&rdquo的氣氛中解決的。
但是，在年輕的英國工會代表J·R·克萊恩斯（J.R.Clynes）眼中，卻一點兒都不平靜。
他被拉丁和斯拉夫國家代表&ldquo放蕩的語言&rdquo和暴力所震驚，狂暴的行為突然加劇，一位代表甚至亮出刀子，&ldquo所有人都在尖叫、掙紮&rdquo。
人類的好鬥在社會主義者的派系鬥争中縱情宣洩，克萊恩斯不太得體地将它的激烈程度歸咎于&ldquo過去的戰争所引發的、國家間的對抗和仇恨&rdquo。
克萊恩斯在蘇黎世湖遊泳時看到&ldquo水上一叢紅胡子，靜靜地向我漂來&rdquo，結果證明胡子的主人是代表費邊社出席大會的蕭伯納。
已然貶損過馬克思和革命的蕭伯納，也沒給威廉·李蔔克内西（WilhelmLiebknecht）留面子，在寫給大會的報告中指責他用&ldquo路障式的修辭&rdquo欺騙他的追随者。
從那以後，蕭伯納便認定德國的領袖落後世界40年。
在1875年建黨的李蔔克内西此時已67歲，是元老級人物。
他出身知識分子家庭，族譜裡有數位大學教授，可以追溯到18世紀。
他曾因為參與1848年資産階級革命而被捕，接着流亡英國13年，追随馬克思。
他在1900年去世，據統計有幾十萬人為他送葬，他們在街頭站成一排，目送出殡的隊伍4小時。
除了蕭伯納以外，大家都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是社會主義的希望&mdash&mdash舉着火炬，在那個馬克思期待爆發革命的國家。
它的規模，它的力量，它的完善組織，它的28個部長和組織者，它針對黨員工人的培訓計劃，它不斷增加的黨員人數給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93年的選舉，社會民主黨的選票多達175萬張，接近總數的25%，比其他任何黨派都要多。
但是和資本主義政黨聯合違背了原則，所以人數衆多的社會民主黨在國民議會中仍然是個相對無力的集團，而國民議會其實也是個無力的組織。
然而，它的存在本身已經是一種無形的壓力，使得政府更為公道，肯做出讓步。
德皇是在撤掉俾斯麥後一時高興得過了頭，解除了1890年的社會黨人法，後來很快醒悟過來。
他在1895年就認定社會民主黨是&ldquo一幫叛徒&rdquo，&ldquo不配做德國人&rdquo；到了1897年，又認為這個&ldquo不停攻擊最高統治者&rdquo的政黨&ldquo必須連根拔起，不留後患&rdquo。
李蔔克内西1895年就因為冒犯君主而被捕，起因是他的一次演講，用蕭伯納的話說，&ldquo阿瑟·貝爾福先生也能對櫻草會[7]&rdquo做出類似的講話，并&ldquo在英國大受歡迎&rdquo。
但李蔔克内西被捕并不标志着特别的鎮壓，因為這樣的事可能發生在任何德國人身上。
和階級屬性相比，國民的屬性在德國社會主義者身上更為明顯：他們不太勇敢，較為順從。
雖然規模如此之大，但直到1907年，該政黨才敢做東，在德國舉辦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
它的領袖雖然言辭激烈，在行動上卻十分謹慎；他們将五一遊行限制在晚上，以免耽誤白天的工作。
李蔔克内西說，停止工作就是大罷工，而&ldquo大罷工乃一派胡言&rdquo。
在慕尼黑，五一遊行直到1901年才被批準，且前提是在城外進行，前往的路上不能成群結隊。
于是，一列列社會主義者&ldquo包裡裝滿蘿蔔&rdquo，在妻子和孩子的陪同下，精神飽滿地穿越城市，他們靜默無聲，抵達市郊的啤酒花園，然後在那裡大喝啤酒，大嚼蘿蔔，在一位俄國流亡者看來&ldquo完全不像是慶祝工人階級勝利的五一遊行&rdquo。
不過，他們生活得要比任何俄國工人都好得多。
德國的工業擴張如火如荼，就業機會的增加比人口增加更快。
在這種情況下，工會成功地提高了工資。
社會立法也是衆多國家中最先進的，俾斯麥在位時就已推廣福利，以此團結工人和國家。
到1903年為止，1800萬德國工人有工傷保險，1300萬工人有養老保險，1100萬工人有疾病保險，德國每年花費在社會福利上的開支高達1億美元。
法律規定了工資、工時、休假、申訴程序、安全措施，甚至是工廠窗戶和廁所的數量。
德國的統治者以特有的認真态度徹底确保物資效率，有序管理一切事務，将偶然性降至最低。
德爾布呂克（Delbrück）教授在1897年公開支持勞資談判的權利，因為勞工的和平對于國家的統一和防衛是必不可少的。
有産階級越來越仇視、懼怕社會民主黨，而采用明智的讓步換取工人的沉默是壓制它的最好辦法。
該黨領導人奧古斯特·倍倍爾是資産階級眼中的某種&ldquo影子皇帝&rdquo。
這個骨架小、身形瘦的男人有一頭白發，留着山羊胡子，于1840年出生在營房，和&ldquo裡德沙皇&rdquo[8]同齡。
他的父親是軍隊下士，母親是家庭女傭。
少年時學習木工，在拉薩爾時代就參加了工人運動，并以煽動叛亂罪關進監獄4年，這種處罰對于啟蒙社會主義者是很有益的。
倍倍爾在獄中讀了不少書，接受了李蔔克内西的訪問，還寫下了權威的史書《女性與社會主義》。
據蒙森（Mommsen）說，要是把倍倍爾的腦子分成十幾份，給易北河東部的容克貴族們，準能讓這些人在他們的同類中出類拔萃。
國民議會上，以&ldquo野蠻的口音&rdquo和俾斯麥辯論的倍倍爾是貧困和悲慘境遇的代言人，受到工人們的愛戴和推崇，認為他是自己人。
直到它被摧毀的那一天，他永遠是&ldquo資産階級社會和這一政治秩序的死敵&rdquo，倍倍爾在1903年的政黨代表大會上宣稱。
這是傳統的措辭。
事實上，倍倍爾對群衆和他的追随者并沒有什麼幻想。
&ldquo看看這些人吧，&rdquo他在1892年對一位《泰晤士報》通訊員說，當時他們正一同觀看普魯士警衛營的遊行，&ldquo他們中有80%是柏林人，是社會民主黨黨員，但要是出了什麼事，上面一聲令下，他們就能把我擊斃。
&rdquo
在第二國際的傑出人物中，隻有他和基爾·哈迪是工人階級出身。
政黨的思想家和作者，制定愛爾福特綱領的卡爾·考茨基（KarlKautsky）比倍倍爾小14歲，他為黨的教義撰寫的評注為永無止境的讨論提供了文本。
考茨基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父母是畫家和小說家。
奧地利的維克多·阿德勒是一位醫生，埃米爾·王德威爾得的父母很有錢，被他描述成&ldquo資産階級美德的範本&rdquo，而法國的饒勒斯出身小資産階級。
作為醫生，阿德勒清楚營養不良、過度勞累和肮髒的環境對人體的危害。
他希望把工人帶進有&ldquo健康、文化、自由和尊嚴&rdquo的新的生存環境。
他出生在布拉格一個富有的猶太家庭，學醫的目的就是為了給窮人看病。
他像磚瓦匠一樣穿得破破爛爛，在維也納的磚廠調查工人的生存條件。
這些工人住在有衛兵看守的工業園區，如監獄一般，五六個家庭同住一間宿舍，工錢是隻能在公司經營的商店裡購買東西的單據。
1889年在奧地利建黨之前，阿德勒去德國、英國和瑞典旅行，研究工人的生活和社會福利法，希望能把它們引入到奧地利來。
他身材瘦小，看起來有點兒虛弱，有着濃密的頭發和胡子，戴着金邊眼鏡，面色蒼白，一邊的肩膀還有些前傾。
他是個樂迷，也喜愛易蔔生和雪萊。
他接受革命是最終目标，但也認為過渡階段的改革必不可少，隻有這樣工人才能做好身心準備，迎接他們的命運。
為了推行這些改革，與&ldquo因為懶散而緩和下來的專制獨裁&rdquo&mdash&mdash這是他對哈布斯堡王朝的描述&mdash&mdash做鬥争常常是令人沮喪的，阿德勒的信念也慢慢被拖垮。
20世紀初開始和他結識的托洛茨基（Trotsky）發覺阿德勒是個懷疑論者，容忍一切，适應一切。
在比利時，這個歐洲人口最為密集的國家，工業革命的進程如火如荼，而工人階級的生存環境用一位觀察者的話說，卻如&ldquo地獄&rdquo一般。
紡織廠、煉鋼廠、礦廠、采石場和碼頭榨幹了工人的每一滴血汗。
25%的工人每天的工錢少于40美分，還有25%的工人在40&mdash60美分之間。
一份在布魯塞爾的調查表明，34%的工人階級家庭住在單人間裡。
比利時的文盲率是歐洲北部最高的，因為使用童工的現象十分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