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機會上學的孩子很少。
這裡的工人運動關心&ldquo比教條更為深刻的東西&rdquo，1885年成立的比利時工人黨沒有常見的派系鬥争，因為他們負擔不起。
這是歐洲社會黨中最團結、最有紀律、最嚴肅、最有無産階級特征的隊伍，它的領袖是熱誠的王德威爾得。
他是一名訓練有素的職業律師，雄辯的演說家，很受人尊敬，就勞工問題寫過不少文章，令女性社會主義者&ldquo贊歎&rdquo不已，說他&ldquo外表迷人，很有吸引力&rdquo。
黨和工會一起，組織了合作社體系，工人們可以買社會主義的面包，社會主義的鞋，喝社會主義的啤酒，休社會主義的假，還能在布魯塞爾新大學獲得社會主義的教育。
這所學校是王德威爾得等人于1894年創立的（這一年，費邊社也創立了倫敦經濟學院），無政府主義的地理學家愛理塞·邵可侶也在該校執教。
于是，比利時學派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造出了一個社會主義的世界。
工人的生命換來了擴大選舉權，正因為如此，比利時工人黨才得以在1894年以28個席位跻身全歐洲最資産階級的議會。
這個團結一緻的集體&ldquo立場堅定、不顧一切，準備拿起武器和現存的所有體制戰鬥&rdquo，它的登場令統治階級一陣驚懼，而忠實的信徒突然意識到社會主義可能會在比利時這片土地上首次實現。
1902年，他們第二次号召通過大罷工赢得一人一票選舉，不少參加運動的人不情願拿已經得到的東西冒險，但好鬥者更占優勢。
統治階級仍然咄咄逼人，實力雄厚，在魯汶街頭&ldquo殺氣騰騰地用排炮齊射&rdquo鎮壓，8名罷工者被殺。
經過許多年，比利時工人黨才從這次失敗中恢複過來。
如果說德國有馬克思，法國則有大革命和巴黎公社。
法國的社會主義更有生氣，但由于極端的派系劃分，不是很團結，因此也沒有德國那麼權威。
馬克思主義的母體法國工人黨，是儒爾·蓋德（JulesGuesde）在征詢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見後于1879年創立的。
兩年之後，保羅·布魯斯（PaulBrousse）相信可以在不革命的情況下實現工人的解放，因而從中脫離，成立&ldquo可能派&rdquo。
巴黎公社的擁護者老布朗基（Blanqui）的繼承人愛德華·瓦揚另外組建了社會主義革命黨，其中又有極端派分裂出來，被稱作阿拉曼派，因為他們的領袖是讓·阿拉曼（JeanAllemane）。
蓋德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良心的守護者，不知疲倦地攻擊背道者和虛假的偶像。
一頭稀疏的黑發幾乎垂到肩膀，蓋德的臉長得像憔悴的耶稣，很有道德說教味道的長鼻子上架着夾鼻眼鏡；他是個狂熱分子，在和資本主義體制的全面戰鬥中從未停歇過哪怕一秒鐘。
&ldquo戴眼鏡的托爾克馬達&rdquo是同輩人給他的诨名，在左拉筆下，他說話時&ldquo有一整套激情的手勢，總是在咳嗽&rdquo。
在蓋德看來，革命以外的一切都沒有價值；與敵對階級的一點兒合作都不允許。
他是個&ldquo不可能派&rdquo，屬于馬克思主義者中，受自己的災難性預言影響，變得陰暗沮喪的一類人。
專注于物質财富的人類正在堕落。
要是再拖延下去，社會主義就來不及拯救他們了。
&ldquo人類如此堕落，我們社會主義者還能做什麼呢？&rdquo他在德雷福斯事件時質問，&ldquo我們來得太遲了；等到我們造房子的時候，人類已經腐朽。
&rdquo
1893年，社會主義者在法國也和比利時一樣，獲得了令人矚目的選舉勝利：超過50萬張選票将37位代表送進議會。
其中就有剛剛出名的讓·饒勒斯，當年34歲，他在家鄉選區塔恩捍衛卡莫罷工的舉動喚起了全法國的同情。
卡莫礦區是個勞動糾紛積怨很深的地方，那裡的礦工在1892年成功地将他們的工會書記&mdash&mdash一位社會主義者&mdash&mdash選為了市長，但是當此人需要請假履行政治任務時，沒有被雇主批準，他還是沒來上班，于是公司借此把他辭退。
這一舉動是對選舉意圖的當頭棒喝，是對大革命的後代所理解的參政權的侮辱。
當礦工們罷工抗議時，曾是哲學教授的饒勒斯主動站出來，擔任他們的顧問、領袖、發言人。
他的對手，索拉熱侯爵（MarquisdeSolages），卡莫的主人，鐵礦、玻璃廠和林場的所有者，擁有貴族頭銜和議會席位，是資本主義的象征。
饒勒斯通過罷工和選舉，和這個人不斷鬥争下去，花去他大半生的時間。
作為法國工人黨的候選人，饒勒斯從卡莫脫穎而出，進入議會。
饒勒斯個子不高，但體格魁梧，像一根&ldquo堅固的柱子&rdquo，一張臉&ldquo興高采烈，很有幽默感&rdquo，散發着南方人的溫暖和活力。
&ldquo他對什麼都感興趣，對什麼都好奇&rdquo，王德威爾得說。
他的嗓音有管風琴的力度和音域，他對演講的駕馭，他強大的思維能力，用之不竭的旺盛精力和不可遏制的激情，使他自然地成為領導人物。
他說話的時候一直處于不斷的運動當中，不是留着胡須的頭向後仰，就是整個身子向前沖，甩動着短小的手臂。
&ldquo思想的負擔令他的肩膀顫抖，膝蓋戰栗。
無限的修養和信念的所有力量都注入他的詞語中，帶領着衆多信賴他的人走向更好的未來。
&rdquo他似乎将土的堅定和火的流動合二為一。
他的遣詞造句很受人推崇，甚至連政敵也前來聽他演講，就像看穆内-絮利[9]表演拉辛的戲劇一般。
一位曾在餐桌上聽饒勒斯談論天文學的客人寫道：&ldquo房間的牆似乎已溶化消失：我們在蒼穹中遊泳。
女人忘了補妝，男人忘了抽煙，仆人走開，找尋他們的晚餐。
&rdquo雷米·德·古爾蒙（RemydeGourmont）說，&ldquo饒勒斯是用胡子思考的&rdquo，但是這位《證據》的作者，年輕時享有高等師範大學的光環，比大多數人思路更清晰。
盡管法國社會主義運動沒有正式的領導，而且總在不斷分裂、重組、再分裂，饒勒斯還是逐漸取代蓋德，成為公認的領袖。
他是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不是說他的觀念正統，而是說他信奉理念和事業的本質。
他相信人性是美好的，社會也能變得美好，人們應當用現實條件下一切可能的辦法，每一天都向着這個目标努力。
他自己一有機會便為此而鬥争：富爾米攻擊、惡棍法令、收入稅法案、德雷福斯事件，到處都有他奮鬥的身影。
他的社會主義并非起源于馬克思，而是&ldquo曆史的産物，無休無止的苦難的産物&rdquo，他坦誠地宣布。
他從路德開始追溯德國社會主義的起源，并以此為題用拉丁文撰寫了博士論文《德國社會主義的根源：從路德、康德、費希特到黑格爾》（DeprimissocialismigermanicilineamentisapudLutherum，Kant，FichteetHegel）。
他在1885年以共和黨身份當選議員，時年26歲，是下議院裡最年輕的，但他對政治失去了信心，轉而回歸學術生活，在圖盧茲大學任教。
除了學生和教職員工以外，工人和資産階級市民也很快湧入他的課堂。
圖盧茲的勞工鬥争和塔恩罷工事件又使他回到了公共生活中，并在1890年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
愛德華·瓦揚曾說，他認為沒什麼革命是饒勒斯不支持的，但是饒勒斯對革命的理解更接近于占領國家，而不是推翻國家。
他的馬克思主義是靈活的：他既是愛國者，也是世界主義者；既相信個人自由，也支持集體主義。
&ldquo我們社會主義者也有自由的精神，外部的制約也讓我們不安。
&rdquo他說。
如果未來的社會主義不允許人們随時随地&ldquo在藍天下散步、歌唱、冥想&rdquo，那它就是不可取的。
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中，工人階級是無權參與到資産階級國家當中的，但饒勒斯否認這一點。
他并不認為工人階級隻能在門外等着接管政權；他把他們看作是國家的一部分，需要讓别人意識到他們的存在，需要聯合中産階級，一起努力改造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
他的信念像發動機一般有力。
&ldquo知道怎麼認出哪篇文章是饒勒斯寫的嗎？&rdquo克列孟梭問道，&ldquo很簡單：他的所有動詞都是将來時。
&rdquo盡管如此，在社會主義者當中，饒勒斯是最注重實效的，從來不教條，一直是個實幹家。
他靠行動而生，行動意味着前進、撤退、适應、給予和取得。
他不會因為某個刻闆的教條而停止行動，關閉可能性。
他永遠是一座橋梁，連接人和理念。
他是個實踐中的理想家。
和他一同在1893年當選社會主義議員的還有腳踏實地的律師亞曆山大·米勒蘭（AlexandreMillerand）；以動人的演講技能（而非實質内容）出名的雷納·維維阿尼（RenéViviani）；以及另一位律師，也是這群人中最年輕的&mdash&mdash阿裡斯蒂德·白裡安（AristideBriand），稱得上是社會主義者中的F·E·史密斯；後來的事實證明，此人的頭腦、能力和野心要比他的信念更強大。
白裡安&ldquo什麼都不知道，但什麼都能理解&rdquo，這是克列孟梭對他的評價，并且補充道，如果有一天他被指控偷走了巴黎聖母院的塔樓，他會聘請白裡安為自己辯護。
1893&mdash1898年入駐議會的社會黨議員立即将他們的想法和目标公之于衆。
他們彼此之間在1896年達成協議，制定了名為聖芒代（St-Mandé）綱領的最低限度定義，即&ldquo社會主義者是信奉财産集體所有制的人&rdquo。
該綱領也确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目标，即生産資料和交易手段的國有化，待到時機成熟時一個接一個實現；通過普選權控制政治；加強工人階級在國際上的凝聚力。
他們在議會要求過渡性改革，推行8小時工作日，收入稅和遺産稅，養老金，市政改革，對工廠、煤礦和鐵路的健康安全管理。
饒勒斯打頭陣，蓋德用刺耳的聲音呐喊，逐條陳述馬克思主義曆史觀和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崩潰，資産階級為之顫抖；保守派又在德·芒的帶領下防守，報刊上充斥着演講詞，辯論演變成思想的競賽，使得社會主義就此成為法國人談論的主流話題。
法國的工會組織受工團主義者強烈反對政治行動的影響，在1895年成立了法國總工會（CGT），并和社會主義保持距離。
兩者間的敵對在1896年第二國際的倫敦代表大會上達到頂點，那是最&ldquo喧鬧混亂&rdquo的場面，無政府主義者在法國工會的授權下（其中包括了代表亞眠鋼鐵工人的讓·格雷夫）最後一次試圖進入社會主義大家庭。
就此問題引發的内讧極為嚴重，全體大會開始前&ldquo野蠻的喧嚣&rdquo隔着門都能聽得見。
沖突持續了6天，馬克思和巴枯甯之間的舊賬又被重提，大會的結果是将無政府主義者永遠排除出去。
社會主義的一個階段畫上了句号。
大多數人都懷疑劃分社會主義左右翼的新問題還會出現，&ldquo絕對派&rdquo和&ldquo可能派&rdquo的鬥争仍将持續。
在滿足這個期望之前，美國的社會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層面&mdash&mdash普爾曼罷工的禁令成功地造就了一位名叫尤金·維克多·德布斯（EugeneVictorDebs）的社會主義者。
他從阿爾薩斯移民到美國的父親以歐仁·蘇[10]和維克多·雨果（VictorHugo）為他命名，《悲慘世界》是父子倆的&ldquo聖經&rdquo，德布斯從小便受這本書的教育。
他從14歲起開始當鐵路消防員，成立了火車消防員協會，1892年，37歲時從協會辭職，轉而組織聯合所有鐵路員工的行業工會&mdash&mdash美國鐵路工會。
1893年至1894年，普爾曼公司在沒有降低員工宿舍租金的情況下，裁減了25%&mdash33.3%的薪水，與此同時仍然給投資者利潤分紅；德布斯于是号召所有使用普爾曼車廂的鐵路工人罷工，以示聲援。
幾十萬人站了出來，情況演變為美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罷工行動。
企業主出動了所有資金力量，拿出了24條鐵路加上8.18億美金，找來法庭和聯邦政府武裝力量做後盾進行反撲。
芝加哥地區出動了3000警員對抗罷工者，500名職業罷工破壞者宣誓就任聯邦執法官，并配給火器；最終召來6000名聯邦和州國民警衛隊的軍人，與其說是保護财産和公衆，不如說是破壞罷工，鎮壓工會。
一位正規軍的上校在某個芝加哥的俱樂部喝醉了酒，說他想對他的團裡所有士兵下令，瞄準每個&ldquo肮髒的白布條&rdquo射擊。
白絲帶是罷工者的标志。
工會雖然已同意提供足夠人手保持郵政車廂的運營，但是遞送郵件卻成了授予禁令的借口，而且還是涉及範圍最廣的一次。
在國家維護财産的裝備當中，禁令是資本主義最強大的武器，也是最遭人嫉恨的。
說服克利夫蘭總統禁令之必要的乃司法部長奧尼（Olney），此人在入主内閣前曾擔任鐵路律師，當時仍負責掌管幾條涉及罷工的鐵路線。
在芝加哥的美國聯邦地方檢察官獲得聯邦巡回法院法官格羅斯庫珀（Grosscup）和威廉·伍德（WilliamWood）的授意，草拟了禁令，再交由這兩人确認。
奧爾特蓋爾德州長拒絕請求聯邦軍隊的協助，兩位法官卻批準軍隊出動，說軍隊為禁令提供了法律依據。
這是&ldquo生産的階級和國家金錢的權力&rdquo之間的戰争，德布斯宣布。
他和幾位同事因為拒不服從禁令被逮捕，不予保釋，在1895年被判服刑6個月。
他被逮捕之後，差不多斷糧的罷工者放棄了。
30人被殺，60人受傷，超過700人被捕。
普爾曼在重新招聘時強制簽訂&ldquo黃犬契約&rdquo，要求所有工人放棄加入工會的權利。
這次罷工摧毀了美國鐵路工會，但德布斯因此成了英雄，禁令則成了惡棍。
這個事件也表明，當政府和資本聯合時，罷工是不會勝利的；因此，工人必須獲得政治權力。
德布斯在獄中思考經驗教訓。
他讀了《進步與貧困》，貝拉米的《回顧》，《費邊社論文》，布拉奇福德（Blatchford）的《可愛的英格蘭》，考茨基對愛爾福特綱領的評論。
基爾·哈迪也來監獄看望他。
他确信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框架裡的奮鬥是沒有指望的，而1896的選舉結果&mdash&mdash馬克·漢納（MarkHanna）和麥金萊聯合，打敗了布賴恩（Bryan）和民粹主義者&mdash&mdash也證實了他的觀點。
資本主義太強大了，改革不了，必須摧毀它。
反過來，統治階級對&ldquo革命者德布斯&rdquo也很有意見。
西奧多·羅斯福為麥金萊助選時曾在私下的談話裡說過：&ldquo現在鼓舞一大部分民衆的情緒必須鎮壓掉，就像鎮壓巴黎公社一樣，從那幫人的領導中選出十來個，讓他們靠牆站着，把他們擊斃。
我相信事情會到這個地步的。
這些領導在策劃社會革命，要颠覆美利堅合衆國。
&rdquo
德布斯在1897年1月1日的《鐵路時報》上發表宣言，稱自己已皈依社會主義，&ldquo革新社會的時候到了&mdash&mdash我們正在全面轉變的前夕&rdquo。
他和其他的工人領袖合作，借鑒了德國的名稱，成立了美國社會民主黨，這個政黨即是美國本土社會主義的代表。
建黨之初，黨員人數不足4000，全靠周期性地典當德布斯的兄弟西奧多的一枚金表，才維持黨報的運轉。
隻要西奧多·德布斯出現在盧普區一家當鋪的門口，那裡的德國店主就會把他叫過來，告訴出納員：&ldquo給這位先生40美元&rdquo。
此時，美國社會主義的政治時期尚未到來，新世紀的前12年，條件有所改變，德布斯後來四次代表他的政黨競選總統，并乘坐鐵路工人的紅色專列到全國各地拉票。
他此時的競争對手是社會勞工黨，其黨員主要是出生在國外的人，很大程度上隻在報紙上有影響，能讓人記住的是其狂熱的獨裁者&mdash&mdash丹尼爾·德·裡昂（DanielDeLeon）。
德·裡昂出生于庫拉索島一個荷蘭籍猶太家庭，在德國接受教育，深信隻有自己才有資格領導階級鬥争。
他在22歲時來到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法律學位，然後留校任教，講授拉丁美洲曆史，因此被他的對手嘲笑為&ldquo教授&rdquo。
德·裡昂在《人民》周報上不停宣傳社會主義理念的同時，還參選了紐約州議會，在1891年參選衆議員，但都沒有取得可觀的成果。
為了吸引工會工人參與政治行動，他創建了社會主義貿易勞工聯盟，主要是想以此刺激行業工會領導人塞缪爾·龔帕斯。
在龔帕斯眼裡，政治行為無異于魔鬼的幹草叉，而德·裡昂則是社會主義運動中出現的&ldquo最為邪惡的力量&rdquo。
1901年，社會勞工黨的一大派别在莫裡斯·希爾奎特（MorrisHillquit）和維克多·伯格（VictorBerger）的帶領下，脫離了德·裡昂的&ldquo獨裁統治&rdquo，加入到德布斯的隊伍，後者此時已更名為美利堅社會黨。
龔帕斯是社會主義根深蒂固的對手，他也是常規的工團主義的原型，與之相對的是革命性的工團主義。
他出色地解釋了工人的鬥争必須在資本主義系統内部進行，而不是反對這個系統。
龔帕斯像侏儒一般矮小結實，外表&ldquo簡直滑稽可笑&rdquo，頭很大，線條粗糙；雖然長得醜，他的性格卻引人注目，在任何會議上，他都處于主導地位。
有一回，他又在勞工聯合會發表攻擊社會主義的長篇演說，遇到了一位他在印刷工人工會裡的老對手，此人很喜歡沖他起哄，&ldquo給他們好看，薩姆[11]；給他們好看&rdquo。
龔帕斯從不偷懶。
抛棄舊世界之後，他雖然紮根社會主義傳統，卻對它極不信任。
他年輕時曾在雪茄制造業工作，任務按件分配，但是允許一位工人大聲讀書，其他人幫忙完成此人的配額。
龔帕斯那會兒把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爾的著作讀給他在工廠的同事們聽。
&ldquo向社會主義學習&rdquo，但&ldquo不要加入進去&rdquo，他的導師&mdash&mdash一位瑞典馬克思主義者說過。
&ldquo好好學學怎麼用工會這張牌，薩姆，&rdquo他說，&ldquo如果理念與它沖突，那就是錯的。
&rdquo
龔帕斯對美國這個新社會是有信心的，他拒絕承認馬克思式的悲觀假設。
他堅信工人不應參與政治，這一點不可動搖，而應該運用實力，直接和雇主交涉，達成協議。
在工資、工時和工作條件上的規定應該通過工會活動實現，而不是通過立法。
他在1881年成立了美國勞工聯合會，當時他31歲，聯合會的辦公室是一間80平方英尺的小屋，以餐桌充當辦公桌，闆條箱當凳子，和善的雜貨店老闆給了他一些裝番茄的箱子放文件。
到了1897年，聯合會已經有了26.5萬名會員；1900年，會員數達到50萬；1904年達到150萬。
布賴恩在1896年為了謀取工會投票，許諾說如果他當選，就讓龔帕斯進入内閣，結果龔帕斯堅持宣稱&ldquo在任何情況下&rdquo他都不會擔任政治職務。
他還禁止聯合會中的美國勞工出來支持布賴恩和民粹主義者，因為，正如他所說，&ldquo這些中産階級的事務&rdquo會轉移工人對自身利益的關注，代表工人利益的隻有工會，沒有其他。
當他的權力越來越大時，他剃掉了海象式的胡須，戴起夾鼻眼鏡和大禮帽，穿上了阿爾伯特王子式的外套，和約翰·伯恩斯[12]一樣，與社會名流交往甚密，和馬克·漢納或奧古斯特·貝爾蒙特（AugustBelmont）協商事宜。
然而，他從來沒有為自己謀取金錢，一直到死都是個窮人。
他在批判階級鬥争時也保持着深刻的階級意識。
&ldquo我是個工人。
我的每根神經、每根纖維、每個願望都和工人們在一起，為了我們這些工人能獲益更多而奮鬥。
&rdquo工會成員的任務是&ldquo更普遍地組織起來，更緊密地結合起來，團結我們的力量，做好教育工作，準備捍衛我們的利益，這樣我們才能作為自由的美國人走向投票箱，團結一緻，将這個國家從它當前的政治和工業的混亂狀态中解救出來，從财閥和破壞者的手中奪過來，交到普通人民的手中&rdquo。
這個說法其實已經是社會主義了。
15年之後，他在歐洲訪問，看到遊客們因為阿姆斯特丹貧民窟生活條件的展覽而震驚，他對此事的反應再次證明了他的社會主義傾向。
他記錄下了遊客震驚的原因，人類竟能忍受對文明如此&ldquo莫大的侮辱&rdquo：&ldquo為什麼不能以某種方式反抗呢？&rdquo社會主義本質上正是那些覺得有責任&ldquo以某種方式反抗&rdquo的人的運動，正如莫裡斯·希爾奎特曾說過的那樣，龔帕斯是個社會主義者，隻是他自己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1899年，歐洲發生了一件事，在社會主義的隊伍中引起了軒然大波。
瓦爾德克·魯索為了争取在&ldquo清算&rdquo德雷福斯事件上得到更廣泛的政府支持，向米勒蘭提供了一個内閣職位，米勒蘭接受了。
在此之前還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跨過無形的障礙，加入資本主義的陣營，與他們進行任何合作。
雖說在饒勒斯的帶領、推動和說服下，社會主義者，或者說其中的一個派别已經加入到支持德雷福斯的資産階級團體，為了挽救共和國而戰鬥，但是加入到資産階級的政府是另一回事。
米勒蘭事件提出了合作這個根本問題，從此，這個問題将越發緊迫，因為社會主義者在國民生活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社會主義者不得不面對這個困境：究竟是甘願守着正統不放（就算毫無結果），等着最終推翻資本主義呢，還是和資産階級左翼政黨合作，支持他們抵抗反動勢力，并刺激他們進行改革。
這一問題也進一步意味着：從長遠來看，社會主義者的目标有沒有可能通過改革實現？
正當米勒蘭事件（lecasMillerand）使法國社會主義者陷入混亂之際，同樣的問題也在德國出現，不過并不是真槍實彈，而是停留在理論上，符合德國人的習慣。
問題起源自最無可挑剔的地方，散播它的是一位核心圈子的成員，此人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門生，李蔔克内西、倍倍爾和考茨基的朋友和同事，還參加過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的代表大會。
這個被認為将改寫馬克思的理論的人名為愛德華·伯恩施坦（EduardBernstein），他的新理論被直接稱為&ldquo修正&rdquo，可能是他不太敢給它命名吧。
伯恩施坦年輕時就在銀行做辦事員，19歲流亡瑞士，當時是1878年，正是俾斯麥實施社會黨人法的時候。
他在瑞士編輯了黨報《社會民主黨人報》（Sozialdemokrat），很有成效，受到了馬克思的認可，恩格斯的嘉獎，後者稱其為&ldquo黨擁有的最好的東西&rdquo。
1888年德國政府也給出表揚&mdash&mdash對瑞士施加壓力，要求驅逐該報社成員。
伯恩施坦搬到了倫敦，和他的老師一樣，在大英博物館埋頭讀書，1890年社會黨人法撤銷之後他也不曾試圖返回德國。
雖然仍受到煽動暴亂罪的指控，他卻沒有提出申訴，而是忙着寫一本用馬克思曆史觀闡述英國革命的書，而且他與倫敦的氛圍意氣相投。
這正是麻煩的征兆。
這些年，他擔任新的黨報《前進報》（Vorwärts）的通訊員，也為考茨基的《新時代》（NeueZeit）撰寫文章。
德國社會主義在倫敦的總部是恩格斯在攝政公園的住宅，這些流亡者晚上聚集此處，圍坐在桌子旁讨論問題，桌上慷慨地堆滿厚厚的三明治和啤酒，到了年末，還有聖誕布丁供應。
恩格斯1895年去世時，指定伯恩施坦和倍倍爾做他的遺著保管人。
恩格斯之死似乎解開了約束，伯恩施坦的第一批異端文章就出現在接下來的一年。
1896年，他46歲，外表上看來很體面、值得尊敬，戴無框眼鏡，頭發稀疏，看上去似乎是那種可以做一輩子的銀行櫃員，最終當上支行經理的人物。
他唯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長長的鼻子，鼻孔外張，特立獨行。
他和費邊社成員很熟&mdash&mdash實際上格雷厄姆·沃拉斯是他的好友&mdash&mdash但是對他們願意與資産階級秩序合作懷有長期的偏見。
與此同時，英國民主政府的運轉又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圍的證據表明，資本主義不知怎的，并沒有走向崩潰的邊緣，他無法忽視這一點。
雖然财富分配不公，&ldquo痛苦越來越多&rdquo是馬克思所預見到的，但矛盾的是，這個體系确實十分強大，甚至呈一種大肆發展的态勢。
整個世界似乎很不公平地落入了繁榮發展的旋渦中，滲透下來的結果以就業機會增多的形式抵消了&ldquo越來越多的痛苦&rdquo。
流亡倫敦的伯恩施坦因為可以獨立思考而困惑煩擾，越來越懷疑曆史的發展不是像馬克思所計劃的那樣。
曆史違抗了德國人的命令（diktat）。
黑格爾制定了它；馬克思加強了它；但曆史，帶着蒙娜麗莎的微笑，走出了自己的路，逃脫了絕對命令。
此時的伯恩施坦就像一個開始懷疑《聖經》創世故事的教徒一樣，因為失去信心而備受痛苦折磨。
他變得郁郁寡歡，喜怒無常，甚至一度申請去德蘭士瓦的銀行工作。
埃莉諾·馬克思（EleanorMarx）在給考茨基的信中說，伯恩施坦情緒不好，樹敵不少。
但理智的勇氣取得了勝利。
1896&mdash1898年之間，他向《新時代》提交了一系列關于&ldquo社會主義的問題&rdquo的文章，立刻引發了強烈的抗議和指責。
德國的社會主義者陷入了論戰的狂歡。
伯恩施坦又用一篇演說總結他的論點，寄到1898年10月的斯圖加特社會黨代表大會上，後來又進一步擴展，結集成書，名為&ldquo社會主義的進化&rdquo（DieVoraussetzungendesSozialismus），于1899年3月發表，使論戰升級。
此書擺出了與馬克思主義相反的事實：中産階級并非正在消失；有産者的人數在增多，而非減少。
德國的工人階級并沒有陷入越來越嚴重的貧困，而是在慢慢獲得利益。
資本并沒有集中在人數逐漸縮減的資本家手裡，而是通過股票和股份向更廣泛的所有權擴散。
增加的産品并沒有全部被資本家消費，中産階級，甚至無産階級（當他們掙得更多的時候）的消費量也在增加。
在德國，對糖、肉和啤酒的消費都在上升。
貨币流通越廣泛，一次經濟危機導緻最終崩潰的可能性就越小。
如果社會主義者要等那一天的話，他們可能會無限期地等下去，伯恩施坦警告說。
簡而言之，&ldquo貧困化&rdquo（Verelendung）和&ldquo崩潰&rdquo（Zusammenbruch）這對殘酷的雙胞胎隻是幻影而已。
伯恩斯坦取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提出了一種能夠無限擴張，具有自我調整能力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如此就排除了據稱必然會發生的崩潰。
這樣一來，現存的秩序得以保留。
如果最終崩潰和革命并非無法逃避，那麼社會主義者的目标也許就是建立一個符合道德的民主社會，支持所有階級，而非隻有無産階級。
如果放棄了革命的目的，工人階級就能赢得資産階級的支持，在現存的秩序下進行改革，伯恩施坦宣稱。
他顯然已被樂觀的情緒陶醉。
他的說法和&ldquo米勒蘭主義&rdquo不謀而合。
如果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終究不是非此即彼的嚴酷選擇，如果一個社會可以同時擁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某些特征，并繼續發展下去，那麼社會主義者就沒有理由繼續自我隔離，拒絕在政府中發揮作用了。
修正主義的實質是放棄階級鬥争。
這是一根插進社會主義心髒的木樁。
伯恩施坦沒有退縮。
他厚着臉皮暗示，工人并非像馬克思設想的那樣，是協調統一的&ldquo階級&rdquo，有&ldquo無産階級&rdquo意識；這種意識恐怕也培養不出來。
工人們被分為鄉下人和城裡人，有技術的和沒技術的，在工廠工作的和在家工作的，各有各的興趣愛好，各有各的賺錢能力。
許多工人對社會主義漠不關心，甚至懷有敵意，反而和資産階級有一樣的道德感和習慣，并不像社會主義者那樣蔑視資産階級。
如果工人并非最忠實于階級屬性，那麼他們的利益就和任何公民一樣，與他們所在的國家的利益緊密相連。
這就是修正的可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