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
伯恩施坦甚至摒棄了《共産黨宣言》的殘酷律令&mdash&mdash&ldquo工人沒有祖國&rdquo。
他說，當所有工人都有選票的時候（正如在德國那樣），他們就獲得了政治權利和責任，因此必須從國家利益出發思考問題。
修正主義撕裂了社會主義。
伯恩施坦的公開構想令産生懷疑的追随者恢複了元氣。
政黨領袖紛紛攻擊異端。
他被指控為&ldquo英國化&rdquo。
考茨基在《伯恩施坦和社會民主綱領》一書中對他的論點逐一反駁，想以此處理掉他，但并沒成功。
争論擴大開來，蔓延至每場會議、每份報紙、每個政策委員會。
人們指控他忽視社會主義最終目标，伯恩施坦做出了令人震驚的回答：&ldquo我公開承認，我對一般所謂&lsquo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标&rsquo的東西無甚興趣。
不管這個目标是什麼，對我都毫無意義；運動（為了社會進步的運動）才是我的一切。
&rdquo他決定回國，在監獄中為自己辯護。
朋友們為他向政府求情，馮·彪羅總理認為他将産生破壞，故而讓起訴無效。
伯恩施坦1901年回到德國，1902年通過補缺選舉進入議會。
他成為修正主義刊物的編輯，修正派的預言也如雨後春筍在黨内湧現，繼續生長。
修正主義給社會主義者提供了結束孤立的理由，打開了參政和雄心的大門，這正是它的吸引力。
社會主義者借此感到自己也是國家的一部分，雖然這不符合先知的命令。
修正主義也意識到了另一個現實：階級之間确實在發生權力的轉換，就像水滲透大壩一樣，發生的方式肉眼是看不見的，馬克思主義也沒有預見到這一點。
維克多·阿德勒注意到了修正主義的一個缺點。
有人說，阿德勒應該像蒙田一樣，拿一杆天平做自己的标志，用&ldquo我知道什麼？（Quesais-je？）&rdquo做自己的箴言，因為他總是從壞事裡看到好處，從好事裡看到壞處。
在給伯恩施坦的一封信中，阿德勒談到他已将懷疑公開，這種懷疑，所有社會主義者都曾有感受，但是到最後，阿德勒也将和修正主義者站在一起，因為修正指出了緻命的危險&mdash&mdash&ldquo社會主義者會丢掉社會主義&rdquo。
與此同時，在法國的社會主義界，因米勒蘭事件而起的争鬥越來越亂，比德國的情況要猛烈得多，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分歧。
出席米勒蘭任職儀式的饒勒斯顯得很苦惱，被迫表态時，他承認合作要比完全不合作好。
1899年12月，他在巴黎召開的法國社會黨代表大會上否認合作會像馬克思主義者指控的那樣導緻個人腐化。
他争辯道，資本主義何時崩潰是無法預測的，所以必須在改革上下功夫，為它掃清障礙。
&ldquo我們不能站得遠遠的，&rdquo他說，&ldquo而要在大本營的心髒打這場仗。
&rdquo大廳裡都是反對者的聲音。
蓋德&ldquo又高又瘦，皮膚幹燥，雙眼閃耀着黑色的火光&rdquo，他宣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引用李蔔克内西的話，這時某個部長派&mdash&mdash米勒蘭的支持者&mdash&mdash大聲喊道：&ldquo打倒李蔔克内西！&rdquo蓋德的支持者們一個個臉色鐵青，在場的某個代表後來寫道，當時的情景就像是有人在巴黎聖母院裡喊&ldquo打倒上帝！&rdquo一樣。
鬧了三天之後，大會決定表決：&ldquo階級鬥争允許社會主義者進入資産階級政府嗎？支持還是反對？&rdquo投票結果是反對，但很快又進行了一次投票，允許部長派在特殊情況下存在。
在饒勒斯懇求統一的情況下，大會設法以這種拼拼湊湊的方式結束，沒有解決根本的對立。
此後出現了兩個政黨：蓋德、瓦揚和馬克思的女婿保羅·拉法格（PaulLafargue）組成了社會黨法國（SocialistPartyofFrance），保證&ldquo不和資産階級的任何派别妥協&rdquo，緻力于毀滅資本主義；而饒勒斯、米勒蘭、白裡安和維維阿尼則組成法國社會黨（FrenchSocialistParty），緻力于可以&ldquo立即實現&rdquo的改革計劃。
在全世界社會主義政黨的總部和會議室，角落裡都有沾滿灰塵的紅旗，派系對立都因為修正主義和米勒蘭事件而擴大。
教條主義者抱着舊原則不放，修正主義者卻發現社會主義和政治一樣，是一種&ldquo可能的藝術&rdquo。
1900年9月，比以往都更為分裂的第二國際在巴黎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此時正是世界博覽會進行時。
這個城市到處是遊客，是世界關注的中心，社會主義領袖們極力避免發生公開的破裂。
考茨基策劃了一份決議，雖然拒不認可米勒蘭的行為，但也沒有對此做出譴責。
代表們稱之為印度橡膠（Kaoutchouc）決議，因為它的彈性太大。
這份決議幾乎占據了大會的所有時間，遭遇德·裡昂的嚴厲批評，唇槍舌劍，争辯十分激烈。
某一刻，德國代表艾哈德·奧爾（ErhardAuer）遺憾地表示，德國社會主義者不太可能遇到&ldquo米勒蘭事件&rdquo這樣的機會。
這句話暴露了德國的嚴酷現實，引發了走廊上好一陣鼓掌、噓聲和義憤填膺的讨論。
最終，總是一心要求統一的饒勒斯占了上風，在他的出色斡旋下，考茨基決議越過了不肯妥協的少數派。
&ldquo我們都是很好的革命者。
讓我們明确這一點，并團結起來！&rdquo這是饒勒斯的主題，他在法國代表大會上也是如此。
但現實并沒有他期待的那麼好。
布爾戰争、美西戰争、義和團運動正在進行中，代表們覺得還是團結在羅莎·盧森堡（RosaLuxemburg）的決議下更容易些，這份決議把資本主義的即将崩潰歸結于帝國主義的競争，而非經濟問題。
它号召社會主義政黨組織、教育年輕人堅持階級鬥争，投票反對陸軍和海軍預算，舉行反軍國主義抗議集會，以此來反對戰争；該決議和另一份譴責海牙和會為騙局的決議被全票通過。
這次代表大會唯一具體的成就是決定在布魯塞爾設立一個永久書記處，任命王德威爾得擔任主席，另一位比利時人卡米爾·胡斯曼（CamilleHuysmans）擔任書記。
設立該組織的目的是通過階段性決議，為代表大會拟定日程，在必要時召集緊急會議，每個國家派遣兩位代表參加。
但是給書記處安排的預算非常少，所以随着時間的推移，它并沒有獲得多少威望或行政權力，不過是個收郵件的地址而已。
它的存在進一步表明國際主義的肌腱十分脆弱。
修正主義的侵蝕仍在繼續。
饒勒斯雖然為合作辯護，将其稱為政治生活的現實，但仍然拒絕接受伯恩施坦的修正理論。
他在1900年一次社會主義學生會議上，談及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争議時說：&ldquo我大體上是支持考茨基的。
&rdquo他說伯恩施坦是錯的，無産階級不會和資産階級的邊緣融合。
在占有生産資料的階級和無産階級之間&ldquo界限是十分明顯的&rdquo，當然不同程度的陰影地帶也是存在的；以此為起點，饒勒斯又當了一回教授，開心地乘着哲學的翅膀，展開論述。
&ldquo通過這些難以察覺的過渡，一個人可以從白走到黑，從紫走到紅，從日走到夜；赫拉克利特就曾說過，白天裡總有一些黑夜，黑夜裡總有一些白天&hellip&hellip事實上，中間形态的細微差别的存在也是極端的特點&hellip&hellip&rdquo饒勒斯繼續航行，他的觀衆神志恍惚，直到啪一聲，他又回到了讨論的話題。
雖然這兩個階級&ldquo從根本上對立&rdquo，但并不意味着不能接觸或合作，他最後以呼籲社會主義團結結束演講，觀衆們報以&ldquo熱烈掌聲，長時間的歡呼和呐喊&mdash&mdash饒勒斯萬歲！&rdquo
饒勒斯在1902年再次參選，成為議會的四個副主席之一，于是每天都在實踐着合作。
他成了左翼政黨實際的領袖，支持政府對抗軍隊和宗教團體。
生活正把他推向修正主義。
他出席了英國大使館的遊園會，在1903年參加了愛麗舍宮為意大利國王和王後舉辦的宴會。
他在社會黨的波爾多代表大會上争辯，國家是可以進行改革的，并非蓋德斷言的那樣，是不可滲透的集團&mdash&mdash不是巋然不動，就是被推翻。
改革一個個實現之後，某一天工人的國家就會取代資産階級的國家，&ldquo我們将意識到自己已進入社會主義地帶，就像航海家進入新發現的半球一樣，沒有繩子能拉過海洋，做出标記&rdquo。
但他也承認合作與階級鬥争之間關系&ldquo複雜&rdquo。
那一年，德國社會主義者在他們的德累斯頓代表大會上也痛苦地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個問題在&ldquo馬褲&rdquo辯論時達到高潮。
社會民主黨還在慶祝剛剛結束的選舉勝利，它獲得了300萬張選票，81個議會席位。
伯恩施坦争論說，在這種情況下仍然堅持馬克思式的嚴格孤立是毫無意義的。
他敦促黨接受其實力的特權，即派出一名黨員擔任國民議會的副主席職位，這是它應得的權益。
但這麼一來，就需要穿着宮廷禮服正式拜訪皇帝，這個争議引發了好幾天的熱烈讨論。
社會主義者穿着褲腳束緊的馬褲、長襪和帶扣的鞋子！那像什麼話！倍倍爾痛罵。
讓社會主義政黨符合朝廷的規矩是對整個工人階級的侮辱。
伯恩施坦表示，這不是社會主義者穿什麼的問題，而是他們在議會做什麼的問題，但是辯論者們完全被穿馬褲這個可怕而迷人的景象所吸引，沒有注意伯恩施坦說了什麼。
對修正主義的辯論持續了3天，50名演講者參與其中。
羅莎·盧森堡帶領的集團要求把伯恩施坦驅逐出去。
她1870年出生于波蘭，是猶太木材商的女兒，長得并不好看，但有一雙漂亮的黑眼睛。
她有些跛腳，肩膀殘疾，但智力超群，聲音洪亮清晰，一直帶着波蘭口音。
她是個令人生畏的演說家，她的雄辯有一次竟讓一名安插在集會裡的督察忘記自己的官方職位，大聲鼓起掌來。
羅莎給他寫了張紙條，說：&ldquo很遺憾，像您這樣通曉事理的人會當警察，但是如果警察中缺少您這樣通人情的榜樣，那就更遺憾了。
下次别再鼓掌。
&rdquo
她和卡爾·李蔔克内西（威廉·李蔔克内西之子）一起，代表着左翼好鬥的革命派，以萊比錫為中心；弗蘭茲·梅林（FranzMehring）編輯的《萊比錫人民日報》（LeipzigerVolkzeitung）是他們的宣傳武器。
黨的規模和影響越來越大，日報的作者和擁護者也不可避免地在資産階級的圈子裡出沒，在羅莎的帶領下，抵抗派的社會地位也越來越高。
她強烈地鄙視修正主義，稱之為&ldquo議會工會癡呆症&rdquo，&ldquo從一個經濟秩序和平轉移到另一個經濟秩序&rdquo這個理論倒很&ldquo安逸&rdquo。
她相信群衆擁有革命的本能和創造性的革命力量，在曆史需要的時候，它會自然爆發。
在她看來，黨的任務是在曆史危機到來之前教育、指導、啟發群衆，而不是通過改革軟化他們的革命沖動。
黨的總理事會在激進派和修正派之間保持平衡，沒有太大困難。
正如他們當中一位領導格奧爾格·萊德博爾（GeorgLedebour）所說，20%的黨員是激進派，30%是修正派，剩下的&ldquo跟着倍倍爾走&rdquo。
倍倍爾一如既往，推行折中。
伯恩施坦沒被開除，但德累斯頓大會挫敗了他的合作提案，通過了一份決議，重申階級鬥争的政策&mdash&mdash&ldquo我們已成功地堅持到今天&rdquo&mdash&mdash并&ldquo斷然&rdquo拒絕任何&ldquo與現行秩序調解&rdquo的政策或手段。
這樣一來，歐洲最大的社會主義集團繼續在名義上堅持對馬克思的忠心，而實質上修正主義繼續興旺發達。
修正主義者并沒有對放棄階級鬥争的首要地位視而不見。
民族主義在傳播，他們也感受到了這個鼓舞人心的力量。
作為社會主義者，他們想參與到國家生活中，而不是站在門外，等待許諾的崩潰，但永遠等不到。
伯恩施坦在《社會主義月刊》上用英國的帝國主義經驗及其和就業的關系争論，工人階級的命運與國家的外部事物，即海外市場，&ldquo不可分離地捆在一起&rdquo。
他直截了當地說，工人的利益存在于&ldquo沒有戰争的世界政治（Weltpolitik）中&rdquo。
當德國人在德累斯頓争吵時，修正主義也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引發了對立情緒。
該黨的60個黨員那一年在倫敦召開了代表大會。
雖然米勒蘭事件甚至馬褲都不在他們的視野範圍内，但他們還是就未來是否合作的問題分裂成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
前者堅持革命和無産階級專政一躍而至，沒有過渡期的妥協；後者認為這是辦不到的，俄國必須先經曆了資産階級階段，在此階段，社會主義者和自由派政黨合作參與議會政府。
作為第二國際的成員，俄國政黨終年由其創始人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GeorgiPlekhanov）代表，此人長期流亡在外，對俄國國内的事務一無所知。
除了他以外，其他的俄國流亡者和所在國的社會主義者也沒有多少接觸。
他們全神貫注于自身狂熱的派系鬥争，開自己的代表大會，在第二國際中的影響微乎其微。
普列漢諾夫的對手、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列甯，在倫敦、巴黎、日内瓦和慕尼黑間輾轉，百折不撓地譴責&ldquo機會主義&rdquo和&ldquo社會沙文主義&rdquo。
他不時拜訪布魯塞爾的書記處，但是沒有人重視這個&ldquo小眼睛、小個子、鐵鏽色胡子、聲音單調的人，他一直用嚴格而冷酷的禮貌解釋着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準則&rdquo。
在别的地方，政治生活的現實使得修正成為必需，不管馬克思主義者喜不喜歡。
工業繼續發展，于是工會的成員越來越多，工人階級手中的壓力杠杆就越有分量。
資本和勞動力的戰鬥仍和以往一樣激烈，與此同時，工人階級通過社會主義政黨在歐洲的每個議會中擴大代表權。
在意大利，農民聯盟和農業合作社是強烈傾向于社會主義的，該黨從1892年2.6萬張選票、6個議會席位增加到了1904年的17.5萬張選票、32個議會席位。
在法國，饒勒斯的黨在蓋德及其追随者的咒罵下，正在國民生活中發揮作用，饒勒斯自己也不再是名義上的領袖，而成為真正地領導議會多數派的人。
在1904年8月召開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上，他決心向前邁進，挑戰德國這個龐然大物在第二國際的統治地位。
饒勒斯和倍倍爾的決鬥令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成為每個在場的人記憶中最刺激的第二國際會議。
500位代表參加，在任何時候，都隻有其中200位理解演說者的語言。
講台被紅色的布裹住，上面用金色的交織字母印着第二國際的縮寫I.S.C.，S繞着I轉，和衆所周知的資本主義象征有着驚人的相似。
天花闆上懸挂的荷蘭語口号還能得到每個人的認可&mdash&mdash&ldquo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ProletaariersvanalleLanden，VereinigtU！）&rdquo
派系越來越多。
英國有四個代表團：基爾·哈迪領導的獨立工黨，海因德曼領導的社會民主聯盟，沙克爾頓（Shackleton）領導的勞工代表委員會，還有一個費邊社的組織。
法國有三個代表團，美國有兩個&mdash&mdash顯然什麼都入不了德·裡昂的法眼。
他譴責大會的&ldquo社交和野餐&rdquo元素，即代表們把紙翻得沙沙響，在别人演講時交談、走動，結交外國朋友，互相介紹，入場、退場、大聲關門。
他宣稱饒勒斯是&ldquo社會主義運動中沒有資格的公害&rdquo，倍倍爾是&ldquo邪惡的天才&rdquo，阿德勒&ldquo荒謬&rdquo，王德威爾得是個&ldquo喜劇演員&rdquo，海因德曼&ldquo太遲鈍&rdquo不理解發生了什麼，英國工團主義者&ldquo很糟糕&rdquo，沙克爾頓是個&ldquo資本主義的官吏&rdquo，讓·阿拉曼&ldquo鄉音很重，胡話連篇&rdquo。
唯一一個沒有用&ldquo修正主義的夢話&rdquo背叛工人階級的政黨就是他自己的，自始至終&ldquo破釜沉舟&rdquo，态度堅決。
合作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在蓋德的要求下被納入議事日程。
倍倍爾的目标是令第二國際采納德國社會民主黨制定的德累斯頓決議。
他說，這份決議為社會主義者提供了不論何時、何種情況都能使用的正确指引，因為它闡明了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國家根本的對立。
他還借此機會表揚了德國社會主義政黨不斷壯大的實力。
饒勒斯反駁道，如果社會主義者能像在法國那麼強大的話，他們就能&ldquo做成一些事了&rdquo。
饒勒斯發動了大規模進攻，說德國外表看上去的實力和實際的影響力之間對比驚人。
為什麼？因為&ldquo你們的工人沒有革命傳統。
普選權從天而降，他們從來沒有面對路障去争取它&rdquo。
德國議會的所有議員都沒有實權，因為不管怎樣，德國議會本身就沒有實權。
正因為德國社會主義者什麼都做不了，他們才毫不妥協地堅持教條。
現在歐洲最沉重的負擔不是法國社會主義者勇敢嘗試，參與國民生活，&ldquo而是德國社會民主悲慘的無能&rdquo。
他熱情地為自己的主題辯護：不放棄原則的社會主義者必須&ldquo進軍&rdquo民主進程，即使這麼做意味着要和資産階級政黨聯合。
&ldquo顯然德國是個反動、封建的警察國家，歐洲治理最差的國家，&rdquo&mdash&mdash除了土耳其和俄國&mdash&mdash倍倍爾回答，&ldquo但不需要外國人告訴我們，情況有多悲慘。
&rdquo饒勒斯的政策會使無産階級堕落，他說。
德累斯頓決議是唯一的安全指南。
羅莎·盧森堡尖銳地譴責饒勒斯是&ldquo大腐蝕劑&rdquo（dergrosseVerderber）。
當饒勒斯站起來應答時，問道誰願意為他翻譯，盧森堡說：&ldquo我可以，如果您願意的話，饒勒斯公民。
&rdquo饒勒斯環顧四周，笑容可掬：&ldquo公民們，請看，戰場上也有合作的。
&rdquo
大多數代表拒絕放棄階級鬥争的原則，投票支持德累斯頓決議、反對饒勒斯，正如王德威爾得所言，這是将教條的敵意和個人的同情相結合。
&ldquo我們還記得德雷福斯事件&rdquo，還記得饒勒斯如何以&ldquo崇高的熱情&rdquo與不斷增長的反動實力對抗，但是大多數人沒有膽量割掉與馬克思相連的臍帶。
大會盡最後的努力，克服修正帶來的裂痕，采納了一項決議，說明從此以後每個國家隻能有一個社會主義政黨，這一點&ldquo是絕對必要的&rdquo。
所有聲稱是社會主義者的人都應為了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利益團結起來，要為了他們，對&ldquo持續的分裂引發的緻命後果&rdquo負責。
還有一個問題在阿姆斯特丹試探性地露面，雖然當時還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
日俄戰争的回聲還在耳際鳴響，代表們讨論如果發生戰争，工人階級對社會存在怎樣的責任，以及大罷工的可行性。
一提到這個字眼，德國人的馬克思主義熱情就冷卻下來。
談論大罷工是一回事，要得到工會的支持，做出行動又是一回事。
就德國工會而言，&ldquo政治上的大規模罷工&rdquo&mdash&mdash他們如此稱呼&mdash&mdash是受詛咒的。
倍倍爾說，雖然自己歲數大了，但是在祖國遭到打擊時，他和所有社會民主黨人都會扛起步槍，保家衛國。
饒勒斯表情凝重，在走出門時對王德威爾得說：&ldquo我的朋友，我想我要好好研究軍事問題了。
&rdquo
回國之後，作為忠實的社會主義者，饒勒斯遵從阿姆斯特大大會的決定，和蓋德恢複友好關系，在接下來的一年重新統一兩個黨派，成立工人國際社會黨法國部，通常以其法文縮寫SFIO稱呼。
它宣稱這不是一個&ldquo改革的政黨，而是階級鬥争和革命的政黨&rdquo，因此口頭上與合作劃清界限。
雖說這是對饒勒斯立場的挫敗，但饒勒斯并不是個崇拜标語的人。
他讓主義跟着行動走，既然他自己才是聯盟的真正領導，不如客套一下，讓着蓋德一些。
對他來說，合作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一條行動的大道。
但對于某些人來說，合作還真變成了政治意義上的腐蝕劑。
1906年，英國獨立工黨進入下議院；約翰·伯恩斯進入内閣的同一年，法國社會主義者赢得了88萬張選票、54個議會席位。
曾在廢除宗教學校問題上很積極的白裡安得到了教育部長的職位。
他接受了，由此在黨内引發不快，遂脫離社會黨。
幾個月後，維維阿尼也跟着他進入了内閣，擔任勞動部長。
自此，他們倆和米勒蘭一起（米勒蘭現在自稱為獨立社會主義者），連續擔任公職，白裡安三年之内當上總理，維維阿尼也在五年之後問鼎。
他們将合作走到了邏輯的盡頭，正如俄國大使伊茲沃爾斯基所言，他們&ldquo通過行使權力，變得合乎情理了&rdquo。
1905年，馬克思主義的重大事件&mdash&mdash革命，突然在錯誤的國家，以錯誤的方式爆發。
馬克思預言，崩潰隻能發生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但俄國沒有到達那個階段。
造反的也不是有階級意識的、有條不紊的無産者，而是一群惱火的人。
革命失敗時，沒有人感到驚訝，實際上，這一事件對社會主義運動幾乎沒什麼影響，這才是最不同尋常的情況。
哥薩克人擊斃了去冬宮遊行請願的工人，全世界為此而震驚。
&ldquo殘忍的大屠殺&rdquo見諸報端，正在利物浦開代表大會的英國工會就立即決定籌集1000英鎊的基金，撫恤受害工人的家庭。
俄國工人的抗議演變成10月大罷工，使政權魂飛魄散，罷工者們迫使其頒布憲法，工人階級大獲全勝，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歐洲的工人們舉行群衆大會，揮舞紅旗，歡呼雀躍。
距離聖彼得堡1500英裡（約2400千米）外的意大利農民喊道：&ldquo俄國革命萬歲！社會主義萬歲！&rdquo但俄國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沒有燎原。
等了很久的自發性起義終于來了，卻沒有一個西方國家的工人階級準備推翻資本主義。
隻有奧地利的社會黨人敏銳地抓住機遇，将他們的普選權活動推向高潮。
趁着統治者因為俄國事件而膽戰心驚之際，維克多·阿德勒在維也納宣布11月28日進行大罷工。
他提前一個月開始準備。
工廠員工中不是社會主義者的，黨員不能帶來參加罷工；也不允許談論革命或策劃中的罷工，&ldquo政治問題碰都不能碰&rdquo。
然而，這次示威遊行成功了。
瑪希阿法街黑壓壓一片，成千上萬的遊行者緊緊擠在一起，一個小時後才走到半英裡（約800米）外的環城公路，從那裡加入了更多人群，他們來自維也納别的區。
群衆沉重的步伐，緊握的拳頭，揮舞的紅旗，再次讓人聯想到《萌芽》中埃納博太太眼裡可怕的景象。
奧地利政府被示威遊行吓得不輕，承諾實行男性普選權，于1907年生效。
這可以說是俄國起義帶來的唯一積極成果。
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也安排了示威遊行，要求改革普魯士的選舉制度，這一制度是以稅收為标準實施的。
衆多在底層的小規模納稅人和中間三分之一的少數人，以及頂層的極少數人納稅的金額一樣，但他們最多隻允許選出本地代表的三分之一。
社會黨人總是占據市議會的三分之一席位，但即便他們有選票，也無法獲得控制權。
而且，正如饒勒斯譏諷的那樣，他們也無法面對路障奪權。
在普魯士政府的鐵腕下，選舉體制沒有因為示威遊行獲得任何改善。
俄國革命的一大影響是使社會主義者失去選票。
代表德國中産階級的進步黨此前在需要選擇的時候，一直都站在社會民主黨一邊，反對保守黨派，但是1907年的選舉中，它選擇支持保守黨候選人。
海軍和泛德意志聯盟也對選情産生了影響，它們希望這次選舉能産生一個絕對支持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政府。
這次選舉因為正值德國發動非洲殖民地戰争之際，被稱為&ldquo霍屯督選舉&rdquo，社會主義者自1890年至此第一次失去議席。
俄國革命現在看來已&ldquo無可救藥地被永久踐踏&rdquo了，因此喪失信心的托洛茨基又被歐洲社會主義者的漠不關心所震驚。
他和考茨基在1907年見面，這個矮小、纖弱的男人有着明亮的藍眼睛，雪白的頭發和胡子，看起來像個&ldquo很慈祥的爺爺&rdquo，但實際上隻有53歲。
托洛茨基覺得考茨基&ldquo對移植革命方法到德國的土壤懷有敵意&rdquo。
革命在報紙上有着可愛的光環，但街頭發生的事就沒那麼受歡迎了。
俄國革命的流産表明西方工人階級總體而言并不希望參與其中。
因此，修正受到了鼓勵，而修正意味着和階級越來越遠，和民族主義越來越近。
行業鬥争沒有松懈。
工人在1905年後更加願意聽工團主義者的講演，教導他們采取直接行動。
其源泉和影響都來自法國，無政府主義者也曾長期在這個國家譴責議會是騙局，把工人運動從革命目标轉移到政治問題上來，偏向知識分子的領導。
在工團主義者眼中，作為國家議員的社會主義政治家本質上是資産階級世界的一部分，遵從着他們的規則，卻和工人階級漸行漸遠。
工團主義者堅持認為階級戰争是經濟上的，不是政治上的，打仗的方法是罷工而不是辯論。
随着越來越多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滲透，工會運動也采用了革命工團主義的做法，1906年的法國總工會代表大會将&ldquo直接行動&rdquo奉為官方原則。
針對雇主的直接行動包括罷工、降低生産速度、聯合抵制和破壞（機器、原材料等）；針對國家的直接行動包括宣傳、大規模示威、抵抗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mdash&mdash這是資本家為了維持權力而培養的幻覺。
工人的每一點所得都是為決戰做準備，而階級鬥争最重要的行動&mdash&mdash大罷工，這&ldquo抱着雙臂的革命&rdquo将令資本主義的世界癱瘓，讓工人階級重獲自由，取得對生産資料的控制。
在意大利，警察和軍隊對工人運動的鎮壓向來是殘酷的，兩個階級之間有着刻骨銘心的仇恨和畏懼。
工團主義者在1904年和1906年領導過兩次大罷工，都遭遇野蠻的沖突，犧牲了工人的生命。
在法國，克列孟梭的激進政府在1906年至1909年間挫敗了一次又一次罷工，可見工團主義者宣傳的大罷工和工人實際的力量是有差距的。
法國的工人大多數是農民出身，工業的一大部分還是小型的、不加入工會的企業。
法國總工會的成員并不占産業工人的大多數，而且基于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常年的對立情緒，總工會很少和黨意見一緻，相互支援。
雇主以解雇和封閉工廠的方式激烈抵抗，阻止新行業加入總工會，還經常得到軍隊的支持。
克列孟梭聲稱，為了保障不參加罷工的人員安全，派遣軍隊是必要的。
1906年諾爾的礦工罷工，1907年南特的碼頭工人罷工和米迪的葡萄園工人罷工，以及1908年的建築工人罷工，軍隊都被派去鎮壓，結果共造成20人被殺，667人受傷。
郵政工人和教師的罷工被終身解雇的威脅所撲滅，理由是公務員沒有權利組織罷工，反對政府。
總工會負責此事的組織者被逮捕，罪名是煽動叛亂。
面對雇主頑固的抵抗，國會還是在1900年通過每天最長11小時的工時限制，星期天休息法和養老金也在1906年通過，但是克列孟梭執政時代一直在和罷工潮做鬥争，政府的鐵腕支持雇主，反映了克列孟梭無情的格言：&ldquo法國的基礎是财産、财産、财産。
&rdquo國家的介入滋養了憤怒和幻滅。
饒勒斯在1909年說，激進政府求助于暴力，&ldquo及其社會改革的失敗，令公衆無精打采，人們捂住嘴發牢騷，不滿的暗流湧動&hellip&hellip&rdquo同一年，類似的民衆不滿也在自由黨執政的英國造成了同樣的不安氣氛。
在美國，雇主的反擊式防禦也開始發力，并得到法院裁定的支持&mdash&mdash《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已把糾察隊、聯合抵制和罷工列為貿易限制行為。
正如古代小山丘上點燃的烽火，工團主義的信号跨越大西洋，通過1905年成立的世界産業工人聯合會（IWW）紮根美國。
該組織的創始者是德布斯和西部礦工聯盟的&ldquo大比爾&rdquo海伍德[13]，奇怪的是，他們竟與德·裡昂合作。
以歐洲的标準來看，該組織是工團主義與社會主義不可能的組合。
在宣揚直接行動的同時，它的英雄德布斯又作為社會黨的候選人競選美國總統。
美國的社會主義和俄國的相似，在國會甚至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