級都沒有代表，在政府中不起任何作用，因此也避免了合作的誘惑。
此時的德布斯已經徹頭徹尾地支持階級戰争論了。
工人必須是革命者，不能和現存秩序妥協。
他們的目标不僅僅是增加薪資，而是廢除薪資體制。
在他看來，工團主義已經取代了原有的社會主義革命精神，成為用工會的方法實現既定目标的機會，而那些方法是他從小就熟悉的。
1904年12月，他寫信邀請30位工會領導人一起商讨&ldquo聯合美國工人，采取正确的革命原則的方法和手段&rdquo。
1905年6月27日，世界産業工人聯合會的第一次大會在芝加哥開幕，與會者有礦工、伐木工人、鐵路工人、釀酒工人及其他的工會組織和社會主義集團。
世界産業工人聯合會宣稱是&ldquo工人階級的大陸會議&rdquo，将聯合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組成大的工業聯盟，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它擁護工團主義的最終武器，它的口号是&ldquo大聯盟、大罷工&rdquo。
&ldquo充滿原始本能&rdquo的獨眼巨人海伍德說：世界産業工人聯合會将走進貧民窟，把&ldquo流浪&rdquo的民工帶上來，和所有工人一起過上&ldquo體面的生活&rdquo。
它藐視勞資談判、協議和政治努力，将通過宣傳、聯合抵制、破壞及罷工來實現目的。
政府、政治、選舉都是騙人的鬼話，這個國家應該由工會接管。
世界産業工人聯合會對政治行動的拒絕引發了一系列分裂和退黨行為，好似從斧頭上飛散的木屑。
德布斯遭到社會黨同人的猛烈攻擊，說他在撕裂工人運動。
德·裡昂1908年退黨，并堅持在實力削弱的前哨捍衛着古老的原則。
對德布斯來說，目标是最重要的，隻要能實現目标，不管是政治方法還是直接行動都可以接受。
他不顧世界産業工人聯合會的工團主義原則，再次作為社會黨候選人參加1908年的總統選舉。
海伍德等人在全國各地開會，為德布斯的競選活動籌措每一分錢，租了一個火車頭和一節卧車車廂，把德布斯送上路。
沿路經過的火車司機們紛紛按喇叭向紅色專列緻敬。
紅色标語從車頂上懸挂到車尾平台。
德布斯有辦法讓人們相信社會主義是可行的。
他沒有銅管樂隊，也沒有擴音器，隻憑借聲音、微笑和張開的雙臂就夠了。
他&ldquo真的相信存在着四海皆兄弟這樣的手足情誼&rdquo，一個強悍的組織者說，他同時也坦承，聽到别人稱呼自己為同志時，心裡很不舒服。
&ldquo但是德布斯這麼說就沒問題。
他是真心實意的。
&rdquo很多家庭乘着馬車，挂着紅旗，從幾英裡外的大草原趕到火車站迎接紅色專列。
城裡舉辦火炬遊行、大型集會，孩子們抱着一束束紅玫瑰，創造出的幻覺連德布斯自己都相信了。
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社會主義者&ldquo和蚱蜢一樣多&rdquo，農民&ldquo是真正的革命者，已經準備好采取行動&rdquo。
等到統計選票的時候，&ldquo财閥&rdquo們會大吃一驚的。
但是最後的結果令人失望：他隻獲得40萬張選票，還沒有1904年多。
1910年，大規模改革運動在美國風頭正勁，維克多·伯格從密爾沃基脫穎而出，成了第一個當選國會議員的社會主義者；和他同時勝出的社會主義者還有一位當選地方檢察官，一位當選審計長，兩位當選法官；在35位市參議員中，社會主義者占了21個。
1911年，第一位社會主義者在斯克内克塔迪[14]當上市長。
到1912年，共有56位市長以社會黨候選人的身份當選。
但這些勝利屬于修正主義，成功當選的都是知識分子&mdash&mdash律師，編輯，牧師&mdash&mdash沒有工人。
工人運動的兩翼&mdash&mdash世界産業工人聯合會和美國勞工聯合會都拒絕參與政治。
1912年，當主要政黨為競選總統進行三方角逐時，德布斯再次投入其中[15]。
這次，社會主義似乎又是形勢大好，維克多·伯格在密爾沃基《領袖》報上說&ldquo我們像火車一樣，正加速前進&rdquo。
在紐約下東區掃街拜票的德布斯站在一輛卡車上，&ldquo緩慢地行進，所見之處都是歡呼的人群，在這布滿廉價出租屋的黑暗街道&rdquo。
最終他獲得了90萬張選票，比上次多了一倍，但隻占選票總數的6%。
那一年，世界産業工人聯合會在馬薩諸塞州的勞倫斯獲得了最大的勝利，組織了一次反對減薪的紡織工人罷工。
聯合會為整個城鎮的工人和家屬提供了兩個月的飯食，并赢得了加薪。
但不久之後帕特森罷工慘遭鎮壓，标志着美國工團主義的衰落。
提倡大罷工的工團主義在德國很難站穩腳跟。
工會和德國其他的機構一樣，過于秩序井然，罷工意味着秩序和責任的反面，這種方法是很難吸引這些機構的。
庫諾·弗朗克曾在1905年稱贊德國的工人階級&ldquo表現太好了&rdquo，對權威無比忠誠、恭順，德國人的這一點品質似乎發展得過度了，好像如果不這麼做，某種古老的條頓式野蠻、某種内在的匈奴就會掙脫出來。
德國社會主義者對待大罷工的态度很現實。
倍倍爾反對利用罷工實現政治目的，因為大罷工隻有在特殊情況下才能進行，且工人的心理狀态必須符合革命的要求。
生活在同胞中間，他很清楚這個條件是缺失的。
當黨的激進派在1906年曼海姆代表大會上提議，如果爆發戰争，就舉行大罷工時，遭到了倍倍爾的拒絕；大罷工不會有效果，他說，一旦戰争爆發，軍隊就會接管治安，反抗是愚蠢的，況且群衆肯定會受沙文主義熱情的支配。
至少，倍倍爾從未通過幻想獲得滿足，也不曾鼓勵這種幻想。
在曼海姆還發生了一次關鍵性的權力鬥争，盡管看起來很平和。
這個鬥争的結果将決定德國的命運，通過德國，也将決定世界社會主義的命運。
考茨基提出了一項決議，試圖在政策方面将工會隸屬于黨。
根據考茨基的定義，工會的任務是保衛工人，改善工人的命運，直到社會主義最終到來。
既然實現這個長期的最終目标是黨的任務，那麼黨的決策必須占支配地位。
在過去的10年中，德國工會成員中黨員人數從25萬增加到了250萬，資金也按此比例增加。
和法國人不一樣，他們與黨緊密合作，黨在選舉中也主要倚靠工會的選票。
罷工和封閉工廠時，工會慷慨地拿出福利金；它們也很有組織紀律性，通過努力，改善了條件，增加了工人薪資，塞缪爾·龔帕斯1909年訪問歐洲時對此印象就十分深刻。
臨時工一天掙3馬克，技術工人一天掙6馬克，大約36先令或者8&mdash9美元一星期。
進餐時間也有規定，違反者的名字會被列在公告上，并處以罰金。
政府承認組織工會的權利，仆人和農工除外；雇傭小于13歲的兒童是違法行為，13至14歲的人一天有最多工作6小時的限制。
看到這些進步反駁了馬克思的&ldquo貧困化&rdquo理論，龔帕斯十分欣慰，樂觀主義爆發，大唱德國工人的贊歌；在他眼中，他們生活在&ldquo生産最好、财富最多、平均智商最高&rdquo的時代，&ldquo有最好的理由期待這個階級将在世界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rdquo。
就算龔帕斯被反馬克思的激情沖昏了頭腦，誇大其詞，德國工人也顯然在現存秩序裡找到了位置。
這樣的結果并不利于在工會中培養革命熱情。
考茨基是擔心他們在現存秩序裡陷得太深，才提出了這個決議，将工會納入黨的政治控制之下。
為了避免觸犯工會，他的提議被曼海姆的大多數與會者堅決否定。
考茨基盡可以去構想理論，但是涉及實際問題的時候，黨的總理事會就變得極其現實主義。
這項提議的挫敗實則意味着工會的勝利。
既然考茨基的分析沒錯，這也意味着，在這個社會主義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國家，比起最終目标來說，人們更偏向現存秩序。
伯恩施坦從前的異端邪說&mdash&mdash&ldquo我對最終目标毫不在意&hellip&hellip&rdquo現在成了公認的規範。
曼海姆之後，日常活動變得越來越講究實際，越來越修正主義，即便黨在代表大會和正式場合仍然繼續重申馬克思主義的準則。
民族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潮流一同到來。
1907年4月25日，海牙和會開幕前夕，一位名叫古斯塔夫·諾斯克（GustavNoske）的社會主義議員在國民大會上明确了這一趨勢。
他發表的演說引發了轟動。
他宣稱，認為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信奉裁軍是&ldquo資本主義的錯覺&rdquo。
雖然社會主義者期待未來的和平，但目前國際經濟的沖突強烈，裁軍是不可能的。
社會主義者會和右翼的紳士們一樣，抵制别國把德國往牆上按的企圖。
&ldquo我們一直要求一個武裝的國家&rdquo，他的發言令同事們震驚，令右翼又驚又喜，報以掌聲鼓勵。
考茨基憤然駁斥諾斯克，并宣稱，戰事爆發時，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首先屬于無産階級，然後才是德國人，這麼說需要很大勇氣。
盡管如此，諾斯克還是有了不少追随者。
德國和英國的情況一樣，兩國即将到來的沖突是個流行的話題，海軍聯盟的口号也推波助瀾：&ldquo戰争來了！&rdquo&ldquo英國是敵人！&rdquo&ldquo英國計劃1911年進攻我們！&rdquo還有泛德意志聯盟的伴唱&mdash&mdash&ldquo世界屬于德國！&rdquo對戰争的讨論像煙霧彌漫在每個國家的空氣中，愛國主義的本能在膨脹。
這是比任何階級的團結都更古老、更深厚、更本能的情緒，不會因為《共産黨宣言》的主觀斷言就根除。
工人也意識到自己和别人一樣擁有祖國，這對超越國界的手足情誼來說是不幸的。
在刺耳的争吵中，從法國傳來了一個反對諾斯克的聲音。
此人乃社會主義者古斯塔夫·埃爾韋（GustaveHervé），尖銳地反對愛國主義和軍國主義。
他曾是德魯萊德（Déroulède）的追随者，後來轉入相反的極端，在德雷福斯事件沸沸揚揚之際，宣稱隻要軍營還在，他就希望三色旗插在他們庭院的糞堆上&mdash&mdash因為這個說法，他落得臭名遠揚，丢掉了教師的職位，還因為煽動叛亂而接受審判，但在白裡安的辯論下，他成功脫罪。
他認為神秘的祖國（patrie）是摩洛神[16]，把工人吸入它裝有盔甲的嘴裡，讓他們自相殘殺。
埃爾韋繼續反對軍隊和國家的活動，沒有因為更多的審判和監獄服刑而洩氣。
&ldquo我們将用造反來回答動員令！&rdquo他尖叫道，&ldquo除了内戰，所有戰争都是愚蠢的。
&rdquo在1906年的法國社會黨代表大會上，也就是第一次摩洛哥危機期間，後來又在1907年的大會上，他用一紙決議将這種情緒具體化。
所有的工團主義知識分子，索列爾、伯格森和尼采的信徒都趕來支持他。
這些人雖然沉迷于大罷工的&ldquo神話&rdquo，卻并不能指望他們付諸實踐，因為這些事都不是現成的。
總工會并沒有前來參加工人國際社會黨法國部的代表大會，不管怎樣，它計劃大罷工的目的是革命，而不是防止戰争。
蓋德作為馬克思主義忠實分子的代表，領導反對埃爾韋的陣營；他們的理由是，戰争是資本主義體系與生俱來的東西，預示着崩潰的最後階段，社會主義者試圖阻止戰争隻能弄巧成拙、徒勞無益。
饒勒斯是黨的領袖，他不得不帶領大會表明立場。
他相信美好的社會能夠通過人的努力實現，戰争造成慘重的破壞，不是工人階級的機會，而是他們的敵人。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防止戰争是他的主要目标。
他一直堅持認為總罷工&mdash&mdash除了就手段和目的而言組織良好之外&mdash&mdash是&ldquo革命浪漫主義&rdquo行為，然而與此同時，總罷工又是工人階級彰顯實力，阻止戰争威脅的唯一辦法。
他之所以傾向于支持總罷工還有另一個原因，工人國際社會黨法國部時刻有分裂的危險，所以向工團主義的支持者做出讓步就顯得很重要。
他和倍倍爾一樣，是個講究實際的人，但他同時也是個理想主義者，在總罷工的問題上，他讓自己相信，如果戰争逼近，群衆會受必要的激情影響，在沒有組織和計劃的情況下自發地起義，展開有效的抗議。
在這一重要的領域裡，饒勒斯接近了&ldquo用胡子&rdquo思考的境界。
他最終接受的決議要比埃爾韋的含糊，但是他動用了所有的呼籲形式，把法國社會主義置于反戰的情緒當中，包括議會行動、公衆集會、民衆抗議，&ldquo甚至大罷工和暴動&rdquo。
&ldquo不停疾呼&rdquo會讓理想變為現實，饒勒斯說服自己相信了這套修辭。
他沒有止步于期望，而是通過社會主義者的大型集會和法國各地的演講發動群衆。
從此以後，在圖盧茲、裡爾、第戎、尼姆、波爾多、吉斯、蘭斯、阿維農、土倫、馬賽，當然還有卡莫，&ldquo在法國每個火車站，那個偉大的和平推銷員饒勒斯似乎都曾拿着手提箱從列車上降臨&rdquo。
在國外也是如此，在倫敦、布魯塞爾等外國首都，他的聲音傾瀉而出，仿佛真的要把他的聽衆提升到狂熱狀态，仿佛一有需要，就會揭竿而起。
一次，饒勒斯在王德威爾得的陪同下訪問英國，參觀了哈特菲爾德&mdash&mdash塞西爾的老家，他說這裡比牛津更有意思。
從此以後，戰争的問題，以及在埃爾韋和諾斯克這兩個極端間尋求平衡成了社會主義的主要問題。
它在下一屆代表大會上就進入了關鍵階段，那是1907年8月，第二國際第一次在德國的領土上開會。
盡管柏林是社會主義的大本營，黨的領導卻不敢在德皇的眼皮底下開會。
他們選擇了斯圖加特，德國南部符騰堡的首府。
來自26個國家的886名代表集結在斯圖加特最大的禮堂。
他們當中有英國的拉姆齊·麥克唐納，美國的德·裡昂、&ldquo大比爾&rdquo海伍德，代表俄國各大派别的普列漢諾夫、列甯、托洛茨基、亞曆山大·柯倫泰（AlexandraKollontay），印度的卡瑪女士（MmeKama），&ldquo紅色聖母&rdquo羅莎·盧森堡、克拉拉·蔡特金（ClaraZetkin）；在通曉多國語言的翻譯中，有來自意大利的安傑麗卡·巴拉巴諾夫（AngelicaBalabanov），陪同她的是一個&ldquo脾氣暴躁，抗議猛烈的年輕人，膚色偏暗&rdquo，名叫貝尼托·墨索裡尼（BenitoMussolini）。
為了展示社會主義的力量，一場室外遊行大會在開幕的當天&mdash&mdash一個星期日舉行。
工人和他們的家人從各處趕來，站滿街頭，一直走到一塊空地，上面有十幾個披挂紅布的講台，專為演說者而設。
警察在兩個固定住的熱氣球上監視整個過程。
下午2點，5萬人在此集結，&ldquo興奮非常，但秩序井然&rdquo，準備傾聽社會主義名人的聲音。
倍倍爾在演說中向英國的無産階級道喜，他們在最近的民意調查中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他也不無嫉妒地提到，英國政府聰明地讓約翰·伯恩斯進入内閣，他肯定黨的戰術策略不會因此改變。
饒勒斯登台用德語發表演講，場上一片熱烈的歡呼。
雖然他隻要讀一遍就能背出演講詞的德語翻譯，也能朗誦歌德的大段文章，但他并不擅長通俗的口頭表達，所以沒能抓住在場觀衆的興趣。
之後，大家享受了德國人盡善盡美的招待。
但是，在警察眼皮底下活動，總要格外小心謹慎，這是可以理解的。
英國代表哈裡·奎爾奇（HarryQuelch）瞧不起海牙和會，稱之為&ldquo小偷的晚餐&rdquo，這話讓馮·彪羅總理知道後&mdash&mdash雖然總理本人對和會也談不上特别尊重&mdash&mdash對符騰堡政府施加壓力，要求驅逐奎爾奇。
倍倍爾立刻覺得很不自在，但居然沒吭一聲就同意照辦。
在接下來的議程裡，奎爾奇的空椅子上擺滿了花。
代表大會和往常一樣分為各個委員會，涉及選舉權、女性、少數民族、移民、殖民主義等問題，但反軍國主義委員會顯然是關注的焦點。
面對軍國主義的發展和戰争威脅，工人階級有怎樣的責任？這個問題在法國人的建議下被擺上台面，讨論進行了5天。
埃爾韋在開場的長篇演說中再次提議，面對動員令發動大規模的抗命，實際上就是暴動。
因為這麼一來，暴動就能轉變成革命，這一提議獲得了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蔔克内西帶領的德國激進派的支持。
但是官方的砝碼&mdash&mdash從倍倍爾、考茨基這些老派馬克思主義者到諾斯克這種新民族主義者&mdash&mdash完全向右轉了。
&ldquo可以說是在威廉大街[17]的聽力範圍之内&rdquo，德國人一貫的口頭龍卷風消停了，這麼做并非僅僅出于謹慎，而是意識形态的轉變，王德威爾得如是說。
有些人承認了，有些人還假裝沒這回事，他們正在與民族情緒結盟，承認了這個無可更改的事實，這是個國土擴張的年代，而工人也從中得到了物質上的好處。
&ldquo說工人沒有祖國是不對的，&rdquo修正主義的關鍵人物格奧爾格·馮·福爾馬爾（GeorgvonVollmar）宣稱，&ldquo對人類的熱愛并沒有阻止我們成為優秀的德國人。
&rdquo他說，他和他的團體不能接受反民族的國際主義。
饒勒斯提議采用剛在法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強調&ldquo呼籲&rdquo，以及總罷工這個最後手段。
指望一個沒有經過策劃和組織的總罷工成果顯著，就好比指望一個沒有指令、營帳、補給站、運輸工具、食品和彈藥的軍隊能順利行進一樣。
即便第二國際能夠就總罷工達成一緻，他們也沒有命令各國成員黨的權力，後者必須在各自的國家分别組織罷工。
除非大罷工在各國同時進行，跨越國界，否則任務完成最出色的工人無疑敞開了國門，讓他們的國家在戰争中失敗。
正如蓋德一再指出的那樣，最出色的組織和最有紀律的勞動力才能令大罷工取得成功。
如果成功了，結果隻能是讓更先進的國家在軍事上敗給更落後的國家。
這個可怕的困境是沒有出路的。
饒勒斯不去想它，因為在他看來，大罷工隻是點燃群衆的信念，不太可能真的發生。
饒勒斯和伯恩施坦在斯圖加特的一座公園裡散步時，一直試着說服他相信這份支持罷工的宣言是多麼鼓舞人心。
&ldquo我之所以反對，是因為這麼做不切實際，&rdquo伯恩施坦後來說，&ldquo但他一直在談這樣的承諾有多少道德影響。
&rdquo很久以後，克列孟梭說，&ldquo如此堅定不移地倡導國家的手足情誼&rdquo是饒勒斯的命運，&ldquo他沒有因為現實的殘酷而氣餒&rdquo。
倍倍爾反對總罷工，認為這麼做完全不現實。
和法國人不同，德國社會黨與工會緊密相連，所以他們也是從工會的角度思考的。
也許所有的黨員都是優秀的社會主義者，但是工會并不希望因為一次反對國家權力的魯莽姿态而失去财源。
即便是在和平時期，他們的資金儲備也不夠維持一次總罷工的。
在戰争狂熱席卷全國的時候反對保家衛國，會讓社會主義者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倍倍爾指出。
甚至考茨基也同意。
沒有工會的許可，罷工不可能發生。
私下裡，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像饒勒斯一樣自我安慰，也許戰争來臨之際，&ldquo憤怒的&rdquo工人們會起來反抗的。
這麼多關于罷工的談論，工人們的觀點又如何呢？他們才是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但沒有人傾聽他們的聲音。
工人們在家擔心工作、老闆、破碎的玻璃、生病的小孩、今天的晚飯、明天的假期。
對于他們來說，罷工是為了漲工資，戰争是某個模糊而崇高的事件，有着刺激和勇猛的光環。
與其說用罷工來抵制戰争，倒不如奔赴戰場，懲罰外國人，保衛祖國，他們這麼想。
倍倍爾也知道。
&ldquo别再自我愚弄了&rdquo，他對一位英國代表說，再次重複他早就說過的話，隻要祖國宣稱有危險，&ldquo每個社會民主黨人都會扛起槍，走向法國的前線&rdquo。
如果說倍倍爾此時還是社會主義的教皇，他也是世俗意義上的；道德的火炬已經傳遞給了饒勒斯，用王德威爾得開場白裡的話說，他是&ldquo第二國際最偉大的希望&rdquo。
饒勒斯神采煥發，投入到偉大的反戰活動中，他很高興自己身在德國。
他在一家鄉間啤酒花園舉着泡沫滿溢的大酒杯說道：&ldquo啤酒！王德威爾得，德國的啤酒！&rdquo這真摯的熱情在他的同伴看來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
一天晚上，他外出回來，經過中世紀古城圖賓根，他堅持冒着大雨和黑暗走出車子，站在著名的圖賓根大學門口，雖然什麼都看不見。
倍倍爾之所以帶領他的黨反對明确承諾總罷工，與其說是确信這麼做不現實，不如說是擔心德國政府的報複行為，他們甚至會借此重新實施社會黨人法。
倍倍爾已經人到中年，自從恩格斯警告說&ldquo合法性會殺掉我們&rdquo之後，他一直很成功，此時也不想再次走入地下。
除了自相矛盾的法國決議以外，他還要抵制黨内的激進派，這時候還多了一個很難對付的人當他們的幫手。
羅莎·盧森堡向一位朋友指出了這個人&mdash&mdash&ldquo那是列甯。
看他那頑固倔強的腦殼。
&rdquo這兩人一同合作，确定代表大會關于軍國主義的任何決議都應該提醒工人階級，他們有責任将戰争轉變為革命。
列甯和倍倍爾閉門會談，商讨了很長時間。
倍倍爾堅持認為&ldquo決議中不能出現可以被柏林的公共檢察官利用、宣布黨的運作非法的東西&rdquo。
他們一再改寫陳述，在列甯看來讨論進行得太久了，但是在辯證邏輯上富有成效。
最終，他們制訂出了一個讓雙方滿意的方案，并把它添加到主要決議之後。
在倍倍爾的指導下，最後的決議精心策劃，容納了各方面的觀點，沒有到埃爾韋的暴動罷工的地步，不至于引起柏林檢察官的警覺，也沒有疏遠代表大會任何重要的派别。
倍倍爾勝利了。
決議沒有提及總罷工。
它重申了階級鬥争和戰争的本質（即它是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要求用國民自衛隊取代常備軍，但也聲明，&ldquo第二國際并沒有對工人階級反抗軍國主義的行為定下嚴格的形式&rdquo。
它建議采用一貫的&ldquo不停疾呼&rdquo的方法，并表示支持仲裁和裁軍。
由列甯和羅莎·盧森堡發起的附加條款被删減得很體面，保證工人階級和他們在議會的代表會&ldquo使用在他們看來最有效的辦法&rdquo竭盡全力阻止戰争爆發；如果戰争還是爆發了，他們将為其迅速結束而奮鬥，與此同時&ldquo全力利用這個危機加速廢除資本主義&rdquo。
1909年，一個民族突然起來罷工抗議戰争，結果是悲慘的。
這不是一次組織嚴密的運動，而和俄國1905年革命一樣，是自發性的&mdash&mdash巴塞羅那的紅色星期，被西班牙人稱作&ldquo悲慘的一周&rdquo（lasemanatragica）。
這是一次大規模遊行，抗議征兵去摩洛哥，在工人看來，這場戰争的受益方是裡夫[18]的礦主們。
巴塞羅那勞工聯盟發起的罷工活動一夜之間湧現出許多民衆加入其中，特别是婦女，他們反對戰争、反對統治者、教會等壓迫性政權的所有元素。
這場運動被炮火和血腥鎮壓，社會主義者因為其中一人&mdash&mdash弗朗西斯科·費雷爾&mdash&mdash的審判和處決而憤怒，但并沒有因為這個事件而思考起義的方法和問題。
同年，瑞典的國家勞工聯盟也号召舉行大罷工，抗議雇主越來越多地采取封閉工廠的做法。
這次罷工涉及50萬工人，持續了一個月，最終在政府永久解雇、丢失養老金的威脅下失敗。
與此同時，上層階級成功地組織軍隊繼續運營必需的服務。
組織活動相比抱着手臂什麼都不做而言，要簡單得多。
還是這一年，奧匈帝國兼并了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使戰争的陰影又近一步。
奧匈帝國這次挑戰的是尚未恢複元氣的俄國，它隻能自認倒黴，特别是在德皇宣稱要穿着&ldquo閃光的盔甲&rdquo支持盟友的時候。
奧地利的社會主義者無法抗拒民族自豪感的震撼。
維也納的社會主義《工人報》發表了一系列沙文主義文章，引來塞爾維亞資産階級報刊充滿惡意的嘲笑，它們指出，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并沒有想象中那麼穩固。
英國的反德浪潮卷走了布拉奇福德，這位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也是個老兵，他支持布爾戰争，并和海因德曼一起，通過他的報紙《号角》，組織支持征兵制的活動。
基爾·哈迪譴責他們是社會主義的叛徒，他自己仍然堅信&ldquo工會成員絕不會參與又一次工人鮮血的狂歡&rdquo。
持這種觀點的并不隻有他一人。
工人階級團結一緻，具有自己的英雄意識&mdash&mdash這個神秘的光環很強大。
同樣是工人階級出身的塞缪爾·龔帕斯，把一生都奉獻給了工人和工人的事務，他也相信這一點。
當他1909年前往歐洲參加國際總工會代表大會時，印象最深的就是&ldquo今日歐洲民衆在感情上的團結這個事實&rdquo。
盡管他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他還是相信工人為自身權益所做的鬥争會優先于&ldquo國與國的戰争，因為工人沒有參與的理由&rdquo。
他在另外一個場合說過，總罷工&ldquo對于現階段的工會成員來說是不可能的&rdquo；盡管如此，他也深感工人階級拒絕采取軍事行動的&ldquo決心由來已久&rdquo，因為他們不願邁出最後一步，殺害工人弟兄。
他寫道，國際工會代表大會，代表們交談并一同進餐的精神會通過他們的報告傳遞到各國的工會成員中，他們會理解并拒絕互相殺戮。
&ldquo甚至沒有加入工會的&rdquo也會閱讀文章，傾聽回來的代表們的講話，從而接受這種拒絕的精神。
政治家知道得很清楚，他們下次命令&ldquo去前線！&rdquo時跟着的就是&ldquo大規模和平示威&rdquo&mdash&mdash龔帕斯沒敢說是大規模反抗。
&ldquo這是一般的意見，&rdquo他下結論道，&ldquo今日歐洲民族間戰争最後的障礙，就是不同國家的工人們斷然反對的态度。
&rdquo
龔帕斯是個意志堅強、講求實際的人，和任何人相比都不示弱。
但他生存在一個感傷的時代。
和饒勒斯一樣，他相信&ldquo大規模示威&rdquo會導緻最後的&ldquo停止！&rdquo，這個事實表明工人階級作為英雄的理念在當時是多麼根深蒂固。
龔帕斯前往歐洲的目的是讓國際總工會将美國勞工聯合會吸納為會員。
如果說參加工會的工人真能抗拒戰争的話，那就隻有這個組織對此管用了，如果它有意願和辦法的話。
但它什麼都沒有。
國際總工會1903年在英國和法國工會的倡議下成立，但德國并不贊成。
它代表27個行業或産業聯盟，會員包括19個國家的700萬人。
這個數目聽上去很威風，但實際的權力沒有這麼強大，主要是行政上的。
它向各成員工會通報貿易條件，并盡力挫敗雇主們從國外雇用罷工破壞者的行為。
為了博得規模大、财源廣的德國工會的好感，該組織把總部設在德國，且由德國國家工會聯盟的主席卡爾·萊吉恩（CarlLegien）擔任書記。
在兩年一次的大會上，通常由法國人提出的政治和社會問題是不受歡迎的。
1909年，該組織為瑞典大罷工籌措了64.3萬美元的資金，主要來自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工會，英國、法國和美國的貢獻極少。
可見所謂團結并不全面。
有着強大的德國影響和非政治定位，這個組織是不會對國際大罷工感興趣的。
涵蓋海員、碼頭工人和鐵路工人的國際運輸工人聯盟（ITF）是總工會最強大的組織之一。
它成立于1896年，代表16個國家的42個工會，有46.8萬名成員。
基爾·哈迪和饒勒斯一樣，變得特别關心戰争問題，他把戰争爆發時組織國際罷工的希望寄托在國際運輸聯盟身上。
隻要運輸工人，或者和國際礦工聯合會一起，放下手中的工具，他相信戰争就進行不下去。
這又是一個需要所有國家同時進行的行動，但是哈迪已經被熱情沖昏了頭腦，他把提議帶到了1910年在哥本哈根舉行的下一屆社會主義代表大會。
作為1910年第二國際大會的東道主，哥本哈根象征着社會主義已經取得的重要地位。
丹麥社會黨是小國中最強大的社會黨之一，首都的市政府也在其控制之下。
委員會下定決心要用組織和效率給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其接待工作是完美的，由社會黨市長緻辭歡迎。
回答他的是王德威爾得，那&ldquo飽滿而洪亮的嗓音震撼人心&rdquo，他表達了代表們對主辦方的感謝，這是一個非凡的場合，&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