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自由的人民，市政廳的主人，歡迎紅色國際&rdquo。
現在，全世界的社會黨選民多達800萬人。
法國社會黨剛在5月的大選中獲得勝利，他們的選票突破100萬張，國會議員也從54人增加到76人。
白裡安當上了總理，仍然自稱為獨立社會主義者，多少也讓社會黨人有些自豪。
社會主義似乎已經發展到一定階段，可以有效行使人類&ldquo可怕的良心&rdquo了。
基爾·哈迪是這顆良心在哥本哈根的代言人，他連同法國的愛德華·瓦揚提出一份決議，建議&ldquo各會員黨和勞工組織，考慮總罷工作為一種阻止戰争的辦法，是否可取并切實可行，特别是在提供戰争材料的産業，并在下一次代表大會中讨論這個問題&rdquo。
提出決議時，哈迪承認工人們還沒有做好罷工反戰的準備，但他抓住希望不放，認為時候一到他們就會準備好。
&ldquo我們要好好領導他們。
&rdquo他說。
他的決議得到了王德威爾得和饒勒斯的支持，相比之下，饒勒斯更有意對此決議表示贊同，因為他正忙着密切法國總工會和社會黨的聯系，能否成功部分取決于對總罷工的認可。
另外，德國政黨的官僚化傾向令他擔心，他開始更積極地考慮大規模戰術。
德國人和奧地利人堅決反對哈迪的提案，理由和以前一樣：在戰争期間倡導罷工可能被當局以叛國罪起訴，資金被充公。
倍倍爾此時已生病、衰老，沒有參加大會，但就算他不在場，來自德國的壓力還是否決了這份議案。
作為折中，決議交由布魯塞爾辦事處在下次代表大會上重新審議。
就連以這種方式被記錄下來都讓德國人憂心忡忡。
他們勉強接受了王德威爾德的勸說&mdash&mdash如果拒絕這麼做，英國人和法國人恐怕會施加壓力，獨自貫徹這一計劃。
一項反對軍國主義的決議獲得通過，和斯圖加特的決議幾乎是一樣的，隻是補充說，各成員國工會&ldquo将考慮為了阻止戰争之罪，有無必要宣布總罷工&rdquo。
社會黨人如此緊張地處理掉了總罷工的議題，正如資本家在海牙處理裁軍一樣，隻是也許沒那麼快吧。
幾周之後，就有有力的證據表明，工人們赢不了運輸業罷工。
10月，法國總理白裡安破壞了一場反對所有私人和國營路線的鐵路工人大罷工，他的策略是征召工人進入軍隊服役三星期，将他們的缺勤冠以擅離軍職的罪名。
于是，白裡安以國防為理由，為自己的行為辯護，聲稱是受愛國良心的驅使才這麼做。
即便作為一個曾經的社會主義者，他的良心也沒有驅使他向那些鐵路公司施加壓力，讓他們增加工資，滿足工人的要求。
曆史已進入1910年。
貝爾福在4年前的英國大選上就看到了權力轉移到新階級的信号，但這個過程尚未完成。
面對實力的考驗&mdash&mdash比如法國鐵路罷工&mdash&mdash工人還不具備真正的命令性權力。
國際行動隻是妄想。
雖然社會主義者一再讨論它，相信它，但他們的論述更是一種希望和理論，而非有血有肉的真實。
但此時，确實有人進行了一次真正的國際工人階級行動。
當社會黨人在哥本哈根讨論戰争産業進行大罷工的可能性時，與此關系最大也最具國際性的工會組織&mdash&mdash國際運輸工人同盟（ITF）碰巧也在哥本哈根開會。
布爾戰争爆發時，支持布爾人的荷蘭成員曾倡導對英國進行國際運輸封鎖，但被國際運輸工人同盟斷然否決，理由是，在那個階段讓工人參與具有政治目的的國際運動還不可能。
直接的工會行動則另當别論。
如今，到了1910年，他們決定在下一年組織一次自己的國際罷工，以糾正船運業的不公正。
英國代表本·蒂利特和哈維洛克·威爾森（HavelockWilson）是此事的主要煽動者，德國代表保羅·穆勒（PaulMuller）強烈反對，與此同時，他的同胞們也在社會黨人大會上反對基爾·哈迪的提議。
現在進行海員罷工&ldquo絕對是瘋了&rdquo，肯定以災難收尾，穆勒說。
勝利的是雇主，工會将失去影響力，陷入貧困的工人隻能跪着乞求和解。
與抗戰的罷工相似，海運業罷工也會給不參與的國家帶來優勢，而德國和英國又是海運業的競争對手，維持國際原則至關重要。
穆勒先生終于沒有抵抗住沉重的壓力，大會一緻通過進行海員罷工，來抗議所有國家的船主，因為他們&ldquo冷酷無情地&rdquo拒絕工會建立糾紛委員會的要求。
大家都同意，這次罷工&ldquo必然會是國際性的&rdquo。
接下來的11月和次年3月，在安特衛普召開的海員委員會會議上，英國表示一定會參加1911年的罷工，比利時、荷蘭、挪威和丹麥也保證支持；德國此時又說他們沒有罷工的理由，退出了。
日期定在6月14日。
與此同時，丹麥和挪威也退出了。
丹麥人是因為已經赢得了對他們有利的五年協議，挪威人是因為同樣的要求被拒絕，便覺得自己勢單力薄，罷工也是徒勞。
英王加冕的那年夏天，運輸大罷工還是開始了，英國人沒有退縮，比利時和荷蘭也一起罷工，但比起英國工人極度的努力，另外兩個國家就相形見绌了。
國際運輸工人聯盟也在歐洲大陸的港口組織聲援行動，禁止船主雇傭罷工破壞者，幫助英國海員實現要求。
然而，總的來說，原本預期的團結一緻并未成真。
國際運輸工人聯盟1911年的努力似乎預演了工人階級在國際行動中的表現。
盡管如此，社會主義仍然毫不動搖地預測，戰争到來時，世界的工人會&ldquo揭竿而起&rdquo。
在這一點上，它和那個時代用多情的服飾裝扮現實的傾向不謀而合。
當時有的醫生、作家、社會心理學家已經開始不帶幻想地觀察人類了，但這些人是超前的，是像魏德金一樣的&ldquo黑預言家&rdquo，不能代表當時的公衆。
公衆更喜歡玫瑰色的樂觀看法：布格羅[19]式的珍珠般的美好裸體，吉布森女孩[20]那種難以置信的俊美&mdash&mdash那是從未出現在土地或海洋上的事物。
社會主義者也以他們自己的方式，抱有同樣的看法。
樂觀主義主宰着德國。
1912年大選，社會民主黨驚人地獲得了總選票的35%，達到425萬張，議會席位110個。
黨的發展壯大如此迅速，讓别國的社會主義者&ldquo難以抗拒&rdquo，德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将&ldquo囊括大多數人民，甩開封建&mdash&mdash資本主義國家的鐐铐&rdquo，這一天變得越來越近、越來越确定了。
這個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員如此之多，意味着軍隊裡的黨員數目也會有一定比例的增長，所以，日積月累，總有一天，讓軍隊對付工人會行不通。
但是規模和實際影響力之間的矛盾仍然存在，饒勒斯在阿姆斯特丹大會上就已公開指出，現在，黨的規模持續膨脹，這種情況也變得更明顯了。
1912年大選勝利後進入議會的社會黨人并沒有很好地利用他們的優勢。
當年，政府要增加三個軍，社會黨人反對了授權法案，但是不敢更進一步，反對為增兵埋單的征稅法案。
其中一位黨員菲利普·沙伊德曼（PhilippScheidemann）被選為國民議會第一副議長，他拒絕加入正式拜會德皇的隊伍，從而觸發新一輪馬褲辯論。
這次，除了社會黨外，所有的黨派都加入讨論。
争議的焦點是，如果第二副議長缺席，沙伊德曼是否會參加拜見，以及倍倍爾是否已經同意，社會黨人可以合乎習俗地參與到為君主歡呼的隊伍中。
最後，沙伊德曼的原則問題導緻他的選舉被取消，嚴重問題得到了規避。
在社會民主黨内部，修正主義和這個國家的民族主義一同發展壯大。
社會主義的成功反而導緻其放棄最高綱領，轉向最低的、可行的目标。
革命的紅色黎明已退去。
馬克思主義的信徒還在一遍遍重複信條，熱情不減，但最堅定的革命信念已經傳遞給了&ldquo非法&rdquo活動者&mdash&mdash俄國人。
萊比錫的一次左翼集會上，一位來訪的奧地利社會主義者稱主辦方為革命者。
&ldquo我們是革命者？&rdquo弗蘭茲·梅林打斷了他的話，&ldquo呸！他們才是革命者。
&rdquo說完便向他的客人托洛茨基點頭。
對于饒勒斯來說，壓倒一切的任務在于制定一項既符合社會主義信念，又不與法國國防沖突的反戰政策，并付諸實行。
在他的國家，民族主義，複仇（revanche），好戰的情緒也處于上升趨勢。
德國的壓力無處不在，拉長了色當會戰失敗的陰影。
對于蓋德那樣在邏輯上走極端的人，和平不一定能和工人階級的利益畫等号，但在饒勒斯看來，這兩者是一緻的。
他現在認為，唯一一條可以應付戰争威脅，又符合社會主義的方法，就是組織公民軍隊。
如果整個國家都是軍隊的儲備力量，每個人都接受6個月的基本訓練，軍官也從各個階級當中來，那這個國家就不會被卷入資本主義戰争販子的利益旋渦當中。
在自衛戰中，隻有這樣的全民軍隊才有希望擊退德國正在準備的、把預備隊送上前線的&ldquo淹沒&rdquo戰術。
饒勒斯的運動并非全然是社會主義的空談。
正如他在德雷福斯事件時寫作《證明》一樣，他已經着手證明他的理論的可行性，花了三年時間研究、制定重組軍隊編制的方法。
1910年11月，他将研究結果以一份法案的形式呈遞議會，并寫進了一本700多頁的書中，名為&ldquo新軍隊&rdquo（l&rsquoArméeNouvelle），于1911年出版。
他不辭辛苦地在議會和社會主義報紙《人道》（l&rsquohumanité）上宣傳這個目标（他本人就是《人道》的創辦者和主管），集會和演講也不放過，結果慘遭非難，被右翼集團&mdash&mdash特别是以謾罵著稱的法蘭西行動（ActionFrançaise）&mdash&mdash指責為&ldquo叛徒&rdquo、親德派和&ldquo反戰論者&rdquo。
衆所周知，巴爾幹地區是俄國和奧地利利益沖突的場所，也是歐洲的火藥桶。
1912年10月，由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希臘和黑山組成的巴爾幹同盟在俄國的鼓勵下，向土耳其宣戰，看來可怕的時刻已經來臨。
托洛茨基在貝爾格萊德看到塞爾維亞第十八步兵團身着新的卡其色軍裝向戰場進發。
他們穿着皮涼鞋，帽子上别着綠色的枝條，看上去是&ldquo注定要犧牲的人&rdquo。
沒有什麼比這些綠枝條和皮涼鞋更讓托洛茨基深刻認識到戰争的意義。
&ldquo我被一種曆史的悲劇感占據，面對命運我無能為力，隻能同情蝗蟲一般的人類。
&rdquo
為了展現世界工人團結一緻、反對戰争的決心，布魯塞爾辦事處召集了一次緊急大會，在法德之間的瑞士邊境城市巴塞爾召開，時間是11月24日至25日。
555位代表從23個國家趕往巴塞爾。
辦事處提前起草的宣言被全票通過，宣稱&ldquo準備做出任何犧牲&rdquo以反對戰争，但并沒有指出具體是什麼。
基爾·哈迪、阿德勒、王德威爾得等社會主義最鼓舞人心的演說家相繼登台，最後饒勒斯的演說把會議推向高潮。
現在，人們已心照不宣地承認饒勒斯為社會主義運動最有影響力的人物。
倍倍爾也在場，但已經體力不支，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在國際場合露面。
饒勒斯在大教堂的布道壇上講話，這個場地是教會權威提供給他的，雖然資産階級擔心會出現&ldquo危險&rdquo的後果。
饒勒斯說，教堂的鐘聲讓他聯想到席勒《鐘聲之歌》裡的格言：我召喚生者，我哀悼死者，我打破火爐（Vivosvoco，mortuosplango，fulgurafrango）。
他身體前傾，表情急切，對着面朝上看的觀衆們說：&ldquo我召喚生者，要他們保護自己不受傷害，怪物已從地平線跑來。
我為死者哭泣，數不盡的屍體正在東方腐爛。
我要打破戰争的雷鳴，它的威脅正從空中降臨。
&rdquo
而此時，這個雷鳴已經被資本主義的政治家們打破了。
1912年12月，他們在倫敦開會，取得了有限的成果；又在次年5月繼續，處理了俄國和奧地利之間的矛盾，沒有使其演變為實戰。
1913年3月，法國着手擴張軍隊，将服役期從兩年恢複到三年，這和饒勒斯的反戰号召正好相反。
于是，他投入所有精力，反對這個法案，支持公民軍隊的做法。
在接下來的6個月裡，&ldquo三年法&rdquo成為法國人的輿論焦點。
支持法案成了民族主義者的戰鬥号角，而反對它則是左翼的象征。
饒勒斯譴責議會的做法是&ldquo對共和國犯罪&rdquo，吸引了15萬人參加露天抗議集會。
反對黨稱贊饒勒斯是傑出的和平發言人。
因此，他作為反戰人士和親德派，又受到了新一輪的攻擊。
經過4個星期的激烈辯論，法案于8月7日生效。
饒勒斯沒有放棄，正如雷恩審判之後，他痛苦奮鬥了6年，直到德雷福斯和比加平反一樣；如今，他領導反對派，要求撤銷法案。
倍倍爾在那一年去世，享年73歲。
葬禮的隊伍行進了3天，許多國家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前來瞻仰，他的靈柩被成百上千的紅色花冠、花束包圍。
來自柯尼斯堡的律師、議員雨果·哈斯（HugoHaase）是選定的接班人。
1913年8月，安德魯·卡内基，以及海牙國際法庭的42個會員國代表揭開了和平宮的面紗，《泰晤士報》稱之為&ldquo最令人高興的事&rdquo。
1913年的一份關于法國學生生活的調查表明&ldquo戰争&rdquo一詞很有魅力，&ldquo人們心中永恒的鬥士本能不斷複蘇&rdquo。
工人階級的力量持續增長。
到1914年，英國的工會會員人數達到300萬，法國達到100萬。
丹麥的社會黨是國會最大黨，意大利的社會黨在1913年的選舉中将議會席位從32個擴大到了52個，法國社會黨在1914年4月的選舉中将議會席位從76個增加103個。
比利時的社會黨除了選出30位衆議院議員、7位參議員議員外，還在市議會占據了500個席位。
統治階級長期頑固阻礙平等選舉權的實施，使比利時社會黨深感沮喪，現在他們覺得自己的力量已足夠強大，用總罷工來實現目的的時機終于到了。
王德威爾得和他的同事們堅持進行了長期、認真的準備工作，罷工持續了兩周，共有40萬名工人參加，但即便如此，他們未能達到目的，罷工失敗了。
第二國際的第10次代表大會安排在1914年8月，在維也納召開，以紀念第一國際成立50周年，第二國際成立25周年。
社會黨人對這個目标充滿信心。
當年5月，包括饒勒斯和雨果·哈斯在内的法德社會主義代表委員會在巴塞爾相聚，商讨恢複兩國友善關系的途徑。
他們的意圖是好的，但僅限于空談。
4月，基爾·哈迪在英國獨立工黨的大會上發表演講，突然轉身朝向演講台後坐着的一排排社會主義主日學校的孩子們，直接對他們講話。
哈迪暢想自然的世界和人類的世界将有多麼美好，戰争和貧窮完全沒有必要存在，他竭盡全力交給孩子們一個更好的世界，盡管他和他的同事們尚未成功，但孩子們會接替他們。
&ldquo我可以告訴他們，這就是我的遺言：為了更好的明天而生活吧。
&rdquo
6月底，傳來消息，塞爾維亞的愛國者在波斯尼亞某個兼并來的不知名的小城裡刺殺了奧匈帝國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引起了歐洲已經習慣的轟動。
事情過去了，并未引起公衆過度的恐慌。
接着，7月24日，一個月之後，奧地利突然宣布對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借用德國社會主義《前進報》的話說，這種&ldquo暴行&hellip&hellip隻能被理解為蓄意挑起戰争的企圖&rdquo。
全面危機開始于歐洲的腳下。
這會是又一次阿加迪爾和巴爾幹戰争嗎？經過激烈的挑戰和斡旋，戰争能否最終避開？人們近乎絕望地等待着。
&ldquo我們就指望饒勒斯&rdquo能帶領社會主義者阻止戰争，斯蒂芬·茨威格很久以後寫道。
社會主義領袖們商量該怎麼辦。
一個月之後在維也納發動示威恐怕來不及了。
周圍氣氛凝重，似乎已到了千鈞一發的緊要關頭。
布魯塞爾辦事處召集領導成員在7月29日進行緊急會議。
饒勒斯、雨果·哈斯、羅莎·盧森堡、阿德勒、王德威爾得、基爾·哈迪，來自意大利、瑞士、丹麥、荷蘭、捷克、匈牙利的黨代表，以及俄國幾個派系的代表，總共約20人參加會議，有種&ldquo絕望而沮喪的感覺&rdquo。
他們能做什麼呢？怎樣才能讓人們感受到工人階級的意願？這個意願到底是什麼？無人提出這個問題，因為工人們肯定是希望和平的，無人懷疑這一點，但兩天之前已經有人在布魯塞爾工會代表大會上給出了一個答案。
法國總工會的領袖萊昂·儒奧（LéonJouhaux）惶恐不安，很想弄清楚德國工會的意思。
他說，如果德國人願意參加的話，法國工會将号召罷工，但是德國工會主席卡爾·萊吉恩一直沒有表态。
總之，沒有任何計劃準備出台。
各國的社會主義報刊整個星期都在咆哮攻擊軍國主義，敦促所有國家的工人階級&ldquo聯合起來&rdquo，&ldquo團結并征服&rdquo軍國主義者，如第二國際策劃的那樣&ldquo不斷疾呼&rdquo。
法國工會的喉舌《工團主義鬥争報》（LaBatailleSyndicaliste）說：&ldquo工人們必須用一場革命的總罷工來回答宣戰公告。
&rdquo工人們擠滿群衆大會，傾聽規勸和激勵，遊行、呼喊，但罷工的意願卻沒有任何迹象，因為根本沒有計劃。
布魯塞爾的一個雨天，社會主義的領導們齊聚人民之家（MaisonduPeuple）小廳裡，這座大樓是比利時工人運動的驕傲，它有劇場、辦公室、會議室、咖啡館以及合作社的商店。
他們見面時已經聽說奧地利向塞爾維亞宣戰的消息，但其他國家尚未卷入其中。
他們隻剩下希望了，希望工人們能以某種辦法起來反抗&mdash&mdash他們依賴&ldquo某種辦法&rdquo已經很久了。
每個代表都指望鄰座的人能帶來他國工人自發性暴動的消息，向戰争說&ldquo不！&rdquo。
阿德勒的演講表明，奧地利發生起義的可能性為零。
焦躁不安的哈斯報告了德國各地抗議和群衆大會的情況，并向同事們保證，&ldquo德皇不希望打仗；不是因為他熱愛人類，而是因為他生性懦弱。
他擔心後果&rdquo。
饒勒斯看上去&ldquo對所有常規方法都失去希望，隻能依靠奇迹了&rdquo。
哈迪肯定英國運輸工人會開展罷工，但他的自信是裝出來的。
幾星期之前他曾寫道：&ldquo隻有當工會和社會主義運動結合起來，讓工人掌管政府，戰争才能終止。
&rdquo唯一一個符合這個條件的國家就是德國了。
代表們整天都在讨論，但達成的唯一決定是将代表大會的地點從維也納改為巴黎，8月9日，屆時再繼續讨論這個問題。
那個晚上，皇家廣場（CirqueRoyale）上聚集着比利時工人，他們從城區各處和郊區趕來。
領導們登上講台時，饒勒斯把手臂放在哈斯的肩膀上，以這個姿勢來否認德法之間的敵意。
他在會議的高潮發表講話，其雄辯令整個大廳為之震撼。
他&ldquo顫抖着，充滿激情、憂慮和渴望，想避免即将到來的沖突&rdquo。
他的演講結束時，在場的觀衆被熱情席卷，湧入街頭，組成遊行的隊伍。
他們帶着寫有&ldquo反對戰争&rdquo（Guerreàlaguerre）的白色卡片，一邊遊行，一邊輪流喊口号、唱國際歌。
次日，代表們啟程回家，饒勒斯臨走時安慰王德威爾得：&ldquo這次會和阿加迪爾一樣&mdash&mdash有起有伏&mdash&mdash但問題不解決是不可能的。
來，我還要等幾個小時的火車，我們一起去博物館看佛拉芒原始畫派的作品吧。
&rdquo可惜王德威爾得有事要去倫敦，不能和饒勒斯一起，此後也再沒見到他。
在返回巴黎的火車上，饒勒斯因為太過疲勞而睡了過去。
陪伴他的讓·隆蓋（JeanLonguet）看着他&ldquo奇妙的臉&hellip&hellip突然産生了一種奇怪的感覺&hellip&hellip覺得他已經死了。
我一陣驚恐，整個人都凍住了&rdquo。
然而，列車到站之後，饒勒斯醒了過來，仍然堅持不懈，去議會和議員們讨論，接着又去《人道報》的辦公室，寫第二天早上的專欄。
安傑麗卡·巴拉巴諾夫等代表乘坐另一輛列車離開布魯塞爾。
第二天，他們在巴塞爾火車站的飯店吃早餐時，兩位德國中央委員會的同志急匆匆地跑來，顯然很興奮。
&ldquo戰争已經毫無疑問了，&rdquo其中一人說，他剛剛和門外的德國人交談過，&ldquo他們來這兒是要把黨的财産保管好。
&rdquo那一天，在柏林，德國總理貝特曼-霍爾維格（Bethmann-Hollweg）向普魯士國家部保證，&ldquo沒有必要特别擔心社會民主黨&rdquo，而且&ldquo沒有人會談論總罷工或破壞活動&rdquo。
7月31日，德國向俄國發布初步動員的最後通牒（Kriegsgefahr），巴黎的民衆十分緊張，他們知道法國已站在戰争邊緣。
内閣一直在開會，德國大使來到外交部，又離開，似乎是個不祥之兆，這個國家的命運懸而未決。
饒勒斯帶領社會黨代表團前往總理辦公室見他曾經的同志維維阿尼，然後回去組織社會黨向議會施壓。
晚上9點，他離開《人道報》辦公室，因為焦慮而疲憊不堪，在蒙馬特街角的羊角面包咖啡館和幾位同事吃晚飯。
他背靠打開的窗戶落座，邊吃飯邊說話，這時，一個年輕人正在外邊的街上看着他，此人從前一天晚上就已經跟蹤饒勒斯了。
這是一個極端狂熱的愛國者，後來的調查也證實這一點，他把手槍瞄準這個&ldquo反戰派&rdquo、&ldquo叛徒&rdquo，連發兩彈。
饒勒斯猛地倒向一邊，摔在餐桌上。
5分鐘之後，他死了。
消息像火焰吞噬了巴黎。
人群很快聚集在餐館周圍的大街，以至于警察花了15分鐘才打開一條通道，好讓救護車進來。
屍體擡出時，周圍一片沉默。
救護車在騎車的警察的護衛下轉道時，突然傳來一陣喧嚷&mdash&mdash&ldquo饒勒斯！饒勒斯！饒勒斯萬歲！&rdquo&mdash&mdash似乎在拒絕死亡這個事實，而其他的人則目瞪口呆，悲傷已攫住他們的心。
許多人在街上哭泣。
&ldquo我的心都碎了&rdquo，阿納托爾·法朗士聽到消息後說。
内閣成員是在夜裡開會時知道的，傳遞消息的副官面色蒼白，部長們驚駭得不知所措。
預見到戰争前夕可能發生工人階級暴動和内亂，總理公開呼籲，請求民衆團結、鎮定。
軍隊也保持戒備，但第二天早上，國家存亡的關頭，卻隻有痛徹肺腑的寂靜。
卡莫的工人停止工作。
&ldquo他們砍掉了一棵大橡樹。
&rdquo一位工人說。
一位在萊比錫大學求學的西班牙社會主義者漫無目的地遊蕩街頭幾個小時，&ldquo一切都染上了血的顔色&rdquo。
饒勒斯之死的消息在周六見報，8月1日。
當天下午，德國和法國發出了動員令。
夜晚到來之前，預備役軍人手捧花束，向火車站行進，平民在街邊招手歡呼。
每個國家都同樣熱情、激動。
8月3日，德國社會黨召開幹部會議，決定是否支持戰時公債。
就在幾天之前，《前進報》還在嘲笑防止戰争的虛僞借口。
但現在，政府在讨論俄國的威脅和法國的挑釁。
伯恩施坦，馬克思主義的修正者，向他們保證，政府計劃為社會主義者修建一座&ldquo金色橋梁&rdquo，證據是外交部為饒勒斯之死公開表示哀悼，承認這對于社會黨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111位社會黨議員中隻有14位，包括哈斯、羅莎·盧森堡、卡爾·李蔔克内西和弗蘭茲·梅林，投了反對票，但這14個人也嚴格服從多數的意見。
次日，社會民主黨和其他黨派一起，在國民議會全票通過了戰時公債。
德皇宣布：&ldquo從此以後，我不認黨派，隻認德國人。
&rdquo在法國，議長德夏内爾（M.Deschanel）面對起立的議會成員，宣讀了為饒勒斯而寫的悼詞，&ldquo這裡再沒有敵人，隻有法國人&rdquo，他說。
兩個議會裡都沒有社會黨人對這個頭等忠誠的聲明表示質疑。
法國全國總工會的領袖萊昂·儒奧宣稱：&ldquo我以工團組織的名義，以所有加入軍隊的工人，以及明天加入的人&mdash&mdash也包括我在内&mdash&mdash的名義宣布，我們自願前往戰場，擊退侵略者。
&rdquo8月尚未結束，王德威爾得就進入了比利時的戰時臨時政府，蓋德則以法國&ldquo神聖工會&rdquo領導人的身份進入政府。
連蓋德都成了部長！這無疑是愛國主義部落式的牽引最有力的見證。
與歐洲大陸相比，英國沒有這麼嚴重的民族危難感，基爾·哈迪、拉姆齊·麥克唐納和幾個自由黨人坦率地表示反對戰争。
但除此之外就沒有人唱反調了，沒有罷工，沒有抗議，沒有猶豫&mdash&mdash他們扛起槍到别國的土地打擊同是工人的士兵。
馬克思宣稱的沒有祖國的工人，在戰争來臨之際，選擇了國家，而不是階級。
他們和任何人一樣，成了祖國大家庭的一員。
他們的敵對行為本該用來颠覆資本主義，卻在外國人身上找到了更好的目标。
工人階級心甘情願地走向戰場，甚至急切地渴望如此，和中産階級一樣，和上層階級一樣，和整個人類一樣。
8月4日，饒勒斯下葬的那一天，戰争已經全面化。
空中傳來了他曾在巴塞爾祈求的鐘聲&mdash&mdash&ldquo我召喚生者，我哀悼死者&rdquo&mdash&mdash為他，也為全世界而鳴。
[1]英特納雄耐爾，法文L&rsquolnternationale（國際）的音譯。
[2]埃德溫·馬克姆（EdwinMarkham）：美國詩人。
[3]米勒（Millet）：法國畫家。
[4]加裡波第（Garibaldi）：意大利統一運動的領導者。
[5]伯恩-瓊斯（Burne-Jones，1833&mdash1898）：英國畫家，前拉斐爾派（Pre-Raphaelite）重要成員。
[6]俾斯麥政府從1878年起頒布的一系列法律，旨在遏制社會主義的發展，把社會民主黨等皆列為非法。
[7]櫻草會（PrimroseLeague），是1883年成立的保守黨協會。
[8]即美國政治家托馬斯·裡德，詳見本書第三章。
[9]穆内-絮利（Mounet-Sully，1841&mdash1916）：法國演員。
[10]歐仁·蘇（EugèneSue，1804&mdash1857）：法國作家。
Eugène一詞在英語和法語中發音不同，因而有兩個漢譯。
[11]塞缪爾的昵稱。
[12]約翰·伯恩斯（JohnBurns，1858&mdash1943）：英國政治家、工團主義者。
[13]&ldquoBigBill&rdquoHaywood，全名WilliamDudleyHeywood，&ldquo大比爾&rdquo是他的昵稱。
[14]斯克内塔迪（Schenectady），紐約州東部城市。
[15]1912年的美國大選，共有四個政黨參加，各派一位候選人：民主黨的伍德羅·威爾遜，共和黨的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社會黨的德布斯，以及前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他在共和黨内選舉落敗後自行成立進步黨參選。
最後威爾遜當選總統。
[16]摩洛神（Moloch），一種上古的神靈，需要兒童獻祭，在《聖經》中有記載。
[17]威廉大街（Wilhelmstrasse），柏林市中心的街道，從19世紀中葉到1945年期間是德國的行政中心，英語中常以威廉大街指代德國政府或外交部。
[18]裡夫，北非山區。
[19]布格羅（Bouguereau，1825&mdash1905）：法國學院派重要畫家，追求完美的極緻，作品中有很多美好的女性形象。
[20]指美國插畫家查理·達納·吉布森（CharlesDanaGibson，1867&mdash1944）筆下的女性形象，代表那個時代美國女性美的标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