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表示quis，這正是聯系密切的語言之間存在的差異。
例如，p是布列塔尼和威爾士地區的凱爾特語所特有的，而K是蓋爾語和愛爾蘭語所特有的。
在拉丁語和多數北方方言中，雙元音被大量省去，而在南意大利方言中，這一情況則比較少見。
因此，在構詞中，羅馬人弱化了嚴格保留下來的語根元音，這種變更在同類語族中從未出現過。
在這個語族中，以a結尾的詞的所有格與希臘語一樣，都是以as結尾，在發展成熟的羅馬語裡，則以ae結尾；以us結尾的詞的所有格，在薩莫奈語中以eis結尾，在翁布裡亞語中以es結尾，在羅馬語中則以ei結尾；方位格越來越多地從羅馬語中消失，但在其他意大利方言中卻依然運用廣泛；以bus結尾的間接受事格的複數形式如今隻見于拉丁語。
翁布裡亞&mdash薩莫奈語中以um結尾的不定式在羅馬語中很少見，奧斯坎&mdash翁布裡亞語仿照希臘語，用es作詞根所組成的将來時态已經差不多從拉丁語中消失了，可能已完全不見其蹤迹，取而代之的是簡單動詞的祈願語态或類似的fuo（amabo）構造。
然而，在許多此類例子中，兩種語言隻有在完全成形後才會存在差異，它們在初始階段則是一緻的。
因此，雖然意大利語獨立于希臘語而存在，但其分支中的拉丁方言與翁布裡亞&mdash薩莫奈語的關系，有點類似于伊奧尼亞語與多利安語的關系，它與奧斯坎語、翁布裡亞語和同類方言之間的差異，也可與西西裡和斯巴達兩地的多利安語之間的差異進行比較。
以上所有的語言現象都是曆史所導緻的結果，也是證明其存在的依據。
這些現象使我們确定無疑地得出一個結論：在人類和語言共同的發祥地，孕育了一個種族，其中包括希臘人和意大利人的祖先；之後，意大利人從這個種族中分離出來，然後分成了東、西兩個分支，再後來，東支又細分為翁布裡亞人和奧斯坎人。
這些分裂到底發生于何時何地，我們當然無法從語言中找到答案；在這些巨變中，最早的一次無疑發生在意大利人的祖先越過亞平甯山進行遷移之前，至于其經過，我們不敢妄加揣測。
但是，如果我們對這些民族的語言進行準确謹慎的比較，就能大緻了解在民族發生分裂之時，他們的文化已經達到了何種程度，我們借此就會明白，曆史的開端隻不過是文明的發展而已。
因為語言&mdash&mdash尤其在其形成時期&mdash&mdash是反映文化發展程度的真實寫照和表達工具；它像檔案庫一樣，保存着藝術和風俗發生的巨大變革；有了它的記錄，關于那些毫無直接傳說可考的時代，我們一定能從中找到信息和資料。
印度日耳曼族的文化
當如今已四分五裂的印度日耳曼民族還是一個說着同種語言的統一整體時，他們已經達到了某種文化程度，并擁有與之對應的詞彙。
許多民族将這些詞彙作為共同财産一代代地傳承下去，并以此為基礎，按照約定俗成的原則加以運用，進一步發展完善其結構。
在這些詞彙中，我們不僅發現了表示存在、動作和直覺的最簡單詞彙，如sum、do、pater，它們都是對外部世界在人腦中形成印象的原始反映；還發現了一些表示文化的詞語，這些詞語無論從詞根還是從約定俗成的形式來看都是文化的代名詞，它們是印度日耳曼族的共同财産，既不能用一緻發展的原則加以解釋，也不能用後來的相互借鑒進行說明。
于是，我們通過固定不變的家畜名稱，獲得了遠古時代畜牧生活發展的證據：牛在梵語中作gaus，在拉丁語中作bos，在希臘語中作bous；羊在梵語中作avis，在拉丁語中作ovis，在希臘語中作ois；馬在梵語中作asvas，在拉丁語中作equus，在希臘語中作ippos；鵝在梵語中作hansas，在拉丁語中作anser，在希臘語中作chein；鴨在梵語中作atis，在拉丁語中作anas，在希臘語中作neissa；同樣地，pecus（牲畜）、sus（豬）、porcus（豕）、taurus（雄牛）、canis（犬）都是梵語詞彙。
從荷馬時代直至今日，人類智力所賴以發展的那個民族，早在遠古時代就已經超越了文明的最低階段，即漁獵時期，并且至少有了相對穩定的住所。
另一方面，關于這一時期是否存在農業，我們還沒有确鑿的證據加以證明。
在這一問題上，語言更偏向于持否定的觀點。
拉丁語和希臘語中的谷物名稱都沒有出現在梵語中，隻有zea一詞除外，它在語言學上表示梵語中的yavas，但在印度語中表示大麥，在希臘語中則表示赤小麥。
與家畜名稱的一緻性截然不同，作物的名稱具有豐富的多樣性，我們必須承認，這種多樣性絕對無法讓我們排除存在共同的原始農業這一推測。
在原始時代，植物的運送和對環境的适應性較動物更加困難；印度人的稻谷種植，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小麥、赤小麥種植，以及德意志人和凱爾特人的黑麥、燕麥種植，都可以追溯到一種共同的原始農耕體系。
然而，一種谷物在希臘語和印度語中名稱相同，最多隻能證明印度日耳曼族在分裂之前，收割和食用的是生長在美索不達米亞的野生大麥和赤小麥[4]，而不能證明他們已經開始種植谷物了。
雖然我們由此并沒有得出任何确定的結果，但這一問題通過觀察研究還是取得了進展：我們發現，許多與這個文化領域相關的重要詞彙都出現在了梵語中，但其指代的都是一般意義。
在印度語中，agras泛指平地；kurnu表示磨碎了的東西；aritram表示槳和船；venas泛指令人愉悅的東西，尤其指備受青睐的飲品。
這些都是非常古老的詞彙，但在民族最早發生分裂之時，它們還未更确切地運用于田地（ager），運用于有待磨碎的谷物（granum），運用于像破浪的船一樣在土地上開鑿溝渠的工具（aratrum），運用于葡萄汁（vinum），所以它們的意義在後來被引申到不同的情況中也就不足為奇了。
例如，有待磨碎的谷物和用來碾磨的磨（在哥特語中作quairinus，在立陶宛語中作girnos），它們的名稱都是源自梵語中的kurnu一詞。
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原始的印度日耳曼族還不知道農業，即使知道，農業在其經濟中也僅居非常次要的地位。
因為，如果農業當時占據的地位與後來在希臘人和羅馬人中占據的地位同等重要，那麼它在語言中一定會留下更深的印記。
另外，印度日耳曼族的房屋和茅舍建築在以下名稱中得到了證實：在梵語中作dam（as），在拉丁語中作domus，在希臘語中作domos；在梵語中作vesas，在拉丁語中作vicus，在希臘語中作oikos；在梵語中作dvaras，在拉丁語中作fores，在希臘語中作thura；而且，帶槳小船的建造有小船的名稱為證：在梵語中作naus，在拉丁語中作navis，在希臘語中作naus；槳的名稱，在梵語中作aritram，在希臘語中作eretmos，在拉丁語中作remus，tri-res-mis；用車和動物拉車運物，在梵語中作akshas（車軸和車），在拉丁語中作axis，在希臘語中作axon，am-axa；在梵語中作iugam，在拉丁語中作iugum，在希臘語中作zugon。
表示衣物的詞，在梵語中作vastra，在拉丁語中作vestis，在希臘語中作esthes；還有表示縫補和紡紗的詞，在梵語中作siv，在拉丁語中作suo；在梵語中作nah，在拉丁語中作neo，在希臘語中作netho，這些詞在印度日耳曼族的所有語言中都是相似的。
然而，對于更高層次的技藝&mdash&mdash織布，就不能如此斷言了[5]。
學會用火烹制食物和用鹽調味，是印度日耳曼族從原始時代傳承下來的方法；同樣，人們最早用金屬制造器具或裝飾品的技藝也是如此。
至少在梵語中出現了銅（aes）和銀（argentum），或許還有金的名稱，在人類懂得提煉和使用礦石之前，這些名稱是不可能出現的；梵語中的asis和拉丁語中的ensis實際上都顯示了，人類在原始時代已開始使用金屬武器。
我們還發現，印度日耳曼族各國最終所賴以發展的基本觀念也可追溯到這個時期，如夫妻的相對地位，氏族制度，家長的祭司制度，獨特的祭司等級以及各種姓的劃分的缺失，奴隸制度的合法化，每逢新月和月圓之時公開舉行的審案日。
另一方面，積極組建政體，解決君主與地方之間、王室貴族世襲特權與公民在法律上的絕對平等之間存在的争議，都是後來才開始的。
科學和宗教的一些要素甚至也有同源的痕迹。
數字從一到一百都是相同的（在梵語中作satam，ekasatam，在拉丁語中作centum，在希臘語中作e-katon，在哥特語中作hund）；月亮在所有語言中的名稱都是由于人們靠它計時而得來的（mensis）。
神的概念本身（在梵語中作devas，在拉丁語中作deus，在希臘語中作theos）與許多最古老的宗教和自然象征概念一樣，都屬于各民族繼承的共同遺産。
例如，人們将天奉為萬物之父，将地奉為萬物之母；諸神在節慶日乘坐自己的戰車，沿着平坦的道路在各地巡視；認為人死後，靈魂會繼續存在于世上，這些都是印度、希臘和羅馬神話的基本觀念。
恒河上的一些神靈的名稱甚至與伊利索斯河和台伯河信奉的神靈相同：希臘人的烏拉諾斯（Uranus）就是伐樓拿[6]（Varunas），他們的宙斯（Zeus）就是約維斯·巴特（JovisPater），狄斯匹特（Diespiter）就是《吠陀經》[7]中的朱斯庇達（Djauspita）。
近期對古印度神靈的研究，意外地使人們對希臘神話中錯綜複雜的形象有了一定了解。
頭發灰白、充滿神秘色彩的複仇女神（Erinnyes）[8]并非由希臘人創造，而是随着最古老的移民從東方傳播過來的。
神聖的印度獵犬薩羅摩（Sarama）為天神守衛着金色的群星和陽光，并替他把天牛，即滋養萬物的雨雲聚集起來擠奶，它還忠實地帶領去世的虔誠信徒前往極樂世界。
這個神靈在希臘人那裡卻變成了薩羅摩的兒子薩羅梅耶（Sarameyas），也就是赫爾梅耶（Herme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