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民族節日 羅馬舞台
在古代，藝術的發展，尤其是詩歌的發展，都與民族節日密不可分。
羅馬公社的感恩節，在前一個時期主要是在希臘的影響下，進行慶祝，并且是第一個被視作與衆不同的節日，即大賽會或者羅馬賽會。
到了本時期，這個節日的慶祝時間變得更長，娛樂方式也更加多樣化。
最開始慶祝時間隻有一天，後來在羅馬紀元245年即前509年、羅馬紀元260年即前494年和羅馬紀元387年即前367年這三次大革命後每一次都增加一天，到了本世紀末，慶祝時間已經延長到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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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更重要的情況：顯赫專席的民選行政官被委托籌備和監督節日的慶祝，此後，感恩節便失去了它與衆不同的特色，也不會讓将軍在慶典上宣誓，在每年的一系列節日慶典中，感恩節位居第一。
政府仍然堅持慣例，允許表演活動，比如二輪戰車車賽是慶典的主要活動并且是賽會的壓軸活動。
其餘的幾天，群衆也可能自己進行一些别的娛樂方式。
唱歌的、跳舞的、走鋼絲的、變戲法的、扮小醜的諸如此類的表演者，不管是否被邀請，每逢感恩節都會出來表演。
大概在羅馬紀元390年即前364年，發生了一個與延長節日時間有關的重大改變。
在節日前的那三天，政府會在競技場搭建一個舞台，專門為民衆的娛樂提供場地。
為了使事件在掌控範圍内，政府為節日的花銷得控制在200000阿斯（2055磅），直到布匿戰争，這筆預算也沒有增加。
執政官如果想要增加開支，那他就得自掏腰包，但是這種現象并不常見，就算有，金額也不大。
這個舞台也深受希臘的影響，比如說它的名字（-scaena-，-skene-）。
當然舞台最初是為樂師和表演小醜各種活動建造的，其中還有随着長笛翩翩起舞的，最為出色的應該是來自埃特魯裡亞的舞者。
不過，很快羅馬有了一個公共舞台，并向羅馬詩人開放。
民謠歌唱家 民謠 批評藝術
在拉丁像這樣的民謠歌手有很多。
拉丁&ldquo行吟詩人&rdquo或者&ldquo民謠歌者&rdquo（-grassatores-，-spatiatores-），他們一個小鎮接着一個小鎮，一家挨着一家去表演他們的歌曲，還會伴着長笛翩翩起舞。
當時存在的唯一衡量标準就是神農體（Saturnian），歌謠幾乎都沒有特别的背景情節，也不是對話的形式。
我們隻能把它們想象成單調的民謠或是蜘蛛舞，有時是即興創作，有時是娓娓道來，現在，在羅馬旅店裡我們還仍能聽到。
這一類的歌曲，較早期就在公共舞台上表演，慢慢發展成羅馬戲劇的雛形。
這是羅馬戲劇的開端，和其他戲劇的萌芽期一樣，一開始地位不高，并且非常明顯地遭到诟病。
十二銅表法反對那些無意義的歌謠，對念咒語、寫文章諷刺國人，或者去平民百姓家門口唱歌的會處以重刑，也禁止葬禮上雇傭女人哭喪。
比法律約束更嚴重的是，藝術初期在道德上并不被接受，甚至被詛咒，思想狹隘的人一本正經地批判這種輕佻的并以營利為目的的做法。
加圖說：&ldquo詩人在早期并不受人尊敬，如果誰成為一名詩人或者經常出沒于宴會，會被認為不務正業。
&rdquo
想要靠舞蹈、音樂、民謠掙錢的人都飽受恥辱，因為世人對他們都非常鄙視。
戴着面具扮演一些固定的角色，這是比較常見的娛樂方式，也被視作年輕人的消遣方式，如果有人為了錢，不戴面具就上台表演，會被認為是不知羞恥。
歌手和詩人就被劃分到跳繩及醜角一類。
這一類人被監察員鎖定，他們甚至不能參軍也沒有市民大會投票權。
此外，城市的警察有權掌控整個舞台，同時這也說明一個問題，這一時期的警察對職業舞台藝人已有管制權。
警察官員會在表演結束時，給表演評分，表現得好的，會被獎以美酒，但表現不佳者會被懲以鞭刑。
所有的城市官員可以不分時間，不分地點，讓表演者承受皮肉之苦，或者實行監禁，都是合法的。
這種做法無疑會讓舞蹈、音樂、詩歌的舞台表演受到限制，如果表演者落入市民底層之手，或者落入外籍人之手，後果更是嚴重。
這一時期的詩歌仍然微不足道，不能吸引外國藝術家的眼球。
另一方面，在羅馬，所有的音樂，無論神聖還是通俗，都有埃特魯斯坎人的神韻，拉丁的長笛一度擁有很高的地位，但到這一時期，長笛的地位已被外國音樂所取代。
關于詩歌的著作沒有任何提及。
不管是面具表演還是舞台朗誦都沒有固定的文本。
相反，很多時候都是表演者根據場景即興發揮。
這一時期的唯一的著作則是《工作與時日》[2]，内容是關于農夫對兒子的訓誡。
這本書和上文提及的阿皮烏斯·克勞迪亞斯的畢達哥拉斯的詩歌，被視作羅馬仿效希臘詩歌的開端。
這一時期的詩歌幾乎都沒有流傳，除了一兩篇農神體的碑文。
羅馬曆史著作
和羅馬戲劇的興起一樣，羅馬的曆史著作也在這一時期開始萌芽，這兩者都是對當時重大事件和羅馬公社早期曆史的記載。
地方官員的檔案集
當時曆史的撰寫與地方官員的檔案編輯密不可分。
追溯到最古老的檔案集，晚期的羅馬人可以看到這些資料，我們也可以間接看到，大概始于對庇托爾山朱庇特神廟的記載。
檔案記載了從執政官馬爾庫斯·赫拉修斯之後的每一年的公社長官。
執政官馬可·赫拉修斯在位期間，修建廟宇，在九月十三日将此廟獻給神靈。
在普布烏斯·賽維利烏斯和盧基烏斯·埃布提烏斯（據估計羅馬紀元291年即前463年）當執政官期間，在一次重大瘟疫的時候立下誓言：每滿一百年，就要在卡庇托爾神廟的牆上釘上一顆釘子。
之後，羅馬負責測量和撰寫的官員，換句話說，就是大祭司（pontifice），記錄每年政界主要官員的人，還要把年曆和早期的月曆、日曆相結合。
後來，這些日曆都被劃分到&ldquo吉日&rdquo名下，&ldquo吉日&rdquo是指适合開庭的日子。
在王政廢除不久後，這種安排就被采用了。
事實上，關于每年官員的記載是非常緊迫、非常有必要的，因為要決定官方文件的日期。
就算有這樣的關于執政官的檔案記錄，應該也早就被高盧人的大火（羅馬紀元346年即前408年）毀滅。
羅馬主教儀典書在大火中得以幸存，所以如果要繼續往前追溯，可以根據這部典籍來補充大祭司檔案。
我們現在擁有的元首名單，雖然沒有記載什麼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族譜方面，但也借助了貴族族譜加以補充，而且從一開始，其内容都是基于可靠的資料，這一點是無須懷疑的。
它的曆法年度不夠完全，也不夠精準：因為執政長官就職不是在新年，也不是固定在哪一天。
相反，出于各種原因，執政官的就職時間也會随之變化，而且兩任執政官交替之間常常出現空窗期，如果按照任職年度來計算的話，這段時間是不算在内的。
相應地，如果曆法年度按照執政官的任期來衡量的話，那就有必要标明每一任的入職、離職時間，空窗期出現的話也要标明，當然也許早期的時候也有這樣做。
除了這個，每一年的官員名單還根據曆法年度做了調整，每任官員都有對應的曆法年度。
如果名單太多，那就會增加一個年度，然後會在後面的圖表中用數字379、383、421、430、445、453等标注清楚。
從羅馬紀元291年即前463年開始，羅馬的官員檔案記載都是與羅馬曆法吻合的，盡管有些地方不夠詳細，有些不夠完整。
曆法年度的記載本身就有缺陷，不過還好都在允許範圍内。
47年之前的相關信息已無法考證，但至少大方向還是正确的。
從編年史上來看，羅馬紀元245年即前509年以前的資料已無處可尋。
卡庇托爾時代
沒有形成用于平常使用的紀元法，但關于宗教方面的事務，他們會從卡庇托爾山朱庇特神廟的祭祀之前進行推算，也是從那一年官員的名冊開始有了記載。
編年史
很自然地，連同長官的名字和長官在位時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一并被記錄在冊。
在長官目錄後附上相關的記載，這就是羅馬編年史的開端，就像中世紀編年史興起于附在複活節表上的備忘錄一樣。
直到大祭司編制了正式的編年史（liberannail），所有的長官名字和大事件都逐年被妥當地記錄在冊。
在羅馬紀元351年即前403年6月5日的日食之前，也有可能是羅馬紀元354年即前400年6月20日之前，根據編年史，并沒有由觀察而記錄下來的日食情況。
從羅馬紀元5世紀初開始，關于人口數量才有了健全可靠的資料。
對人們的罰金懲處案件、公社的奇異事件，在羅馬紀元5世紀的下葉才在編年史中有了記載。
所有編撰一部有條理的編年史的參與者，或者與編年史有關的記載，也或者對早期長官名單的更改（前文已解釋過），為了便于編年史的方便，都要增加一年，即閏年，這種情況在羅馬紀元5世紀上葉就發生了。
從它被固定下來之後，大祭司每一年都要記載大規模的活動，殖民，瘟疫，饑荒，日食，轶事，牧師或其他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