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gium）和塔倫圖姆（Tarentum）的企圖，顯示了其勢力之強大及目标之所在。
與這些企圖并行的，是他們對此區域海上貿易的壟斷，使外國人及其屬民都不得染指。
對迦太基人而言，隻要能有助于他們達到目的，即使采用暴力手段也在所不惜。
地理學之父埃拉托色尼[37]（Eratosthenes，羅馬紀元479&mdash560年即公元前275&mdash前194年）生于布匿戰争時代，他曾斷言駛向撒丁或加的斯海峽的外國水手，若落入迦太基人之手，則一律被投進海中。
事實與之完全相符。
羅馬紀元406年即公元前348年，迦太基所訂立的條約宣稱，西班牙、撒丁和利比亞的港口對羅馬商船開放，而根據羅馬紀元448年即公元前306年的條約，迦太基卻禁止羅馬船隻行駛于這些港口，隻有迦太基港例外。
迦太基地方行政委員會的體制
亞裡士多德在第一次布匿戰争開始之前50年去世，他曾說迦太基的政體是由君主制變為了貴族制、或傾向于寡頭政治[38]的民主政體。
治國理政之權立即轉歸元老會議所有，此機構與斯巴達[39]的元老院（gerusia）類似，由公民每年選出的兩名國王和28名元老所組成，元老似乎也是每年由公民選舉。
這一機構是處理國事的主要機關，如籌備戰事、征兵入伍、任命将軍、指派若幹名元老以輔佐将軍（副将通常從其中選出）；公文也是呈遞給元老院。
在這個小議會之外是否另有大議會，我們無法确定，但即使有，也不會占有重要地位。
國王似乎沒有特殊的影響力，他們主要充當最高裁判官的角色，而且往往以此為名（shofetes，praetores）。
将軍的權勢較大。
與亞裡士多德同時代而年齡略長的伊索克拉底[40]（Isocrates）曾說，迦太基人在國内實行寡頭政治，在戰場上則實行君主政體。
因此，羅馬作家稱迦太基将軍是獨裁者，這一說法可能是正确的。
不過跟随将軍的元老至少必定會限制他的權力，并且在他卸職後還須接受正式的考核，這是羅馬所沒有的制度。
将軍的任期并不固定，正因如此，他無疑與每年一任的國王有所不同，亞裡士多德也曾表述過兩者的區别。
然而，迦太基人數職集于一身的情況并不少見，因此一人兼任将軍與國王也不足為奇。
士師[41]
但元老院和行政官隸屬于一百零四人團（取整數稱為百人團），又名士師團，這乃是迦太基寡頭政治的堡壘。
在迦太基的原始體制中并無這種組織，但與斯巴達的民選五長官[42]（ephorate）一樣，它起源于貴族對政府中專制分子所做的反抗。
由于賣官鬻爵現象的盛行，且最高會議的人員較少，迦太基一個富可敵國、位高權重的家族&mdash&mdash瑪哥家族，在平時和戰時都意圖獨攬迦太基的行政權和司法權。
大約在羅馬的十人執政時期，這種情形造成了體制的變革和新組織的設立。
我們知道，曾擔任法官的人都有資格選入士師團，但候選人必須經過一個自選的五人會（Pentarchies）的甄選。
士師雖然依據法律應年年改選，但實際上卻長期或甚至是終身任職，所以希臘人和羅馬人經常稱他們為&ldquo元老&rdquo。
其中詳情雖不甚明了，我們卻能清楚地知道這一組織的性質，它是貴族聯合選舉出的寡頭組織。
這可由一個孤立但十分典型的實例加以證明，即迦太基人于公民所用的普通浴室外，還有專供士師使用的特别浴室。
士師原來是作為政治陪審員而設立的，他們有召見将軍的特權，情況所需時可傳訊國王和元老，而主要是在将軍卸任時對其進行清算，甚至是處以死刑，手段極為殘忍暴虐。
當然，在這種例子中，行政官員若受其他組織的控制，則受控制者的權力必将轉移到控制者手中。
我們不難了解，一方面士師團是如何幹預一切政事的（例如元老會議先把重要文件遞交給士師，然後再提交給人民），另一方面，國内的控制是何等令人生畏，它論功過行賞罰，以緻迦太基的政治家與将軍都不敢為所欲為。
公民
迦太基的公民，盡管不像斯巴達的公民那樣對國事抱消極的旁觀态度，但他們對國事的實際影響力似乎也是微乎其微。
在元老的選舉上，公開的腐敗已成為常規。
推選将軍時會征詢人民的意見，但那隻是在由元老提議且推舉已畢後所做的樣子而已。
其他問題也是在元老認為适宜或無法達成一緻時，才會告知人民。
迦太基沒有設立具有司法權的人民大會。
公民無權可能主要是由其政治結構所造成，曾提及過的迦太基群衆協會與斯巴達的Pheiditia類似，大概是由寡頭政治操縱的組織。
另外甚至還提到了&ldquo自由民&rdquo與&ldquo勞工&rdquo的區别，我們由此可以推論後者的社會地位較低下，或許與奴隸相差無幾。
政府的角色
綜合種種因素觀之，迦太基的政體似乎是個資本家的政府。
這是在迦太基這樣的社會中自然産生的結果，因為這個社會沒有富裕的中産階級，隻有在城市中朝不保夕的無産群衆和大商人、大農場主，以及上流階級的監管人員。
通過派遣沒落的貴族到屬國擔任課稅員和督察，以剝削屬民從而求财緻富的制度，是腐敗的寡頭政治一貫的特征，這在迦太基也屢見不鮮。
亞裡士多德認為這是迦太基政體得以持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直到他的那個時代，無論是起于上流階級還是下層階級，在迦太基都沒有發生值得一提的革命。
群衆一直無人領導，因為執政的少數人能夠用物質來收買一切有雄心壯志或窮困潦倒的貴人，并通過選舉時的賄賂或其他方式，令他們滿足于得到一些殘羹冷炙。
在這樣的政府的統治之下，必然會産生提倡民主的反對力量，但在第一次布匿戰争時，這種反對力量還比較微弱。
到了後來，由于受到戰敗的影響，反對黨的勢力開始不斷擴大，其速度比同一時期羅馬民主勢力的增長速度要迅猛得多。
人民大會開始對政治問題做最後的決定，打破了迦太基寡頭政治無所不能的态勢。
第二次布匿戰争結束之後，漢尼拔建議百人議會的議員不得連任兩年，迦太基這才開始實行完全的民主制度。
在迦太基當時的形勢下，這确實是唯一能夠拯救它的方法。
反對黨受到強烈的愛國心和改革熱情的驅使，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的社會根基早已腐爛。
見多識廣的希臘人曾将迦太基的公民與亞曆山大城的人民相比較，認為他們完全是烏合之衆，因此理應沒有權勢。
那麼，我們便會産生疑問，迦太基的革命又有什麼益處呢？因為迦太基人自己就是革命興起的源頭。
迦太基的首都及其權勢
就财政而言，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迦太基都在古代各國中位居第一。
根據希臘首位史學家的證明，在伯羅奔尼撒戰争[43]時代，這個腓尼基城市的财力優于希臘所有國家，其收入與波斯大王不相上下，波力比阿斯（Polybius）稱其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
迦太基人非常精于農業，與後來的羅馬一樣，将軍和政治家都積極參與農業實踐和農業教育，迦太基人瑪哥的農業論著可以證明這一點。
該論著後來被希臘和羅馬農民奉為合理耕種的金科玉律，不但被譯為希臘語，還由羅馬元老院下令将其編為拉丁本，并官方推薦給意大利的地主。
腓尼基農業的一個特點就是與資本密切聯系：腓尼基人務農的一句首要格言就是&ldquo一個人所得的土地切不可超過其有能力耕種的範圍&rdquo。
由于利比亞實行畜牧經濟，因此盛産馬、牛、綿羊和山羊，其物産之豐富，正如波力比阿斯所說，在當時是任何國家都無法與之媲美的，這為迦太基人創造了很大的優勢。
在土地的耕作方面，迦太基人為羅馬人之師，他們還将利用屬民的方法也傳授給了羅馬人。
迦太基人利用這種方法間接地收到了&ldquo歐洲最佳部分&rdquo和北非最富裕地區（如畢查基第和小錫兒第河等地）的地租。
在迦太基，商業被視為高尚的事業，船運和制造業也因商業而繁榮起來，即使僅順從自然趨勢，商業每年也為那裡的居民帶來豐厚的收益。
我們在上文提及過迦太基人如何巧妙地運用日漸擴大的壟斷制度，不僅獨占了西地中海的對外貿易活動，而且操縱着内陸的商業活動，東西方之間的運輸業越來越集中于這一港口。
如後來的羅馬一樣，迦太基的科學和藝術似乎主要受到希臘的影響，但它們并未受到人們的忽視。
腓尼基有相當多的著作，迦太基城被征服後，人們在那裡發現了甚多珍藏的藝術品（不是由迦太基人所創造，而是從西西裡的廟宇中掠奪來的）和許多藏書。
但迦太基人的智慧也是為資本服務的。
在其所有著作中，農學書和地理書占有顯要地位，如前面提及的瑪哥農業專著，以及艦隊司令漢諾沿非洲西岸航行的記錄。
後者原以公衆名義置于迦太基一座神廟内，其譯本至今尚存。
甚至說到某些成就的普及，尤其是外國語知識的傳播[44]，當時的迦太基人可能幾乎與帝國時代的羅馬人不相上下，這也證明迦太基人使希臘文化得到了實際的運用。
要想對這古代倫敦所積累的資本有一個明确的概念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可以從幾件事略窺其大概：盡管迦太基用于整軍備戰的花銷較大，在管理國家财産方面既欠妥當又無信用，但其屬民的供奉和關稅卻足以支付所有支出，因此無需向公民征收直接稅。
再者，即使在第二次布匿戰争以後，國家損失慘重，其日常費用和每年需納給羅馬的48000英鎊仍可不需征收任何賦稅即足以付清，隻是在财政管理上要稍緊一些。
與羅馬講和14年後，迦太基竟提出要将剩餘的36期賠償款一次性付清。
但能表明迦太基财政優勢的并非隻有歲入的總額。
在古代大國之中，我們發現隻有迦太基具有後來進步時代的經濟原則。
據說迦太基向外國貸款，在錢币制度上，除用金銀之外，還有一種本身并無價值的代用貨币，這種貨币是古代其他地方所沒有的。
事實上，如果政治化為一種商業投機，則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比迦太基經營得更加出色。
迦太基與羅馬的經濟之比較
現在，讓我們将迦太基和羅馬的國力做一比較。
兩者皆為兼營農業與商業的城市，此外便沒有其他産業了。
兩者的藝術與科學基本都處于次要地位，且都具有實用性，隻不過迦太基在這方面要優于羅馬。
在迦太基，富豪強于地主，而在當時的羅馬，地主仍然強于富豪。
雖然迦太基的農業家普遍都是大地主和奴隸主，當時的羅馬公民則大多數都仍然親自耕種田地。
羅馬人大多擁有财産，因此都是守舊派；迦太基人則大多沒有财産，因此既渴望富人的黃金，又易于擁護民主人士要求改革的呼聲。
在迦太基，商業大城所獨有的富裕生活早已盛行，而羅馬的風俗和警察制度仍遵循往日嚴謹節儉的作風，至少在表面上看來是如此。
當迦太基的使者從羅馬回來時，他們告訴其同僚，羅馬元老之間的關系之密切簡直超乎想象，一套銀器竟足以供整個元老院使用，不論使者受邀到哪一位元老家中，看到的都是同一套銀器。
這一譏諷足以表明兩者的經濟狀況是何等不同。
政體之比較
兩者都是貴族政體，士師會統治迦太基，元老院則統治羅馬，兩者采取相同的警察監管制度。
迦太基的統治機關對行政官員嚴加控制，并絕對禁止公民學習希臘語。
凡與希臘人交往，必須由公定的譯者進行翻譯，這與羅馬政府制度的精神相同。
迦太基的國家監管制度殘酷而嚴苛，幾近愚蠢；與之相比，羅馬的罰款與審查制度顯得寬容且合理。
羅馬的元老院是向有傑出才能的人開放的，它最能代表人民，因此能夠信任人民，也無需對那些行政長官心存畏懼。
但迦太基的元老院卻是建立在政府以猜疑态度監察行政的基礎之上，且隻